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村集 (梁得中)/卷二
疏
编辑辞召旨疏庚戌
编辑伏以皇天不吊，我王大妃殿下奄弃备物之养，率土崩心，号陨莫逮。日月荏苒，因山已讫，而臣疾病缠身，末由自力于奔赴。只得于郡庭，与守臣望哭行礼。分义都废，不如无生，北望呼泣，缩伏惶汗而已。乃者千万梦寐之外，于去月十一日，伏奉承政院成帖，本月初四日所奉圣旨，以冬雷之变，特下求言之教，申之以招徕之命。十行纶音，丁宁恳恻，臣闻命陨越，罔知攸措。捧读感泣，戚戚焉不能喩之于怀也。
恭惟我殿下忧勤愿治，宵旰不懈，将七年于玆矣。而因循荏苒，了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下慰人望，实如圣教所云云者。而今又上天警告，若是其明著，则今日圣上惕然惊惧，血诚求助之意，凡在群下，孰不欲尽心殚虑，竭其力而奉承哉？如臣之愚，亦不自觉其感慨奋发，思欲效其千虑之一，以图涓埃之报。盖葵藿之倾太阳，自是性能而然，非有一毫矫揉也。第臣于昨年之冬，为迁厝父坟，下往南乡，未及始事，遽闻妇息方染红疹，疾势危急，苍黄跋涉，冒犯风雪，因又中途闻讣。不免郁火冲心，以致饥饱失时，辗转积伤，遂成痼疾，胃不调食，痰常凝膈，达夜咳嗽，睡不能著。真元日渐澌缀，诸症日渐侵寻，以此病状，虽欲匍匐寸进，致身于天陛之前，其势末由。耿耿孤忠，无路自遂，抚躬深悼，独自永叹而已。然而以身不能进，而因遂泯默无言，终非臣心之所敢安也。是以敢昧死，冒进其瞽说，惟圣明之留神财幸焉。
臣伏读圣教，有曰：“予欲调剂辛甘，破去朋党之痼弊，而朝廷之上，未有寅协之期，云云。”噫！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我圣上至公无私之心，群下孰不仰之如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耶？只缘今日“荡平”二字，便为目前标榜，又将反此标榜，更作别一色目，前席有都兪而无吁咈，朝廷有雷同而无可否之争。举一世而几于庄周之齐物，傍观者至有调停之讥，而有识者之隐忧深虑，盖不知末梢之税驾何地也，可胜叹哉？
臣之昔年登对之日，敢以《孟子》“勿正勿助长”之说仰达，而殿下之教曰：“当作五字符，铭于心矣。”臣亦退而感激，铭镂在心，不敢暂忘。其后复以一疏，细绎其说，略有条理，伏想圣明亦必记有之矣。盖“荡平”二字，固是好个题目，而必须先从事于明义理定取舍，使中外晓然知朝家处分出于人心所同然之公是非，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事事如此，磨以岁月，然后人自信顺，人自悦服。虽或有私情之相与疑阻者，而自然消融，渐至于荡平之域矣。不然而遽将“荡平”二字，作一标榜，必欲于目前见荡平气像，即今得荡平效验，则不但欲速不达而已。必将依违羁縻，含糊鹘突，同异之见，不能各极其趋，义理之极，人心之所同然者，终无归宿之地。
取舍不定，处分不明，人心不服，四方疑惑，不惟荡平之无期，实有无限病败藏在其中，其流之弊，有不可胜言者。此臣之所以必以《孟子》“勿正勿助长”之说仰达，而以宋人之揠苗，申复不已者也。《孟子》此言，固为养气而言，而一贯之理，到处逢源，莫不皆然。此即愚臣前日所仰达之说也。其后朝廷亦既屡经许多般样，殿下试以此说櫽括之，则有以验臣言之妄与非妄矣。
臣又伏读圣教，有曰：“予欲拯济颠连，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蔀屋之下，尚多怨咨之患，云云。”噫！目今伤民之事非一，而其大且重者，无如良役侵征之弊也。臣之昔年登对之日，敢以先正臣李珥《东湖问答》一说仰达。此一说，李珥时已不胜其弊，而讫今无策以救斯弊者，非无策也，以此外无他善策故也。李珥所谓“一人之逃，祸及千户，其势必至于民无孑遗然后乃已”云者，其理甚明，其迹甚著，人孰不知，人孰不见。而犹且恋著不舍，拥虚簿而贻实害，至于此极者，徒以军额之难于遽减故耳。而李珥所谓“所贵乎军额之不减者，为其实有是军，可以调用也。今者绝户之军，只侵一族，征其价布而已。脱有缓急发军之事，则一族终不足以荷戈，价布终不足以募人，安用吝惜虚簿，以使民受实害乎”云者，明白打破，无复馀蕴矣。
若夫以国家经用之不给为忧者，诚有是说矣。然而国家物力，元来只有此数，而上一款义理既如是，断置分明，则据目前而只有现存之数而已。量入以为出，自是用财之道，则惟当就目前现存之数而撙节，以适于用而已。此一款义理，亦自明白，断无可疑。于此两款义理，试加睿思，则有以知李珥之言，正正当当，不可移易矣。其撙节之道，有省官、省事、省浮费数节，盖已思过半矣。而惟去奢从俭一事，最为纾物力之大节。臣愚窃以为救弊规模，大略如此。而其节目之详，施为之方，则惟在时措之宜而已。盖李珥所谓“国家所失，只在于已逃之民，而未散之民则庶几安辑矣。休养生息，户口繁盛，则未充之军额，亦指日而可充矣”云云，实是不可易之正理。正理之外，宁有他歧？此诚不可以他求者也。
孟子之于滕文公，始告之以效死勿去，而至其甚恐，则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而因请择于斯二者。杨氏以为“孟子此言，自世俗观之，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臣愚亦曰“李珥此言，自世俗观之，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此外无他善策也。”然而孟子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今日君臣上下必须操心虑患，常如越王句践还自会稽之后，卫文公徙居楚丘之日，然后乃可以语此。若复因循狃安玩愒之习，而口谈救弊之策，则非臣之所敢知也。
臣又伏读圣教，有曰：“今欲仰体天心，挽回世道，而顾未有其路，云云。”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气数推荡，而世道之变，无所不有矣。然而其挽回之机，惟在于王者一心之权度。此臣之昔年登对之日，所以必以虚伪之风之说，形容近日世变之极，而仍以“实事求是”四字仰达，以赞我圣明过化存神之妙者也。然而其为言，乃曰：“以义理而乱天下，实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之世变也，云云。”其实则乃假义理而乱天下之意，而不曰“假义理”而必曰“以义理”云者，即所谓“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昔者三代盛时，圣王之为天下也，自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自天子之子，以至于凡民俊秀，莫不入学。当是之时，天下无非儒也，日用无非道也，尚何崇与重之可言哉？人各率其性而为道，为谁重之，人各修其道而为教，为谁崇之？此便是实事，不容一毫虚伪于其间也。
