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

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増至二千六百五十馀万缗，嘉祐间又増至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缗，其后月増岁广，至熙丰间，合苖、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馀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馀万。

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淳熙末，遂増六千五百三十馀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之正赋也；其六百六十馀万缗，号“经制”，盖吕元直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馀万缗，号“总制”，盖孟富文秉政创之；四百馀万缗号“月桩钱”，盖朱藏一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増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馀万缗，宜民力之困矣。

景祐庆历绍兴淳熙盐酒税绢数

景祐中，天下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馀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馀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馀缗；和买绢二百万匹。

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馀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馀万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馀缗；和买绢三百万匹。

绍兴末：东南及四川酒课一千四百馀万缗；盐课二千一百馀万缗；折帛绢三百馀万匹。淳熙中，临安府城内外及诸县一年共收税钱一百二万馀缗，已当景祐四分之一。

两浙岁入数

祖宗盛时，两浙岁入钱三百三十馀万缗，而盐、酒、茶税十居其八，郡国支计皆在其间，时以为承钱氏横敛之政，故赋入视他路已厚。淳熙末，两浙岁输左内藏库钱至千二百万缗〈浙东：四百二十八万；浙西：七百五十馀万〉，而茶盐之利，隶于朝廷者不与焉。

东南折帛钱

东南折帛钱者，张本于建炎而加重于绍兴。祖宗时，民户夏、秋输钱米而已，未以绢折也。咸平三年，度支计殿前诸军及府界诸色人春冬衣应用布帛数百万，始令诸路漕司于管下出产地土应输布帛诸州军于夏秋税输钱帛物料辇运上京自此始以秋钱米料而于夏折绵绢料输之。闻诸父老，川陜四路，大扺以税钱三百文科折绢料一匹，此乃咸平之实直也。又有所谓和买绢者，大中祥符九年内帑灾，乃发镪下三司，预市绸绢，是时，青齐间绢直八百，绸六百，官给钱率増二百，民甚便之，自后稍行之四方。宝元后，西边用兵，国用颇绌，于是改给盐七分钱三分，至崇宁三年，改钞法，则盐不复支，而所谓三分本钱，州县亦无从出矣。建炎初，苗、刘作乱，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绸绢毎岁为一百七十馀万匹，乞令民户每匹折纳钱二千。”朱藏一为相，许之，东南折帛钱盖自此始〈三年三月壬辰〉。绍兴二年，秦桧为相，吕元直督军于外，户部请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又许之〈二年五月甲申〉，是时行都月费钱百馀万缗，财无所从出。四年，梁汝嘉在户部，乃令民输帛，毎匹纳钱四千或六千〈绸以十分为率，二分折四千，八分折六千；绢以十分为率，折纳五分，其二分折四千，三分折六千〉折帛钱自此愈重〈四年十一月甲午〉。九年，复河南，赦，遂减折帛钱，匹一千〈九年正月丙戌〉，其后又増之。十七年，始诏两浙绢绸每匹减作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每两四百。江东绸绢毎匹六千，绵每两三百。时东南诸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浙东上供八万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万二千淮衣，万六千；江东上供九万淮衣、福衣三万七千；江西上供五万二千淮衣，福衣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绢二百六十六万匹〈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淮衣、福衣五万三千，天申大礼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淮衣、福衣十三万八千，天申大礼八千；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淮衣、福衣十三万九千、天申大礼八千；江西上供三十万五千淮衣、福衣六万七千、天申大礼八千以上皆有奇。淮东天申大礼四万九百五十；淮西天申大礼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礼四百；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绫罗絁三万馀匹〈浙西绫八千七百、婺州罗二万、湖南平絁三千〉其淮衣、福衣、天申大礼与绫罗绸总五十二万匹有奇，皆起正色，其他绢绸二百五十六万馀匹，约折钱一千七百馀万缗，而绵不与焉。

