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运动始末记/八

（一）袁总统逝世

袁总统自滇黔反抗帝制后，政务焦劳，军事外交尤形繁剧，公府中重要会议无不躬莅擘画，指示方针，虽其后帝制取消，而大局依然纷扰，且南省仍坚执退位之说，不稍让步，以故积劳成疾。五月下旬，即传政躬不豫，病象为夜不成眠，昼不思食，初犹力疾视事，其后日渐危重，叠经中西医生诊治，西医认为尿毒症，用穿刺手术治疗，亦未奏效，六月六日上午十时。遂尔逝世。闻五月杪病势加剧时，曾召段祺瑞、王士珍等政要诸人入内，自谓不愿再揽政权，交出善后数端，责令妥筹办法，俟筹备后即行辞职，惟所交之案，颇难筹办，同时复派代表出席于公府会议，提出继任交替、保证外交等项议案，飭令筹议。又闻弥留之际，告徐世昌等谓本无帝制自为之心，而左右之人混淆黑白，遂信为国民真意，南方要求退位，所以未允者，实恐全国大乱，因而分裂也。八日大殓，二十八日运柩归河南彰德，八月二十四日在河南安葬。当病革时，召武定军若干营入京，分驻各地，以资防护，五六等日，京城人民虑驻京军队哗变，甚觉恐慌，嗣得逝世之耗，尤为俶扰，物价骤昂，银根愈紧，迨黎总统就任，乃渐平定焉。

（二）黎总统之继任

黎副总统之继任，实规定于元年三月公布之约法及二年十月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中，而袁总统之遗令则谓：“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与帝国之传位遗诏相似，且所引者为三年五月公布约法会议议决之约法，而因此产生之大总统选举法，则规定副总统代行职权仅以三日为限，是此令不特有背法律，且与事实亦多矛盾也。黎总统于七日上午十时，在东厂胡同副总统私邸行就任礼，即日颁发就任之申令。

当袁总统未逝世以前，护国军既宣言认黎氏为大总统，京外要人亦多主张请黎氏依法代任，以挽危局，即袁总统当军事危迫时，亦有先行请假，由副总统暂代之意，故黎氏继任，舆情翕然，不特国民全体拥护，即外人方面亦皆表示欢迎也。

（三）黎总统继任后之政治施行

黎总统继任后，即日申令京外文武官吏均仍旧供职。十日，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原办事宜，归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分别处理。十六日，申令派出军队一律停战，克期撤退。十九日，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已结未结各案，交陆军部核办。

惟当日国民所希望者，为恢复元年约法及召集国会，欲政府速以命令宣布，而政府要人对于约法之主张，殊不一致 —— 有主张直捷恢复者；有谓三年公布之约法已成为法律，不宜以命令变更，须用法律手续恢复者；又有主张适用新法者，而以主张第二说尤为多数。于是拟令各省长官每省遣派代表三人来京会议，旋改为由各省于国会议员中选出三人，然均不果行。惟仅由段总理于二十二日通电各省长官暨岑春煊、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氏，略谓：“恢复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惟以命令变更法律，后患不可胜言。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煞，则一切法令将受动摇，故不能不再三审慎。”二十三日，复致电在沪议员，征求意见，嗣以各省覆电多主张以命令恢复，而梁启超、唐绍仪覆电谓：“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认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不能认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于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法，则元年约法为非法，故三年约法非特国人所不认为法，即今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者也”云云。驻沪议员亦覆电促以明令废止三年约法及附属诸法，同时总统府及国务院叠接京外催促恢复约法之函电，日十馀起，遂于二十九日，申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又令民国三年五月一日以下所有各项条约，均应继续有效，其馀法令，除有明令废止外，一切仍旧。同日申令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并裁撤参政院暨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撤销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十日，改任各部总长。

七月六日，改定各省军民长官名称 —— 各省督理军务改称督军，各省巡按使改称省长；废止颁爵条例、国贼惩办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纠弹法。八日，废止文官官秩令。十日，裁撤全国经界局，归倂内务部办理；改编拱卫军为陆军第十三师。十二日，申令释放政治罪犯 —— 所有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十四日，申令惩办变更国体始祸之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八人 —— 帝制祸首，人数颇伙，其最著者亦不仅八人，自黎总统继任后，南方各省要人均要求惩办，至是始明令宣布，仅以八人为限，且声明其馀一概宽免，然八人已先期避匿，故无一缉获者。十六日，废止报纸条例。十八日，废止官吏犯罪特别管辖令、官吏犯赃治罪法执行令、徒刑改遣条例及施行细则。八月十四日，申令各省省议会，定十月一日召集。

八月一日，国会开会，黎总统诣会补行就任之宣誓。先是滇黔起义后，前被解散及停止职务之两院议员，多聚集上海，拟在上海设立会议机关，此次续行召集，各议员多就近由上海至京，故国会得以如期集议。国会开会后，即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二年宪法委员会所拟之宪法为基础，开宪法会议讨论。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亦经大总统提出，两院先后通过，于是立法、行政两机关均完全成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