降及后世，始有崇儒重道之号，则已是衰世之意，而因而去古渐远，世道益下，至于今日，则既有儒者，而又别有所谓崇之者。既有道矣，而又别有所谓重之者。于是儒学为吾人别件物事，而吾道便作身外之物矣。崇儒重道，为一世之所尚，而章甫惟知讲师生之义。崇之重之，惟责之吾君，而举世但知有君臣之义。君臣则一以无所逃之义律之，而无复出处穷达之殊。师生则一以斯文二字包之，而无复情契浅深之分。于是天地之间，只有君臣、师生二义幷立对峙，各作门户，而又以党比倾轧之私，经纬乎其中，主张张皇，反复沈痼，而父子、兄弟、朋友、亲戚人生日用之懿伦，渐如既晦之月，但有黯然之魄而已。
晋之清谈，遗弃世务，厌薄功利。而裴𬱟之《崇有论》曰“人情所循，名利从之”云，则自然之理势，从可知矣。今日之所尚者义理，而崇之重之，便为人情之所循，人情所循而名利从之，名利相关而奔趋不已。奔趋既久而世道渐变，以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亲戚之伦，渐渐熹微，所可见者，只有君臣、师生二义而已。此亦理势之自然，而虚伪之甚，世变之极也。盖天下之理，莫非一本万殊，而一本之理，莫不各在吾身。良心真情，蔼然而发，由近及远，自有差等，是之谓一本，是之谓无伪也。所谓移孝事君，移悌事长，与夫老吾及人，幼吾及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无不自吾身推之。至于父子之亲，乃极天下之大本，而犹曰“非父母，不能有其身”云，则一本之所在，槪可知矣。
自其一本而推之，故推之万事，无处不达，正如木之自根而干，自干而枝，自枝而叶，千枝万叶，一气流通。身之所推，上下四方，远近长短，轻重厚薄，秩然有序，不相紊乱，礼由是作，乐由是兴，形和气和而天地之和应矣。经天而纬地，顺理而成章，斯文之称，正谓是也，实事之效，不可诬矣。今世之为道者乃曰：“我乃崇之者而非所谓儒也，我乃重之者而非所谓道也，道自道身自身，而所谓一本，不存吾身矣。”一本既不在吾身，则身外一步地，气脉已不相关，尚何有可推之路乎？气脉不相关，一本推不去，则只得随处自作一本，随处别讨义理，以济一己之私而已，此所谓二本也，此所谓伪也。
昔者宋之王曾患丁谓误国而无计可乘，遂因雷允恭山陵事而以计倾之。倾之以计而公议不以为非者，以所重在卫宗社也。臣之前疏所谓“祠宇书院之叠设年条移易，院生保奴换名”，虽至于欺君而不以为嫌者，以所重在卫斯道也。义理之失其本如此，则何所往而不虚伪哉？所谓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可胜叹哉？噫！流来已久矣，习俗已成矣。行之而不著，习之而不察，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彼亦何所识知？不过为义理之所眩曜而不自觉耳。故臣不曰“假义理”，而必曰“以义理而乱天下”云者，盖亦哀之而不暇恶之也。噫！彼亦何足深责？亦在乎在上者导率之如何而已。
向者乙未、丙申年间，以所谓斯文事，搢绅章甫之奔波极矣。转相仿效，弃其业次，而殿下临御之后，以不当推而上之朝廷之上一语下教，则一时妥帖，都无事矣。《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圣人过化存神之妙，于斯益验，而世道挽回之机，亶不在他矣。臣之昔年登对之日，敢以此说仰达，而殿下下教曰：“昔者宣庙批儒生此等之疏，每以‘尔等退修学业’为教。予亦因此推演为说”云云。臣于是有以仰认烈祖贻谟之正，而又窃钦仰圣学之出寻常万万也。噫！此正实事求是之意也。每事而惟务实事求是，则虚伪之风渐熄，而向所谓“勿正勿助长”，与“夫省官省事省浮费，去奢从俭，纾物力之道”，亦将不待他求而自在其中矣。
臣伏念自古人君遇灾修省之道，人臣因灾异陈戒之言，著在方策，不啻多矣，殿下之阅之，亦已熟矣。以今日献言者之众，则计亦毕陈于殿下之前矣。经筵之上，引古义敷陈，亦已详且明矣。今日不患义理之不备，而惟是义理之失其本，为今日膏肓之疾，故臣敢以平日所感慨于中者，谨昧死三复以为献。然而《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实事求是，又在于明善，惟圣明之留神焉。抑臣之尚在收召之列，实有愧于实事求是之义。此臣之所以内省忸怩，无以举颜于人，而亦不能无憾于天地之大也。伏乞圣慈特垂怜察，亟赐拣汰，以幸微分，以尊国体，不胜幸甚。臣无任惶恐感激，望阙涕泣祈恳之至。
辞召旨疏辛亥
编辑伏以臣伏自去年十二月承批之后，不敢复以猥亵之辞，每渎宸严，兢惶惕息，以汔于今。今玆光阴驷疾，王大妃殿下练期儵焉以过，率土含生，哀慕更新。而臣癃病日深，无路进参于门外哭班，北望号泣，有泪如泻。到此则臣之罪，又万万难赎，跼天蹐地，无所容措。只自懔懔以度日矣。不谓玆者，忽蒙召旨，谕以出入经筵，臣有罪未勘，反纡宠眷，惊惧震越，不能定情。况且经筵讲说，岂臣𫍲闻迷识所可承当者哉？因窃伏念臣之昔年赴召，亦尝猥忝经筵之末席，臣非不知逾涯越分，万不近似。而原臣当日之冒昧赴召，只欲仰输平日一得之愚，故亦复冒昧参席，不以为嫌。至今回思，馀愧在心，臣于今日，又安敢自以为职分之当然而复为应命之计哉？
然而臣之所进之言，乃其平日之素所蓄积于胸中者。而徒自激昂，无处开喙，每常中夜感奋，有时心语其口曰：“噫！安得以此言，一进于首出庶物之大圣人，庶几有补于世道之万一耶？”此正如野人炙背食芹之献，不知傍人之非笑，而方且自以为天下之至味至乐，无以易此，其情亦可怜也。然而臣之受恩图报，无地可效，回顾其中，无他所有，不得不更申前说，以祈圣明之财择焉。
臣之昔年登对之日，敢陈虚伪之弊，而历举数件事以证之。其后疏陈，亦有数件事为证，臣之本意，非欲其事事而更之也。只欲因而明无一事之不虚伪也。亦欲因而明弊端之所终极，弊源之所由起也。至其救弊之说，则不过“实事求是”四字，而圣明既已揭诸壁间，左右顾𬤊。盖已领纳于愚臣言外之意也。臣请因是而申白焉。
朱子于《大学序》曰：“一有聪明睿知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云云。”盖君以治之，师以教之，君师之职，实事如此。是以孟子之于齐宣、梁惠，既告之以制民之产，而必继之以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今之国学乡校，非所以为设教之所耶？顾其教之之实事则全无，此已为一大欠典，而但有崇儒重道之号，为今日一时之所尚。故为士者便将学校，只作尊崇先圣之地，而不知其为自己学问之业次，此于实事求是之义，何如也？然而此则非士之罪也。惟是既不能业次于学校，则即是农而已矣。
三代以后，士与农无别。《管子》曰：“农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然则今日之为士者，南畞即是业次，昼耕夜读，即是实事。此外实无一步馀地一分馀事。而顾此祠宇书院，因崇儒重道之号，而为士子奔趋之所。奔趋既久，而因作名利之场，假托无本之义理。崇长虚伪之风习，大小相挻，各营门户，千涂万辙，不知其几。
