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大兴党狱。康有为得英国军舰保护，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总理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宫崎遂赴香港迎康至东京。平山则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轮赴日。时进步党领袖大限重信任总理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后，则改由进步党供给。总理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爰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馀人俱到。梁谓康有事不能来，特派彼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见，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数日后，总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访谒，康、梁出见，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馀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馀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复辩论三句钟，康宗旨仍不少变。谈论间，王照忽语座客，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等语。康大怒，立使梁铁君强牵之去，并告少白谓：“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迳携王至犬养寓所，王遂笔述其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纪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职礼部主事，尝上书请清帝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折为礼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违旨，堂官始为代奏。清帝怒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洋、溥颐颁、曾广汉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职，嘉王照不畏强御，赏给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动一时。康到东后，深虞王举发其假托衣带诏之秘密，故严重监视，不许私自见客。王不能堪，因与吵闹多次。康友梁铁君精于技击，康特使之强制王之行动。王赖平山之助，得脱离康之约束，遂遍向日本当道陈诉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离境。康之远游加拿大，实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总理合作最力，自是与总理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总理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总理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各校董感其热肠，咸允照旧担任。当时徐勤曾致书宫崎，道谢援助康、梁出险及犬养允任大同学校名誉校长，并力辩无攻讦总理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