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编辑我从前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经济、政治和知识思想三大组。第一组已经讲过了，第二组的问题，前几次所讲，注重在社会应该用法律支配的重要，但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发号施令的法律，是由多数人的公共意志维持公共生活的法律。政治的民治的历史，是人类逐渐做到这个地步的痕迹，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
所谓政治的民治，不但用多数人公共意志的法律代替发号施令，还有政治上重要的变迁，使用有意识的立法代替遗传风俗习惯的立法。有许多法律都是古代堆积下来的旧法，而不是研究讨论的结果。民治的政治，有立法机关，它的法律，是从研究讨论修正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立法（ Legislation）。又民治的范围逐渐推广，即使民选官吏一时不能办到，至少也须办到选出人来立法，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这也是重要的变迁。
我们此刻要讨论的，法律在社会实际上有怎样的作用。简单地回答，只有两件事（1）使人民有种种权利；（2）使人民有种种义务。
权利是什么？是在行为的规定当中，有权利可以这样做。因为全社会的权利来帮助他，所以他有这样做的权力。换句话，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社会的权利在法律背后帮助他。有人干涉时，社会和法律，都可以出来代他反抗。所以权利就是全社会的势力在法律背后允许他这样做的一种权力。
这些个人所有的权利，是社会国家所公认的。所以个人在法律政治上的自由，便是种种权利的总数。法律的第二作用，还须维持程序和共同生活，故归并个人应履行种种义务。消极方面的，如某事为社会所不许，某事为法律所不许；积极方面的，规定行为的范围，只准这样做，不准那样做，便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都因维持秩序和共同生活来的。
这样看来，每种权利，都连带著义务。例如财产权是个人所有的权利，但也有义务。消极的不许侵害人家财产、积极的则规定种种法律，如纳税，买卖时填写一定契约、中人及律师的证明等。这不过举几个例。说明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就没有所谓权利。由此可以明白权利不是个人自由行动，是在有社会的全势力在法律后面允许和保护。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权力的三种分别：
第一，个人的权利，或曰天赐的权利（Personal Rights or Natural Rights）。
第二，公民的权利（Civil Rights）。
第三，政治的权利（Political Rights）。
个人的权利就是个人人格的权利，举具体的例，最重要的有四种：
（一）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总要平安过去、不受人家侵害。尚未经正当判决犯什么罪，不能侵犯他生命上、身体上的种种自由。这看去虽似普通，然历史上不知流了多少的血，才能争到这一点!
（二）行动的权利。这也很重要，有了生命而不能行动，这是没有用的（三）财产的权利。这不是有了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算了，这须有所有权，就是社会法律公认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
（四）契约的权利。与人家有关系的事，非立有契约不可的。
再讲公民的权利，是从人格的权利来的。因为四种人格的权利都须经法律规定、社会公认，绝不是理想上、道德上的行动自由就够了的。尚能使这些权利变成社会法律的权利，那么随时可以使唤种种机关，如法庭警察等，来替他保护，替他评判屈直、赔偿损失。所以这种权利是民事的权利。
民事的权利，在西洋法律上称为控告与被告的权利。被告也是一种权利吗？因为尚不承认被告的权利，争执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自己执行。所以文明社会里，不但要求控诉权，还要求被告权。因为在不做到法治精神的国家和社会里，人民各分子争权的时候，往往自己动手执行，不承认对手有被告权。所以被告权也是很紧要的。这个权利不但人民对人民要保持，就是人民对政府也要保持的。政治的民治不但人与人有法律保障，人与政府，也有法律保障。英国人在历史上为什么占重要的位置，便因他很早地立了宪法。对于法律，看得非常宝贵，对于政府官史，一点也不肯放松。凡是身体行动等等自由，固然不肯受政府随便支配，就是抽税等各项保证财产的事务，也必由自己举出人来办理。这样与政府奋斗，才能做到这般田地。这是政治的民治史上一件重要事实。
再讲政治的权利，也是根于第一、第二两类来的。因为只有一二两类权利，而没有第三种政治上的权利，则一二两种也不能稳当保持。倘要一二两种权利有法律的保障非于政治方面有权利不可。故人民应该要求参政。即不能选民政官，至少也须选立法官。这政治权利最重要，因是三种权利的保障，至此则其余二种都是空文。