只将“义理”二字，喧腾于口舌，而却不知身心之有实事，反复沈痼，已成膏肓。人心日以陷溺，世道日以坏败，物力日以耗蠧，民生日以困悴，国脉日以削弱，可胜叹哉？庙貌相望，遍于八域，藏修于斯，游息于斯。春秋两丁，多士盈庭，荐币荐牲，以妥以侑。盖亦庶几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者。而顾乃相与聚首密议，移易年条，以免叠设之毁，换名院案，以逭保奴之禁，归重于卫斯道。而甘心于欺君罔上而不暇恤，不几于均分出后之为仁义欤？伏愿殿下于此而少加睿思，人心之陷溺，世道之坏败，果如何耶？
至于物力之耗蠧民生之困悴，则抑有说焉。大凡天下之物，只有此数，盈于彼则缩于此，此乘除之理，必然之势也。国家创业之初，圣君贤相，深思远虑，合一国之物力，定一国之规模。上焉而宗庙大内，下焉而诸曹诸司，外焉而各邑各营各镇，凡经费之用，吉凶之需，缓急之备，无不序其小大，差其轻重，通计物力之都数，而均分而称停之。要使事与物宜，物与事称，以为亿万年恒久之计者，包罗周密，更无馀欠。而所谓祠宇书院者，创出于其间，各自营立，各成一官府模样，以只有此数之物力，安得不盈于彼而缩于此也？
昔者唐之韩愈，亦豪杰之士也，其《原道》之作，用意深远。其言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云云。”其所谓三之于一，六之于四者，指老、佛两家而言也。此两家固是古无而今有者。而亦何尝无端取之于人，如祠宇书院之为耶？然而韩愈之言犹如此。然则天下之物，盈缩之数，乘除之理，亦可知矣。此理昭昭，如指诸掌。而拘于门户，蔽于私意，只见其有祠宇书院，而不见其有天地万物。局外观之，正如蟪蛄之不知春秋，蜉蝣之不知朝暮，良可哀也。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王文中之记其祖太原公言行，有曰：“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为费天下也’。”古人于造次需用，便自看作天下之物，其公心胸大眼目，于盈缩之数乘除之理，容易覰破，不啻分明故也。
狄仁杰《谏造大像疏》曰：“功不使鬼，只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此可以见物力之耗蠧，生民之困悴，由于理势之自然。而司马光曰：“田文盗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侮其君，下蠧其民，此奸人之雄耳。《书》所谓‘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田文之所恃以立私党张虚誉者，以其盗君之禄故也。今之虚伪之事，般数甚多，而无不以祠宇书院为之渊薮，以其物力之所萃故也。
渊薮渐广而虚伪渐盛，日滋月长，靡有止届。人心之陷溺由于此，世道之坏败由于此，物力之耗蠧由于此，民生之困悴由于此，而国脉之削弱，如火销膏而人不见也。诚可谓凛然而寒心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也？不过曰“实事求是”而已。所谓实事者，其人其职，所当为之事也。所谓求是者，朱子所谓“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习久之，自然心与理一，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云者，可谓曲尽其旨矣。
人各为其职之所当为，而审求其是，决去其非，则天下安有虚伪之事哉？天下无虚伪之事，则人心安有陷溺之患，而世道岂不日隆乎？物力安有耗蠧之患，而民生岂不日休乎？易简之理，本自如此，初非难事，而人自不由，良可慨也。然而虚伪之弊，专出于名利。朝廷者四方之极，而亦名利之所关也。朝廷之上，惟实事求是，则名利无所容，而虚伪之风，将不日而革矣。朱子释“过化存神”之说曰：“圣人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此只在圣明过化存神之妙而已。臣今所陈，只是大纲，其馀难以悉举。而古人有言曰：“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传。”若蒙圣明于其所已言者，少加澄省焉，则其所未言者，亦应默运于渊衷矣。
第伏念君父之恩数，逾年不替，而为臣子者，坚卧于家，终不应命，实非分义之所敢安，臣居常忧恐，如负重辜。为臣如此，不如无生。稍待中秋之节，则新凉渐生，而臣之癃病，可以少苏矣，南畞之事，亦可以息肩矣。臣谨当澣濯衣巾，澡洁肢体，熏沐斋戒然后匍匐寸进，俯伏于阶墀之间，仰暴今日未尽之馀意，仍乞其骸骨而归。臣无任惶恐震灼之至。
到京后请见疏辛亥
编辑伏以臣于去年十二月，猥蒙别谕召旨，敢以病未趋承之由，上章自列。而批旨之下，复申召命，臣诚惶闷，无地措躬。而又以猥亵之辞，每渎宸严，心窃惧焉。趑趄万端，不敢复有所吁号，首尾忧畏。因循荏苒，阙然以过数月，忽于今年六月，又伏蒙别谕召旨，而以前后敦召非不勤挚为教。是则前之召命，尚在未收之中，而后之召命，因而继之也。
如是因仍经岁阅月，靡有解脱之期，而臣之逋慢之罪，亦从而日甚一日，靡有止届之日也。臣于是惊惧震越，窃不自知。自以为及今犹可以奉命承教，庶有以赎前日逋慢之罪之万一，因有以纾将来进退去就之路。遂乃扶曳匍匐来，伏旅邸，而天门敻隔，无路上达，不得已敢露寸牍，仰伸微悃，恭俟进退之命。其狂疏谬戾，无知妄作之罪，万死难赎。臣席稿私次，无任惭惶恳迫之至。
告归疏辛亥
编辑伏以臣之今日，不顾傍人是非，不计自己利害，扶曳匍匐，直自上来者，上感国恩，下畏私分，日夕忧惶，不遑宁居，宁欲冒昧为一伸分义之计。因有以悉暴肝膈之要，以效涓埃之报而已。臣伏见圣上之忧勤愿治出于至诚，而日御经筵，日讲治道，为学与为治，莫先于立志，而圣上之志，亦既立矣。然而立志亦必有端的之标准，然后志有定向，而时措之权度，亦随而定。
孟子之于齐宣、梁惠，以“与民同乐”四字，为立志之标准。臣愚窃以为“实事求是”四字，即今日圣上立志之标准也。臣之前后缕缕陈达，其要归专在于此。而精神无力，言语散漫，无以自明。故今于告归之日，不胜惓惓之忱，乃敢单提作标准以为献。若蒙圣上少加察纳，则臣之从前志愿，庶几少伸，归死丘壑，无所憾矣。
抑臣之乞骸之恳，昨于登对之时，毕暴无馀蕴矣。第今犬马之齿，已迫致仕之限，况其衰朽昏聩之状，圣鉴之所已俯烛。今日之乍来乍往，其为人嗤点，已自不少。伏愿圣上曲垂矜怜，特命攸司，永刊臣名于朝籍，使得优游待尽于畎畞之间，实天地生成之大德也。
噫！如臣之愚，已无可言，而今日朝廷之聚精会神，专在于所谓四字之标准，则世道庶几有转移之机矣。苟为不然，则亦终归于乱亡而已。《诗》所谓“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者，臣不免为朝廷诵之。其言则甚愚，而其情则甚戚。伏愿圣明不以人而废其言，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辞执义疏甲寅
