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斋先生集/卷七
疏
编辑一纲十目疏
编辑臣伏以王者配天立极，垂拱无为，而德以久、业以大者，惟其至诚无息而已矣。无息者，天之道也。盖人君受天命，履天位，苟无至诚之德，格于上下，何以顺天道，尽天职，而致位育之功效乎？夫所谓至诚之德者，一而无贰，纯而不杂，自始至终，无时间断者是也，一有所间则息矣。《中庸》曰：“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之帝王，德合于天，终始无间，而致悠久无疆之功化者，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试以大舜、文王、卫武公之事言之。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礼备乐和，其功化极矣，而犹作敕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言敬天之道，在于无时而不警、无微而不省也。文王享国岁久，昭事上帝，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故诗人赞之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言文王之德，纯亦不已，而合乎天道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作《抑》戒之诗以自警。其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人君非独致谨于临朝对群臣之时，至于宫庭幽隐之地，亦不敢肆，凛然自持，如对神明。于此见古昔圣帝、明君法天存诚，主敬谨独，终始惟一，无时间断，不以吾治已隆而自逸，不以吾德已盛而自满，不以吾齿已衰而自怠，存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致昭格于无声无臭之际。此所以天地感应而休祥并至，神人协和而灾变不作，是乃所谓“求在己之天而天不敢违”者也。
臣伏见殿下仁明恭俭，本于天性，乐善好学，厉精图理。临御以来三十有四年之间，严恭寅畏，不敢荒宁，昧爽丕显，对越上帝，内无声色之娱，外无游田之乐，从谏弗咈，改过不吝，虽古之圣王，无以加矣。然而治效未著而朝政屡变，人心未和而天变不弭，其故何欤？臣窃恐殿下法天谨独之功，或有时间断，而穷理执中之学，亦有所未至也。圣功有间断，故天理未纯而人欲杂之；圣学有未至，故见道不明而用舍或差，立政而无所定，行道而不能久，勤怠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又何以隆至治而致泰和乎？
然圣人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窃见去奸之后，殿下之心，如日再中，阴翳俱尽，思所以照幽隐而新政化者，无所不至矣。朝廷肃清，四方颙望，庶几复见都兪吁咈之治。呜呼！此正殿下端本清源，振颓纲革弊习，上应天心、下慰人望之一大几会也。当今国家之势，譬如溃痈之人大命几危而复苏，邪毒虽除，而其元气已薾然矣。固宜安静以保护，不可动作而生变。然必投以灵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清其腹心而养其血脉矣。若或安于小愈，厌却瞑眩之药，失其所以治调，则病之源于心腹者，安保其不复萌于异日乎？
近来朝廷举措施为，务要镇静，可谓得宜。然所以贵乎镇静者，非苟且姑息之谓也。整纪纲、严赏罚，以正朝廷，以定人心，以重国势，而邪说不得乱，小人不能摇者，乃镇静之实也。若乃不分淑慝，不辨是非，喜同恶异，循常袭故，牵补架漏，苟度时日，而谓之镇静，则恐无以振纲维、新理化，而偸靡之习、颓堕之风将日益甚，而终不可救矣。大抵国势不盛则衰，衰则入于亡。故明智之君，当盛而虑衰，当衰而思振，衰而不能振，则奄奄然日趋于亡必矣。然其所以兴衰振颓之本，则在于人主之心纯一无息而已矣。若内无定志，外无定规，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辍，正念方萌，而私欲夺之；善政方行，而邪说沮之；良臣方进，而谗谀间之，则将见纷紊委靡，卒无成效，而终至于脉病气消，风邪乘之，而大命危迫矣。
今者王道平荡，朝廷稍和，然而上下之情犹未孚，阴邪之迳犹未杜。伏愿殿下刚以执德，明以察物，任贤不贰，去邪勿疑，以振颓纲，以养国脉，宗社幸甚。《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夫常德之要，亦在于刚与明而已。非明则无以为刚，非刚则其所明亦不能久矣。《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人主诚能体元居正，不贰以二，不参以三，茫乎天运，窅尔神化，则可以合乎天德，而帝王之治庶可为矣。圣希天，贤希圣，舜、文王，希天而合乎天者也；卫武公，希圣而几乎圣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盖欲法舜、文之道，必由武公之慎独，显微无间，终始一德，而后可以至也。惟圣明留念焉。
