大金国志/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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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孙，太子允恭长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身长八尺，隆凖龙颜。大安年间，有长人见，语大兴府百姓曰：“丰王宜王燕。”既而不见。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献新君。”置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东海既崩，纥石烈执中，召番汉群臣共议所立。时亲贤凋落，乌陵用章聂希古以为丰王，珣乃世宗长孙，既亲且贤，且有符兆，以次当立。时丰王长子谭哲马见在京，乃以符宝付之，迎立丰王。九月九日，丰王至燕京，执中率百官迎拜于道，遂立为帝。甲申，即皇帝位，改至宁元年为贞祐元年，降允济为东海郡侯，拜执中、太师、元帅，领三省事，封泽王。是时大军至紫金阁，距燕京二百里，执中欲诱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击之。大军破𣵠易至皂河西，欲渡桥，执中方病，足乘车督战。大军失利，翌日再战。执中疮甚不能出，乃遣左监军果高乞以乣军五千拒之。失期不至，执中欲斩之，主以其有功，谕免死。执中益其兵，令出曰：“胜则赎罪，败则杀无赦！”高乞出战，自夕至晓，忽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举目，大军乘风纵火驰击之，高乞军大溃。自度必为执中所杀，遂引糺军围执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杀之，退诣应天门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尽收执中弑逆之人杀之，拜高乞平章军国加枢密大使。于是大军元帅围燕京，大军别徇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时太白经天。是年宋遣使真徳秀来贺登位，李𡌴来贺，正旦至盱眙而还，国乱故也。

贞祐二年，正月，宋何九龄谋取金秦州，大败而还。是时，大国执盛所将者，降人杨伯遇乃蔚州吏，刘伯林乃集宁县射士，同汉军四十六都统及大项军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其时，中原诸路之兵皆签往，山后一带防遏无兵可守，悉签乡民为兵，上城守御。防古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都邑一鼓而下。自去岁十一月至今岁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惟大名、真定、青、郓、邳、海、沃、顺、通州有兵坚守，不能破。时大军又约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派州锺维县北岸有三骑渡淮而南,出文一囊,绢书地图一册云,来通南宋请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杨安儿者,李全之妇翁也,见金人政乱,起兵叛之,蹂践山东数都,依山负海,时出时入。大军既围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东地,诸盗往往应之。

三月,复围燕京,京帅乏粮,军民饿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议和,索公主及护驾将军十人、“细军”人,从公主童男女各五白,彩绣衣千件,御马三千匹,金银珠玉等物甚众。又请左丞相完颜福舆以为质,主皆从之。使来选女,时公主见在者者七人,(求)东海郡候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郷其国遥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帅惟围燕之久,未尝虏掠，欲得犒军金帛，主亦从之。大军北归居庸关,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狭隘,李雄聚兵数万欲邀其归而击之,时完颜福舆在军中,传主主命:“已南北讲和,不许擅出兵!”于是无敢动者。大既过关,尽驱山东、两河少斯数数十而去。主召雄归,加镇国上将军。燕京乏粮,遣李雄往涿州督运,大军邀诸路夺其粮,雄被杀。京城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胜计。

大名守余崇义奏乞迁都,有旨集议于明阳殿。嗣庆王琮、嗣安王仲谓燕京规模壮大,不可轻迁,完颜宇、乌陵用章曰:“皆忠献佐太宗,灭辽平宋,故建京,以龙朔上国为根本,改置五京,东西南北道〔里)〕适均。虑南宋有取河南山东之心,每视之为度外去来之物。其临终,付嘱于忠烈士,盖以江南为虑。及废刘豫、以其地归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诱引南兵，为取江南计也。谋既不济，乃复故土。控压中外，莫过于中京。今上国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邻为敌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岂壮大之势，尚复泥古而不知变通，余崇义之奏迁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议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与宋夹攻耶律约事定之后，以燕京归宋。耶律既灭，太祖便令如约，忠献爱其山川广袤，风土坚悍，力劝自取，太祖不从微服以往，归谓忠献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辈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张庆之曰：“与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无以应。律明曰：“他处不知如何，中京断不可留。”聂希古曰：“今河东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东有东平，河南有汴京、洛阳，陕西有永兴，此八处，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贫，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计；永兴西迫夏，东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中。间崇义葺理颇有规模，亦可倚恃。”嗣庆王琮曰：“今弃燕京而去，祖宗山陵尽在此地，若有残坏，公等何面目以辅人子孙？”张庆之曰：“太祖葬长白，今已隔绝，卢龙诸陵，若边镇得人，亦可无患。为人子孙，以不坠宗祀为本。若大军复至，京师必危，血食尚可忧，况陵寝乎？”中书舍人孙大鼎曰：“中京便令不可迁，亦须暂迁避，俟势稍定然后再为迁都计。”久之议终不决。