编辑伏以臣伏承圣批，非惟不许所辞，乃反申之以温谕。辞旨恳恻，如父诲子，臣奉读涕零，惶感交极，不能喩之于怀也。夫《礼》所谓“七十致事”，古人岂苟然为之防而已耶？诚以血气心力，既已衰谢，则其于事为之间，亦将怠缓废弛而莫之振故也。况臣之摧颓昏聩之状，圣鉴固已俯烛之，无复馀蕴。臣亦非敢徒守礼防之一节也。虽欲慷慨振刷，黾勉自力，冒昧趋承，而亦不可得，惟愿早伏违逋之诛，庶有以自安于私分而已。
然而窃伏惟念，臣之为人，圣明非不熟知，而犹且厕之收召之列者，非以为可堪职事，欲以器使之也。只以臣之朴𫘤痴戆，不知人间有忌讳之嫌，而有怀必达，率口尽言，故欲闻狂瞽之言，以资迩言之察，而因而开不讳之门也。臣之自知，亦岂不审？而从前之冒嗤笑而赴召，不以为嫌者，亦非敢自拟于陈力就列也。只以爱君忧国，根于秉彛之天而不容自已。故欲献其一得之愚，庶祈有补于世道之万一而已。
今者以身不能进，而因遂泯默无言，终非臣心之所敢安者。故敢以平日肝膈之要，附陈于乞免之章，而独于圣批实事求是，心尤味焉之教，窃有所感焉，谨就此一说，为之谆复焉，惟圣明之垂察焉。
呜呼！殿下求治之诚，十年如一日，而治不徯志，进寸退尺，陵夷至于莫可收拾之境。至于近日殿下大诰中外，饬励群工，而朝廷之泮涣逾甚，纪纲之颓弛逾甚，政乱民散，置之相忘之域而不知恤。伏未知殿下亦尝渊然深思于燕闲之中，而得其所以然之故耶？
昔在己酉春，臣之赴召登对之日，臣以《孟子》所谓“勿正勿助长”之说仰达。而殿下下教曰：“当作五字符，铭于心矣。”其时此一说，虽因荡平一事而发，而一理逢源，万事皆然。故臣又以一本无伪之说，申复于后，而因而历陈虚伪之弊。盖此勿正勿助长一理，在学者为学问用工之节度，在圣王为御世应物之权度，而必也先有“必有事焉”一节，然后勿正勿助长之工，方可有著手处。而其实则只此“必有事焉”一句，已自带得勿正勿助长之意在其中，臣之所达“实事求是”四字，即“必有事焉”之意也。
噫！正与助长之病，自常情观之，不过以为无所益而已，而孟子之言，直比之于宋人之揠苗而苗枯，孰不以为一时抑扬之辞耶？但涉世既久，阅理既熟之后方觉孟子之言为十分善形容而非一毫过情之言也。正助之病，其端甚微，其流甚远，而其分则只在于公私诚伪之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
孟子之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其不曰“何以曰利，有仁义而已”云，而必下“必、亦”二字者，所以明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之意也，亦所以明利非利而仁义为真个利也。盖好利而恶害，人之情也。圣人之教人，不过因其好恶之情而指示趋避之道而已。利之一字，元非可讳之言也。至如所谓“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云者，语意正亦如此。
如此等圣贤之言，不一而足，亦何尝讳言利乎？只是因其情而利导之。故生意活泼，沛然无碍，正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董子所谓“乐而不乱，复而不厌，历万世而无弊者也”。及夫董子因江都易王越有三仁之问，而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言，而程子以卓越诸子称之。则便是衰世之意，而不免于标榜，稍涉于安排矣。于是便为利字所压倒，人皆讳言利，而遂有助长之病，内有自欺之心，外有违心之行矣。古人所谓“理愈明而俗愈偸”者，正谓此也。
若乃有国之设官分职，莫非吾人之代天工者。而才不可借于异代，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故自王宫、国都，以及闾衖，莫不有学，盖将为代天工之具也。士之生于此世，读书学问，砥砺名行，亦将以有为于此世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元非可讳之事也。况今既已应举而决科矣，亦既拜官而肃恩矣。即此决科之日，便是许国之身矣，即此肃恩之日，便是夙夜在公之人矣，尚何待牌招然后为官守耶？
惟是士之不由科目者，为崇儒重道之号所压倒，惟以不仕为高致，而朝廷之崇之重之。一向层加，故辗转相因，因作伪楚之充隐矣。士之由科目而进身者，为管子四维之论所压倒，惟以牌不进为廉隅，而君臣之大伦大义，终无所逃。故辗转相因，因作逾墙妇人模样矣。臣愚死罪，敢愿圣明于此而试加睿思。此非正与助长之病而何耶？揠苗而苗枯之喩，是果一毫过情之言耶？
古往今来，一治一乱，气数推荡，莫之为而为，而岂料文弊之至于此极耶？孔子曰“如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云。而文弊之至于此极，诚非圣人知虑之所能及也。臣愚窃以为《中庸》所谓“圣人有所不知”者，正谓此等世变也。今日时事之可言者，指不胜屈，而此一弊最为膏肓之疾，不去此疾，则虽万金良剂，终无可施之地。故独于此惓惓而不知止焉，惟圣明之深留睿思。
呜呼！虞廷之济济相让，岂如今之所谓廉隅耶？汲黯之廉隅，何遽不及今人，而其自请出入禁闼何耶？元来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只是必有事焉而已，尚何有许多计较于其间耶？至如臣者，受恩三朝，徒切愿忠之心，深思时弊，不胜忧慨之忱。昨年赴召，拟效涓埃之报，而都下之人，群骇而聚笑，有如褒姒笑赴伪烽之诸侯。亦或为之代羞，看作郑女之褰裳涉洧。当初之欲明实事之本心，毕竟归于虚伪之物色，踪迹孟浪，怃然而归，而馀怀耿耿，犹不自已。
目见今日廷臣，方为“廉隅”二字所缠绕，转动不得，殿下方汩没于牌招推考等酬应，日不暇给，臣不胜闷塞抑郁之怀，敢冒万死，复献此狂妄之言。伏想亦必复惹朝廷之一场惊骇矣。然而狷介之性，宁欲与鸟兽同群而不自恤？惟是瞻望宸极，衷情蕴结，伏乞圣明恕其罪而采其言。《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盖天下之理，本自简易坦荡，不如是之隘塞臲卼矣。臣无任激仰感慨，涕泣祈恳之至。
辞承旨疏甲寅
编辑伏以臣再控危恳，恭俟处分，及承批旨，未蒙矜许。训谕之辞，逾益隆重，臣不胜惶感闷戚。方将为冒死更吁之计，而第以偃伏私次，一向撕捱，实是贱分之所不敢安。以是徊徨窘缩，趑趄怵惕，未知所以措躬之地矣。忽此喉司除命，遽下于梦寐之所不图，是则求退得进，舍卑赌高。乃臣平日之为人代闷者，而今忽身自蹈之到此，则臣心之惶闷窘迫，又不啻万万于前矣。
于是遂欲不顾傍人嗤点，不计自己筋力，匍匐前进，叨谢天陛，以伸区区分义，因得以少效芹曝之诚。而臣于昨年之冬，重得寒疾，苦痛十馀日，仅寻生路，而目今形骸换脱，真元澌败，宛转床席，末由运动，瞻望云天，但有悲泣而已。伏乞圣慈特赐怜察，收回新授职名，以安微分，千万幸甚。臣无任感激陨越，涕泣祈恳之至。
辞别谕召命疏丁巳
