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 (五至六)
五
编辑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六
编辑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著“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百百宋,潍县陈氏的十钟,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馀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著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夀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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