夏五月丁丑，太白经天。

十八日内出手诏曰：“国有大事，谋贵佥同，我太祖效文王之兴岐，居龙朔以有天下。忠献继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诸侯。顷岁多虞，兵端未巳，臣邻思久远之计国人怀本土之思，盍各进言，以图长策。”是日，集议于秘书省。嗣王三人既承诏，皆无语。枢密承旨、提举军器完颜宗鲁首议曰：“盘庚迁亳不可效袭，平王迁洛愈见衰微。我国家以雄强战斗，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远窜梁魏，以此保国，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敌亦能往。今外人徒见画河之议，欲自燕而南迁，谓舍河北以厌其欲。则河南、山东可为国家久计。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庙、社稷之重，与国家死守，立于百战之间，得胜势则因机兴复，否则固守京都，转输于中原，使远近犹知我为雄强之国。臣以为，有中京则有河北河南，无中京则河北不可保，河南岂能独立乎？”时枢密乌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谓得有人助，中京不必迁动。聂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诸公各思为社稷计，勿怀已私。”用章本无他意，首言曰：“中京当迁，已无可议，今惟议所都之地也。”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著作郎雍迪曰：“枢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复近北地，中山犹燕京也，皆不可。永兴太远，惟大名、汴京、洛阳可耳，惟上所择。”参政费歆曰：“汴京为四通八达之衢，梁宋地平，赵氏居之，至宣和事体可见。然彼所以居者，资给东南六路漕运，今我何仰邪？不若洛阳为天下中，犹有险固可守。”聂希古曰：“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诚可都也。但洛阳宫阙废坏，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则国力不支。若止于因仍，又非所以为帝王之宅。汴京宫阙昨自炀王缮修之后，今犹坚完。气势差壮，权时之宜，惟汴则可。”侍郎宫孝迪终以汴京迫近南宋，为不宜都。直学士孙大鼎曰：“太宗之初平宋，也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毎有故国之思。深切虑之，岂是不要邪？今日之事，则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韩侂胄为鉴，谁敢议此？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聂希古曰：“众议纷纷，惟白上以定。”都于汴,众犹以宫孝迪之言为然。

是年，帝命遣使往宋，督二年岁币。宋臣真德秀请绝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

时直院孙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时，（事）势亦异，论事不如论意。切思太宗命庄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献再往，极其智巧。胁之以威，诱之以术，夕虑朝行，谋始谨终。考其设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诱之使至，始行废夺。召其群从子弟布置耳目，搜录无遗，惟惧颠木之有由蘖。终将为国之害。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军既返，宋号复兴。天时方暑，未可回辙。秋风稍劲，忠献以三千骑径由山东以趋淮甸。至扬州，垂得而复失。续遣忠烈王越江穷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胜负相当，势始可虑，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陕西是为故区，忠献惧亟取则百姓难于政化，故先立张楚，次立刘齐，若果争必，取则复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谋未尽行，忠烈继之，锐意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其将兵于平地。彼保江则河必虚，彼若不守河，是我尝归之，彼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其主。此其二也。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乌绅忧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赵鼎、张浚则志在于复雠。韩世忠、吴玠则习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遂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后方行册立，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务令断绝，后患永无，此其三也，即此三策，百年赖之谓。先朝视河南为度外之去来，岂不厚诬于先帝？盖不都中京，则故辽之地难定，不防卫于河南、秦洛，则河北陕西之地难保。今中原之规模既失，惟有经画两河犹不失为曹魏、元魏之时。”聂希古读其疏于帝前，帝曰：“当何如？”乌兰用章曰：“朝臣谓外敌虽强，若力战以守中原，则河南、北皆为臂指之用。是护胸襟以保心腹，此一说也。大臣侍从谓兵凶战危，万一失利，则社稷可忧，不如迁避，以图万全，此亦一说也。二说各有利害，惟圣意决择。”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议，正要臣等与陛下断决,若如用章两可之说,殊未知其意。矣昔庄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归。次年忠献王倾众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药师、耶律乾忠议之，忠献以箸条三策，谓宋帝若率其至要亲属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拣退老弱，收集精兵，委弃罗郭，坚守内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优游不决，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复议遣一将屯睢阳，断东南之援。药师曰：‘南家皆是书生，少帝复无英断，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尝怜之，不谓（大朝）今日有此。北军已动，那时莫道臣不曾说。因下殿拜，求罢。”帝令内侍扶上，用章曰：“圣驾一面迁动，臣等自当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驾到所在，大军亦来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国力不赡，使敌军倘至此，当思万全之策，不可侥幸。”帝曰：“卿等且退，待朕今夕思之。”众遂退，帝御膳罢。帝诣蓬莱阁观音祠烧香，过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过，逐之，各登树而走。内侍曰：“几日此物甚多，有戏舞于宣华殿前者。”帝拊髀曰：“怪变如此，不去可乎？”时宫殿妖异多此类。明日，帝以怪变谕执政。会河南路统军布萨齐锦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聂希古袖出敕命，乞降诏，令大名留守余崇义、汴京留守完颜成章、河内都运向琬装备修内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计度人夫车马。上蹙额可之，仍命参知政事胥鼎为沿路排顿使。其侄霍王从彝者力谏曰：“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帝曰：“燕京乏粮，不能应办今暂住南京，佚一二年间粮储丰足，复归未晚也？”从彝乞自督运，帝不从。从彝忧愤成疾而卒。时五月甲戍也。

