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下放言

岩下放言
作者：叶梦得　南宋

卷上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古今学者皆以“放”为“置”，谓若默而不言者。余谓不然。古语“放”皆训“肆”，如“放心于利欲”之类，本无“置”义，逆命，虽音不同，亦直而犯上之义。盖前论柳下惠少连“言中伦，行中虑”皆有所择也。“放言”进于“中伦”；“身中清，废中权”进于“中虑”，言之自有中第次。念挂冠以来，口固未尝言世务，然亲友往来，儿辈环绕，耳目所及，何能自苦至于不言，亦任之耳，时时或自记录，因目之为《岩下放言》云。〉

《易》自孔子《大传》后未有敢言者，虽孟子亦不言也，不知《易》之大趣皆在老、庄、列寇三家，殆无一言不相合，世但见无所显言，遂概以为虚诞不可诘之辞，误矣。六经未尝言妙，惟《易》见而老氏首明之，此何道哉？庄周《逍遥游》第一说鲲鹏处，一部《易》正在其中，然未尝以《易》证者，乃所以为深知《易》也。至列寇始知于太始之上设太易，而论一之变，是因《易》意，然不若二氏之冥悟也。列子之书失于太肆。自杨朱力命之后，几不可读，亦何必至是。释氏于作、止、任、灭为四病，列子盖近于下二等，非不能知，盖不恤也，言亦不可。《易》之辨于此可见。

古语虽不同，或各从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备，假借用之，后有正字，遂别出。如“若”字训“顺”，未有“顺”字时，但言“若”；后有“顺”字，故言“顺”，不言“若”，初无二义，而后人必妄分别。《尔雅》训释最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间多是类《诗》中语，而取毛氏说为正，余意此但汉人所作尔。扬雄能识字，亲作《训纂》《方言》，《训纂》已不复见，而《方言》尚存，亦不为无意矣。然《太元书》作字奇险，多前此所无，其有据耶？抑扬雄自为之耶？有据当有所见，自为之则正字之外别为一字，乃与其以《太元》准《易》同一法门。扬雄言司马子长好奇，不知己乃好奇之甚者而未悟也。

“尧”“舜”“禹”“汤”四字初皆不可训释，若谓古语，后世不能尽通，则包牺为佃渔之始，神农为耕稼之始，少昊以木德，黄帝以土德之类，其义皆坦然易明，“尧”“舜”“禹”“汤”非氏即谥，岂容无说？今人但牵合强析之，非有传也，以此推之古字，何可自释？自文武成康之后，即渐显矣，然两汉以前人所命名亦多不可考。又如鲁隐公名息姑，宣公名倭之类，竟不知为何语。古礼：“子生三月而名”，最为重事。既冠而以字易名，必旁取其义，岂容率尔？若季路字子由，宰予字子我，冉耕字伯牛，与后世何异？言偃字子游，亦古者谓“<方人>”为游偃，同音通用。而冉雍字仲弓，端木赐字子贡，则又难尽推。是以学者不可不慎也。

古书多奇险，或谓“当时文体”云尔。《列子》字古而辞平；《老子》字与辞俱平，偶俪音谐，略同秦汉间工于文者，而视古则稍异。乃知奇险未必皆其体，亦各自其为之者。至《孟子》《庄周》雄辨闳衍，如决江河，如蒸云雾，殆不可以文论，盖自为其道出之。《商书》《伊训》《说命》等作非不平，而《盘庚》特异；周诗雅颂非不平，而《鸱鸮》、《云汉》二篇殆不容读，岂非系其人乎？使西汉之文不传后世，但见《太元》，谓西汉皆然，亦不可矣。文章自东汉后颇衰，至齐梁而扫地，岂惟其文之衰？观当时人物，立身谋国，未有一特然出群者，何以独能施之于文！至唐终始二百年，仅能成一韩退之，使退之如王杨卢骆之徒，亦不能为矣。

《楚辞》言“些”，沈存中谓梵语“萨缚诃”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语何，缘得通荆楚之间，此正方言，各系其山川风气使然，安可以义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语之辞，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绳绳兮。”以“兮”为终，《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以“只”为终；“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远条且”，以“且”为终；“棠棣之华，室是远而”“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为终；“既曰归止，曷又怀止”以“止”为终，无不皆然，风俗所习，齐不可移之，宋郑不可移之。卫后世，文体既变，不复论其终，为辞者类仍用“些”语已误，更欲穷其义，失之远矣。

苏子瞻好谑，一日与客集，有论林和靖诗偶俪精切，如用古人，不独取以相对，虽其姓名之字亦欲相对，如“伶伦近日无候白，奴仆当年有卫青”之类。子瞻曰：“吾近得一对，但未有用处。”或问之，曰：“‘韩玉汝’正可对‘李金吾’。”闻者皆大笑。唐人记：有问东方虬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数百年后对西门豹。”正类尔。今日有客来-云显官张九成，轻薄子或对以“柳三变”，亦的对也。

先事而戒为之“豫”，后事而戒谓之“犹”，“犹豫”本二兽名，古语因物取义，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后世沿习，但知其义，不知其物，遂妄为穿凿，未有不误者。《说文》“豫”本象之名，物大即处于小而见者罕，故有“豫”义，而“豫”之义不在“豫”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谓“豫兮若冬涉川”，冬而涉川，人所易见而可前戒者也；“犹兮若畏四邻”，四邻我所亲狎，可以无畏，而犹畏，则后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则不轻动，故二文又为疑辞。