我们理想中可以想像一个开明专制的国家，既有好的君主，又有好的官吏，政治法律都很修明，只有人民没有政治权，这也未尝不可能。但从人类经验上看来，这种理想、大概是梦想了。好的皇帝和官史，也许可以有的，但只是暂时的。我们从前讲过，凡人一朝有了大权在手，无论怎样好人，总有自甘堕落，滥用大权的趋势。这是人类一个极大毛病。故无论如何，非有政法权做保障不可。
政治权当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从前选举权是有限制的，后来凡是男子都有了，后来不论男女凡是成年人都有了。有了选举权于是可以选举立法行政的官吏。还有被选举权，被选举以后，可以去担任公家事务。古代担任国事只有少数人的，以后逐渐不论男女都可以担任了。这些虽似不重要，但这是器具，不是目的，是个人的和公民的权利的保障。
讲这些权利最应注意之点，就是刚才所讲凡有权利不是独立为个人所有。个人所以能有权利，全赖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一分子。他的权利，要是没有社会国家和法律给他保障，一定不能存立的。这个观念是根本的观念。真讲权利的，不可不承认社会国家的组织。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不外两种说法：第一，一切政府都是压制的，压制的便是不好的，所以冒险要求自由；第二，人类社会的组织，已经长久了，所受的训练，也很够了，虽把政府法律完全去掉，也仍然能守秩序的。我们看他这两种讲法，都不能不承认社会的组织。
讲到权利的观念和争权利的历史，自是所谓政治的个人主义（Political individualism）。但这种权利，并不是离开社会而有的，是有了社会组织才有的。这一层我所以再三申明，因为每每容易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利相混。
从前讲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有了某项事实，或某项社会情形，然后始对它发生某种社会学说与政治学说。权利的问题，现在西洋已经不成问题了。几百年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确争得很厉害的。后来争得结果，几项根本权利已大体都有了。中心问题，现在渐渐变到别方面去了。
从历史上看来，凡争权利的运动，都因反对坏的政府和官吏侵犯个人的自由而起。这种政府，西方现在已经渐渐减少，政治的组织，也大体都能代表民意，法律的保障也都有了。所以现在西方的政治问题，是有权利以后，怎样用它，才可以谋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种政治问题的变迁，可说是从利益的问题变到用权利的机会的问题，不是争某人应该有某项权利，是怎样人人可以有用权利的机会。例如没有财产，要财产权有什么用呢？所以政治的种种势利，应该换一个方向，不但使人人有抽象的权利，还要使人人有机会可以用他的权利。
法国一个思想家嘲笑纸上法律和纸上权利说：“法律是根于平等的，无论贫人富人，都不准偷面包，无论贫人富人，都不许在露天里住。”这话讥刺得很厉害。我们可以明白只有纸上的权利是不够的，总须再有实际上享用权利的机会。
西方近来有许多社会和政治的趋向，可以表示这个变迁。不但用法律政治的组织把不公道的逐渐减少，归于真实的公道。还有一种社会的公道（Social Justice），也逐渐减少从前的不公道。
再举个具体的例，如近来有许多国家用势力规定做工的情形，和妇人小孩作工的限制。还有许多并规定最低的工价，使工人不但可以过活，并且略为宽裕，不至堕落。又如用抽来的租税辅助年老和疾病残废的人，使他们不工作时也不会受苦。这都可以表示不为权利，而是用社会政治的组织，使人人有享用权利的机会。
还有最明显的趋势，是用纳税的制度，使财产渐趋平均，不但增加岁人而已。例如所得税以级数递进，所得多者抽税多，所得过少者不抽税。又如遗产税也用级数递进的法子。这并不是为国家增加岁入，是以政治的势力使不公道的逐渐公道，不平等的逐渐平等。这个趋势，也可以在权利的题目底下讲，因为是把权利的范围逐渐推广，使人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
西洋近日最重要的问题，是用国家的势力去平均社会，应该走到什么限度？这是政治学上讨论最切要的：一方是社会主义，一方是个人主义。两派当中，又有许多派别。据我看来，这个问题，不但西方，就是中国也未始不重要。不过在中国略为不同一点，就是：中国要提倡个人自由发展，还是也须像西方的经过争权夺利的时代，再回到用国家的权力使社会平等呢？还是把两步并作一步做呢？
我们至少可以从理想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三项理由：
第一，中国似可把两步并作一步，同时并做。因为中国本有古代孟子以来的保民政策的学说可以做根基。中国向来的政治学说，没有个人主义掺杂在内，故很可以把从前父母式的皇帝的保民政策，变为民主的保民政策。
第二，中国今日很可以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的机会平等。普及教育的用处，并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是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西方发达普及教育，远在工业大革命以后，中国今日正工业革命未兴之时，应从速实行普及教育，预备将来机会平等的能力。