两川畸零绢估钱

两川畸零绢估钱者，本三路纲也。方承平时，东西两川，每岁于二税及和买畸零绢内，起正色绢三十万匹，应副陜西、京西、河东支遣，谓之三路纲运。建炎三年，张魏公出使川陜，改理估钱，以给军食，西川每匹至为钱十一千，东川每匹十千。绍兴二十五年，锺世明奉诏裕民，每匹减一千〈二十五年七月丙辰〉。二十七年，萧德起为帅，又减一千〈二十七年三月甲申〉。其后节次减免，今犹输七千或七千有半。绍熙末，杨；侍郎辅总计，又权减一千，至今为例，两路见额理绢估钱二百馀万，实理钱一百七十馀万云。

四川上供绢绸绫绵绮

四川上供绢绸七万四千匹〈西路：天申大礼绢一万三千；东路：上供一万一千、天申大礼一万六百；䕫路：上供绢二万二千、绸三百三十、天申大礼七千；利路：天申大礼绢八千三百〉；绫三万四千馀匹〈东川：二万六千三百；西川：七千八百〉；锦绮一千八百馀匹叚〈成都路〉皆正色也。

两川激赏绢

两川激赏绢者，于建炎四年宣抚处置使司量宜于四川民户，劝谕令其等第输纳，以助给赏，凡三十三万馀匹，俟边事宁息即罢，不为永例，自后不复减。绍兴十六年，郑亨仲为宣抚副使，始减利路绢二万匹〈十二月戊戌〉。二十七年，锺郎中奉诏裕民，复减夔路绢九千馀匹，惟东西二川独存至今，遂为常赋。旧例：皆理正色，绍熙末，杨嗣勲总计，每匹但取估钱引三千，民甚便之。庆元中，司农少卿河间权安节总计，又权减一千，今以为例，凡两川激赏绢额理三千万匹，实理缗钱六十万焉。

两川绵估钱

两川绵估钱者，旧例：上三等户皆理正色，而下户每两估钱半千，所以优之也。杨嗣勲总计，始令当输正色者，毎两估钱引二分，而旧输钱者如故，是上户反轻，下户反重矣，至今犹然，其他绸丝绫，凡旧本三路正色纲视此而输其直。

西川布估钱

西川布估钱者，始天圣中薛田帅蜀，于成都府、卭、蜀、彭、汉州、永康军产麻六郡，岁市官布，毎匹给钱三百，以起上供及三路纲运，是时价值颇优，民乐与官为市。至熙宁间，物已贵，于是每匹増价至四百，然始以等第配率，及军兴以来，遂改理估钱，以赡大军每匹至为钱三千，后节次减免，至庆元初，每匹犹理二千或一千七百。三年，袁起岩为帅，与诸司议，毎年减其半，制置司、成都府抱五万缗，总领所三十万缗，转运司五万缗，每年春正月乞降度牒百五十，下制司出卖，为钱十五万缗，所馀四千七百缗，令提刑提举司抱纳，九月癸亥以闻。今西川布估钱实理缗钱六十五万缗。

广西布钱

广西折布钱者，旧有之，独桂、昭二州岁产布九万二百有奇，毎匹折钱五百。绍兴五年，张魏公为都督，每匹増至一千五百文。二十年，骆彬为广西提刑，代还，奏减三之一，上悦从之，擢彬直秘阁〈二十年正月丙午〉。今实理缗钱九万云。