人遇物应事，不可无素养，素养者（阙）则猝然自外至者不能为之变。《晋书》：“苏峻渡江，司马流之守江滨，忽闻其至，当食不知口。”处人事真有尔者，流何足语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当其卫，不亡何待！曹操是何等气宇人，与鲁肃议借荆州，忽闻震雷，遂失匕箸于地。论者谓出其不意，余谓不然。孟德固示惊怕意，当议时必有欺孙权者，有歉于中者。人无素养尚不足以处变，况所怀者先有以夺之乎！

老氏论气欲专，气至柔如婴儿；孟子论气以至大至刚，以至养而无害，则充乎天地之间。二者正相反。老氏、孟子俱可与至于圣人之室者，从老氏则废孟子，从孟子则废老氏，以吾观之，二说正不相妨，人气散之则与物敌而刚，专之则反于己而柔。刚不可以胜刚，胜刚者必以柔，则专气者乃所以为直也，直养而无害于外，则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者，当能如曾子之守约，约之至积而反于微，则直养者乃所以为柔也。故知道之至，到者本自无二，惟其运动如何，初不矜其同。如扬雄以气乃善恶之马，盖胸中愦愦，本自不了，欲言善则有恶，欲言恶则有善，故不得已而两存之，以罔后人，幸其或中。不知以善恶论气，此为何理？世陋三家村里老书生，殆雄之谓耶？

沈存中论日蚀正、阳之月，分正与阳为两月，盖取《尔雅》十月为阳，以正为四月纯阳，以阳为十月纯阴，不知独分此两月为何义。以为天灾也，则他月不为灾乎？以为当行礼耶，则他月不当行礼乎？考于《春秋》，日食三十六，皆用周正：四月者，六月也；十月者，十二月也。书六月者二，皆记鼓用牲于社；十二月者五，皆无闻焉。则岂十月同四月哉？正阳之言，鲁季孙之辞，古无是说也，其意盖以为惟此月当行礼，他月则否。余为《春秋传》固正。《夏书》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岂以四月乎？况《书》日食皆记天灾，而两六月独记“鼓用牲于社考”，正以鲁人用祀之非，且天灾有币无牲，不当用牲尔。当时固自有辨之者。正者，正也。若以四月纯阳为正月，则一岁而有两正，可乎？正阳不特不可分，虽四月亦不足名，君子所重惟畏天威谨邦礼而已。《诗·十月之交》刺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鬼”，但讥纯阴盛而于阳以为国鬼，若以对四月，则纯阳日虽食，而阳强不足以为鬼，必无是也。

孟子论布缕粟米力役之征，即《周官·载师》所谓“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也。此周公之法，而孟子独许用其一而缓其二，以为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安有周公之法而使民至此者乎？周公之为此，盖为井田设也，夫既以八家为井而人授之田矣，未有无田而坐食者。弃而不为，于是乎苦之。此非资其征以为利，迫之使反本也。当孟子时，井田废矣，阡陌皆入于兼并，民之无田者盖不胜数，此岂其罪？而周公之法独存，盖当诸侯假是以残民，岂知周公之意也哉？事不因时而徒泥于古，固不可，况其假为恶，世不可与之辨，则宁废周公之法可也。

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于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多寡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斛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斛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以妍为鬼，以鬼为妍，以美为恶，以恶为美，惟其所称，此亦学道之一警也。

法华人发古冢，得砖背有刻字曰：“晋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学博士，陈留郡雍北县都乡周墟里周閳，字道路；妻活，晋寻阳太守谯国龙堈县柏逸字茂长小女；父晋安成太守鹰扬男，讳蟠，字永时，皆镌成之同。”此周閳之妻，柏逸之女墓也。父晋安成太守鹰扬男，讳蟠者盖閳之父，故独称讳，但不知妻名活何义。字画极分明，无讹。其中无他物，惟得铜铫二，三足、螭柄，面阔四寸馀，深半之，作不甚工，野人来求售，余适得之。云：“尚有一石，台高二尺许，有花文，先为溪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绍兴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观之，殆朝暮耳。今吾复居于此，未知后七百八十七年来者复谁，亦可以为一笑也。

吾少受《易》先君，知为传注之学而已。中岁稍求老庄，而后知《易》之外有不谋而默契者。古之达人，其所至到无所不同，然亦但见其理，诚有是而未悟其得于心者。晚从佛氏学读大乘诸经，始廓然洞彻，知前所闻无一非真实语，既信之不疑，则日用践履亦无适而不与心会，虽欲俯而复从前日之言，有不可得者。今年夏，暑雨弥月，卧载欣堂，百念无复干其中，案头适有老氏书，偶取诵之，使模执笔在旁，时记其所欲言，不觉阅九日而终篇。盖余初未尝有意于言也，其间杂以《易》及佛书，口到即言，不复更有所择，或讥余不应如是，必有议于后者，余笑曰：“此犹求我于昔日之吾也，请以今吾为止。”

“秋云放雨静山林，诸壑相传共一音”，此王荆公诗，旧读但爱其清丽耳。今岁既多雨，经梅霖潦，甚于往岁。昨日过午，一雨忽如倾注，移时乃已入夜，既稍凉，枕几萧然，不觉睡，至鸡将鸣，窗犹未明，闻四山泉流并集，初隐隐，疑有雷，徐而听之，则高下远近互相参错，而各自为声，或如锺鼓，或如琴筑，或如战马之奔，无不可喜，始悟荆公诗良有味，不知公作此句时亦有同于余者乎？所谓“共一音”者，似不徒押韵而已，毗耶有以音声为佛事，此殆近之。