编辑伏以天祐宗祊，元良诞降。既岐既嶷，已服衣若干尺矣。册号既定，神人俱依，吾东方亿万年无彊之休，举国臣民之所共欢忭。而臣退老田野，待尽沟壑，形骸徒存，筋力已殚，无路进参于攒贺之班。只得与村翁野叟，蹈舞康庄，拱北而颂《南山》之祝矣。忽于千万梦寐之外，猥蒙收召之命，谕以出入经筵，而训辞极其隆重，有非贱分所堪。臣承命陨越，惶愧交幷，罔知所以为计也。伏念臣于辛亥之冬，承召而进也，力陈乞骸之请而归，则固应已在放免之列矣。况今在六七年之后，犬马之齿，已逾致仕之限，又三岁矣。假使精神筋力，或有一分馀地，宁可以贪恋恩宠，甘心为礼防之罪人耶？至于经筵讲说，尤非如臣𫍲闻浅识所可承当者。而抑臣因此窃有所感慨于中者，不得不附进于乞免之章，冀幸圣明之垂察焉。
夫国家之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今之玉堂之职，即是经筵之官也。极一时文学之选，专心于讲讨之事，于其经传章句，亦已融会贯通矣。况又朱文公注释，有如谚而译之，微旨奥辞，毫分缕析，平易明白，如指诸掌。筵席之上，朗读一过，逐章逐句，随文解说，夫人而皆能之，实无一辞可以别有赞扬于其间者也。至于其中不可言传之旨，则惟在殿下默会而自得之而已。如臣之卤莽灭裂，固无可言，而虽使他人当之，臣知其决未有遽出玉堂诸臣之前者矣。玉堂诸臣，非不知此，而每以科第出身，疏于经学自诿，而推重于号为儒臣之类，乃有此不敢当之恩命。玉堂诸臣，亦非以为真有补于经筵讲讨之事也。只为道吾君崇儒之号，自取其谦光之美而已。而号为儒者如臣等辈，方且贪取吾君之宠灵，以为光耀于里闾矣。
臣每以虚伪之风之说，力陈于殿下之前，而虚伪之事，臣辄先蹈，臣窃自悼也。若夫臣等今日经筵官之名，元无经筵官除授之命，而以经筵官称，古所无有也。数年前，臣尝闻之于人，则以为“近来朝廷，别讲一义，定待儒臣之规模，许之以不仕，以遂其高蹈之节，假之以官名，以资其讲讨之力”云。当时闻之，臣不觉缩颈而笑，窃叹其所见之无谓而已，不图今日身自当之也。
臣今欲以一言，状其物情，而语涉猥屑，不敢𫌨缕。大抵居天位、治天职、食天禄，乃三皇五帝开物成务之实事，自与生民之利用厚生，同条而共贯。故孟子以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殿下柰何听莹于一二人无稽之言，而为此无稽之事，公然将祖宗朝三百年朝廷，直作小儿辈迷藏之戏场耶？此臣前日之疏所谓“假义理崇虚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之世变也”。
虽然，此特因撞著于臣身者而言之耳。若使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之眼目见之，则举一世而如此等事，将不胜其多矣。伏愿殿下惟以实事求是为务，而仍以勿正勿助长一语，参前倚衡，则庶乎有以俯谅老臣惓惓之衷曲矣。且以即今所进讲羲易言之，则玉堂诸臣，必以为易义深邃，苟非有专精之工，未易覰破也。于是有此意外之处分。夫《易》之义固深邃，而其揲蓍挂扐之法，有《启蒙》在焉，一开卷而了然矣。其卦、爻、彖、象之辞，有《程传》、《本义》，亦已说尽无馀蕴矣。过此以往，惟有所谓洁静精微之蕴者，而此亦非别有渺冥玄妙之理于文义之外也。只是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沈渰既久，心与理会。则阴阳刚柔，进退消长，天机自尔，不假人为，随时随事，左右逢源，吉凶悔吝，物各付物。所谓“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者也，所谓“无思也无虑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此惟在殿下学问之力而已。随其平日学力之所至，而为今日所得之高下，非可靠倚于经筵官丝毫赞助之力也。
何以验学力之所至？亦惟曰心体淡然虚明而已。苟非吾心之淡然虚明，则无以见易理之洁静精微矣。吾心之淡然虚明，易理之洁静精微，亦惟曰“真实无妄”而已。是知盈天地之间，只是一个实理而已。理则实理，心则实心，学则实学，事则实事，无一毫私伪参错于其间，则实心淡然虚明，而实理洁静精微矣。吾儒法门由来如此，非若异端虚无寂灭之教也。故臣每以“实事求是”，及“勿正勿助长”两语，仰达于冕旒之下者此也。实事求是，即所谓真实也，勿正勿助长，即所谓无妄也。真实无妄，即实心之淡然虚明，实理之洁静精微也。自乾坤之易简，以至于“垂衣裳而天下治”，与夫《中庸》之“无声无臭”、“笃恭而天下平”，《论语》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便是一般意味，一般消息，而其要归不过曰“真实无妄”而已。故《大传》曰：“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惟圣明之留神焉。
臣受恩未报，死亡无日。瞻望宸极，衷情蕴结，冒犯时讳，言不知裁。伏愿殿下领其言而放其身于畎畞，使得耕凿自如，以尽馀生，实天地生成之大德也。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又辞疏丁巳
编辑伏以臣于闰九月初八日，伏承道臣传谕批旨，不许所辞，反申宠命而训谕之。辞逾益隆重，臣惶闷战灼，措躬无地，昼夜靡宁。反复思惟，盖由臣疏辞不分明，指不别白，以致区区情悃，无以上达。辄敢冒万死，更申吁号，冀幸圣明之垂察焉。
昔在肃庙朝，故相臣朴世采以明经之目，荐士数人，而臣亦与焉，因以从宦。夫为士而以明经为业，如农夫而以耕稼为业。是以国家之式年正科，以明经取士，既有明经科。又有明经荐者，乃圣朝不遗菅蒯之意，而比诸汉之贤良孝廉名目，差为平平耳。既以此发迹之后，各随其才，轻重其用，而毕竟荐与科同归而一致。臣则初除司宰监主簿，而即发肃恩之行，中途遇病径归。再授工曹佐郞，而以母病不得赴任之外，自馀内司外职，靡不随分效力。今则官已逾分，而年亦过限矣。次第作老退之物，归伏于垅畞之中，自是本分之当然。而只缘崇儒之号，特为一时之所尚，如臣之流，亦有儒者之称号。故不论人物之如何，指之谓林下读书之人，乃与抱道深藏不市之逸士，幷为备数于招延之列，混被以不敢当之恩数。世道之虚伪，固无可言，而微臣之处身，实无一步容足之地。臣常内愧私心，外惭人讥，俯仰跼蹐，如负重辜。
向者己酉春，掌宪之肃恩也，盖欲摆脱山林之名，而本心未白，徒成形迹之臲卼而已。至于辛亥冬，赴召而进也，拟申乞骸之请，而大惊都下之人，不免怃然而归。一进一退，无义无理，狂疏谬戾，颠顿狼狈。
噫！三代以还，治日常少，上下数千年来，欲治之主，其能有几？以我殿下至诚求治，而事与心违，进寸退尺。至于近日，一倍龃龉，岂有他哉？不过为虚伪之所魔障而已。如臣之微物，亦既出身事主，而顾乃心迹矛盾，莫适所从，亦只是魔障于虚伪而已。何以谓虚伪之魔障耶？入而听之于经筵之上，则所讲无非三代之圣训，出而观之于方域之内，则所行类多衰世之颣政。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此非虚伪之为魔障于圣化者耶？臣请聊举数件事，身所经历者，以证虚伪之魔障，因以开微臣乞身之路焉。