第三，中国此时，可以利用专门知识，研究专门的问题。西方个人主义学说的坏处，就在不大崇拜专门学说，以为人人有了教育，人人都能管自己。不晓得社会政治都是很复杂，就是一小县里面，也有教育、税则等等都非专门不可。此时及早预备，尚可挽救。
这不过几个意见。问题是很重要的，很值得研究的。中国此时，虽有许多特别问题，但是暂时的，将来总要有回到根本问题的一日。工业变迁是不免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是不免的。怎样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好处，而没有损害社会的坏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十四）
编辑今天是第二组政治问题的最后一次。前几次讨论国家的问题，今天从国际方面讨论政治问题与国家的关系。
从前开讲的时候说过：凡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起源，由于社会的种种冲突，如群与群的冲突，团体与团体的冲突，利益与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以地理的关系为其中心，对于群外的人，都取仇视的态度，不愿来往。团体逐渐扩大，至于国家，其群内与群外的仇视也愈甚。这些小自部落大至国家的交相仇视，实根据于心理上的理由。人类最怕不知道的人，因为容貌与我不同，谓之外人；文化与我不同，谓之野蛮；道德与我不同，谓之不道德。这是平常冲突的原因。其后团体要扩张势力，不得不侵害别人的团体，冲突也因而愈大。国际的问题，即起于这个事实。
这个问题，不必详讲，疆界观念，无论何人，都有一点，诸君想都知道的。以地理的根据而言，小而乡土省分，大而国家，都可造成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有两个方面方对于群内，好恶相投，互相帮助；一方对于群外，好恶相驱，互相仇视。有事的时候，各自合起群来，攻打群外的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是很新的，是十九世纪的出产品。从前都根于乡土的观念，没有所谓民族的国家的。
民族的国家固是十九世纪的出产品，但从前也未始没有，不过不甚普通。英国三岛本与欧洲隔绝，故成立民族国家最早。西班牙、荷兰、法兰西，也次第成立，但究系少数。德国本一百多小国，互相侵害，意国也是如此。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他们始渐渐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日本也要到明治的时代，始归统一。自此以后，无国家的民族，如波兰、波海米亚、亚米尼亚，如印度、爱尔兰等，都要求成为民族的国家。所以族的国家是很新的。
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这观念发达，自有好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未始没有坏处。国家观念发达，由小群变为大群，乡土眼光，地方界限，都逐渐打破，把共通利益的范围推广，对于大群各分子，都有人类的同情，互相帮助，没有偏私，这是好处。其坏的方面，就是国与国的仇视之见愈深。从前的竞争是没有组织的，当兵是出钱买来的。现在国家既有组织，一经开战，全国工商学各业都受影响。这次大战以前，欧洲几成为个武装的大营盘，大家都等著开仗。结果没有一个人不受损失，害处反而更大！
民族的国家发达了，同时又发达一个主权（ Sovereignty）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国家对于人民，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自己立法，自己司法，自己行政，不容有旁人的干预。结果成为国际的无政府（ International Anarchy）的现状。国际政治发达的历史，与国内恰恰相反。当几次讲演国内的政治，自独裁的变为法治的，对于人民不负责任的变为负责任的，权力没有限制的变为有限制的。但对国际，却每国都有最高的权力，所以变为国际的无政府了。
在国际的无政府当中，本来只要有稳妥的国际法。但是现在的国际法，能不能算法律，还是一个问题。法律的最重要观念，在乎有公认的执行的中心机关。国际法没有这个，故平时或尚又用，一到有事的时候，便失了作用了。例如这次大战，这国说那国违背国际法，那国也说这国违背国际法，其实大家都违背了。这并不希罕，因为此法自身，还没有成为法律。法律不能承认战争：试著国内的法律，那一条是承认人民可以打架的？国际法对于战争并不根本否认，不过定了几条限制的规则，所以自身已失法律的资格，在国际无政府状况当中毫无用处了。再说条约也未始不可补助国际法，但是大半根于均势，彼此都谋势力和利益的平均，反使国际现状格外危险，是则条约也无甚用处了。
