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损斋笔记

日损斋笔记
作者：黄潜　元朝

本作品收录于《四库全书》

《日损斋笔记》一卷，元黄潜撰。潜，字晋卿，金华人，延祐二年赐同进士出身，历官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谥文献，事迹俱《元史》本传。

是书续通考作一卷，危素碑铭亦称一卷，与今本合。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则尤精辨经，如引《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之文，证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又引《宋实录》李继迁赐姓名不在真宗时，证僧文莹《湘山野录》之非。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空谈臆断者也。

此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卷后有然素的作神道碑及请谥文移，博士傅亨谥议，后序为刘刚作《盖附录》三篇，即刚所编入也。

惟卷首卷末均标云‘大明天顺四年十三世孙叔善重刊’今考碑云：潜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时但有孙四人。下距天顺四年，止一百三年，不得遂有十三世孙，然其子孙世系又不应谬误，是则事之难以理解者矣。

原序

世之为士者，贵于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经史而为之。辨证虽或未遑竭其终始而具释其书，所以发越其光晶疏通其晦塞者，其为来学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

汉魏以来，艺文之流，伸其独见而成一家之言者，亡虑数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于斯道也。奈何俗学纷纭而莫之有定，鹜高元者涉恍惚而谈玄虚，尚靡丽者骋辞而矜缛制。譬诸金贝珊瑚，本难火齐可珍之物，出槖而纷葩，升槃而同萦，非不煜煜可观也，然而寒焉不足为之衣，饥焉弗能为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济于用者，曾何如哉！呜呼，弊也久矣。

金华侍讲黄公潜以文辞寇于一代，藏诸金匮，勒于乐石，既已播厥中外。既又出其绪馀，随笔志之，号曰《日损斋笔记》。凡经史奥旨，昧者显之，伪者订之，虽优柔不迫，而难决之疑、久蔽之惑皆涣然而水释。

其据孔氏之传而以八卦为河图，辨僧莹之妄而知熙陵为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见。揆之于用，殆布之与帛，菽之与粟欤？奇异可珍之物，名虽贵而实有不足者欤？非揽之于至博而约之于至精者不可以与于此欤？

昔者宋景文公祁尝著笔记一编，以释俗、考古、杂说析为三门，而上虞李术指其瑕疵者七条。近代紫阳方公回亦著笔记一百六十则，而河南张恒时斥其非二公素称该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无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呜呼，必若公之此书，庶几无遗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于求文者之胶葛，竟不能有以尽笔之也。虽然味沧海者一滴而知咸，采邓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尝言而推见其所不言，斯可谓善学者矣。濂从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编以归，乃私序卷端，实诸箧衍而择善学者授焉。

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门人同郡宋濂谨序

辨经六则

鹤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引邵子之说为据。而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虽力攻刘氏，而犹曰：‘易范之数，诚相表里。’又曰：‘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则朱子尚有疑于此也。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证，张以邵子为主。尝以《干凿度》及《张平子传》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之，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鹤山素尊信文公之学，独于此图、书之辨，不能无异论，然而又曰：“靖士蒋得之云：‘当以先天图为河图，生成数为洛书。’亦是一说”，又若有取焉。往年闽人吴蟾者来京师，自言从谢叠山得异人所授河图，朝野诸公多传之，而秘不轻出。其详虽莫得闻，大抵亦是以八卦为河图，未必不与蒋说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国《尚书·顾命传》曰：“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书八卦，谓之河图。”王肃曰：“河图，八卦也。”王充《论衡》亦曰：“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则以八卦为河图，自昔已然。鹤山之说似不可不考也。

《尚书》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采与在、滑与忽，音相近。来与采，始与治，七与在，咏与忽，文相近。政与治，义相近。诸儒皆随字解之，独郑元忽作曶，而谓留者，臣见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留为笏也。其说尤异。

《礼记》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纪》谓：“文王囚羑里时，伯邑考已为纣所杀。”则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记》云：“文王崩，太子发立。”岂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为太子耶？

