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事实/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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耤田
编辑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谓宰臣曰：“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耤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宰臣贺曰：“陛下亲发德音，躬耕以劝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备位宰辅，不胜庆幸。”乃下诏曰：“庶政之本，盖先于农；五礼之经，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兹道。朕祗若灵命，临拊万方，守积累之洪基，荷清宁之大德，然赖母仪训助，衡宰辅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职，是致九围静谧，百姓康熙。内惟凉薄之姿，敢怠寅威之戒，圜丘告类，虽屡展于国容，千亩躬耕，尚缺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东郊执耒之仪，宪度具存，典章咸备，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规，申命攸司，因时蒇事。恭惟皇太后恢宣圣范，保佑冲人，于兹十年，克成丕业，亦未尝亲诣太室，祗荐嘉羞，伸昭事之诚，答眷怀之祉，复以岁时大顺，宫寝肇新，元历载更，休祥沓应，顾兹缛礼，可举而行。朕则躬稼穑之艰难，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则谢祖宗之贶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经彜，庶永光于简册，爰伸诞告，用示先期。朕以来年二月内，择日行耤田之礼，兼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朕已禀奉慈旨，于耤田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其来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就耤田、恭谢宗庙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庙，亲享七室，礼成还宫[1]。上御天安殿发册，上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礼毕，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丙午，宿斋于东郊，日旁有黄云如龙凤。丁未，祀神农氏于坛，乃就耕位，执耜行耤田之礼。礼仪使张士逊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将耕终千亩，以劝天下之力农。”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2]，御亲耕坛，公卿以下执耒耤田，令奉穜稑之种，司农卿受而洒之，率属以终其事。还御正阳门，下制曰：“朕钦承皇统，遵奉母仪，底定万邦，勤劳一纪。阳郊严配，既屡展于孝思；储驾躬耕，尚未遵于祖则。是用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农坛，亲临帝耤，复慈闱之宪古，款清庙以谢成，圭瓒告虔，翚珩从献，乐崇九奏，礼备三牺，嘉夷夏之骏奔，感神灵之降格，威仪卒获，福禄来同。可大赦天下。云云。”宣制毕，百官称贺，上御天安殿，摄太尉吕夷简等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财用
编辑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议节浮费，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不急之用尔。国家当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可下诏申谕之。”六月壬戌，诏曰：“朕猥奉鸿业，深惟永图，恭己爱人，励精求治，欲素朴形于天下，风化始于朝廷，专命近臣，议去浮费。爰自乘舆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尽屏纷华，一敦简俭。若夫设官置吏，分总事联，经武制军，参处营卫，惟其廪稍之给，具载等差之常，务从定规，无或过议，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止。有馀积，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六月，诏诸路转运司：“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初谏官吴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犹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也。凡外灾则不书，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昭公十八年，书宋、卫、陈、郑灾，然则皆外灾也，所以书者，是亦承告之辞，而患难相恤之谓也。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鲁记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舒职事。’齐人归其玉而与之籴。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绝之也。战国之世，王道不绝如线，一有闭籴，而《春秋》诛之。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诏。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即宝胜、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
始益州豪民十馀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馀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掏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景祐三年，置监官二员轮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馀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曰：“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书，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馀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馀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馀。及其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钜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阯，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馀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少而税多；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多而税少。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馀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扰，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万馀，岁得钱数百万缗，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