总论国朝盐荚

国朝盐荚，旧有三路解盐，行于关中，东北盐，行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于江淮。东南盐者，通泰煎海也，旧为江湖六路漕计，蔡京为政，始行钞法，取其钱以赡中都，自是淮浙之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许商人买钞筭请，闽广盐则官般官卖，以助岁计，其后亦行钞法，然罢复不常。旧淮盐息钱岁八百馀万缗，绍兴初，才三十五万缗而已，以后朝廷益修其政，至绍兴末年，东南岁产盐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万斤〈浙西路：临安、平江、嘉兴三府，凡一百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五石六斗七升七勺；浙东路：绍兴、庆元府、温、台州，凡八十四万八千二百八十三石九升二勺；淮东路：通、泰、楚三州，凡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七百十一石六斗二升五合；广东路：广、惠、南恩州，凡三十三万一千六十石三斗四升；广西路：廉、高、钦、化、雷五州，凡二十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九石；福建路：福、泉、漳三州、兴化军，凡二千六百五十九万九千四百十五斤十三两五钱〉自福建外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六石为一袋，钞钱十有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増三千，九月以入纳迟，罢之，今六路十二州收息钱约一千九百二十馀万〈绍兴中，东南产盐毎年二万七千三百七十馀斤〉

淮浙盐

淮浙盐额最多者：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嘉兴，八十一万石；通州，七十八万石；庆元，三十九万石。淮浙盐一场十灶，每灶昼夜煎盐六盘，一盘三百斤，遇雨则停。淳熙末，议者谓：“总辖甲头权制亭灶，兜请本钱，恣行刻剥，惧其赴愬，纵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间十日雨，则一场私煎三十六万斤矣，而又有所谓‘镬子盐’，亭户小大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两镬，得盐六十斤，十灶二百家以季计之，则镬子盐又百馀万斤矣，一场之数而如此，则诸路可知也。”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罢总辖，令亭户自请本钱焉。

广盐

广盐旧从官卖，建炎四年春，以淮盐道不通，户部侍郎叶芬乞通闽广盐于诸路，侍郎高卫因请即虔州榷货务，鬻广南盐钞二十万缗，以供行宫之用，许之〈四年正月辛亥〉，未几复止。是时恩州未有盐，绍兴初以咸土生发始榷之。盐田一顷二十四亩，置灶六十七，岁产七十万斤有奇〈元年二月壬子〉，后收净息钱三万馀缗。九年，罢官卖盐，许通商于岭外，其钱助鄂州飬兵之费。十二年冬，议者以钦州咸土生发，岁产盐三十馀万斤，商人不通，请复官卖，许之〈十月辛巳〉，已而广东转运判官范正国亦言：“本路上供及经费，皆仰于盐息钱，客钞既行，遂或阙乏，请得官卖如广西。”不许，自后广西官卖之法又改为钞法，乾道四年罢盐钞，令漕司自认钞钱，岭南极以为患，淳熙初，张钦夫为帅，始与漕臣詹体仁计议，立为定额定直，且条上之，邕州官卖盐每斤百钱，二人既去，漕臣赵公瀚増其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公瀚五増之，六年秋，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瀚，遂诏：“闽广发卖盐自有旧额及定直，自今毋得擅有増添。”〈九月癸未〉九年，上命奉议郎胡廷直奉使岭南，详议盐法，廷直还言钞法甚便，诏罢官卖，复通商〈九年十月己未〉，擢廷直太府寺丞〈十二月壬寅〉，寻出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同措置广西盐事使，行其法，明年春，降诏谕二广官吏以更法之故〈十年正月己未〉，夏，又迁廷直湖广广西转运判官兼提举盐事同措置广东盐事〈四月己酉〉，胡本詹体仁所荐，体仁时为吏部侍郎，即命知静江府〈四月庚戌〉，其后又置都提举广南盐事一员，俾掌其政，淳熙末，体仁坐改法不当抵罪，如是官般如故焉。