《礼记》曰：“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注谓：“异其名所以别于人用也。”而今之致饩于人者，反借以为雅称，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语，而不详其文义，若此类者极多，此特其一耳。

《春秋左氏传》“声子袜而登席”，杜预曰：“袜，足衣也。”

程泰之《演繁露》曰：“《战国策》已称人主为陛下。”据《大戴礼》，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与天无极”，则陛下之称，周初已有之。或谓《家语》载成王《冠颂》，盖曰“率尔祖考，永水无极”，疑《大戴》所记，出于秦汉以后之所增饰。然则《战国策》所称，又安知非后人所增饰耶？

辨史十六则

《史记》“黄帝幼而徇齐”，《家语》、《大戴记》并作“睿齐”。司马贞曰：“徇亦作濬。”盖以徇与濬音相近、濬与睿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当读为迅。”则又因裴骃训徇为疾，而以迅为疾，义相近而言也。去古既远，经史中鲁鱼、亥豕，若此者不一，学者必欲以意强通之，岂缺疑之义乎？

太吏公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故取公孙卿获宝鼎迎日推策之说，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语，直书曰：“黄帝崩，葬桥山。”乃于《封禅书》备述卿言黄帝骑龙上天，至武帝问黄帝冢，则又称：“或对曰：‘黄帝已仙，群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辞也。其叙事可谓婉而直、微而显矣。

《史记》书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审如其说，则以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矣。汤之放桀，何以谓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作诰，何以不引阪泉之事为言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下，《周易·系辞下》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学者考信于六艺，而阙其所不知，可也。

《史记·武帝纪》及《封禅书》所载黄锤史宽舒，《封禅书》注引徐广曰：“锤，丈恚反。锤县、黄县，皆在东莱。”《武帝纪》注引韦昭曰：“黄锤，人姓名。”一以为地名，一以为人名，前后自相矛盾。《汉书·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颜师古曰：“锤，直垂反。”其不取徐广之说，盖以一人不应系两县也。然宽舒之名，数见于后，而无所谓黄锤者，又似可疑耳。

《汉书》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颜师古曰：“得者，司马之名。”今按《史记》本文云：“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师古盖因班孟坚删去“泗川守壮”四字，而误以“得”字属于上文。小司马《索隐》知其误，而疑左司马当有名，遂以为曹无伤。无伤之名仅见于沛公入关之后，而前无所考。姑存其阙文，可也。

《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谓三尺剑也。《杜周传》“三尺安出哉？”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王充《论衡》凡引高帝语，却皆有“剑”字，作文而好用歇后语以为奇者，不可不知也。

汉文帝纪年有“后元”，景帝有“中元”、有“后元’。葛胜仲曰：“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按：刘贡甫《两汉刊误》：“元鼎四年方得宝鼎，无缘先三年而称之。《封禅书》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则所谓中元、后元者，岂亦后来之追命乎？宜其无所讳避也。然以汉之《武帝纪》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应劭于元年注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贡甫因《封禅书》“后三年”之语，不取应劭之说，而谓四年方得鼎，似当考也。

汉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然则九锡者，先王赏功之常典耳，后世顾假以为篡语，何也？

《汉·游侠传》“茂陵守令尹公”，注谓：守者，未真为之。或以为宋之权行试守，即其遗制，非也。《传》称门下掾说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复单车归为府吏。”盖宋之时暂权摄者也，若夫权行试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别资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谓“行”，尤与汉不同，臣贺以太仆行御史大夫事，张汤、韩安国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继禄官高于所任之职事，乃称“行”也。

《资治通鉴纲目》，考亭朱子续经之笔也。其推蜀继汉，本于习凿齿；绌周存唐，本于沈既济。而《感兴诗》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盖天理之在人心，初无间于古今，先儒所见，适与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学者诵《感兴诗》，则不可不与史氏所记并观也。