往在丙戌、丁亥年间，臣待罪峡邑。而峡邑木花全未摘取，当时庙堂特加闷恤，贡税大同，幷令作米。盖国家之贡税大同，野邑则作米，峡邑则作布也。峡邑之民，初闻令下，莫不欢欣鼓舞。及至备边司关文来到，则以为一疋布价，为钱二贯，一贯钱价，为米七斗，当纳米十四斗云。元来米布定式，六斗为一疋，则是野邑之民纳六斗者，峡邑之民当纳十四斗也。此即唐之陆贽所谓“幸灾窥利”，所得无几，其伤实多，宁不寒心哉？臣以此争之于方伯，则方伯以为“事虽如此，吾辈藩臣之体，惟当奉行朝令而已”。又曰“非但事体如此，每事偏主为民，则国何以支保”云云。
将国与民，判作两件物事，政所谓“一言可以丧邦者”，而即今则已作中外通行之恒言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百姓足，君谁与不足？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此等训语，人人之所共诵说。此非经筵平日之所尝熟讲者耶？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此臣所谓“虚伪之为魔障于圣化者”也。
至于己酉春孝章邸下葬时，臣以广兴守，随参虞卒哭哭班。到三虞时，仓吏以一片小纸，书臣官衔姓名以授曰：“此所谓袖中举案也。”臣怪问厥由，则吏曰：“近来司员辈于国家吉凶大礼，书进字于举案，而病未进参者居多，故礼罢将退之时，令宪府各捧袖中举案以验虚实也。”臣曰：“病未进参，则悬录病字，自是常事，而柰何不书病字，反书进字，致有如此怪事？”吏曰：“近来司员辈不病而称病者居多，故一切禁之，使不得以病字悬录于举案矣。”
臣不觉嘘唏，徐谓吏曰：“国家之待吾辈，待之以吏胥模样矣。”及就班之后，宪府吏一人，巡行各班口告曰：“今番则礼罢后，须各从班首，次次起去，当捧袖中举案矣。”臣心窃瞿然以为当见一番怪事矣，既而礼罢而出，而无捧案之事矣。四虞五虞，亦皆如此。而五虞就班之后，臣之右边一人，回顾班中曰：“多矣哉，今日则几于尽入矣。”臣闻其言而回顾，则比之昨日所见，其占地步广狭，一举目而悬殊，始知昨日以前，多不入之人矣。五虞卒哭，亦无捧案之事而罢矣。
及臣还乡之后，臣与人言及于此，臣曰：“此事有一段曲折，思之不得，盖当时幸而不捧举案，故无事矣。若捧举案，则彼不入之人，将何以为之耶？”其人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一袖之中，有数人之案，而间或有钱文系之纸尾矣。”臣闻之怃然。至今追思，犹为面赪。今日之敢以如此猥屑之言，形诸奏御间文字，极知罪不容诛。而衷情所激，亦有不容自已者。
夫以堂堂千乘之国，朝廷体貌之苟且鄙贱，一至于此，宁不慨然耶？言不忠信，孔子以为“不可行于州里”。《中庸》九经之义，非经筵平日之所尝熟讲者耶？忠信劝士之道，果如是乎？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此臣所谓“虚伪之为魔障于圣化者”也。然而愚臣今日之所归咎，不在于书进字而病不进之人也。此事之元初错处，都在于勒使之不书病字也。
盖疾病之来，人所不虞，病未进参，悬录病字，乃通行之常法也。不病而称病，过在于其人，岂可以其人之过，而废通行之常法也？使病者而不得书病字，皆书进字，则所谓进字自此而归于虚地矣。一归虚地，次第皆虚，恬以为常，遂不可禁，此乃助之长而揠之也。勒使之者，非揠之而何耶？揠而长之，便成虚伪，天下之虚伪，莫不由揠长。六斗而至于十四斗，病者而因作不病者，岂不是揠长，岂不是虚伪？此臣前日之疏所谓“口不绝义理之谈，而义理晦塞，莫此时若，言必称廉隅，而廉耻道丧，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回顾一世，无一事非揠，而小者大之影，大者难睹，小者易见，故先提此揠之小者，以证其馀，馀可三隅而反矣。
今世之大揠，惟在于崇儒重道之号，而其为号也甚大。故人皆自坐在里许，不能自见其睫，诚可闷也。盖古者圣王之为天下也，自王宫、国都，以及乡党，莫不有学，则天下无不学道之家矣。自天子之子，以至于凡民俊秀，莫不入学，则天下无不学道之人矣。其为道不过率其性之自然而为日用彛伦常行之路，则天下之人，未有不由此道而行者矣。人皆由此道而行。而天下治焉。
《大学》经一章，举平天下之目曰：“明明德于天下。”朱子释之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此即所谓人皆由此道而行，而天下治焉者也。人之由此道而行，如寒衣而饥食，未有一人一日不食不衣而可以生者也。当此之时，天下无非儒也，日用无非道也，尚何崇与重之可言哉？恭惟我殿下以聪明睿智之资，受天命而为亿兆之君师。圣志之所自期，直以尧、舜、三代为之标准，而其见于施为者，反不免衰世之颣政者无他，为崇儒重道之号所揠而不自觉也。
崇儒重道之号，原其本意，不过据秦、汉以后千有馀年，学校久废，晦盲否塞之后，指而示之。必欲知儒者之可贵，吾道之可尊，而因有以复三代圣王立学设教之事，使之人皆儒而事皆道也。此固衰世之意，而其意深矣，其志切矣。岂料夫世人之昧其本意，徒崇名号，虚伪之至于此极耶？今之国学乡校，章甫济济，祠宇书院，遍于八域，则藏修游息之有其所矣。殿下又与一国英俊之士，日讲古圣贤遗训，都兪吁咈于经筵之上，则亦既表率之有其本矣。此便是人皆儒而事皆道之规模也。尧、舜、三代之治，不过如此，而柰之何反为崇儒重道之号所揠？
为章甫者则曰“我乃崇之者而非所谓儒也。我乃重之者而非所谓道也”。久废之讲学，固难望其复古，而乃至于以卫斯道为名，而相与齐会于学校讲堂之上，变换文字，公然作欺君罔上之事而不知羞焉。〈此则臣之前日之疏所谓“叠设年条移易，院生保奴换名”两事也。盖所重在卫斯道，故君命反轻，欺君为细，故此所谓揠之也。〉至如庙堂诸臣曾不能照管于发号施令之与平日所讲之义，一切相反，以至于将国与民，分而为二而不知怪焉。〈意专在于为国而不计其害于民，殊不知害于民，即害于国，此所谓揠之也。意专为国，为国之忠也，忠之一字，即重道之号而反归于不忠，乃揠长之验也。〉朝廷体貌之苟且鄙贱，不可使闻而不知恤焉。〈意专主于防其欺蔽，而不知其由此而欺蔽滋甚，此所谓揠之也。防其欺蔽，欲其有信也，信之一字，即重道之号而反归于无信，乃揠长之验也。〉盖为“崇重”二字所揠，不自知其我为儒而道在我也，此所谓不见其睫也。岂不可闷乎？
盖至此而国自国，民自民，君自君，臣自臣，经筵自经筵，政教自政教，学校自学校，章甫自章甫。儒为别样人，道为别件物事，各自散落，不相管摄。《记》曰：“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散之一字，政是善形容，而惟其散也，故至于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既已揠之则与道相离矣，既与道相离而至于不可止，则其流之弊，何可胜言？而臣亦不欲索言也。此臣所谓“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虚伪之为魔障于圣化者”也。