这国际的无政府的现状，到近来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了。所以国家主义尽管发展，同时旁的超国家的势力（Transnational Force）也尽量地发展。这些超国家的势力如科学、美术文学、宗教、旅行、邮政、商业、财政等，都逐渐逐渐地把四分五裂的世界连合起来。例如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一国科学家的发明，也靠别一国科学家的帮助。宗教也没有国界的，基督教各国都有，佛教也行为中国、日本、印度、朝鲜等国。这不过举几个例，说明人类忍不住国际的无政府，故向旁的方面发展，把世界连合起来。
不但精神上宗教等等的连合，生计方面的连合，更为重要，商业发达，使全世界经济打成一团。一国中金银棉麦等价，没有不影响于别国的。精神方面和经济方面，都已连合成为超国界的势力，而政治方面，却竭力想拆散它，故大家都更觉忍不住了。
因精神方面经济方面互相连合的理由，都不能不反对国际无政府现状。但政府方面，却促成战争，愈加厉害了。战争的剧烈，大约有两个理由：第一，科学发展的结果，潜艇飞艇，都被战争利用。历史上看来，凡造一种杀人利器，如弓箭枪炮绿气泡等，当初总想不用的，后来不用做不到，只能用了，故要使再有战争，比现在一定还要厉害。第二，现在的战争，范围不仅限于战者，其余社会上什么职业都加入的。故一开战，各业都完全停顿，结果费了多少时间、心思、经费，还不能恢复。
因有这几种缘故，所以大家党悟国际的无政府是根本要不得的，大家因该想救济方法，把国内的法治制度，推到国际，造成一种国际的负责任的组织。但这不是容易的事。这是根本的改革，非使政府彻底觉悟，变为有法律的，互助的政府不可。从前国民对于外交政策是管不住的，所以民主的制度，不能行于外交。国内尽管民主共和，国际还是独裁的。故非大家有彻底觉悟，彻底改革不可。
因为大多数人觉得忍无可忍，所以近几年来威尔逊总统这些人提倡国际联盟，各国也很热心地赞助。这个新提议是把从前无政府的变为有政府，司法，立法、行政都有具体的办法，从前自己作主的制度打破，攻守同盟的协约或联盟也打破，公认立法、司法、行政的机关。其细节兹不详讲，不过说明大家忍无可忍，故有这许少人的赞助。固然不消说，一年以来，全世界的人，都很失望，不但威尔逊总统提出的种种新组织，都失败了，还闹出种种失望的事来。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对于打败的国家，逞时快意，大敲竹杠，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这个失望，不过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世界不会有永远坏到这般田地之理。
至于国际联盟怎样可以做到，一下也很难希望；但有许多进行的层次，很可以乐观的：
第一，是仲裁的发展。仲裁机关的最重要之处，不但公平评判，而在延缓战争。战争将开，先须经它的研究、调查、评判，时间过去，自然火气也冷下去了。大概战争只有少数人希望的，这样一来，国际战争自然减少了。
第二，是减少军备。从前有一种迷信，以为要和平先应备战，所谓武装的和平。这个迷信，近来没有了，并且知道凡是预备了一定要用的，譬如好的刀，天天修饰，总想用它一用。大部分岁入供养了它们，没有不想试一试的，待一发便难收了，于是国民负担，因之加重。所以我希望一二年以内，全世界有一个很有力的要求，把军费减少，大家向国际的路上走。
第三，是外交公开。从前的外交，都在暗底下行动，不使人家知道的。所以一百年前的事，到现在还有为人家所不知道的。现在消息灵通，舆论也格外有力，秘密外交，断不能存在于今日。所以外交公开，也是国际改革的一步。
第四，是国民公共干涉外交。这一层最重要。从前的外交，不特不公开，简直与国民无关，完全让少数的外交家和军人去干。近来感受外交成败，不是少数军人政客的关系，是国民公共的关系。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国民，有一种干涉外交的运动。倘国民真能干涉外交，则战争自然减少，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利害相关切的，不愿意战的，要战的只有极少数人罢了。
总结起来，我所希望的不但和平不打仗就算了。和平是消极的观念，不算希罕。有些是懦夫，有些是金钱的关系，有些以国为不重要，也都希望和平。所以只有和平的消极观念是不够的。国际的和平，须有种种积极的事业，使各国有了这组织以后，解放有用的筋力，用在有用的事业上，解放种种无谓的危险，向著有益的方面走，造成真正共同生活的世界，真正共同生活的人类。
（十五）
编辑我从前把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三大组：（一）经济的问题，（二）政治的问题，（三）知识思想的问题。第一、第二两组已经讲完了，这一次与下一次讲第三组知识思想的问题。
这个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与经济政治生活很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这三组问题，第一、第二两组不能离第三组而独立。它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讲。
第一，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可以提高社会生活的价值。