僧莹《湘山野录》卷首书：“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进封西平王。”按：《宋实录》，继迁以太宗淳化二年，赐姓赵，名保吉，授银州管内观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赐姓名，两经削夺。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归顺，仍呼之曰赵保吉，非赐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进封。制下于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继迁陷西凉府，为潘罗支所杀。终其身未尝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纳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诏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载并同，而《野录》无一与之合。继迁建节之制，见于《实录》及《大诏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议推恩，值轩鼎之俄成，筑韩坛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贡珍。彰厥远图，冠于当代，宜伸懋赏，式劝忠勋。”《野录》所记既多异词，且易“推恩”二字曰“真封”，以实其封王之说，皆未可尽据，李氏《续通鉴长编》及陈均《编年备要》乃独有取焉，其书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录》。笔削之意，莫得而详也。

周公谨《齐东野语》曰：“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东坡主合祭，颍滨主分祭，朝廷迄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按：《宋史》，郊议始于神宗元丰元年，至六年乃罢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诏复行合祭，以伸始见之礼，俟亲行北郊，则修元丰六年之制，仍集官详议以闻。礼部尚书苏轼主合祭，从之者五人；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主分祭，从之者四十人；请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请上不亲祠而通炏，于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详言。安世等复执前议。苏辙时为门下侍郎，请降旨罢议，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二苏之主合祭，固未尝不同也。其后合祭罢于绍圣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后，凡四祭地。谓“朝廷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尤非也。

《齐东野语》卷首纪孝宗善政，史阙不载者十馀事，其一曰：“淳熙中，张说为枢密都承旨，奏请置酒延诸侍从。上许之。说退约客，独兵部侍郎陈良祐不至，说殊不平。上遣中使赐以上樽珍膳，说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违圣意也。’已而上命再赐，说复附奏：‘良祐迄不肯来。’夜漏将上，忽报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实录·陈献肃公良翰传》载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时从官，公谨误以良翰为良祐，而不知《良翰传》未尝不载也。且说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盖说以隆兴初为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说已为签枢，累进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罢去矣。记一事而三失焉，于秉史笔者毋责，可也。

靖康元年，宗忠简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飞时隶麾下，犯法当斩。忠简见而奇之曰：“此将材也。”遂释不斩，而留之军前。会金人侵汜水，乃授以五百骑，俾为踏白使。已而凯旋，补为统领。寻迁统制，飞由是知名。此事与汉王陵之于张苍、滕公之于韩信、暴胜之之于王，大抵相类。汉史备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飞孙珂撰飞《行实》，乃独讳而不录，幸《忠简家传》今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备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吴公渊自隆兴改知镇江，是岁大祲。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场，以哺两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户部公时客吴公所，从吴公亲行视诸场，识汪公立信于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于吴公。公与语，大悦，即令授馆而礼遇焉。供张服御之盛，比它重客有加，人咸惊讶。既而立信与先户部相继登丁未、庚戌第。宝巳三年乙卯，吴公以观文殿学士开阃京湖，辟立信干办公事，先户部准备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吴公拜参知政事，请致仕，未报，而没于江陵府治。阃檄立信同先户部护送归葬宣城，而先户部为撰《行状》，上于史官。其后立信入跻从班，出专方面，名位略与吴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实先户部之所举。新《史》于《立信传》虽备著其事，而不能详先户部之名，误以“梦炎”为“应炎”，是犹可诿曰：“庶官名不登于史册，无所于考。”乃以七年丁未取进士，则题名有记，亦弗之考。而旁采传闻多异辞，以七年为六年，则岁在丙午；又以为见吴公之次年，则岁在壬寅，殊不思两年皆非策士之岁。后之秉史笔者，所宜考焉。

开庆元年七月，朱公貔孙由史馆校勘授武学博士。而先曾祖户部府君由添差通判庆元军府事，授武学教谕，实与公并命，同一诰词。是年十一月，貔孙除监察御史，而先户部奉敕兼枢密院编修官。后九十年，是为今至正九年，获观公家所述公年谱，乃以武学为太学。盖不详当时典故，而疑武学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国子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教谕，皆师儒之清选也。间尝录家藏先世所被诰命归之，以补其阙而订其讹。近阅新《宋史》貔孙本传，乃止据其《家传》作太学博士。诰词首云：“敕史馆校勘朱貔孙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尤足验其为武学，而非太学也。谨识于此，以俟后之秉史笔者刊正焉。