福建盐

福建盐，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卖，岁产盐一千一百万斤，收课钱四十万。建炎末，以淮盐不通，权改钞法，未几与广盐皆罢之〈四年四月辛卯〉，第令漕司岁认钞钱二十万缗，运赴行在。绍兴中，闽盐既増倍，朝廷以其多羡息，十二年又増钞钱十万缗〈正月辛亥〉，时漕司悉贮盐于海仓，令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其后吏缘为奸，盐恶不可售，即按籍而散，号“口食盐”，下里贫民无一免者，人甚苦之，民多私鬻以给飬，而官亦不问。二十六年，汤中丞鹏举以为言，诏提刑崇安吴逵核实〈七月甲子〉，逵遂约郡县岁费，除二税所入外，即分盐纲补之，凡上四郡岁般千有六百万斤，视旧直损其三，毋得敷于民户，旧漕司所増盐钱、提举司吏禄钱，皆损三之一〈増盐钱，每斤二十八，今损其九；吏禄钱，每斤一文，今损三分〉又漕帅二司，毋得鬻盐以侵州县，上悉许之〈二十七年二月庚申〉，由是力稍宽，然郡邑无以供百费，且繁非漕司之便，故众论摇之，朝廷遂徙吴守鼎州，命诸司相度更定其令，诸司请运盐如逵数而増其直〈官肆盐直止减一分，漕司盐本钱毎斤为二十五钱〉上命辅臣计之，会提举常平官张汝楫奏行钞法，陈枢密诚之言于上曰；“闽中山谿之险，细民冒法私贩，禁之不可恐不尽，请钞则课入愈亏。”上是之，乃减钞钱十万〈十一月癸亥〉自此漕司及州县稍舒，不复仰售于民矣。乾道初陈正献公、刘忠肃公在二府，有言福建盐弊者，诏户部侍郎沈度、陈弥祚相度，二人请量减钞钱之半，岁令漕司于八州増盐钱及桩留盐本钱内，那融十一万缗起发。四年春，遂减钞钱十五万，第令漕司抱七万缗以充上供，于是宿弊稍去，忠肃与三公皆闽人云〈四年五月壬辰罢盐钞钱〉

蜀盐

蜀盐，自祖宗以来皆民间自煮之，岁输课利钱银绢，总为八十万缗。绍兴二年秋，赵应祥总计，始变盐法，尽榷之，仿蔡京东南、东北钞盐条约，置合同场以稽其出入，毎斤纳引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増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七分除税一钱有半，毎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其后又増贴纳等钱，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馀井，岁产盐约六千馀万斤。引法初行，每百斤为一担，又许増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増至四百馀万缗，休兵后数减之，今犹存三百馀万。始赵应祥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而已，然咸脉盈缩不常，久之，井户月额不敷，则官但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増其斤重以予之，每担有増至百六十斤者，又有逃废绝没之井，许人増其额以承认，小民利于得井，每界递増，盐课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皆病。绍熙三年夏，赵子直为吏部尚书，奏言：“赵开盐法最为精密，今井户多凿私井，务以斤重多寡相高，故盐日多，价日贱，而其法大坏，乞下总领所，参照旧法施行。”从之，时杨嗣勲总计，因是遣官核去虚额栈闭助筒二千有奇，申严合同场旧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由是顿昂。嘉泰二年，陈郎中昱总计，又尽除官井所増之额焉，自庆元后，州县及井户稍舒，而民始食贵盐矣。

蜀中官盐

蜀中之官盐，有隆州之仙井、卭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军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民间所煎，则皆卓筒小井而已，其用力甚难，惟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垂瀑，民间分而引之。又有彭山之瑞应井，其味近硝，得隆荣卤饼杂煎，然后成盐，元丰、崇宁两尝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绍兴末，总领弛其禁，隆、卭、嘉、荣之人，病其侵射，商贩因代输课息，而行栈闭，今谓之“石脚钱”，然彭山之民私煎如故。仙井岁产盐二百馀万斤，隶转运司，蒲江亚之，隶总领所，大宁盐二百五十馀万斤，岁取其四分〈一百三万七十馀斤〉，计值九万馀缗，亦隶总领所〈毎斤旧为三百，绍兴十七年，宣司减五十，二十二年辛酉又减二十钱〉淯井四十馀万斤，岁取其赢五万馀缗为军食之用〈旧额四十九万二百斤，取拨钱引四万八千八百五道五百七十文应副总所，绍兴十六年，实产盐四十一万九千四百斤，内三万三千六百斤犒设，七千八百斤赡学，三万斤锅本外，馀三十四万八千斤，毎斤二百二十二文，计七万七千三百十九贯五百文，而本军省计应用二万三千八十七贯八百十二文，馀折官价钱引三万七千六百八十二缗，而已毎岁大科二万三千馀缗，漕司抱其半，尚亏一万一千馀缗，二十二年十二月乃悉除之〉盐官岁产盐计羡缗钱三万，为利州钱监铸本云，然官盐多恶杂，不可食，往往抑售于民，州郡第令其赢，无能正之者。