辛巳，降旨，会三省及禁中存留文书，并秘书省蓬莱院、贲文馆书籍，计用三万车，犀玉、玛瑙等器，计用骆驼三千头，先发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辞陵寝，帝躬祀显圣宫，启发神主圣像，酹爵，后皆泪泣。翼日，令百官家属、亲王宗属皆行。出宫女二千四百人，凡三卫兵卒之无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诸郎将及其子弟。诏户部领度支杜棐，内都知省余士侃、畿内都转运李之才护递金帛。以聂希古提举行宫一行事务，乌兰用章总领宿卫，以完颜昌为大兴尹兼留守。二十八日，驾兴，昌送于南顺门外十里，伏地不能起，帝令扶之。且劳曰：“卿家曾大父是开国元勋，卿父复死国难，宜竭力捍御，使此行无后顾忧。”昌拜泣，几恸。帝亦挥泪，三卫近侍莫不流涕。昌复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辞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专行。”许之。驾至涿州赵何献顿食，凡二千舆，上令分赐。

九月二十九日，驾至易州。翌日，至沧、景，中山守郑之卲来迎驾。

十月一日，驾幸中山府舍，郑之邵空诸寺观，至者如归。是晚，完颜昌奏到，言：“蒙古军将动，游骑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得中山之兵可以协力。”诏太原帅完颜直出兵，与岚、代兵戍飞狐口，盖防燕山闲道移河东也。初二日午，驾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帅余崇义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张琚来迎驾。将及相一百里，崇义至，拜伏道左，遂驾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天寒，参政张庆之与直学士院聂崇朝、颜叔靖登铜雀台，饮酒赋诗，为侍御史李彪所弹，各罚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华知大名府，余崇义昭文馆大学士、成德节度使、右仆射。诘朝，崇义正谢讫，与聂希古、乌兰用章奏，言：“完颜成章在汴排办粗定，滑州诸处节节皆有候顿，自此平达，驾宜少留。应百官、宗室、亲王家属、图书、财宝、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间与泽、潞相近，大行诸盗不可不防，请先遣上国兵防护济河，俟到诸处，仍发回护驾，不可无大臣一人先行。”帝令用章、窦耆年先往，且欲更进位号。用章曰：“臣已过分，乞到汴随例。”乃止除提举，一行事务耆年副之。即日辞。是晚，完颜昌奏言：“蒙古军至昌平复回，谍言在顺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岚、代入河东，以迫乘舆。臣已报完颜直。力守南北二关。遂如所请施行。”

驾留大名府凡几月，复自大名路由新卫州渡河，穆日华办治河船，凡四千艘，饮食饼饵，皆先备办，众咸称之。驾及济南岸，滑守率官僚来迎，忽闻河东忽递报云：“蒙古军声言二十万，昼夜南来，过城不攻，乞敕河东诸军及河南州郡早为防备。” 二十四日，驾入汴京城。

十一月朔，入宫，百官班贺。翌日，肆赦，仍降罪已诏，略曰云云：“一人无良，万方何罪？兴言及此，流涕奚从？朕方图大以宅中，期与更新而休化。刘伯林、李斌、杨安儿、王燕、张耀等或尝经任使，或曾令征行，偶此失图，遂迷故道。朕念先王之兴起，尚合南北为一家，胡为今日之纷张，遂化仇雠于同轨？倘使幡然顺命，必将加以厚恩。朕不食言，尔当敬听。”

初七日，又下诏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龙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谋资南北之士，不惟择能任事，而亦立贤无方。朕属兹艰难，多凭忠义云云。”逮兹三十年之间，科举一遵于彝制，胡为四百州之广，任使屡病于无人云云。”“已敕攸司，精于选士，凡在见闻，咸思奋起。”次日，有旨令张师颜等分别文籍、书画、图史、彝器各如旧制。汴中吏民指车叹曰：“恰去九十年，谁知又归此邪？”十一日，锁院聂希古迁太傅、魏国公，余崇义迁太保、郑国公乌兰用章迁太保、卫国公，张庆之特进、濮阳郡公。自余加恩，皆准赦文所降。自发燕京，前后制诰皆孙大鼎及卢之宪二人。是夕草制罢，大鼎在玉堂有诗，翌早举似鸿胪卿。雍孝孙孝孙戏之曰：“闻有润笔，不到罚钱。” 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司天监郝世才本辽臣也，精于天文地理，忠献攻讨，每携以行，所言皆验。谓“燕京土燥山远，水泉不润，可以威守，难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祸变必作。又泰和有童谣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迟留。’至此，燕京王气耗竭。”其言验矣。

八月，蒙古军复围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军金银等物，帝皆与之。冬，燕京糺军叛，与蒙古军围燕京。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复经天，九月，太白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