第二，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可以算做社会生活的基础。
我们先讲第一层：人类不像动物的样子，只要饮食男女就够了。人类的生活，尤须有知识思想精神上的一部分混在里面变化他们，使他们的欲望，合于生活的文明标准，不但满足欲望就算了。例如近来全世界的种种劳动风潮，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把物质与资本家平分，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仔细看来，这一层固然也重要，但是这经济方面的均分不均分，究竟还在其次，工人得了许多钱，恐怕还是不安的。其尤为重要者：资本家不但垄断金钱，还要垄断知识。凡是工厂中关于知识思想的部分，都用不著工人的管理计划或预算。这很可以做个例，说明知识思想的生活，能够使政治经济的生活格外有价值。
再举个政治的例：何以全世界的人都要争这个民治呢？为生计经济的生活，大家可以多纳税少赚钱吗？其实不然。大家所以要争民治，因为争到了可以让大多数人加人政治生活，使各人的知识思想感情，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推广原来自私自利的范围，去做更大的事业。这是民治的益处。故可说：民治的最大益处是教育的，不仅物质生活的提高便够了的。
以上是第一层，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可以提高政治经济的生活，不但文化的分量加多，还把享受文化的人的分量加多。再讲第二层，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这是很显而易见的。试问社会各方面，哪一处没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基础。工业革命，固然在于机器增多，造成近世文明与古代文明大不同之点。但它的根本问题，却不仅在机器，而在一二百年以前的科学发达。把科学发达的结果，应用到制造出产的工业上去，遂有工业的革命。因此可以推知不是先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变迁，决不会有工业的革命。故此刻特别注重第二层，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
讲到这里，我先要提出两个道理，大家可以承认的。
（一）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系统的思想信仰。
（二）一切社会的重要变迁或改革，一定与思想的变迁改革同时来的。
这两个道理，大家可以公认的。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的大转机，各处都是如此。这个便是表示知识思想的变迁。不但政治制度变迁了，就是许多从前最公认的道理、信仰或学说，也都动摇了。而同时却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信仰，来代替将倒的基础。所以说是全世界知识思想界的大转机。
现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社会大问题，就是以科学的“教权（Authority）”来代替从前 训成法（Tradition）的教权。教权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信仰在人生行为上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把教权完全打破的，不过这个人打破此点，那个人打破彼点罢了。所以问题是怎样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成法，或日怎样以科学的思想结晶到从前成法的地位。
人类总离不了两种势力：（一）物质的环境的势力；（二）思想的心理的势力。什么是文明？就是人类不但过猪狗等野蛮的生活，只受物质的支配，而在能管理得住外面物质的势力，和里面心理的势力。越管理得多，便是文化越高。人类知识思想，影响社会各方面，到了某个时代，从前支配过的教条信仰，已经成了系统，所以还要用这些东西来支配生活，不但物质方面就完了的。
照近世人类学者的讲法，人类在地上，很稳健的算法，至少已有三十万年了。这三十万年当中，肢体官能，没有什么大变迁、大进化，但在社会的出产品方面，如信仰、文化、教育等等，却格外丰富，浓厚了。传播文化的方法，也格外进步了。照此看来，最文明的人，其耳目肢体，与三十万年前的人大体无甚差别。其不同之处，则在人造的或日人文的结果。人类三十万年以来，没一处不受思想、知识、习惯信仰、文化，制度等等教权的支配。因此偶有动摇的时候，与旁的生活，处处都有影响。因为关系太密切了，没有一个变化不影响旁的变化的。