杂辨十三则

许由事不见于经传，司马子长、扬子云皆以为疑。或曰：“尧始让四岳，四岳举舜，乃让于舜。《春秋左氏传》云：‘许，太岳之后。’四岳，即许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孙文叔于许，为四岳之嗣。则四岳在唐虞时未尝封许，安得预以为氏乎？大抵《庄子》多寓言，如必旁引曲证，以实其说，所谓子州、支父、石户之农者，又为谁乎？姑阙其疑，可也。

邓名世上进《姓氏辨证》，有两缪姓，谓音穆者，为宋穆公之后；音谬者，秦缪公之后。按：《史记·秦本纪》，前书缪公，后书穆公，二字盖通用。而秦穆公之见于《诗》、《书》、《春秋传》，皆正作穆，未闻穆可读如谬也。缪固有两音，一与谬同，秦缪可音谬，安知宋缪之不音谬乎？古人固有以纰缪之缪为谥，如汉之张勃、晋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谥缪论》，乃后世文人出奇立说，以寓褒贬云尔，非有其实也，安可遂以为据乎？汉有谬忌，字正作缪，又非可与宋、秦二君之谥混为一。而忌之名亦《辨证》所不及，《辨证》之可疑多此类。汉翟方进，汝南人，而谓方进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汉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寺，亦谓之宪台。《朱博传》但称御史府，而后人多引博故事，称柏台、乌台。盖御史有两丞，其一在兰台，谓之中丞。其后大夫废，遂独存，与尚书、谒者并为三台。齐有都水台，隋有司隶台。唐御史台尝改宪台，又改肃政台，而门下为东台，中书为西台，秘书为麟台，不专以御史所居官署为台也。若夫所谓大行台者，自魏、晋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仆、尚书丞、郎、郎官，犹夫今之行省。而所谓外台者，汉以称州郡，唐以称三司监院之带御史者。宋之监司既不带御史，人以其掌纠察之任，亦循习呼之曰外台云。

《千字文》篇首曰：“敕周兴嗣次韵。”世言此时未以诏命为敕，当是误以梁字为敕也。程泰之《考古编》力辨其非，引《南史·贾希镜传》“敕注《郭子》”，既以帝命为敕，而《兴嗣传》云“敕制寺碑”，尤可为证。按：《汉书·冯异传》“以诏敕战功”，《宣秉传》“敕赐尚书禄”，《董宣传》“敕强项令出”，然则以诏命为敕，自汉已然。泰之特以《兴嗣传》切近可证，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书其姓名及所用图记，米或为芊，芾或为黻。黻与芾犹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国，其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唐有回纥米怀玉，五代有沙陀米至减，非若楼之与娄、邵之与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字音之相近者，宁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极称引黄初平、初起，岂皇与黄可混为一姓乎？”是不然，所谓金华仙伯、金华牧羊客者，盖言其先金华人耳，非指初平、初起为同姓也。然他传记初平、初起，亦皆作黄，而山谷则自谓七世以上失其谱，于金华之族尚莫适相通，盖未尝以初于与初起混皇、黄为一姓也。

俗呼人之妇翁，曰岳丈，曰泰山。说者以为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称。然古者通谓尊长曰丈人，非特妇翁也。或又以为张说因东封，而其婿躐迁五品，故称之曰泰山，其说尤凿。按：《汉·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岳而有婿，则岳可以谓之妇翁矣。世俗之称谓，未必不以是。又因岳山而转为泰山耳！

龚颐正《续释常谈》最号详博。“按”、“酒”二字，出《仪礼注》，乃遗而弗及。盖其所释者，当时南方之常谈耳。

檠者，定弓体之器。《周礼·弓人》注“音景”。《汉书·苏武》注“又音巨京反”。苏文忠诗云：“大弧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陆放翁曰：“檠作平声押，用《汉注》也。灯檠亦谓之檠，音与《汉注》同。”李义山诗云：“九枝灯檠夜珠圆。”《汉·地理志》“朝鲜民饮食以笾豆”，颜师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韵书》檠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义山以檠为去声，盖本于此，又与前二音不同。

