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漈遗稿/卷二
集三百六十涧总而为一，故有无穷之流；断大川之流析而为二，故有无穷之泽。此邦民贫，不任竭作，兴木兰之役者，有长乐郡之二人焉。始则钱氏之女，用十万缗，既成而防决；次则林氏之叟，复以十万缗，未就而功隳。钱氏吐愤，遂从曹娥以游；林叟衔冤，徒起精卫之忿。自兹以还，兴作乏人，惟增望洋之叹，莫克水滨之问。且遏长江之势，使洪澜怒涛不得东之，岂人力也哉！熙宁初，有季长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称，有此志矣。天降异人，曰冯智，日贳酒于其家，三年不索酬。将行，曰︰“当与子遇于木兰山前。”长者先斯而俟。乃授以方略，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图苍龙以贻长者，投二盒于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黄石之素书；衣履不沾，又见葛公之涉水。长者于是依竹为堤，功成不爽。镵石为楹以为御，距楹为障以为潴。雍川之陂，循南以济，相其高下，釐为三洫，使无偏注。行五十馀里，达于海。涉海为四斗门，以御蓄泄。凡溉田万顷，使邦无旱暵饥馑之虞，百年于兹，故长者得以庙食焉。山岳之摧，由于朽壤；江海之注，竭于漏卮。绝兴一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岸而东奔，重渊如勺，鱼鳖焉依。三衢冯君元肃，适以斯时至。凡川泽陂池之事，一时画究。谓︰“马伏波所过州县，必留心灌溉之利，况吾丞是邑而专是职乎！木兰之陂，吾不得以后时。”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从事，九旬而成，不愆于素。举锸成云，决渠成雨，父老载涂，式歌且舞。木兰兆谶者二，曰“逢竹则筑”，又曰“水绕壸公山，莆阳朱紫半”。举一郡之水，此水为多；画一邦之利，此利为溥。使万井生灵，免于沟洫，则冯丞之续为可书。其辞曰：南标铜柱，已仆风埃；北勒燕然，又蚀莓苔。孰若贾渠难湮，召埭不朽！惟川泽之功，与天地为长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缘。肇于道猷，成于寂然。木兰之陂，辱在冯君。伊昔甚伟，于今有芬。呜呼！源清流长，千载融融。君子之泽，不可终穷。
陈君举曰：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尝观之《诗》，刑政之苛，赋役之重，天子诸侯朝廷之严，而后妃夫妇衽席之秘，圣人为诗，使天下匹夫匹妇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启天下轻君之心。然亟谏而不悟，显戮而不戾，相与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离。盖其抑郁之气纾，而无聊之意不蓄也。呜呼！诗不敢作，天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呜呼！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祸速而小，民之祸迟而大。而《诗》者，正所以维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正月十一日，兴化军草莱臣郑樵昧死百拜，献书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1]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所以古今之书，稍经耳目，百家之学，粗识门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偿一。不图晚景，复见太平。虽松筠之节不改岁寒，而葵藿之倾难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2]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古以来未之闻也。臣窃见兵火之馀，文物无几。陛下留心圣学，笃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东观，于是内外之藏，始有条理，百代之典，焕然可观。臣伏睹秘书省岁岁求书之勤，臣虽身在草莱，亦欲及兹时效尺寸。顾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图书，若有若无，在朝在野，臣虽不一一见之，而皆知其名数之所在，独恨无力抄致，[3]徒纪记之耳。[4]谨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各有彝伦；大篆梵书，亦为厘正。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欲以纤尘而补嵩华，欲以涓流而益沧海者也。念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书辨讹》，作《诗传》，作《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议》，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梵书编》，作《分音》之类。