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氏闻见记/卷二

文字

黄帝史官仓颉，观鸟兽之迹以作文字，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则谓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谓‘古文’者也。

古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推此六体，文字大端可得而见矣。《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即其事焉。

至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外六书之指。大篆亦名籀书，与古文并行。春秋之时，孔子之书‘六经’，皆古文也。其后诸侯不统于王，车涂异轨，文字异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又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约，谓之‘小篆’。于时狱官事繁，篆书不给，御史程邈有罪，系云阳狱中，变篆为隶，以从简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时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赵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简策所用。三曰刻符，施于符传。四曰摹印，亦曰缪篆，施于印玺。五曰虫书，为虫鸟之形，施于幡信。六曰署书，门题所用。七曰殳书，铭于戈戟。八曰隶书，施于公府。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

善长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馀同今书，故知隶书非始于秦世也。’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

汉兴，多因秦制，通行隶书，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学学书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郡太守，课最者以为书史。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并前《仓颉》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

王莽居摄，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颇改古文，别为六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古文之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书，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以书幡信也。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著为《说文》，凡五百四十部，皆从古为证，备论字体，详举音训；其鄙俗所传，涉于妄者，皆许氏之所不取。故《说文》至今为字学之宗。

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后魏杨承庆者，复撰《字统》二十卷，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凭《说文》为本，其论字体，时复有异。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外，复有《埤苍》、《广苍》、《字指》、《字诂》、《括字苑》、《字训》、《文字志》、《文字谱》之类，互相祖述，名目渐多。

汉代又有草书，故自仓颉至于汉代，书凡五变，所谓古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是也。

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白之属，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并见施用，馀多不行。

典籍

汉承秦灭学，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成帝时，秘藏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监李柱国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会群篇，著为《七略》，大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迁洛阳，所载经传二千馀两。明帝尤重儒术，尔后撰录，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际，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册文章，竟共剖散；图书缣帛，军人以为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才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长安之乱，一时焚荡。

魏时采掇亡书，藏在三阁，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簿》，秘书监荀勗分经、史、子、集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末，靡有孑遗。东晋著作郎李充，以勗旧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又造书目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梁初，命秘书监任昉于文德殿内集藏众书二万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绪更为《七录》，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伎术录》、《佛录》、《道录》。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馀卷。周师入郢，并自焚之。宋武入关，收其图籍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稍仅充实。尔朱之乱，散落复多。北齐迁邺，颇更搜聚。后周定目，书止八千，其后增至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仅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缣一疋，校写既定，本还其主。由是人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后，经籍渐多。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郑公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十存一二。其目录四部书，大凡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除亡书及删去浅俗无益教理者，见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书˙经籍志》。自后卷帙颇增。开元中，定四部目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

石经

后汉明帝时，公卿言《五经》駮异，请开吕不韦冢，是未焚《诗》、《书》前本。论者以为古缺。

神武作相，自洛阳运之于邺；至河阳，岸崩没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

隋开皇六年，又自邺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葺。隋乱，造立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魏徵为秘书监，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一作“秘”。）之本，犹存秘府，而石经自此亡矣。天宝中，予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呜呼！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初，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诏颜师古刊定，颁之天下。年代既久，传写不同。开元已来，省司将试举人，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互，辄以习本为定。义或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天宝初，敕改《尚书》古文悉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经典不正，取舍难准”，诏儒官校定经本，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参遂撰定《五经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学者咸就取正焉。又颁《字样》于天下，俾为永制。由是省司停约习本。

声韵

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

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以古之为诗，取其宣道情致，激扬政化，但含征韵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气，骨体大全，《诗》、《骚》以降是也。自声病之兴，动有拘制，文章之体格坏矣。

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者也。尔后有孙愐之徒，更以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殊不知为文之匪要，是陆之略也。

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属胡寇凭陵，拔身济河，遗失五十馀卷。广德中，为湖州刺史，重加补葺，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大历二年，入为刑部尚书，诣银台门进上之。奉敕宣付秘阁，赐绢五百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