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讲的知识思想的教权。我们自生下来以至长大，四面八方吸收进来许许多多的思想知识习惯教条，积起来成功文化的环境，处处影响于我们的行为。这便是所谓教权。教权既如此普遍，故人无论如何自由，不能逃出他的范围以外。至多也不过教权的性质或方法变了，完全没有是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问问，我们所讲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旧训成法，研究性质上怎么样；换句话就是，将来思想改革应该向哪一方面走，然后可以成为教权，影响于人生的行为。科学的教权，其性质是什么？明白了这个，然后可以知道趋向。故第一层新的教权，便是以写实主义代替以前的空想主义，以自然主义代替以前的超自然主义。什么叫做以写实主义代替空想主义，而以自然主义代替超自然主义呢？我们所以反对古训成法，因为他大多数不是从思想上研究观察来的，而从无意识的历史神话崇拜等事造成的。这些超自然的云雾造成以后，堆积起来，不敢侵犯，越久便越加神秘，却也越加糊涂了。
我们所讲的科学态度，与这些超自然的云雾完全相反。科学态度注重事实，先观察，继以研究，然后判断批评它应否存在。写实主义便是承认事实的是非，有对于事实的忠信，所以思想革新，只认事实，凡是不能承认的虽是几千年来的东西，也不能承认，因此便有许多冲突。
其重要之点，就是以根于事实的东西代替不根于事实但凭想像的东西。
有许多人以为只重事实，反对想像未免偏重唯物主义，是很危险的。这是错了。只重事实反对想像。未尝不可有精神上的生活。人类外面的事实，自是物质居多。但人类能懂得它，管理它，对付它，已经是超于物质界了，已经是精神生活了。
我们再讲第二层公开的宣传（ Publicity），便是以互助的公开的方法宣传文化。人类的进步，全赖它对于宣传真理有一种信仰。越宣传越进步，越秘密越不进步，故宣传是进步的原因。
旧训成法之所以能站得住，全赖秘密不公开，落在少数人的掌握。科学家发明了新东西，立刻传播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让他们大家实验、证明和应用。科学家注重互助打破国际，用公开的宣传，发明不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有今日的成绩。营业和外交，因为不知道公开宣传的好处，什么事体，只是秘密，所以弊病最多，害处也最大。营业上所以阻碍进步，就是发明东西，只求专利，严守秘密，不使人知道仿做，以保存他的私利。倘科学家也像这样子发明了不肯告人，只顾私利，或想藏之名山，哪里还有进步呢？外交家也有许多也不肯告人，以为知道的人多了，戏法就不灵了，鬼祟的手段就用不成功了。这样把公开的与黑幕的利害一加比较，我们自然主张公开了。现在的时代，很有机会可以做互助的宣传事业。先有系统组织的搜集材料，再像科学已经做过的样子，公开宣传出去。现在的时代，物资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电话电报海底无线电都很发达，印刷业进步，短时间内可以出许多印刷品。报纸这样多，便是需要的结果。但不能像科学家的谨慎，彼此讨论批评。现在的舆论，大半乱七八糟的，不能像科学家的又系统的主张。竟有许多是有作用的宣传事业，或为党派，或为大工厂或为旁的团里所操纵。这种宣传与我们主张的公开宣传恰相反的。
如果现在人类还不能利用舆论做宣传的机会，觉得太可笑了。如说不能利用交通方便，宣传容易，去做到应该做到的地步，也似不能相信的。但这宣传事业不能用科学的方法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这个事实，是应该承认的，那么与规规矩矩做真的宜传事业的奥论还相差很远咧。
倘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将来有条理秩序的进化，我的答案是利用正当的有功效的舆论机关，就是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都是正确的。舆论能够做到如此，在社会进化上自占一个重要地位。因为国民所依靠的，只是事业的光明倘能给他们正确的事实，他的反应，自然靠得住。倘或瞒住了，捏造了，变换了，那里会有正当的反应呢？所以民治的国家，宣传事业的机关是很重要的。
再讲第三层是普及教育。这一层用不著什么讨论，只要打破古法，用科学的方法代替它。用事实教育少年，使他们了解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所以我们讲到第三组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不能忘了最重要工具的教育。
从前教育是用灌注的方法的，旧训成法传下来，叫小孩子装下去，这是维持旧训惩罚的教权。现在看他作改革思想的机关和工具，决不能再用灌注的旧法，应该引出他个人天然的能力，使他充分发展，利用本能，逐渐至于思想判断。这个教育简直是解放不使他受旧训成法的束缚。
承认教育的功用，自古已然的。但承认教育为社会进化的工具，是很新的。现在既求社会进化，教育自应注重社会种种需要做材料，预备将来社会生活的目的。
（十六）
编辑上次讨论社会生活，全靠有知识思想的生活，然后有价值。人群生活与羊群生活不同的地方即在于此。羊因为怕冷和保护自己，也有群的生活，但人群有彼此交通知识思想的生活，所以人群的生活有精神上的价值，不与羊群相同。
一切社会组织的价值，不但在物质方面，尤全在于教育方面。每种社会组织的最高价值，都是教育的价值。
人家把教育的范围看得太小了，以为教育只有发展学校里面的。其实那一种社会组织没有教育的影响，若社会的组织渐渐向固定的，死的方面去，则教育的价值低；若社会的组织，能把知识，思想，感情互相交通，格外向变迁的方面走，则教育的价值自高。故社会生活不仅在衣、食、住，而尤在能使社会各分子有精神上的发展，才是社会组织的价值。
