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白话文的起因

提倡白话文的起因
作者：胡适

　　各位文艺协会会员，我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此地同各位文艺作家，尤其是青年的文艺作家们相见。刚才主席说到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学。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不是学文学的人，我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不过，现在我可以报告诸位，在三十多年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形，今天在座的青年作家也许不容易想像得到。那时，不但中学教科书是用古文，就是乡村的小学教科书，也是用的古文。古文是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方言。那时我们一般朋友在美国大学里讨论当时的文字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因为我们这几个朋友都不是学文学的人，也都不是专门研究文学问题的人，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件。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都想用一个原因解释一切历史。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学是怎样来的呢？我的解释是偶然的。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的来源，也多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

　　在1915年（即民国四年）的夏天，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来了几个中国女学生，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康奈尔大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但还有许多朋友仍在康奈尔大学。那所大学的风景最美，有山、有湖、有瀑布。那个时候在美国学校中，中国的女学生很少。所以这许多男学生就很巴结这几位小姐。在一个星期天，男学生雇了一条船请女学生去游凯约嘉湖。这时正值夏天，天气变化很快。正在游湖的时候——天气忽然变了，于是他们赶快将船摇到湖边去。在刚要登岸的时候，大风来了，很幸运的没有发生意外事情，只是男学生和女学生的衣服被暴风雨打湿了。这是一件小事，偶然的事，却是中国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提倡白话文字运动的来源。因为在这些男学生中有一位任叔永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喜欢作古诗，他就写了这一件富有诗意的事，写了一首古诗，那时我也喜欢作作旧诗，我们这几个人作的诗都不算太坏，我自己觉得我的诗也很好，于是任先生就把他那篇诗写给我看，是一首四言古诗，我提起笔来就写一封信给任先生，说这首诗作的不好。因为里面有些字是现代用的字，有些是二千年前的古字，大家都不认识；换句话说，有活字有死字，文字不一律，这首诗是有毛病的。任先生对我的批评，也没有反驳。但有一位安徽同乡梅光迪先生，他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很提倡守旧的文字，（哈佛大学中有一位教授提倡守旧的文学，我以为他受了那位教授的影响，所以也很守旧。）他看见我批评任先生的信，就写了一封信大骂我一顿。这时梅先生也在读康奈尔暑期学校，他写信骂我，我当然要为我的主张辩护。湖上翻船是第一个偶然，任先生作诗是第二个偶然，我批评他是第三个偶然，他没有反驳是第四个偶然，梅先生骂我是第五个偶然。

　　于是就在哥伦比亚、哈佛、康奈尔几个大学之间往来辩护，究竟什么是活的语言，什么是死的语言，什么是活的文学，什么是死的文学，这更是偶然加上偶然的事体。他们大家都反对我的主张，我便要找证据来反驳。诸位这几天也听我讲过治学的方法，要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那时我很大胆，我说：“诗的文字不要用土语、俗字，要用白话的文字。”但是，我要找证据。于是我就找历史的证据，如《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大家公认的白话小说。但是白话诗有没有呢？我也要找证据。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我说从古以来，中国旧诗当中好的句子都是白话。比方李义山，我们当他是古典文学家，然而想想他的诗，我们能够背出来的都是白话。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来浓。”其他如黄山谷、苏东坡、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凡是能够传诵，大家记得、懂得、能欣赏的句子，仔细想想，都是白话文。词也是一样，凡是大家背得出的好句子，也是白话。如黄山谷、苏东坡、辛稼轩、朱淑贞、李清照的好词，都是白话。此外像元朝的戏剧、杂剧、明朝的南曲、昆曲，以及现在最出名的“尼姑思凡”，自头到尾都是很好的白话。所以我说我那时这样做，是被逼上梁山。因为我说了这个话，大家驳我，我要找证据，结果找到一个结论。我说，中国古代文学家有两条路线，一种是上层的路线，一种是下层的路线。上层是士大夫的路线，下层是老百姓的路线。老百姓是些匹夫匹妇，痴男怨女。母亲抱抱孩子，孩子哭了唱唱儿歌；男孩子与女孩子发生恋爱，要表示感情；或者男女朋友离别，要表示悲哀。诸位想想，是否他们都要等到学了二十年“之乎者也”再来唱歌，再来表达爱情呢？如果如此，这般男女孩子都老了。他们只是用最自然最真实的说法，把感情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最古的一部文学书——《诗经》——是白话文，尤其是《国风》。我们看《国风》的全部，《小雅》的一部分，都是老百姓痴男怨女，匹夫匹妇用白话写的。我不知道诸位对于《诗经》还记得不记得，要记得《诗经》的人，才晓得《国风》这一部分确是当初口头唱出来的。如《齐风》：“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以乎而描察情境。还有《王风》之“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都是当时说的白话。可是后来一般书呆子摇头摆尾的念成为古文，继续下来成为士大夫阶级文学的路线，就是读书人模仿的死文学。过去的散文也是白话。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论语》。这般学生当然对他们的老师很敬爱很尊重，须要把老师说话的情形，甚至于对所佩服的大弟子说话的情形完全记录下来。那些话就是现在山东的话，古时所谓鲁语。《论语》大家都读过，前边几章更可以表示出来。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欤？抑与之欤？”意思说：我们这个老师无论到那一国去，都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求之欤？抑与之欤？”是他打听出来的，还是人家情愿告诉他的呢？这两句话当中就有七个虚字。子贡答复说：“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他说，夫子之求知大概同别人的求知不同吧！把虚字都写出来了，这是白话文，所以古代的散文都是由于严格的记录当时所说的话，等于录音。