山中有竹数千竿，皆余累岁手植，但初得数十竿，旦旦观之，既成，不觉成林，无一处不森茂可喜，尝自戏善种竹无如余者。顷过吴江，以语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种，但得肥地，尽去瓦砾，荆棘深根，频以水沃取粪壤，更壅培，无不可活，不必择时。然取美观则可，如欲为用，不若瘦瘠地硗确。非人力所营，或崖谷间自生者，其质坚实而肉厚，断之如金石，以为椽，常竹十岁一易者，此必倍之。”吾居前后多竹椽，既归，一一验之，无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前种竹，初未得真竹，微份余不闻，君子哉若人。份为太学诸生，家故饶财，兵火虽多坏尽，所馀筑室，吴江道旁作圃，兼有湖山之胜，客至即饮之酒，不问识不识，人亦以此多附之，近邑之佳士也。

苏子瞻初未知有禅学，为凤翔府佥判，有兵官王凯者教之，始大知爱，时欧阳文忠公尚无恙，子瞻既不以疑其数为嫌，后为杭州倅时，过汝阴，反以此劝公，公笑而不答。凯，王铣之父也。舍欧公而从一兵官，可为豪杰矣。自是从辨才等诸人于杭州，所入益深，子由贬筠州监酒，时江西谈老，南临济禅盛，亦多有伟人，子由日从文关西寿圣聪游，自谓有得。余固不获亲闻二人之言，而阅其书多矣，质之近世为禅宗者，往往但许其高明善辨，而不许其真至，到此当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论理超胜，出入大乘诸经，无所留碍，诚为闳妙；子由勉作老子解，乃其心法，自许甚高，与其他解经不类，天下至理不为凝滞所隔，则为聪明所乱，二人后必有能辨之者。

王荆公再罢相，居锺山，无复他学，作《字说》外，即收藏经读之，虽厕溷间亦不废，自言《字说》深处亦多出于佛书，作《金刚经解》，裕陵尝宣取，令行于世，其馀《楞严》《华严》《维摩》《圆觉》皆间有说，意以尽其所言，至谓禅学为无有，其徒自作法门以动，世之未有知音者尔。晚清秀、圆通住蒋山，首出所作诸经解示秀，秀不之许，公不乐，秀亦弃去。后舍宅为寺，以文关西主之，未几，文亦封其所奏。紫衣师号制书不告而去，盖亦有不契。然荆公方有势位，且尔不少假二人，亦可谓敌，近岁盖未之见。或云非荆公无所得，盖二人自主张其教门，以为使世知，荆公以为然，则其徒无复可言，此亦不然。富郑公未尝识圆照，闻法容之言而心悟，既以告照，照即印《大善知识果》，但以主张教门为心，则安能使其传数百年而终不可泯乎？

怀禅师法嗣雪窦，治平熙宁间再振云门一派，弥望东南，至今不绝。初得法时，不告，亟去，雪窦自不知有此人。貌极眇陋，尝饲驴，为驴咬其鼻。始经无为军，铁佛即为雪窦烧香，寺甚弊，未甚知名。一日升堂，云：“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今时人学道至此方有少分。”传至于窦，惊曰：“吾乃有此人乎？”亟先以书通怀，方报之。夫语道而使授者不知，得者不有，此于庄周书寓言或有其人，秦汉后盖未闻也。怀高弟不可胜数，其最著者四人：惠林本、法云秀、天钵冲、长卢夫，所在皆为大宗师。得者既多，中间玉石不无相乱。近岁临济洞山，道复行江外，怀之传遂少衰焉，亦安知后不复有来者？乃知天下万事皆不能无弊，虽斯道亦然，既不可不广，亦不可不慎。要之，与其失之多，不若失之少也。雁影之言意是其得于怀者，今天下言禅皆以为口实。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元真子张志和《渔父辞》也。颜鲁公为湖州刺史时，志和客于鲁公，多在平望震泽间，今震泽东有泊宅村，野人犹指为志和尝所居，后人因取其“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语以为名此两间。湖水平阔，望之渺然，澄澈空旷，四旁无甚山，遇景物明霁，见风帆往来如飞鸟，天不上下色，余每过之辄为徘徊不忍去。常其西塞在其近处，求之久，不可得，后观张芸叟《南行录》，始知在池州磁湖县界，孙策破黄巾处也。苏子瞻极爱此词，患声不可歌，乃稍损益，寄《浣溪沙》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纱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黄鲁直闻而继作《江湖间》谓：“山连互入水为矶”，太平洲有矶曰“新妇”，池州有浦曰“女儿”，鲁直好奇，每以名对而未有所付，适作此词，乃云：“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子瞻闻而戏曰：“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志和得无一浪子渔父耶？”人皆以为笑，前辈风流略尽，念之慨然。山栖谷隐要不可无方外之士，时相周旋馀非鲁公，固不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与游也。

卷中

岩阳尊者尝问赵州：“不将一物来时如何？”州云：“放下。”著曰：“既不将一物来，放下个什么？”州云：“放不下时却将取去。”余读《庄子》，记南荣趎见老子，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瞿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南荣趎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吾谓此言与赵州正冥合，夫谓不将物来已将一物来矣。南荣趎不知有何事至赢粮七日七夜，无乃太气急生？宜老子之厌其人多也。庄周寓言无实，然亦善为戏矣。之人也，命之曰“南荣趎”，夫南矣，又荣焉，走而趋者，失与之俱而方自楚来，其挟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诘，然彼所谓“忘吾答而失吾问”者，疑亦有僴然而得于中者也。