这些话不过是个引论，引到今天要讨论的知识思想的自由的问题。我前几次讲演权利的时候，把人格的、民事的、政治的权利，都讲过了，只有知识思想的权利没有讲到，所以留在今天有的。我以为各种权利的重要目的，即在保障知识思想的权利。有了各种权利，然后思想、信仰、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今天讲的，就是知识思想自由的所以重要。
凡是独裁政治，对于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都是很怕的。他们越怕，我们越可证明这些自由的重要。没有这些自由，则独裁政治可以安然过去，不会变动。所以我们可以反证争得这些自由，便可帮助我们打破独裁政治的制度。此刻从反面著想，讲到知识思想自由的所以重要。
因此可见知识思想的自由，是民治主义所不可少的。非但民治主义所不可少，独裁政治所最怕，实在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全赖知识思想的自由交通。所以要求知识、思想的自由，并不为个人争夺权力，实在为人类文明进步著想。
有许多人说：“思想自由不怕外力干涉的。言论在外面的，可以于涉，思想在内部的，有谁可以干涉？”这话其实错了。思想与发表思想很有关系的，没有发表的机会，即有思想也是无用。思想的所以发生，自有它的原因、材料和对象。人必对于外的事理想所不满意，想发表它，然后有所思想。一个人思想不甚重要的。况且思想的进步与否，全视发表思想的机会之多寡，一个人思想是很模糊浅薄的。基督教，孔教的所以成为一种的条理的思想，全是演说作文发表来的。没有经过发表的手续，思想便没有系统的。从此可以知道发表思想比个人关了门思想更为重要了。
换句话，关于发表思想，如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的重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没有发表思想的自由，则社会不能得思想的益处；没有益处，就是思想了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何必思想。第二，没有发表思想的自由，则思想没有价值。因为思想的价值都从外人讨论切磋比较出来的。经过这些手续，然后有系统的整理的思想。从此可知发表思想的重要了。
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胡说，正如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一样。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那么言论自由也不是指大庭广众中劝人放火杀人了。岂但大庭广众中，就是家中，言论也应该负责，不能乱用妨碍旁人的自由的。
历史上讲言论自由的大约有两层根据的理由
第一，平常蒸汽的机器，都有放气管，把它去掉，危险极大。因为里面蒸汽越积越多，倘不把“安全的门”放开，机器便要爆炸了。人类的脑子也是如此，太热了要火烧起来了，不如让它在大庭广众中大演说一番。英国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去演说，狂人、疯子，也可自由发表言论。英国是得到言论自由最早的国家，它的政府，知道与其禁止，不如让它自由，反而没有危险。
第二，所有要言论自由存在，格外积极的一方面。大凡政治，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威权势力压人；一种是不以威权而以劝导。所以提倡言论自由，因为劝导比威权效果格外大。让他们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利害来，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做政策。
这个初听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许多人同样荒谬的。有一部分荒谬的时候，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了，或十分荒谬者，也天然淘汰了。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可以帮助劝导的政治而没有危险。
在变迁的时代，当局的人最容易采用压制自由的政策，但是这个时代，决不应该采用压制的政策，去压制主张改革的人。主张改革的人一被压制以后，必定趋于阴谋，暗杀或暴动。信仰很深的而没有机会可以发泄，自然向这些旁的地方跑了。这个动摇的时候，对于思想，应该因势利导。要是太荒谬的，大多数人也决不会采用的。
人类几千年下来，没有一种思想是被大炮攻破的，刀斩断的，枪打死的。倘能让它发表，或可有大多数人纠正它，越压制反越不中用了。
但是我们要问：社会对于太激烈的主张有什么保障呢？人类大多数大概只有两种性质：（一）总是爱护秩序希望治安，对于十分捣乱的主张，自然而然不会赞成的；（二）习惯的力量比思想为大，故总有惰性，觉得改了不甚方便。人类有这两层保障，无论如何的思想，决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历史上看来，有许多思想，其传播之速，竟如火的延烧，疫的传染，那是一定有特别情形或特别理由，不能相提并论的。