伊尹之戒太甲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臣伏见殿下临御岁久，和气不应，灾沴荐臻。又至于今，怪气布天，虹霓贯日，而皆白其色。夫白主兵，乃寇贼窃发之证。彗星犯台，太白昼见，霜雹夏霣，是又以下干上，以阴侵阳之象。变异非常，叠见于一时，前古所未有也，近日又有日食之变、雷震之异。夫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是尤天变之大者，而烨烨震电，亦诗人之所恶也。天之所以累威重谴而警告之者极矣，得非事有阶乱，政有召奸，而危亡之祸近在朝夕，天于殿下，谆谆存顾，先几豫示，以启圣心者乎？人君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若或天戒赫然于上，而人之应之者，蒙然于下，则祸患之来必矣。
盖人君之德，敬则一，怠则二三。吉凶灾祥之应，莫非由于君德之敬怠，则其所以应天心、答天谴者，亦岂外于敬以一德乎？古之明王，或遇灾变，修德正事，一于诚敬，感彻神祗，压消未萌，遂至于光丕业、享永年者多矣。如商之中宗、周之宣王、汉之文ㆍ景，遇灾修省，克己自新，遂能变戾气为泰和，化已衰为中兴，岂非畏天敬德，一念不息之效耶？
臣伏见去夏求言之旨，责己省愆，发于至诚恻怛，似可以感人心、回天怒矣。而越月逾时，台谏、侍从之外，未有一人忘身展抱，极言阙失，以副明主修省之美意者，而天之示变，弥严而不已。是殿下有望于下，而人不应之；致谨于上，而天怒愈赫，岂无所由然耶？如臣之浅暗，不识时宜，讵测天意？但感殿下忧勤惕厉之诚，而区区蝼蚁忠义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况臣以庸陋，曾忝侍从之列，未效涓埃之补，今值虚怀询访之日，岂可以疏外自处，不思罄竭愚衷，裨补万一乎？当今致灾变之由，固非一端，而其所以应天弭灾之本，则在于殿下之一念。一念合天，天有不应者乎？若规规于革一政之失、矫一事之弊，而不知本之所在，则斯亦末矣。臣请以当今最关于治道、最切于时务者，为殿下陈之。伏惟圣慈垂察焉。
臣谨稽前史，自古帝王忧勤愿治者多矣，而能终始全德，以收治效者盖寡，其故在求治而不识为治之要而已。求治而得其要，则不忧劳而治道成。如或有志于为治，而不得其要，虽劳心焦思，宵旰忧勤，终无益矣。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要而已矣。后世人主，或程书传餐，非不勤且劳矣，而终不能兴善治而延国祚者，以不得为治之要而徒费精于细务故也。
盖帝王为治之道，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天下虽大，治之在心，非至简乎？四海虽远，治之在道，非至易乎？夫心者，主于身而万化之所由出也；道者，本于心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诚能明此心而清万化之源，体此道而立万民之极，则可以成参赞之功，而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瑞庆至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正谓此也。盖为治之要，其纲有一，其目有十。纲者，体也，出治之本也；目者，用也，制治之法也，一纲举，则十目无不张矣。臣请先言一纲而次及十目焉。
何谓一纲？人主之心术是也。庶政之繁，万民之众，而其理乱休戚之几，未有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则万事理，人心顺，而和气至；人主之心不正，则万事乖，人心拂，而戾气应，此理之必然也。思昔圣人在位，体天出治，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人欲之累。故自微至著，由内及外，洞然无有私邪之蔽，而纪纲立于上，教化明于下，法立而无侵挠之患，令出而无阿私之失。进贤退邪，允惬于舆情；赏善罚恶，一徇乎公议，而不敢以一毫私意凿于其间，但见虚明之地，廓然大公，俨然至正，泰然行其所无事，而坐收百官众职之成功。臣所谓易简之道者，如斯而已。如或反是而为人欲私意之侵乱，失其公平正大之体，则其偏党反侧黮暗猜嫌，固日扰扰乎方寸之间，而奸伪谗慝丛脞眩瞀，又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于此见人君心术之不可不正，而其所以正心术之要，又必由学而得矣。
盖本心之善，其体甚微，而物欲之攻，不胜其众。故大舜有危微之戒，孔子有克复之训。人主处崇高之位，穷理之力、存省之功，一有间断，则又何以正其心术而立万事之纲乎？先儒言“惟学可以养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盖义理、物欲，相为消长，笃志于学，则日与圣贤为徒而有自得之乐；持身以敬，则凛如神明在上而无非僻之侵；亲贤人君子之时多，则警戒日闻而谄邪不能入。三者交致其力，则圣心湛然如日之明、如鉴之空，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矣。