庄周言万物出于机、入于机，自“得水为”而下“一二数之无不皆然”，此言兼载《列子》《庄周》书，有阙文，人读之多不能解。“得水为”上自有“蛙为鹑”一句，其义始可通，不若《列子》之详也。余居山间，默观物变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为百合，麦之坏为蛾，则每见之，物理固不可尽解，业识流转，要须有知，然后有所向。若蚯蚓为百合乃自有知为无知；麦之为蛾乃自无知为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时，蟠结如球，已有百合之状；麦蛾一夕而变，纷然如飞尘，以佛氏论之，当须自其一意念真精之极。因缘而有即其近者，鸡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鸡伏鸭乃如庄周所谓越鸡伏鹄者，此何道哉？麦之为蛾，盖自蛾种而起，因以化麦，非麦之能为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无论善恶，要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启自石出，此真实语。《金光明经》记流水长者尽化池鱼，皆得生天，更复何疑？但恐人信不及尔。

常上人来吾问：“如来会中阿那律多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聪，侥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此是根尘中来，谁复在根尘外？若言根尘中来，彼自无有，谁为受者？若言在外，我既无内，云谁为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则老氏言：“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犹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时，要须常体，当此一段事，无令泠地有人看见。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尝知有女色，早从刘海蟾学道，自言得长生之术，故末年康强精明，视听不少衰。六十后即兼穷佛理，然多从经论讲师，以分别名相为主意，将以儒释道通为一，其自著书号《法藏碎金》，累数万言，反复不出此意。书成继作《道院集》三卷。过八十又为《耄志》，馀书余不及见，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归要尔。妙湛师尝谓吾云：“江民表尝惜此公不一见，正明眼，每有遗恨。”然论其忠实和厚，无一点世间情伪处，则第一等人也。其子孙数世俞盛，天固有以报之。《法藏碎金》自记其所得处云：“耳中常闻天乐和雅之音，有不可胜言者，自见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类，数寸不违眉睫之间。”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则无是事，此诸人之所疑也。乃知脱粘除网大是难事，如此公果有未至，则他人可不勉乎！

韩魏公不甚言佛理，盖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欧阳永叔，势不得不然，每为人言：“自少至老始终所践履惟在一部《论语》中，未尝须臾敢离。”文若云：“公晚镇北门，已六十馀矣，玉汝为都转运使，公时多病，不甚视政事，数谒告家居，玉汝每携文若问候，至则直造卧内，几案间不见他物，惟一唾壶与《论语》耳。”乃信传者不谬，人果欲修身于《论语》，未论尽得，但能行其数十言，随人品高下大小，无有不为善人君子者，况略见其所，不可得闻者乎？吾尝为《论语释言》，未尝沿袭，徒为世俗传注，真欲有不愧所闻者，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更须要讲解，举足动步无所非当，用意常须痛自鞭策耳。

正素处士张举字子厚，昆陵人，治平初试春官，司马温公主文赋，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归，即不仕终身。元祐初，尝起为颖州教授，力辞不就，余家与之有连，故余冠得拜之。稍长益相亲，亦不以不肖视余，清通远略，不为崖异，与前此号隐居巷然自夸于俗者不类。士大夫既以相与推高，日款其门，随上下接之，无不满其意。贺铸最有口才，好雌黄人物于子厚，亦无间言，每折节事之，常称曰：“通隐先生。”余尝叩其弃官之说，子厚笑曰：“吾岂不欲仕者，初但以二亲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既亲没，则吾将老矣，欲仕复何为因循至是耳。”其言大抵若此。家藏书数万卷，善琴棋，日惟玩此三物，不甚饮酒。余得与之周旋，涉世以来，粗免大过，闻于子厚，为多大观。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适在翰林，蔡鲁公亦素知其为人，遂得赐号，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诸孙未闻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绝少。魏野以有闲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无闲也。

富郑公少好道，自言吐纳长生之术，信之甚笃，亦时为烧炼丹灶事，而不以示人。余镇福唐，尝得手书《还元火候诀》一篇于蔡君谟家，盖至和间持其母服时书以遗君谟者。方知其持养大概。熙宁初，再罢相，守亳州，公已无意于世矣。圆照大本者住苏州瑞光寺，方以其道震东南颖州，僧正容世号容华严者，从之得法以归，郑公闻而致之于亳，馆于书室，亲执弟子礼。一日旦起，公方听事公堂，容视室中有书柜数十，其一扃锁甚严，问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启闭，人不得与。”意必道家方术之言，亟使取火焚之，执事者争不得。公适至，问状，容即告之曰：“吾先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变，若不乐者，已而意定，徐曰：“无乃太虐戏乎？”即不问，自是豁然，遂有得。容曰：“此非我能为，公当归之。”吾师乃以书偈通圆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于道亦不尽废，薨之夕有大星陨于寝洛，人皆其见此，岂偶然哉？妙湛师为余言，亲得于其师小本，小本得其师大本云耳。