解盐

解池盐，今隶虏中，置解盐使以掌之，池周百里，开畦灌水，遇风即成，不假人力，故味厚而直廉，边人多盗贩者，往往十百为群，遇巡尉出逻，则蹋开生路以避之，有司亦不敢问，第遥䕶之出境而已。今边上惟行盐官盐，其盐官岁课七十馀万斤，半为官吏柴茅之费，半鬻于西河成凤州，岁得钱七万缗，为铸钱之本〈绍兴十五年始〉。盐多地狭，人甚苦之。绍兴二十九年秋，诏减其直之半〈九月丙戌〉今毎斤犹为二百云。

矾〈白矾青胆黄胆〉

矾，国朝旧制，晋州矾行河北、京畿，淮南矾行于东南九路，今独无为军昆山场为盛。岁额白矾六十万觔〈租额一百二十万觔。绍兴十四年始有此额〉。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鈆山场青胆、黄矾无定额，其法自榷货务给引，赴场许客人算请，每百斤为一大引，输引钱十二千，头子市利雇人工墨钱二百七十六，又许增二十觔勿算以优之，五十觔为中引，三十觔为小引，引钱及加货以是为差。十四年以商贩利薄，减为十千〈六月戊午〉十四年又増一千〈十一月丙寅〉。昆山矾则民间自煮，官置场买纳〈绍兴初，每觔钱十三文至二十文，十四年十一月増为三十文〉岁收息钱四万缗有奇〈二十九年闰六月，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五文为额〉。鈆山矾则官自煎，以十分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货务焉。

总论东南茶法

东南茶，旧法，官买官卖，天禧三年，合六榷货务十三处山场所收茶钱十三万缗，除买茶本钱外，止有息钱三万缗而已〈六榷货务乃荆南府、汉阳军、蕲州、蕲口、无为军、真州、海州也〉。天圣中，稍改其法，岁所得亦不过数十万缗，人多盗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韩魏公当国，遂弛其禁，但收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馀缗，时以为便，元丰复榷，辇致都下，即汴流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尽笼天下钱实中都，乃创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场，印卖茶引，许商人赴官算请，就园户市茶，赴所在合同场秤发，岁收息钱至四百馀万缗，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岁，产茶一千五百九十馀万斤〈浙东：绍兴、庆元府、温、台、衢、婺、处州，八万三千二十一斤三两；浙西：临安、平江府、湖、严、常州，共四百四十八万四千五百斤十二两；江东：宁国府、徽、饶、池、信、太平州、南康、广德军，共三百七十五万九千一百二十九斤十四两；江西：隆兴府、赣、吉、袁、抚、江、筠州、建昌、兴国、临江、南安军，共四百四十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七斤十四两四钱；湖南路：衡、潭、永、邵、全、郴、桂阳、武冈军，共一百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八斤七两；湖北：江陵、常德府、沣、辰、沅、归、峡、鄂、岳州、荆门军，共九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一斤十四两；福建路：建宁府、福、汀、南剑州、邵武军，共九十八万一千六百六十九斤半；淮西：庐、蕲、舒州、安丰军，共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八斤一两；广东：南雄、循州，二千六百斤；广西：静江府、融、浔、宾、昭、郁林州，共八万九千七百九十六斤六两。已上总计茶一千五百九十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斤十两四钱，系绍兴三十二年数〉收钞钱二百七十馀万〈淳熙初，岁收二百四十万〉

