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厘正五事书
蒙左右谘访，愿得刍荛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增文臣之奏议。方今圣朝，岂有阙遗？渊渊夜思，其为今日易施行之言，又为虽不施行而言不骇众之言，又为阁下用文学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为自珍所得言于阁下而绝非自珍平日之狂言，才得五事，条而箸之：
一事，历代皆有石经，本朝尚无石经。乾隆中，江南蒋衡献所书十三经，赏给举人，刻石国子监，其事甚细，此不得为本朝石经。本朝经师，驾汉氏而上之，岂可不𬤊正文字，为皇朝之定本，昭示来许，岂仅如唐开成、宋绍兴之所为而已乎？夫定石经，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伪经，东晋伪《尚书》，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复并之。一也。一曰改写官，秦汉以来，书体屡变，历代历书之官，展转讹夺，其的然可知为讹夺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来，椠本繁兴，有功于经固然，罪亦有之，展转讹夺，流布浸广，不如未有椠本时雌黄之易，其的然可知为讹夺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经籍者，如卫包受诏改《尚书》之类；宋、元浅学，尤多恣改，以不误为误，今宜改之如旧。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汉初，不著竹帛，经师异字，不能择于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汉世今文古文异家法，则异字不能择于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经籍假借之字，由来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为写官之误，刻工之误，而无佐证，思之诚是一适，改之恐召众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书乞开石经馆？前四者旌校雠之功，后四者俟考文之圣。
二事，故和硕礼亲王（讳昭珝）尝教自珍曰：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创。国朝满洲人名易同难辟，其以国语为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图礼、札拉芬、色卜星额、福珠灵阿之类，相袭以万计；其以汉语为名者，则取诸福德吉祥之字，不过数十字而止，其相袭以十万计。贤不肖智愚贵贱显晦，后世疑不能明，此读国史一难也。宜创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传，合为一篇，则《汉书楚元王传》例也，而可以代《魏书官氏志》，可以代《唐书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众长，亦因亦创。为此语时，礼部尚书侯恭阿拉计至，王云：即如此公，钮祜禄氏也，宜在《额宜都传》下矣。自珍怖服。王于天聪、崇德以降，琐事丕事，皆说其年月不误；每一事辄言其原流正变分合，作数十重问答不倦。自珍所交贤不贤，识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没矣，无以报王。执事在史馆，谨述绪言，代王质之执事。
三事，前辱问国朝名臣奏议。国朝奏议，私家敢当抄，不敢当选，其体裁大略，则固知之，尝役抄故也。大抵国朝奏议，自雍正以后，始和平谨质，得臣子之体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始圆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颇犹粗悍，或纷披扶疏，沿明臣习。甚矣！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自珍所抄康熙以前一册，不足储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册，不足储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尚未动手。若役心力搜罗，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书，乞开馆选定？
四事，圣圣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诏条款，皆依嘉庆元年条款，推恩如故事。惟嘉庆元年，有贤良后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贤良祠大臣后裔，倘本支无在仕版者，著各督抚据家谱谘礼部，礼部奏请赏给举人一名。此条情文斐，寔圣朝之美谭。此次诏书遗漏此事，故家中落，赐书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馀不儩。道光二年闰三月朔自珍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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