范元实《诗眼》曰：“予诵少游词‘杜鹃声里斜阳暮。’山谷曰：‘既云斜阳，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阳为帘栊。予曰：‘既云孤馆间春寒，似无帘栊。’山谷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予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云帘栊，恐损初意。’山谷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宝祐间，外舅王君仲芳随宦至郴阳，亲见其石刻，乃‘杜鹃声里斜阳树’，一时传录者，以‘树’字与英宗庙讳同音，故易以‘暮’。盖其词一经元祐名公品题，虽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为人言而为之永叹。”或曰：“传录者既以庙讳同音而为之讳，少游安得不讳乎？”是不然，陆放翁引《北史》，齐神武相魏时，法曹辛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杀之。则二字本不同音，今皆讳避，则以为一音矣。由是言之，则树字本不必避，《礼部韵略》讳而不收者，失于不考也。况当时诸公诗篇中所用树字不一而足，以《大苏集》中所载而言，则“庭下梧桐树”及“树头初日挂铜钲，暗风惊树摆琅玕。孤城吹角烟树里，清风欲发鸦翻树”，诗句作于熙宁、元祐、绍圣、元符间，未尝以为讳，何独疑少游之不避耶？

陶靖节诗曰：“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汤伯记注云：“《三国志·黄盖传》曰：“南阳太守子廉之后。”刘潜夫《诗话》亦云：“子廉之名仅见《盖传》。”按：后汉尚书令黄香之孙守亮，字子廉，为南阳太守。注及《诗话》举其孙而遗其祖，岂弗深考欤？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赵与寺《宾退录》曰：“谚谓物多为无万数，《汉成帝纪》语也。”按：《绎山碑》云“世无万数”，则秦时已有此语矣。

汉有两韩信，同为高祖将；两张禹，俱明经；两京房，俱治《易》；两王商，皆成帝时由外戚辅政；两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内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为二斗，非也。南斗于次为星纪，在正北，人以其见必于南，故谓之南斗，以别北斗耳。若所谓斗覆为丰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附录