余中岁少睡，盖老人之常态，无足怪者，每夜寝过分，辄不能再睡，展转一榻间，胸中既无纤物，颇觉心志和悦，神宇凝静，有不能名者，时闻鼠咬，唧唧有声，亦是一乐事。当门老仆鼻息如雷，间亦为呓语，或悲或喜或怒或歌，听之，每启齿，意其亦必自以为得，而余不得与也。尝在颖州时，初自翰林免官，先君为倅归养居，后圃三间小室，旁无与邻，左右惟一黥，意况已如此，尝有诗云：“城头晓漏鸣丁丁，窗间月落却未明。衡阳归雁过欲尽，汝南荒鸡初一鸣。悠悠断梦了不记，草草微吟还独成。人生得意须几许，一睡稍足无馀情。”逮今四十年，了无异者，余每自料，非世间享福人，平生大得志处类不过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与波斯匿王论见恒河性，有味其言也。

世传神仙吕洞宾名岩，洞宾其字也。唐吕渭之后，五代间从锺离权得道。权，汉人，不死者。自本朝以来，与权更出入人间。权不甚灵，而洞宾踪迹数见，好道者每以为口实。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云：“近岁尝过城南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其一云：‘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唫飞过洞庭湖。’其一云：‘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时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吕始至时，无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颠徐下致恭。故诗云。”然先大夫使余诵之，后得李观所记洞宾事碑与少所闻正同。青蛇，世多言吕初由剑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气炼剑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盖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区区百骸，亦何足言，弃之则为佛，存之则为仙，在去留间耳。洞宾虽非余所得见，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惠远法师白莲社在庐山，东林会者佛佗耶舍佛陀跋陀罗、竺道生、慧持、慧叡、昙恒、道禺、道敬、昙诜皆浮屠；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皆居士，合十八人。初晋太元中为佛者，道安居泰山，远从之学，安以为高第，遣行其教，东南至庐山，乐之，因留不去。寺旧不甚广，元丰间，老南之徒常总主寺事总人物雄迈为其徒之杰，始出大鼎新之，雄丽庄严，遂为江湖间第一。而白莲社者，其遗迹尚在，余少屡欲往游，讫无因，今老矣，势必不能至，得李伯时所为图而爱之，常揭之壁间，意欲得僧俗间胜士十许辈，不必如远之数，追其故事于山间，有二泉，东泉为尤胜，储其下流，依山傍崖，为涧为池，亦多种莲，然三十馀年讫，无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涧壑，想见远时辄慨然如见其人。远社为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皆见《宋书·隐逸传》，风调请远，方知晋宋间风俗之衰，方外超出，绝俗之士，尚不乏如此，岂今而无之乎？第馀无以致之尔。顷蒙恩赐，寺号积善教忠，守其北墓，自闽还，规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居无一里，四山环集，两涧绕其旁，今渐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辈肯从之，终以成余志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汉间遗器，遭钱塘兵乱，尽亡之。后有遗余古铜鸠杖头，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为干，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亲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铜酒器，其首为牛，制作简质，其间涂金，隐隐犹可见，意古之兕觥。会余生朝，章亟取为余寿，余欣然戏之，曰：“正患吾鸠杖无侣，造物岂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随，往岁行山间，使童子操杖以从，殆以为观耳，未必真须此一物也。迩来足力渐觉微，每陟降殆不可无。时坐石间，儿子甥失辈环列于侧，辄倚杖，使以觥酌酒而进，即为引满，常亦自笑其癖。顷有嘲好古者，谬云：“以市古物不计直。”破家无以食，遂为丐犹持所有，颜子陋巷瓢号于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钱，乞一枚。”吾得无似之邪？

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观即是其处。余虽不及至，数以问湖湘间人，颇能言其胜事，云自晋宋来，由此上升者六人，山十里间无杂禽，惟二鸟往来观中，未尝有增损。鸟新旧更易不可知。耆老相传，自晋迄今，如此每有贵客来，鸟辄先号庭间，人率以为占。渊明言刘子骥闻之欲往，不果。子骥，见《宋书·隐逸传》，即刘𬴊之子，骥其字也。传记子骥采药衡山，深入忘返，见一涧水，南有二石囷，其一闭一开，开者水深广不可过。或说其间皆仙灵方药诸杂物，既还失道，遇伐木人，问径，始能归。后欲更往，终不复得。大类桃源事，但不见其人耳。晋宋间如此异亦颇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镇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顷罢镇建康，时往游三日，按图记，问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数，皆可名，然不至大，亦无甚奇胜处。而自汉以来传之，宜不谬。华阳洞最知名，才为裂石，阔不满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坛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岁刘混康尝得入百馀步。其言甚夸，无可考，不知何缘能进。韩退之未尝过江而有“烦君直入华阳洞，割取乖龙左耳来”，意当有谓，不止为洞言也。

孔子言：“仁者静，智者动”，吾观自古功名之士，类皆好动，不但兴作事业，虽起居语嘿之间亦不能自已。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锺山，每早饭已，必跨驴一至山中，或之西庵，或之定林，或中道舍驴遍过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复还。然要必须出，未尝辍也。作《字说》，时用意良苦，尝置石莲百许枚几案上，咀咬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即咬其指，至流血不觉。世传公初生，家人见有獾人入其产室，有顷生公，故小字獾郎。尝以问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晓，苏子瞻性亦然。初谪黄州，布衣芒履出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晚贬岭外，无一日不游山。晁以道尝为余言，顷为宿州教授，会公出守钱塘，夜过之，入其书室，见壁间多张古名画，爱其锺隐雪雁，欲为题字，而挂适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堕地，大笑。二人皆天下伟人，盖出于智者当尔。吾素颓堕，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乐其泉石，欲为藏书之所，日携数仆，夫荷锸持畚，平夷涧谷，搜剔岩窦，虽风雨不避，旁观皆以为甚劳，而余实未尝倦殆，其役于物耶？新居将成，颇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圣，虽动其何伤，其必有以养之而后不至于弊，因榜其厅事，东西两斋曰“近仁”，曰“近智”，而厅曰“乐寿”，非曰能之，盖虽老犹将学焉，又以戒为子孙者也。