　　言归正传，我们几个人在外国讨论到一年以上，我越说，人家越不相信；人家越不相信，我这个顽固的人越找证据来坚定我的主张。后来（1916年）写一封信给《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先生讲到朋友的讨论，归纳起来有八点，陈独秀先生回信说这八点不大明白，并稍微批评了几句话。后来我索兴把这八点写成文章，题目叫做《文学改良刍议》，一条条发挥出来，陈先生懂了，本着这八点的意思发挥，就发表他的《文学革命论》，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来源，是一个偶然的事体，讲起天下大事，大都是这样偶然的。

　　今天我在省立师范学院讲了点半钟，后来和作家作者又讲了一个钟点，现在喉咙已经哑了，不敢多说话，不过我在坐下之前再说一两句话，贡献给青年朋友，刚才在谈话会，谈到白话文的事，不妨借此机会重复说一遍，座谈会上有人问我：“有人说白话文要做的好，应该先从古文下手，比方像胡适之，像鲁迅，像周作人，他们作白话文作的好，都是因为他们从旧文学来的，他们作旧诗、作古文，都作通了，作好了，才改行作白话，因为他们有旧文学做底子，作白话文才作得好。”因此有人问我，要想作好白话文，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还是像胡适之先生从“之乎者也”下手？今天我答复现在的文艺青年作家或中年作家，作白话文要做的好，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应该从白话文下手。不要轻易相信这种瞎说，说某人作白话文作的好，因为他读古文读的多，这都是骗你们的。

　　我在《尝试集》再版的序里说：“我们很惭愧，我们这一辈子因为从古文里出来，所以作白话文作不好。”这可以比做裹了小脚的女人，把脚裹小以后，风气开了，要放脚，是不容易的了，结果只有装一点棉花，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从古文古诗里出来的人只能替后代开一条路，希望不要走我们的路。你们是天足，自然的脚最美，最好看，千万不要裹了小脚再解放，我可以告诉诸位，裹了小脚之后是放不大的，说我白话文做的好，其实也是假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先生，他不但在中国语言学是权威，就是在世界语言学里也是权威。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生成的音乐耳朵，他的声音最正确，所以他对语言最精，这是一个我最佩服的权威，我们是老朋友，那时他没有牵涉到那个翻船的偶然的事情，不过他是很早提倡白话而且提倡字母拼音的人。他常说：“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够白。他给我改文章，改得我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就是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时候的情形，虽然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所以希望诸位青年作家，中年作家能够从活的语言去学白话文，不再经过我们所做的那一番死功夫，这样，作白话文作好的机会当比我们六十岁的人多得多，所以我常说：“开山有功而创作毫无成绩。”希望诸位多努力从活的语言得到活的文学，这是我给诸位的一点参考。

（本文为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