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境。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决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李宁的主义学理，故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他们大多数人的衣、食、住都为少数贵族资本家霸占去了，正在饥寒困苦的时候，自然只要几个字就可以使他们了解了。所以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旁的情境造成它传播的机会。
人类的习惯心理，是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茍一旦竟欲破坏习惯，为少数人的思想所煽动，其罪过必在经济组织、社会情形、政治状况。当局者恐怕暴动想压制它，实在是一种梦想，因为思想本身决不能造成激烈的。其所以暴动的真原因，在乎缺乏衣食住的一点仇恨的感情，思想不过一小分子罢了。
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希望把全国的思想信仰归于统一，故主张排除异端邪说。不知事实上实在做不到的。社会是变迁的，至少生老死的变迁一定有的，倘大变迁的动机发生以后，想用一个思想来范围全社会全国是做不到的。捣乱分子不从思想一定从劳动的方面来了。故聪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容忍的态度，提倡思想自由。如此还可使人类大家本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心理，淘汰十分危险思想的分子，而保存其可以采用的分子。倘注重一致，恐怕反而越不一致了。
国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在这个变迁时代，一致的趋势，只可说是将来逐渐发展的结果，决不能硬求一致的。何以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呢？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故只可说统一是长进的结果，不能说一切思想定要就我的范围。越是硬做，便越不一致，反而产生暗杀暴动阴谋等等的结果了。
譬如举个例：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自然有好些人反对，这因为涉及个人私利，反对却也难怪的。财产均分的问题既有许多人不情愿，但有一种大家都情愿的，就是“知识的杜会主义”。财产是越分越少，知识却是越分越多的，知识分散，非但无害，而且有益。提倡知识思想的自由，全在这一点信仰，就是知识思想，越分越向好的方面走，决不会失败的。由此可知知识的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公认的了。从前讲过批评社会政治组织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凡能增进共同生活，使各部分的思想感情意志格外互相交通的是好的，阻碍的是坏的。现在关于知识思想自由的问题，也仍旧用这个标准，批评它的价值，知识思想能助社会共同生活，使各部分格外流通的是好的，否则坏的。
有许多人反对民治的主张，如英国文学家喀菜尔（Carlyle）以为民治就是谈话的政治[因为Parliament（议会）这个字，是从法文Parler（谈话）这个字来的]，找数百个人空谈，也可以算得政治吗？这可以代表反对民治的议法。但是喀莱尔错了，把言论看得太轻了。言论的所以重要，在乎大家发表思想，互相讨论研究，结果把思想格外改良。越加研究讨论，则事理越加明白。意见越多，则改良的机会也越多。喀莱尔因此看轻它，确是一种浅薄的成见，没有见到根本观念。
老实说，一个政府越是禁止知识思想的自由，他的政治越成为谈话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有两种，一种用武力，一种用劝导，倘不用物质上的武力而用劝导，则研究讨论的结果，越能做到民治主义的理想。谈话就是不专靠武力而靠精神方面知识思想的力向共同生活的目的进行。
现在把这个讲演总结起来，还回到民治和教育的关系。民治的根本观念，便是对教育有很大的信仰。这个信仰，便是认定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可以教的，不知者可使他们知，不能者可使他们能，这是民治的根本观念。民始便是教育，便是接续不断的教育出了学校，在民治社会中服务，处处都得著训练，与在学校里一样。个人的见解逐渐推到全社会，全世界，结果教育收功之日，即全世界共同利害的见解成立之日，岂但一国一社会的幸福而已。
全世界共同利害见解的养成，便是精神的解放，这个观念很为重要，到那时候全人类都有此共同心理。我们为民治主义奋斗的人，亦可略为安慰，因为结果不但为了社会经济等等的制度，还替人类的精神大大解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