江茶

江茶，在东南草茶内最为上品，岁产一百四十六万斤，其茶行于东南诸路，士大夫贵之。隆兴亦产茶二百二十八万斤，临安二百九十万斤，严州二百十二万斤，徽州二百十万斤，宁国一百十二万斤，潭州一百三万斤，其他皆不登此数。自江南产茶既盛，民多盗贩，数百为群，稍诘之，则起而为盗，淳熙二年，茶冦赖文政反于湖北，转入湖南、江西，侵犯广东，官军数为所败，辛弃疾幼安时江西提刑，督诸军讨捕，命属吏黄倬钱之望诱致，既而杀之，江州都统制皇甫倜因招降其党隶军。今东南茶皆自榷场，转入北界，亦有私渡淮者，虽严为稽禁而终不免于透漏焉。

建茶

建茶，岁产九十五万斤，其为团胯者，号腊茶，久为人所贵。旧制，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二年，叶浓之乱，园丁亡散，遂罢之，绍兴四年，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五年，都督府请如旧额发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检察福建财用章杰以片茶难市，请市末茶，许之，转运司言其不经久，乃止，既而官给长引，许商贩渡淮，十二年六月，兴榷场，遂取腊茶为场本，九月，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京之馀，许通商，官收息三倍，又诏私载建茶入海者斩，〈此五年正月辛未诏旨〉议者因请鬻建茶于临安，十月，移茶事司于建州，专一买发，十三年闰月，以失䧟引钱，复令通商。今上供龙凤及京铤茶，岁额视承平才半，盖高宗以锡赉既少，惧伤民力，故裁损其数云。

蜀茶

蜀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令官买官卖，置提举司以专榷收之政，每岁收课三十万。李稷为提举，増至五十万缗。其后岁益多至百万缗，久之，不能敷其数，而蜀人以为病。建炎初，赵应祥为成都漕司，上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罢榷茶，仍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痛减额以苏园户，轻立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然之，擢应祥同主管川陜茶马，二年十一月，应祥至官，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并罢，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置合同场以稽其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住征一钱五分，每百斤增十斤勿筭，自后引息钱乃复至一百五万缗。绍兴后，提举官又旋増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应祥初立法，又増一倍，于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复加多，故当此时，茶马司之富甲于天下也，时以其岁賸者上供，他司不敢问也。自乾道末，青羌作乱，茶司为之増长细马名色等钱约三十万，淳熙六年以后，又累减园户重额钱，岁约十六万，其四年，李正之为提举，以茶课稽滞，为减引息钱十六万，至绍熙初，杨嗣勲为使，遂定以为例焉〈绍熙元年减〉。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四百八十四万，系利州路二州三场〉通博马物帛，岁收钱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馀缗〈川茶司岁收一百七十八万有奇；秦茶司岁收十八万有奇；川、秦两马司，岁收诸州博马物帛并杂货，收钱共五十二万有奇〉朝廷岁拨其一百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宣抚司先取拨四十万，绍兴二十五年七月，裕民所又増拨七十三万〉，然茶马司率多难之。乾道以后，岁拨或止一二十万缗，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凖，盖茶司自言岁用二百四十六万馀缗，以支比收，有賸钱二万馀缗故也。然川、秦八场额，市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而比岁所市未尝及焉，则其言盖未足凭，而岁賸之缗可以坐计矣。自元丰以来，茶事官权诸司之上，淳熙十四年，议者请令制置司检点，奏可，后亦不果行。旧，博马皆以麤茶，乾道末，赵彦博为提举，始以细茶遗之，今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种茶者，由是纲茶遂为夷人所贱，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士人亦自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之比也。