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春秋列传图》，作《分野记》，作《大象略》；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草木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采治录》，作《畏恶录》。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图书志》，作《图书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二三年间可以就绪。如词章之文，论说之集，虽多，不得而与焉。柰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沦亡，子姓亦殇，惟馀老身，形影相吊。若一旦倏先朝露，则此书与此身俱填沟壑，不惟有负于平生，亦且有负于明时。谨缮写十八韵，百四十卷，恭诣检院投进。其馀卷帙稍多，恐烦圣览。万一臣之书有可采，望赐睿旨，许臣料理馀书，续当上进。微臣遭遇右文之，宁无奋发之情！使臣得展尽底蕴，然后鹤归蕙帐，狐正首丘，庶几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为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圣慈特赐睿览。臣无任瞻天仰圣泪切屏营之至。臣樵昧死百拜进。
樵自读书螺峰以来，念无半席之旧，又无葭莩之馀，虽辱君子特达之知，欲再通起居，又不敢也。乃者蔡丈郎中以礼部内幅相示，不谓平生有此遇也。谨历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负寸阴者以陈也。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扰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仲尼之道，传之者不得其传，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诗》耳。故欲传《诗》，以《诗》之难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书》。其曰“成书”者为自旧注外，陶弘景集《名医别录》而附成之，乃为之注释，最为明白。自景祐以来，诸家补注，纷然无纪。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及诸方家所言补治之功，及诸物名之书所言异名同状、同名异状之实，乃一一纂附其经文，为之注释。凡《草经》诸儒书异录，备于一家之书，故曰“成书”，曰“经”。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经纬以成一岁也。弘景以为未备，乃取《名医别录》以应岁之数而两之。樵又别扩诸家，以应成岁而三之。自纂《成书》外，其隐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犹可惜也，纂三百八十八种，曰《外类》。三书既成，乃敢传《诗》。以学者所以不识《诗》者，以大、小《序》与毛、郑为之蔽障也；不识《春秋》者，以三《传》为之蔽障也。作《原切广论》三百二十篇，以辨《诗序》之妄。然后人知自毛、郑以来，所传《诗》者皆是录传。又《春秋考》二十卷，以辨三家异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异同之说，各立褒贬之门户者，乃各主其文也。今《春秋考》所以考三家有异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讹误耳。乃原其所以讹误之端由，然后人知三《传》之错。观《原切广论》，虽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说；观《春秋考》，虽三尺童子亦知三《传》之妄。辨大小《序》与三《传》之妄，然后知樵所以传《诗》、《春秋》，得圣人意之由也。[5]《诗》主在乐章而不在文义，《春秋》主在法制亦不在褒贬。岂孤寒小子欲斥先贤而为此轻薄之行？盖无彼二书以传其妄，则此说无由明，学者亦无由信也。自古立书垂训家，亦不讳其如此也。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6]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奈何后之浅鲜家只务说人情物理，至于学之所不识者，反没其真。遇天文则曰此星名；遇地理则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则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虫鱼则曰此虫名、此鱼名；遇鸟兽则曰此鸟名、此兽名。更不言是何状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虫、何鱼、何鸟、何兽也。纵有言者，亦不过引《尔雅》以为据耳，其实未曾识也。然《尔雅》之作者，盖本当时之语耳。古以为此名，当其时又名此也。自《尔雅》之后以至今，所名者又与《尔雅》不同矣。且如《尔雅》曰“芍，凫茨，蒺藜”者，[7]以旧名芍，今曰凫茨，今曰蒺藜，此所以晓后人也。乃若所谓“术，山苏”、“梅，柟”，此又惑人也。古曰术，当《尔雅》之时，则曰山蓟，或其土人则曰山苏也；古曰梅，当《尔雅》之时，则曰柟，或其土人则曰柟也。