李文饶《平泉草木记》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非吾子孙也。”欧阳永叔尝笑之，余谓文饶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后读《五代史》至张全义监军与其孙延古争醒酒石事，全义杀之，延古可谓克家之子矣。然以与监军，则违其戒，守其戒，则或因之以至于杀人。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饶而先悟，此岂直无以累后人亦当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见于诗咏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绍圣间春试，下第归道灵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病卧舟中，行橐萧然，闻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之贵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长四尺许，价当八百，取之以归，探己所有，仅得七百钱，假之同舍而足，不觉病顿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行此壑，刳剔岩洞与藏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岩洞殆十馀处，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数计，心犹爱之不已，岂非余之癖哉！赖晚粗知道文饶之病，则无复有客，欲得者皆听其自取以去，未尝较。尝戏谓儿辈云：“此不但吾无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尝不类尔。每以文饶之言观之，世间安得更有一物也。

孔子以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而一君，无所钩用。老子谓六经先王之陈迹，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鸠之相视，眸子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雌应于下而风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为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盖以类觉之也。自以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而老子可以化，此正今之所谓禅者。但言之不同耳。世语吾儒之言《易》则达，语佛氏之言禅则眩殆，其不自了而惑于名，故为佛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于老子而老子肯之，世岂复更有禅哉？吾尝谓古之至理有不谋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禅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终不可免于言，吾儒不得已则命之曰《易》，以其运转无穷而不可执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禅，以其不传而可以更相与也。达其不可执而眩其更相与者，禅与《易》岂二道哉。但不知二氏初何以不相为谋而表里如此，惟其道之一耳。此段老子先之以性不可易，命不可变者，此性命之真不可言传而语之者也。继之以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者，此其为不可执而可以更相与者也。孔子许颜渊曰：“其心三月不违仁”，而庄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复见老子”。盖古之论道者必以三月为节，天道一变也，言之同有至是哉？

卷下

杨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间隐士，朴居郑州，魏野居陕，皆号能诗，朴性癖，常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即跃而出，适遇之者无不惊。真宗祀汾阴过郑，召朴，欲命之官，即问：“卿来得无以诗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谬云：“无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诵之，曰：“更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做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帝大笑，赐束帛遣还山。野和易通俗，人乐从之游，王魏公当国尤爱之。野数相闻无间。天禧末，魏公屡求退，不许，适野寄以诗曰：“人间宰相惟三载，君在中书四十年。西祀东封俱已了，好来平地作神仙。”魏公急袖以闻，遂得谢政。朴死无子，而野有子闲，能袭其父，风年八十馀，亦得长生之术。司马温公陕人，闲死为志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无甚闻。然皆一节之士，世竟于进取者不可时无此曹，一二警励之，与指嵩山为仕途捷径者异也。

郎简侍郎，钱塘人，庆⒗间能吏，与杜祁公极相厚善。简长祁公十许岁，祁公以兄事之，既老，谢事，居里中，筑别馆径山下，善服食，得养生之术，即径山涧旁种菖蒲数亩，岁采以自饵，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时，祁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简数以书招祁公同处，不果往，然书问与诗往来无虚月。范文正知钱塘亦重其为人。会皇祐大享明堂，亟请召祁公为三老，以任参政，布及简，五更不报。简犹后祁公三四年卒，几九十，虽无甚显迹，然能善其身终始。祁公未尝轻与人，独重简为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处世何用事业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将有扰扰，用意营之者若是，安得自适于休静无事之地，或不免累于仕而不能去。余家先世与简有素，今日客有自径山来言菖蒲田，问之，儿子多不知其详，乃为语之。

余守许昌，时洛中方营西内甚急，宋昇以都转运使主之，其属有李寔、韩溶二人最用事，宫室、梁柱、阑槛、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阳内外猪牛骨不充用，韩溶建议掘漏泽人骨以代，昇欣然从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还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数百人讼于庭，冥官问状，寔言此非我，盖韩溶。忽有吏趋而出，有顷复至，过寔曰：“果然。君当还，然宋都运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风动其纸，略有“灭门”二字。后三日，溶有三子连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时已入为殿中监，未几，传昇忽溺不止，经日，下数石而毙。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诬者。是时，范德孺卒才数月，其家语余，近有人之郓州，夜过野中，见有屋百许间，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证狱”，问其故曰：“此范龙图治西内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会。有属吏往洛，余使覆其言于李寔，亦然。甚哉，祸福可不畏乎！余素不乐言鬼神幽怪，特书此一事示儿子，以为当官无所忌惮者之戒。