至如臣者，自是被荐从宦之人，幸而遭逢明时。惟思随分陈力，而猥忝儒臣之名，得备虚伪中一物之数。每不免与有助于揠之之势，居常抚躬自悼，无处告诉。此臣所谓心迹矛盾者也，所谓魔障于虚伪者也。噫！历观前古，亦尝有如许世界耶？所假者圣贤之义理，所凭者吾君之宠灵，所耗者一世之物力，而以之驰骛于虚伪之场，一则虚伪，二则虚伪。日出而作，无一事不虚伪，大小相挻，各自营立门户，各自充其所欲，而惟我殿下了无所得。风俗日以颓靡，国脉日以削弱。古人有言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此所谓魔障也。诚可痛矣。诚可惜矣。仰观尧、舜垂衣裳之治，固已邈焉，而下比萧曹清净之化，又不啻千丈强落。
伏想殿下于燕闲静一之中，回顾初心之所期，当何以为怀耶？臣每中夜起坐，不觉抚膺长叹，直欲吁天而无从也。伏愿殿下不须别作设施别讨义理。但将经筵平日所讲之义理，尽为实事，而必求其是于发号施令之间，则百官有司，亦当各守其职业而实事求是于奉行朝令之际。夫然后经筵讲席，方可免归虚设，而域中之章甫，亦当各以学校为己业次，各以所讲为己实事而必求其是矣。
上下大小，各自知其我之为儒道之在我，惟以实事求是为务，而无一毫揠之之意，则人皆儒而事皆道，只在反复手之间。儒不期崇而自崇，道不期重而自重，虚伪之风，不期熄而自熄。殿下平日之所欲云云者，亦将无事之不可为矣。乾坤易简之理，本自如此，岂不休哉，岂不快哉？
臣本以庸陋之资，猥蒙质实之褒。匹夫感其知己，犹能为之捐生，况在君臣之间哉？圣慈既以此见容，愚臣亦以此自负。目见时事之日非，圣情之忧慨，情激于中，不能自抑。臣虽愚蠢，亦有人心，以孤根弱植，积忤于时情，岂其所乐为者哉？诚以早服父师之训，不忍自欺其心，晩乃受知于明主，期以一死报之，辄申愚悃，尽言无讳。臣亦非敢为沽名衒直之计也。要以自尽其心而已尔。
臣以病不能进而每上猥疏，徒烦圣听，实为惶闷。故姑欲泯默缩伏，不敢为再疏之计矣。因而淹延阅月，窃自隐度，既承丝纶之重而因而置之，有若诿之以文具者然，决非臣心之所敢安。日复日日，终不自已，不免复有所烦吁，尤增惶恐，死罪死罪。伏乞圣慈俯赐矜怜，特许放免，使得安意栖息，以尽馀齿，实蝼蚁沟壑之至愿也。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辞别谕召命疏辛酉
编辑伏以三阳回泰，万品迎煕，窃伏惟圣学益进，圣德益修。而亦惟我元良睿质，与年俱长，睿德与岁俱新，群黎百姓，罔不钦仰鸿休，蹈舞康庄。粪土微臣，亦得与村翁野叟，拱北而颂《南山》之祝矣。
乃于今月初八日，伏承道臣传谕批旨，不许所辞，申命上来，而训谕之辞，愈益隆重。臣窃自恨微诚之不能上格，而亦不能无憾于天地之大也。窃伏念臣以三朝旧臣，四十年从宦，而召旨之下，息偃在家，无端自阻于升平之朝圣明之君，求诸天理人情，宁有是哉？
盖臣之元来意见，于近世所谓廉隅之说，见不到信不及。故从前之自处其身，只得承召而祇赴，随分而效力，自以为人臣事君之常道固应如此也。因而考诸史策，见古人之已行，亦皆如此。又溯而质诸古圣贤遗训，其义益觉分明。臣于是冒嗤笑而径情直行，不以为愧矣。至于今日，则年逾七十而衰耗已甚矣，外惧礼防之大闲，内愧旧学之荒芜，愧惧交幷，不敢出头。臣于是又自以为今日时义亦当如此，日昨封章，披露情实，亦所以申白此义而已。
古人有言曰：“当行吾所明，毋行吾所疑。”微臣之进退之始终，不过因其心之所明者而谨而行之，不敢毫擿埴于疑晦之冥途。天鉴孔昭，何所逃其情状乎？区区微衷，毕露而无馀，臣窃自以为必蒙圣主之矜察矣。批旨之下，乃与小臣区区所望信者，不相副应，臣诚惶闷，不知所喩。虽然，臣于圣批中“辅我讲学”四字，不能无感慨于中。衷情所激，不能自已，不得不附陈于乞免之章。
臣伏自己酉春登对以后，每以虚伪之风之说，终始申复，而圣上既以“实事求是”四字，揭诸壁间矣。至于丁巳冬，辞召命之疏所达“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云云”之说，则情激于中，言不暇择，而圣上又优而容之，快示听纳之意矣。
臣谨按宋孝宗即位初年，朱子应求言之诏而上封事。首叙尧、舜、禹以来相传心法精一执中之旨、修齐治平之道而曰：“至于孔子，集厥大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故承议郞程颢与其弟崇政殿说书颐，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皆以为此篇乃孔氏之遗书，学者所当先务，诚至论也。臣伏愿陛下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硏究扩充，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外乎此。云云。”
盖当时所谓《大学》篇者，程子始表章于《礼记》诸篇之中，而犹未大行于世。故朱子之言如此。而今则此一篇，实为经筵日讲之第一件事矣。且当时未有注解，而今则朱文公《集注》、《或问》曁后儒诸说，十分该备。朱子之与人书曰：“《大学》一书，当时未解说，而今有注解，只在仔细看。”虽以如臣之浅见观之，果然仔细看之之外，更无讲说之馀地矣。
非但《大学》一书为然，其馀经传，莫不皆然。而至于真西山《大学衍义》，则因本书之纲条而各引经传，以发挥之。经传之至训，亦因本书之纲条而各得其趣，纲条整齐，简而易知，诚可谓讲经之指南。而今日此书，方在日讲之数矣。极一时文学之选，萃之玉堂之上，专心静虑，习其音释，然后朗读于黈纩之下经筵之上，日日循环，终而复始。大抵朱文公注释，有如谚而译之，微辞奥旨，毫分缕析，平易明白，如指诸掌。是则实无异于日与孔、孟相对问答而程、朱诸贤迭侍于左右也。夫如是则今日之所欠，不在于讲说之不足，惟在于徒讲而不行之为病。
臣之前疏所谓“所讲非行，所行非讲云云”之说，即臣之平日悃愊。而虽使今日得至殿下之前，亦不过一瞻天颜，申复此一说然后恳乞以退而已。岂能有补于讲学之万一哉？无亦近于虚伪而无实耶？蝼蚁微臣之一进一退，固不足恤，而臣每以虚伪之风之说，力陈于殿下之前，而虚伪之一行，身自蹈之，则实非平日以实事事殿下之本心也，诚可闷矣。
伏惟圣慈曲察微臣万万不得已之悃情，特许放免。然后日与大小群工，都兪吁咈，即其所已讲者而举而措诸事，务随事责成实事求是，则可以免于徒讲而不行之归。而以之而治心修身，以之而为天下国家，亦将沛然，行其所无事矣。愚忠惓惓，实在于此。伏愿殿下宽其僭易之罪而少留睿思。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又辞疏辛酉
编辑伏以臣昨者冒万死，敢呈再疏，日夜惟望得蒙放免之恩矣。伏承道臣传谕圣批，召命未收，勤教申降。丁宁恳恻，有加于前，臣之惶闷窘迫，到此又一倍矣。窃伏念臣之今日之不敢进，非敢效颦于山林之人之以不仕为义也。只为无补于讲学之实事，而一进退之间，稍涉于虚伪，则风化所系，渐不可长也。臣之悃情，惟在于此。而只缘辞不别白，以致圣明于此犹有覆盆之遗照，臣请有以申明之。
臣谨按《学记》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先儒吴澄为之言曰：“学者将以居官任事也，诵诗者必欲其达于政而能专对。”《小雅》三诗，皆言为君使之事，使之肄习，盖教以官事于其始也。夫以韦布之学，为将来居官任事，而其肄习之以实事如此，此所谓有用之学也。圣教所谓“幼而学壮而行”，非指此也耶？况国家之设官讲学？盖已居其位而任其事，所讲之经传一开卷，而字字句句无非目前当行之实事也。于是乎据圣训而思其义，即其事而论其宜，论思之职，即其实事。而今也不然，经筵自经筵，政教自政教，一彼一此，不相关摄。
