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作者：张我军
1925年7月28日
1925年8月26日

作于1925年7月28日，刊载在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

上

现在的台湾没有文学，历来也许都没有文学吧！有之，也不过是些假文学、死文学，而没有真文学、活文学。胡适先生说，现在中国的旧派文学不值得一驳，我想现在──以至历来──台湾的旧文学简直不值得一笑。自从去冬我引了文学革命军到台湾以来，在起初三四个月间，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动，但那不过是几个旧文学的残垒的小卒出来骂阵的罢了，由此可以知道台湾的旧派文学不值一驳或一笑。于是我们第二步是建设了。胡先生又说：“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们希望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他又把他从来所主张的消极的破坏的“八不主义”改作了肯定的口气，为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参看本报三卷一号--“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欉中的破旧殿堂”一文)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现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已开著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如新诗与短篇小说的发达之速，真是令人卷舌的！然而我台湾却如何？还是满园荆棘，找不出一朵鲜花呀！我们若要望那班旧文人替我们造些真文学、活文学，实在有甚于“责明于垢鉴”了。我们只望那些志愿于文学的有天才的青年，不可再陷入旧文学的陷阱，而能用新方法来与我们共造新文学的殿堂，这是我人唯一的愿望了。


中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二个要点：

1、白话文学的建设

2、台湾语言的改造

我这二条是从胡适的“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我们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胡适先生这样说──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二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馀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凡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是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我们借了胡先生的一大篇话，“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白话文学”的意思已很了然了。我们要更进而谈一谈“台湾语言的改造”。


下

我们主张用白话作文学的器具，又在上面说我们之所谓白话是指中国的国语。然而有些人说：“我们不会说中国话，如何能够以中国语写作诗文呢？若说古文不好，何不用白话文言混合体呢？”这话好像有一面之理，但要再想一想，究竟不会说中国语的人就不会以中国语写作诗文吗？不对！不对！这层不用杞忧！中国现在不会说中国语的正多著哩！然而他们为什么大都会写呢？那是因为各地的方言的组织和国语相差不远，所用的文字又同一样，不过字音有一点不同罢了，所以念过书的人，都会看会写。再进一步，若说不会说中国语的人就不能以中国语写作诗文，然则能以古文写作诗文的都是会说古话的吗？至于说要用白话文言混合体来代替白话文，那更说不过去了。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澈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著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语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不过我们有种种不得已的事情，说话时不得不使用台湾之所谓“孔子曰”罢了。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我们因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只能说出根本主张而已，若详细的讨论须待后日有机会再说。不过有一句不得不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