文潞公洛阳居第，袁象先旧基。屋虽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羡地数亩为园，号东田。日挟家僮数辈肩舆与宾客姻戚共游，无虚时。既罢遣声妓，取营籍十馀人，月赋以金，每行必命之执事，人以为适然。时公年已高，舍家居而适别馆，且未免平昔之好，则犹若有少劳者。杜祁公谢政不造宅，假官舍迥车院居之，积十年，薨于其中。余守宋时，尝往观，湫隘与编民不远，耆老犹指废屋三间为公之书室。公未尝出，亦不甚饮酒，客至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无客即静坐不闻人声，有间之者或赋诗，作草书，未尝不满也。一等贵人奢俭所享虽各适其性，然亦必自有赋之者，如潞公出入将相，穷极奉养而能安于约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则尤人之所难。然此但以俗人论耳，稍知道者则何有于是？潞公必不以其约自矜，祁公必不以其廉自异。晋人记有比王逸少兰亭于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尝梦见逸少也。

李习之学识实过韩退之，盖其所知者各异，退之主张吾道千载一人，而余为是言，固不韪矣。然余自不以为疑，曷不取其《原道》读之。醇粹而不杂，明果而不贰，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终，则得儒者之说，而苟知学孔子者皆能为是言。习之他文不多见而其《复性书》三篇于秦汉以下诸儒略无所袭，独超然知颜子之用心。若唐人之为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矫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习之坦然至到，盖二人之为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详者莫如《礼记》，《礼记》之言驳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与《大学》。退之出于《大学》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论正心、诚意曰：“古之为是者将以有为，今之为是者外其天下、国家而灭其天常。”盖以诫佛老意，谓绝仁义弃礼乐，皆以其庄语而不穷，其旨区区，以孟子、荀卿、扬雄为辨，则已下矣，故曰：“未至。”习之学出《中庸》而不谬其言，故论至诚，尽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于子思，子思推之至于孔子，合于《易》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颜子之不远复，为三月不违仁。卿与雄曾无足议，而退之之所未尝语也。故曰：“不谬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废，将以正人则不可无退之，将以自治则不可无习之。习之惟其所见者明，故其文章合处亦追迹退之，无甚愧。唐人记习之、退之侄婿似不肯相下，虽退之强毅，亦不敢屈以从己，弟子之者，惟籍湜辈耳。近岁无能知习之者，惟老苏尝及之，然止与其文辞，子瞻兄弟不复言。甚矣，学之难也。后必有与余同者，然后知余之言不谬。

凡人之生，不过出入二途，读庄生《达生》一篇使人意萧然，真若能遗其形者，出所以接物也，入所以养己也。周设为单豹、张毅二名，盖寓言。张毅张而与物敌，其走高门，县簿固然。“单”读当如丹朱之“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类之贼于内者祻必不在外也，则有心于出入者均不免于有累，不若忘其形而养其神。忘形则能遗生，养神则外物，不能于故物有馀而形不养者，声色臭味是也。形不离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过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说不以能弃事为贵，必使知事本无，而不足弃，则无与役于外，而形不劳矣。不以能遗生为难，必使知生本无，而不足遗，则无与累于内而精不亏矣。形与精相为表里者也，形全则精复，二者合而与天为一，则区区滞于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则独善其生而已，虽死可也。故继言合则成体，《易》所谓“精气为物”者是也；散则成始，《易》所谓“游魂为变”者是也。生则自散，移之于合而成体，死则自合，移之于散而成始，是谓能移，此与天为一，而非人也。老氏论“生之徒”，“死之徒”，与“动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晓，曲为异说，不知正谓其形而言尔。故河上公解以四支九窍之数，当之。不知此说自见《韩非子》，非与老略先后其书，人特谓之解老喻老，必不谬。吾为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盖为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徇之而死，其类虽不一，而自少而壮至老，无非动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爱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为单豹、张毅者也。

孔子与子贡、子夏言诗，皆曰：“起予”，而谓“始可与言诗已矣。”至于颜子乃曰：“回非佐我者也，于我言无所不说。”然后知颜子之异于诸子也。夫道不可言，言即非也。言且不可，而况有所不达而至于辨乎。然此非理之至到，而相与造乎忘言之域，未足以语。颜子于孔子既知其高可仰，坚可钻，又见其变化而在前后者，虽其欲从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谓卓，则颜子之于孔子，盖无不得矣，至之有深浅耳，此孟子所谓“具体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当于心，则安用于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闻者，文章而已，性与天道虽言之而不得闻，则吾何从可以与之言。夫闭其所不得闻而开其所能闻，则虽言固将有疑，而未遽达者，幸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喜而乐与之言者也。“起予”与“非佐我”于是乎辨。《庄子》记孔子见温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也？”孔子曰：“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此意正可与颜子之事相发。温伯雪子亦寓言也。温而曰雪，固妙矣。彼见之可以不言，则吾闻之亦可以皆说“然”。孔子以不容声而不言，颜子以闻其言而犹说，兹颜子之异于孔子者也。故继之言，步趋言，辨之同，而奔轶绝尘之异，正于一交臂而失之，乃子张、子夏则所谓：“谏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欤？