大元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等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谥文献黄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闰月丙午，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金华黄公，年八十有一，薨于家。是月己未，其孤梓与门人刘涓、王祎、朱世濂、傅藻等葬于所居义乌县东北三里崇德乡东野之原。明年，以门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同郡宋濂之状至京师，属临川危素铭其神道之碑。素宦学京师，辱公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为供奉，同日命下。及迁宣文阁授经郎，从公于经馆。有诏修《后妃功臣传》，素复为供奉，从公于史馆。居则同巷，尝举酒相属曰：“我死，子其铭吾墓。”呜呼！孰知卒承公千载之托哉？公讳溍，字晋卿，姓黄氏，世居婺。至集贤校理文节公著于分宁，集贤之从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珪生琳，娶宗忠简公之女弟，始徙义乌。琳生中辅，力学尚气节，秦丞相桧枋国，杀异己者，独奋然题乐府太平楼上，有“磨剑欲斩佞臣头”之语，人至今诵之。晚以转运使荐，当宫命垂下而卒。中辅生绍祖。绍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赠朝散郎，于公为高祖。曾祖梦炎，淳祐十年进土，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致仕。祖堮，以进纳恩补承节郎，以公贵，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铸，以朝请府君遗泽，补将仕郎，累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请之外孙女王氏，归浙西提举常平茶监司干办公事某公应复，实生参政府君，及礼部府君以疾废，故朝请以为其后。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梦大星煜煜然坠于怀。生甫晬，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抚之。比成童，不妄出门，能倍诵《书》、《诗》。迨学为文，下笔顷刻数百言，著《吊诸葛忠武侯辞》。前太学内舍刘君应龟，太常公之外孙也，见而叹曰：“吾乡以文鸣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与之抗衡乎？”因留受业。弱冠游武林，故都之文献具在，咸得征焉，大理卿牟公献期公甚远。归从仙华山隐者方君凤游，为歌诗相倡和，绝无仕进意，其友叶君谨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春举校官，七年举宪史，皆中其选。已而复退隐于家。延祐元年，贡举法行，县长吏强起就试，作《太极赋》，传于世。明年，殿试对策，以“用真儒、行仁义”为言，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台州路宁海县丞。县地濒于盐场，而亭户恃其不统于有司，厉民为甚，编之隶漕司洎财赋府者，尤为横暴。公皆痛绳以法，吏或以利害白，弗颐也。有后母与僧通而鸩杀其夫者，反诬夫前妻子所为，狱将成。公变衣冠阴察之，具知其奸伪，卒直其冤，远近以为神明。巡兵捕盗贩者急，遂沉盐于河，帅众以拒，官兵怒，为取它私贩事以实之。民有在盗籍者谋及劫杀，未行，邑大姓执之，以图中赏格。初，无获财之左验，事皆久不决。公为之疏剔，以其狱上，各论如本条，免死者三十馀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县，廉知治状，事悉诿焉。公为黜其以贿败者，军百户一人，县吏二人，在官无禄者四十馀人。愚民诉昏田斗讼，下其事多至数千百，公录其当问者，一经论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词。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岁大旱，祷于龙湫，大雨。境内有年逾再期，会有诏改盐法，江浙行省丞制，迁石堰西场盐运，命仍旧阶。石堰视诸场为尤难，居是官者，常以称盘折阅及不能检防私鬻被谴。公规措有法，无毫分入于吏议。阅四载，以功超一资，升从仕郎。绍兴路诸暨州判官新作捕盗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载一新，费出于官，而责足于民，有馀则总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节浮蠹，还其馀钱，争欢呼而去。奸民以伪钞钩结党与，胁攘人财，官若吏听其谋，挟之以往邻境诸县，株连所及，民之破产者数百家。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谋者各杖之百。捕盗卒阴置伪钞板于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恶少年持梃从者几百人。公遇诸野，诘傔人曰：“弓卒额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缚送于州。”皆相率遁去。有盗系钱塘县狱，游民赂狱吏私纵之，假署文牒，发来为之乡导，逮捕二十馀家。公疑而讯焉，悉得其情，以正盗宜傅重议，持伪文书来又非州民，俱械送钱唐，诬者自明。奉省檄监税杭州，仅三阅月，增课钱十二万缗。至顺二年，用马文贞公之荐，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进阶儒林郎，扈从至开平，恭纪《行诗》十有二篇，世盛传之。丁外忧，去官。服阕，转承直郎、国子博士，未始以师道自居，轻纳人拜。所亲厚者业成而仕，皆有闻于时。时欲移礼殿四配位东坐西向，学官或议分置于左右，同列不敢争，公独面折之。其人恚甚，且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无礼，乃克如公言。居六年，请补外，换奉政大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纳禄之请。俄有旨纂修辽、金、宋史。丁内忧，不赴。服除，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居四年，中书右丞朵尔直班公令中书左丞相太平公力荐之，命落致仕，仍旧阶，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书传旨兼经筵官，召见慈仁殴，上语朵尔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修《后妃功臣传》，数被金币之赐。上章求归田里，不俟报而行。上闻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驿，敦迫还职。十年夏，始得谢，南还江浙。丞相达世贴睦迩公承制起公，商议中书省事，以疾力辞。其薨也，士林为之伤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盐州事。女一人，适惠州儒学正陈克让。孙男四人，瑄、琛、瑭、珣。公天资介直，博极群书，而约之于至精。有问经史疑难，古今因革，与夫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亹不能休。至于剖析异同，谳决是非，多先儒之所未发。见诸论著，一根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然其为体，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从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鼋、鼍、蛟、龙，潜伏而不动，渊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册诏令，铭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盈于门，力麾之而弗去，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性笃孝，亲没，营冢域于三釜山，有乳虎驯狎之异，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遗文，岁久颇有残缺，极力搜访，补缀成编。在州县清白自将，所至无圭田、恒产以佐其费。在朝不事造请，逢覃官者一，减资者五，铨曹或失于收叙，亦不自言。与人交无钩距，不事矫饰以为容悦，而诚意且独恳至。然刚中少容，触物或矢急霆震，一旋踵间，煦如阳春，曾不少留凝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独榻处外，及登法从，萧然不异布衣时，遇佳山水则触咏终日忘去。世之议者，谓公操行孤洁类陈履常，文辞严简类王介甫，笔札俊逸类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数数然也。铭曰：“黄出春申，著于金华。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乌阳，当宋中世。故笏有传，在其来裔。仁宗御极，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对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试州县。供奉词林，陶铸时彦。乃柄文铎，蚤县其车。召还经幄，载笔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弥薄。挂冠归休，翱翔寥廓。维昔文节，学行允臧。代序虽远，声华相望。老成沦亡，公则蓍蔡。文献之承，来者攸赖。八十考终，是为归全。述铭著德，东野之阡。”中奉大夫、参议中书省事、兼经筵官临川危素撰。