䕫州茶

䕫路自祖宗以来不榷茶，政和中，有司请卖引，议者以民夷不便，罢之，绍兴中，韩球美成同提举茶马，始榷忠、达州茶，即渠、合、广安置合同场，岁收以八万斤为额，然商人以利薄不通，但以引钱敷民间耳，民甚苦之，二十七年冬，忠守董时敏以为言，事下茶马司，时许觉民侍郎为主管官，不肯蠲，乃止，后三年，王瞻叔以漕副摄事，遂除之，先是美成在茶司，尽取园户加饶之茶为正额，有一场而増至二十万斤者〈韩以十七年十二月领茶事，十九年五月移䕫〉，民知输官不补所得，于是起为私贩，二十六年六月，秘书省正字张震真甫以为言，遂命茶司裁损。今茶场每百斤加饶率过半，若茶官稍加裁抑，则商贩者遂转而之他，宜量减引钱而禁其搭带，又因地之远近不同，而稍为低昂之，则庶乎其可矣。

东南酒课

东南酒课之入，自祖宗时，悉以留州，庆历二年秋，祠部员外郎王琪始请増价，以其钱上京，自后提举常平司、经制司、发运司各因事増添，然多不过每斤増七八钱，少止一二钱而止。建炎四年冬，每斤始骤増钱二十四，谓之军期钱，自是总制司、都督府又递増之，迄绍兴六年春，浙路出煮酒每斤共増一百十五钱，而官始困矣〈时煮酒每斤百三十钱为率，大异祖宗时每斤十五钱〉。其坊场课利者，自开宝九年冬，诏承买，以三年为限期，仍戒当职官吏，毋得信任小民一时贪利，妄増课额，此祖宗之仁政也。大中祥符元年春，始有实封投状，给卖价高之令，而民亦困矣。熙宁以后，坊场钱又尽入于常平司，绍兴元年，又命槪増五分输户部，二十七年后，其败阙者复弛之，惟长沙一城无酒禁，盖剧盗反为税酒之法，人更安之，故不复改也。旧两浙坊场有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每岁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户扑买坊场，才有一百二十七万缗而已，盖败阙者众故也，是时行在户部，赡军东南中三库并殿司酒坊七十五所，岁收息钱亦有一百三十万缗，诸路酒课约有五百馀万缗，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朝廷所仰者，茶、盐耳，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始诏诸军扑买场务，令常平司拘收城郭酒店，令总领所拘收，三十一年二月三杨存中罢殿岩，赵密代为帅，又上军中及私家所买酒坊于户部，由是县官始得佐其经费，至乾道间，行在有七酒库，日售钱万缗，每岁收钱一百四十万，息钱一百六十万，曲钱二万，而岁额之外，羡馀献于内帑者又二十万，其后加増至五十万缗，遂为定数云。

四川酒课

四川酒课，在建炎中合官民之入，总为缗钱百四十万。三年十月，张魏公为宣抚使，承制以赵应祥总领财赋，应祥言蜀民已困，惟榷酒尚有赢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令罢公帑卖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愿酿者，米一斛输钱三千，眀年，遂遍四路行其法，于是岁课递増至六十九万馀缗，凡官隔槽四百所，私场店不与焉，然法之始行，听民就务，分槽醖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行之既久，醖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定月额，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以为病，二十六年二月，知荣州安仁费廷直入对，为上言之，上谓辅臣曰：“此张浚、赵开以军兴财匮，济一时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内外无事，自当更改。”遂命总漕司措置，时汤侍郎允恭总计，言若改为官监，应用米本至多，无从应付，王瞻叔为潼州漕，独请罢三州官监隔漕二百三十馀务，许扑买，省官吏冗食以便民，眀年，诏许之，其后扑买又改为官监。今四川酒课，累减之馀，犹为缗钱四百一十馀万。

䕫路酒

䕫路自祖宗以来亦不榷酒，赵应祥为大漕，建炎四年始榷之，旧一路场店一百四所，应祥増为六百馀所，岁收钱四万三千九百馀引，绍兴十六年，郑亨仲为宣抚副使，奏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