张芸叟侍郎，长安人，忠厚质直，尚气节而不为名，前朝人物中殆难多数。元丰中有事，西夏五路并入，时庙议经营久，既有定策，欲一举遂灭夏，五路帅鄜延种谔环庆、高遵裕、泾原刘昌祚其二人，河东王中正、熙河李宪、芸叟为高遵裕机宜，诸军皆听遵裕节制，师出，既无功，遵裕坐贬，有得芸叟军中诗上闻者，坐谤讪，谪监郴州酒。余先大父魏公适为湖南宪，倾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父，始终不少异，故先君与诸父皆得从其游。芸叟好古博学，喜为诗，然每皆有思致，缓而不迫，非徒为矫忿者。初谪时，言五路事者，其宾客各自为主，不同，芸叟每折中之，以故人皆不乐。会道中闻蛙声，乃有诗曰：“一夜蛙声不暂停，近如相和远如争。信知不为官私事，应恨流萤彻夜明。”荆公见而笑曰：“舜民此语不为过。”崇宁间以尚阝籍废居长安，关中人无贵践，以为父师。余季父官鄜州，特往过之。始当国者欲逐元祐人，召其腹心数辈，更相排击略尽。已而当国者自衰，复为召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应尔。”指其壁后题字曰：“亦尝见吾扇诗乎？”季父趣视之，则曰：“扇子解招风，本要热时用。秋来挂壁间，却被风吹动。”其诗大抵多类此。夜与栋等语，不甚悉其为人。前辈风流日远，后生不可不少知，因为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才六十馀，求宫祠归吴中，芸叟有送行诗，先君尝使余谨藏之，后为兵乱亡去。偶记其全篇，附之云：“把还使节请祠真，便作江湖暂退身。凭轼几州蒙惠爱，归装一味是清贫。相思欲控琴高鲤，卜宅须邀季子邻。不是谏章论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 吴下有乘鱼桥，云琴高生登仙处，故有控鲤之句。

前史载李广以杀降终不侯，广何止不侯，盖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狱有阴德，大其门闾而责报于天，如符契，然因果报应之说何必待释氏而后知也。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⒗间，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智，数通晓文法，尝为摄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时度王师必不能及，乃与党蒙干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为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从之，乃与干挟其酋领数十人皆至，杞大为宴犒，醉之以酒。已乃执于座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用是迁待制，帅庆州。未几，若有所睹，一夕，登圊，忽仆于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欧希范以拳击我。后三日竟死。杞有干，略亦知书，号能吏，欧阳永叔为志其墓。夫为将不得已而至于杀，彼自有罪，因不得辞，然既已降矣，何至残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计希范起盗贼，其杀无辜亦已多矣，然终不以相易，盖不可以欺行也。兵兴以来，士好功名，如杞所为而有异闻者间有之，余未敢以为尽信，而希范之传不可诬也，故余出入兵间十馀年，所将几十万，所平治不为不多，非特不敢为杞之为，固自不敢萌于心。幕府偏裨，数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谢之，今退老一壑，庶几幸无憾，不然既有希范之闻，亦安得不自疑也。

庄子记孔子藏书于周室，与子路谋，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归居，请试往因焉，孔子见老聃，不许，乃翻十二经以说。此段人多不能了，贵言传书，周尝论之矣。藏书者欲藏其言而废书也。然往周室，则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犹未定也，故与子路谋。凡《论语》载孔子与长沮、桀溺、晨门、荷之徒言，皆命子路，未尝及他人弟子，盖子路勇于有闻，欲行其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达此意矣。言聃免藏史归居者，子路以聃亦忘世而无言者也，故曰：“住因焉。”欲因聃以定其说也。老聃不许，聃岂真枯槁无言者哉。是故孔子复翻十二经以说。学者或以十二经为《春秋》，是矣。庄周尝两言《春秋》，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周于春秋。”知之亦深矣。老聃以为太谩而问其要，则以孔子为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经世也，故孔子复以兼爱无私为仁义者对，聃复以兼爱为迂，无私乃私，谓《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爱之，使是非赏罚一出于公，然不知有为之之迹。则若建鼓而求亡子反，所以乱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则仁义固存于其间，虽为《春秋》而无害大旨，以圣人之道在有心无心之间，蔽于有心者，翻十二经，固不可；蔽于无心者，虽藏书亦不可。仁义，无心于为则顺人之性，有心于为则乱人之性，老聃之免而归居，藏书不足以言之，故复以轮扁与齐小白之论终之。此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韩退之有《木居士》诗在衡州耒阳县鳌口寺，退之作此诗疑自有意，其谓“便有无穷求福人”，盖当时固已尸祝之矣。至元丰初犹存，远近祈祷祭祀未尝缺。一日邑中旱，久不雨，县令力祷不验，怒伐而焚之，邑争救，不听。苏子瞻在黄州闻而喜之：“木居士之诛固已晚矣。世间乃有此明眼人乎？过丹霞远矣。”然邑人念之，终不已。后有主是寺者，复以木仿其像，再刻之。岁仍以祀，或曰：“寺规：其祭享之馀自不能废。”张芸叟谪郴州，过见之，以诗题其壁曰：“波穿水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当日老翁终不免，后来居士欲奚为。山中雷雨谁宜主，水底蛟龙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有孙枝。”相传以为口实。余闻蜀人言：陈子昂，阆州人，祠子昂有陈拾遗庙，语讹为十姨，不知何时遂更庙貌为妇人，装饰甚严，有祷，亦或验。利之所在，苟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为妇人，勉应之不辞，矧木居士亦何为不可乎？闻者皆绝倒。

子贡告汉阴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机械则有机事，有机事则有机心。”子贡惧而惊，孔子以为假修混沌之术，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知其外。混沌之术云者，谓上古之世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俗，则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汉阴不能察此，是故一拂其意，遂至于忿然作色，则是非之辨已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乱于中矣。是以区区以抱瓮为事，终身役而不自知其劳也。师金尝语颜子以“子曾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昨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于人”，汉阴而知此，亦何伤于桔槔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