请谥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尝谓：“天启文明之运，时生纯德之贤。擅一代之文章，为诸儒之轨范。既有功于名教，宜加赠以褒崇。窃见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溍，天资端介，德操刚方，早擢秀于儒林，遂登名于科第。初任将仕郎、宁海县丞，升从仕郎、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应奉，除承直郎、国子博士，迁奉政大夫、江浙儒学提举。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顺大夫、秘书少监。居闲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为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未几，升中奉大夫、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屡蒙召见殿廷，赐以樽酒，金织绢段，宠遇优渥。迹公之筮仕州县，则民庶怀德而咏仁；入教成均，则士类乐育而从化。至于供奉翰苑，职典秘书，侍讲读多献纳之功，知经筵有规谏之益。三考乡荐于行省，继知贡举干会闱，主文既公，得士为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奥妙，论著述继韩、柳之雄深，德业昭著，文章炳焕。《太极》一赋，为治朝之大雅；古文诸作，垂奕世之宏规。四方学者，睹之若星凤，仰之若山斗。年既老耄，优游乡里，文墨自娱，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坚出使江浙还，言本职已于是年闰九月初五日病终于家。亨以匪材，亲侍几杖；诗书之泽，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沾膏馥。知其博极天下之书，洞达古今之制，为缙绅所推许，为学者之依归。如蒙转呈移文，合于部令，比依翰林侍讲学士袁桷、邓文原例，依上褒封赠谥，仍付翰林国史院编之《列传》，甚惬公议。今将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门人宋濂所撰《行状》，录连在前，合行移关，请照验施行。”

谥议

乾坤清淑之气，在上者为日月星辰，在下者为山川草木，赋于人者为道德文章，则又赞天地之化育，历万古而不朽也。皇元龙兴朔方，圣神继作，天下混一，其贤才之盛，兴起一时，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为万世之儒宗者，未尝无其人焉。乃若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公，负端介之资，抱高远之志，早奋迹于儒科，继登明于法从，试郡邑有惠爱之政，教成均得养育之方。其在翰林，屡蒙眷遇，掌丝纶而宏帝制，修纪传而寓王法。其学术之精微，道德之崇邃；六经群史，穷其渊源；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我国家典册诏令及勋贤碑铭必命公为之，海内冠带之士，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为请者，岁无虚日，每出一篇，家传人诵。书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赵璧。其文章根本乎六经，而能羽翼乎圣人之道，谨严精密，纡徐而不烦，山高水深，金锵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汉唐诸作，为学者之模范。有元以来，其如公者，盖不可多数也。天下学者，佥无间言。迹公之行业，相公之仪型，书之史册，铭之奉常，允符公议。易名定谥，国有彝章。谨按谥法，博闻多见曰文，学该古训曰献，请谥曰文献。前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谨议。

后序

刚也不敏，获受经于宋太史先生之门。穷研义理之馀，先生出示一编书示刚曰：‘此黄文献公之所著笔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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