今之言者，又似古矣，谓之术，不谓之山蓟；谓之梅，不谓之柟也。今若以术为山蓟，[8]则人必以今术为非术也；以梅为柟，则人必以今梅为非梅也。樵于是注释《尔雅》。《尔雅》往人作，是其纂经籍之所难释者而为此书，最有机综。奈何作《尔雅》之时，所名之物与今全别，况书生所辨容有是非者，樵于所释者，亦不可专守云尔。故有此讹误者则正之，有缺者则补之。自补之外，或恐人不能尽识其状，故又有画图。《尔雅》之学既了然，则六经注疏皆长物也。自古笺解家，惟杜预一人为实当者，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惜乎不备者，谓其不识名物也。如五鸠九扈，皆不明言其物，只引《尔雅》为据。如四凶者，天下谓之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杜皆以理说之，穷奇亡穷而好奇，梼杌谓顽凶无俦匹之貌。樵初甚疑此，及见《山海经》，果有此等兽，乃知四者为恶兽之名，故时人所以比其人也。夫以杜预之识，一举不至，则有乖脱者如此，况他人乎？樵于《尔雅》之外，又为《天文志》。以自司马迁《天官书》以来，诸史各有其志，奈何历官能识星而不能为《志》，史官能为《志》而不识星，不过采诸家说而合集之耳，实无所质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说，传记其实而图其状也。地理家缘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以来，皆非制作之手，虽有书而不能，如无也。樵为是故作《春秋地名》。虽曰《春秋地名》，其实地理之家无不该贯，最有条理也。春秋地名外，又有郡县改更焉。夫人之所以为人者，精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圣贤得其用而为圣贤，愚昧失其用而为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言；目以接形，所别者文。学者乃能通此二歧，则无所不通矣。今世有韵书最多，学者不达声意之意；字书虽多，学者不知制作之意，樵于是为《韵书》。每韵分宫、商、征、角、羽，与半征、半宫，是为七音。纵横成文，盖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文之变，自古文籀体而变小篆，小篆变隶，隶变楷；又三代之时，诸国不尽同，犹今诸番之所用字，皆不同也。秦始皇混一车书，然后天下之书皆用秦体。以其体有不同，故曰辨体。学者所以不识字书义，缘不知正义与借义也。且如“主”字，本义则灯炷也，故其象灯炷之形。以为主守之主者，借义也。盖主守之主，与灯炷之主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义则小箫也，故其字从竹，从夭；以为笑语之笑者，借音也，[9]笑语之笑与箫笛之箫同音故也。[10]此之为借音。借义如恶〈曷各反〉恶、〈乌路反〉复〈房六反〉复〈扶又反〉是也。丑恶之恶，本义也，以丑恶则可憎恶，故为憎恶之恶。报复之复，本义也，以其有反报之义，故借为复再之复。此之谓借义不借音。如风虫之风，本义也，以其虫因感吹嘘之风而生，故又借为吹嘘之风。如疋足之疋，本义也，以足有迹象，[11]故又借为疋骑之疋。此之谓音义俱借。凡樵读书之注，[12]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与正体同音及同义也；言“或”者，借体及借义也。其字书谓字家之学，以许慎为象，有机有体。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状其形，所以昭其象。机者如一二三亖之文是也。体者，本无所取义，但辨异其体耳，如五六七八九是也。许慎实不知文有此也。字者，以母统子，则为谐声；子统子，母统母，则为会意。许慎之目立四，皆母文也。如草木之类，是母文矣。以“卢”附草为“芦”，以“狄”附草为“荻”，以“卢”附为“栌”，以“狄”附木为“梑”。卢与狄，但从草木之类而为之声音，不能自立体者，谓之子文。故五百四十之中皆无卢狄文也。此之谓谐声。凡从虫书有虫类，凡从皿者有皿类，凡从止者有止类，凡从戈者有戈类。虫、皿、止、戈，皆母文也。以“虫”合“皿”为“虫”，以“戈”合“止”为“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而取其意耳。二体既敌，无所附从，故不曰谐声而曰会意也。凡此，诸书文字之始、制作之由，其庶几矣。虽百家诸子、九流异端，皆不能惑仲尼之道也。又樵于《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呜呼叫器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营营之业，茕茕之志，幸礼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丈之命，谨内上《本草成书》五策计二十四卷，《外类》一策五卷，《春秋传》二策十二卷，《春秋》一策十二卷，《春秋地名》一策十卷，《辨诗序妄》一策百二十七篇。馀书或著而未成，或成而未写。如《韵目录》一卷，《诗传》四五篇，韵、字之书极多，虽二三人，亦未易得也。景韦兄过蒙参政之知，此皆礼部馀论之及也。文字别已久，为刘守交代次，往往无暇及此。近于六月末，方承文字，已遣人去潮，想归在旦夕也。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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