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烈论
汉室中叶，戎狄侵轶之患，边郡略无宁岁。兵连祸积，历世不已，天下以困，国用不足。榷酤租算之外，方许民间竭产助国，出金赎罪，货镪以为郎，以为经世之术，救弊之务。逮至桓灵之世，天子要之百万，然后用为三公。崔烈常以贿求备位于公辅。问其子“外以我为何如”，对以“铜臭”之说，垂于前史。
然近之人主，无桓灵之僻。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故中官以宰相为时货，宰辅以牧守为时货。铨注以县令为时货，宰相若干万绳，刺史若干千绳，令若干百绳，皆声言于市井之人，更相借贷，以成其求。持权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于科矣。争图之者，仍以多为愈。彼以十万，我以二十万；彼以二十万，我以三十万。自宰邑用贿之法，争相上下。复结驷连骑而往，观其堆积之所，然后命官。权幸之门，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论道，平治四海，调燮阴阳，为造化之主；方镇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庙社稷之重；刺史县令为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闻其谋，即皆贩妇之行。一钱之出，希十钱之入。十万者望二十万之获，三十万者图六十万之报。尽生民发肤骨髓，尚未足以厌其求。汉之亡也，人主为之。国家之祸也，权幸为之。或曰：“兆其衅者，崔氏之子。”为不朽之罪人乎？武帝开之于前，桓灵成之于后，以至今日，踵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闻教子以义方，不能遗子孙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禄之所获乎？不及于昆弟亲戚矣，不施于邻里乡党矣。其贿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远，不亦是乎？且桓灵之世，国家既危，丧乱日臻。烈能尽用以荣共身，他日之家牒且曰：“烈为相矣。”不如是，亦群盗之所夺，乃积之者过，非用之者罪也。被发而祭于野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无后乎？仲尼惧其徇葬，盖知防其渐之日也。明明天子，许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无异闻，贪荣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于亲戚，自图于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
有国家者，不以仁义，而务财利之道，许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许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国家者，不亦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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