臣之丁巳冬辞召命之疏所谓“入而听之于经筵之上，则所讲无非三代之圣训；出而观之于方域之内，则所行类多衰世之颣政。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云者此也。疏中所达臣之身所经历者数件事，臣不敢更为烦渎。目今颣政之与讲说相反者，臣亦不暇遍以毛举，而第以大义揣摩之，则亦有可言者。
臣伏睹丁巳冬所被别谕召旨，则有曰“方当羲易讲讨之日”云。臣于是始知其时经筵，以《周易》进讲也。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此在殿下待得治成化洽，“黎民于变时雍”，“耕田凿井，帝力何有”，然后默观天地之运，游心于万物之表，与伏羲、文王冥会于化元而已。在今日，则臣窃以为太早计而不亲切也。近又窃闻之道路，经筵方以《朱子语类》进讲，疏远传闻，未知信否。若果如此，则亦恐非今日之急务也。盖是书，乃其门人，私自记其所闻诲语。随其人所得之高下而语有浅深，间有转失其本意者。其中之开眼处，亦皆抄入于经传中小注。是以韦布之士于此，不过馀事涉猎时有警发而已。是岂帝王专事讲读之书耶？
况今所讲之经传，如《中庸》之“存养省察”，《大学》之“格致诚正”，于其内外之分，先后之序，固应无时无日不在论思之中。而其馀则如《大学》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一段。伏未知即今果然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乎？果然为之者疾而用之者舒乎？亦未知何以则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乎？何以则为之者疾而用之者舒乎？此皆在所当论思，决不可泛然读过，泛然讲说文义而已也。
又如《孟子》所谓“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一段，臣伏见开春以后，持瓢而流丐者，络绎不绝，殆无虚日，而或有扶老携幼，阖家成群，以臣之老蛰穷谷，而目见犹如此。所谓安上门所见，百不及一者也。
臣窃伏念今年减租之惠，乃数百年来所未有之霈泽。八域含生之所共欢忭，而犹未能救此沟壑之命，其故何也？以我殿下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之心，当何以为怀耶？宋儒𧬄枋得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系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后，其命系乎天。”方今臣民之望我殿下，皆以三代之前而不以三代之后。则此岂非所当汲汲论思者耶？决不可应文日课而止也。
举此二事，馀可类推，如此等事，不可胜数。逐事论思，日不暇给，何暇遽及于《周易》与《语类》耶？臣窃以是而揣摩之，则可以知其经筵之上，不复知讲学有论思之实事矣。此臣前疏所谓“今日之所欠，不在于讲说之不足，惟在于徒讲而不行之为病”也。无补于讲学之实事，而贪恋恩宠，憧憧往来，内而欺其心，外而欺朝廷，上而欺吾君。臣虽不肖，心窃愧焉，心窃惧焉，愧惧交幷，不敢出头。此臣所以不避烦渎，千万恳乞，必以得请为期者也。
虽然，臣受恩三朝，图报无阶，而至于殿下每以质实许之，臣衔恩在肝，激昂感慨，每诵《孟子》“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一语，永矢一心，惟此而已。今请披尽平日肝膈之要，以为毕义之地。
臣谨按《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仁政必自经界始。”是知经界之于仁政，犹规矩之于方圆。此五帝、三王为生民开物成务之第一义也。古人大事，专在于此，大禹之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者此也。盖经界一正，万事毕举，民有恒业之固，兵无搜括之弊，贵贱上下无不各得其职。是以人心底定，风俗敦厚，古之所以巩固维持数百千年，礼乐兴行者，以有此根基故也。
后世经界废而私占无限，则万事皆弊，一切反是。虽有愿治之君，若不正经界，则民产终不可恒，赋役终不可均，户口终不可明，军伍终不可整，词讼终不可止，刑罚终不可省，贿赂终不可遏，风俗终不可厚。如此而能行政教者，未之有也。夫如是者，其何故乎？
土地天下之大本也。大本既举，则百度从而无一不得其当。大本既紊，则百度从而无一不失其当。盖天理人事得失利害之归，固是天之经地之义而不可易者也。自孔、孟以下，历代诸贤，未尝不惓惓于此。隋之王通所谓“田不井授，人不里居，虽舜、禹不能理也”云者，诚至论也。但其制度节文之详，则自周迄今，无人讲究。孟子之告毕战曰“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云而已。至于宋之张载，亦有志未就而卒。世盖以是病之，以是惜之矣。
近世有湖南儒生柳馨远者，乃能为之讲究法制，粲然备具。始自田制，以至于设教、选举、任官、职官、禄制、兵制，纤微毕举，毫发无遗。书既成而名之曰《随录》，凡十三卷。臣尝见之于臣之亡师臣尹拯之家，臣之亡师尝为臣言：“此书乃古圣王遗法而修润之，不失其本意。国家若欲行王政，则惟在举而措之而已。”盖其人杜门独学，不求闻知，故世无知者，而独幸见知于亡师耳。臣亦尝得其书而私自细绎，则有天理自然之公，无人为安排之私，秩然有条而不乱，焕然有文而不厌。《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信乎其易知而易从，深得乾坤易简之理，益信亡师之言为不诬矣。
臣伏闻其人既死，而其子孙方在湖南之扶安、京畿之果川云。伏望殿下特命其邑守臣，就其子孙之家，取其书来献，以备乙览。仍令儒臣齐会玉堂，极意讲明，分布中外，以次施行，不胜幸甚。臣亦知其必有人以古今异宜为言者，而程子之答或人之问曰：“岂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乎？”又况此书于古今时势，亦已参酌之，十分停当，必无是忧矣。臣愚窃以为此实吾东方亿万年无彊之基业。政当我春宫邸下自贻哲命之日，因以为祈天永命之地，岂不休哉，岂不懿哉？臣无任惶恐感激激切祈恳之至。
前后诸疏，其大指惟在于虚伪之风之说，而其设弊则每以祠宇书院为言，人之见之者，皆以为当今时弊，其无大于此者乎。而究其实则假义理崇虚伪，各营门户，寔繁有徒，乃当今之痼弊。而若无祠宇书院，则此辈将无所托其身而售其用，正如夜叉之神䕺。此所以为当今时弊之根柢而不可以枝叶看也。噫！所假者圣贤之义理；所凭者吾君之宠灵；所盗者国家之物力，而陷人心坏世道，至于此极，此岂细故而可以忽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