夫经筵，人主讲学之地，接贤士大夫之所也，而敬者，又所以贯动静、合内外，而达乎天德者也。臣伏见殿下始初厉精，勤御经筵，讲劘治道，孜孜不倦。顷年以来，寖不如初，讲官入侍，止于展读数章，无规讽道义之益，而殿下又渊嘿，未闻讨论义理之精微、商确古今之得失，宰臣陈启，不过政令细务，未有陈善纳诲如伊、傅、周、召之惓惓者。窃恐殿下穷理进德之功，或有所未尽也。
臣常怪殿下有志尧舜之道，而至于经幄进讲，则不以三代以上圣经、贤传为本，而每取末世所辑编帙浩繁未易究竟之书进读。如此等书，详于制度、事物之繁，而至于圣人明诚之旨、精一之要，盖有未备焉。人主但当置诸左右，清闲之燕，时加省阅，以究古今制作、规模之得失可也，不必专精讲究于经幄之中也。圣质不为不高，圣志不为不笃，而悠悠泛泛，徒费岁月于一书之中，而有志勤道远之叹者，未必非当初辅导者之罪也。唐、虞、三代之世，岂有此书？心学而已矣。一理可以贯万事，一心可以统万化，帝王之学，穷理、正心而已矣。理穷心正，自足以修身、正家而及于国天下矣。伏愿殿下姑舍末流之涉猎，专意本源之功力，潜心于帝王之学，加意于精一之功，日接儒绅，讲讨精微，而又必以敬为主，无怠忽间断之病，则全体于是乎立，而大用由是而行矣。
夫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所谓“日干夕惕”者，乃所以常存敬畏而自强不息者也。自强不息而至于无息，则合乎天矣。人主德合于天，心一于天，而天心之不豫，灾变之不消，无是理也。故程子论敬之功效曰：“聪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惟圣明留意焉。
至于十目，则无非心术之緖馀而为治之切务也。其一曰“严家政”。《易》曰：“王格有家，勿恤，吉。”又曰：“有孚威如，终吉。”传者曰：“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则不忧劳而天下治矣。”
夫正家之道，莫先于严内外之限、定尊卑之分。男定位乎外，女定位乎内，妻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夫妇之别严，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采有德，戒声色，彤管有史、晏朝有箴，外言不入，内言不出，苞苴不达，请谒不行者，家之齐也。盖闺门之内，慈过则不严，恩胜则掩义。故家之患，常在于礼法不立而渎慢生也。苟非中有孚信，外有威严，而或溺于情爱之私，不能自克，则何以正其宫壸，杜其请托，检其姻戚而防祸乱之萌乎？夫孚信者，所以感人心；威严者，所以肃人心，二者并行而家道正矣。然所谓威严者，亦在先严其身。一动一静，不敢苟；一嚬一笑，不敢轻，则人心祗畏，家道自肃，而不失于嘻嘻，上下秩秩，内外斩斩，岂有一人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以紊朝政者乎？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不能反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
伏见殿下家法之正，固无可议，但前有掖庭怙宠窥觊之变，后有阴邪攀附乱政之祸。以及于今，宫禁不严，女谒盛行，至有除拜判断之际，或不尽出于至公，以为圣德之累。疏远传闻，未知信否，而廷臣之论列此事非一再，则岂无所见而言耶？盖宫庭隐密之地，衽席宴安之际，其流于情而害于理者，虽若至微，而符验之著于外者甚远。人主之心，当如青天白日，少有纤翳，人皆见之，不可掩也。《礼记》曰：“男教不修，谪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谪见于天，月为之食。”人君家政之不修，亦足以致乾象之变，甚可惧也。伏愿殿下勿以此为隐微而不足以累吾德，惕然警省，奋然改悔，洞日月之照，发雷霆之断，使柔媚不干于聪明，爱幸尽决于道义，以严宫壸，以杜邪径，宗社幸甚。
其二曰“养国本”。辅养国本，今日之急务，而辅养之道，非止于涉书史、谈古今而已，要在涵养熏陶之得其道尔。古之明王教养太子，必择敦良方正有学术德行之士，以职辅导。至于宫人内臣，并选重厚小心之人，以谨保护，使其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浅俗之言，不入于耳；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所以养德性而保身体者，莫先于此。若夫学问之道，自有本末，先其本、后其末，乃进德之规也。帝王心法、圣贤谟训，布在经传，炳如日星，所宜潜心熟讲，优游玩味，不徒诵其文，而必有以会其理；不徒会其理，而必有以践其实。察伦明物，极其所止，尽心知性，以达于天者，学之本也。至于博涉史书，通古今、考世变者，是特穷理之一端，非学之本务也。盖心通乎道然后观史，则古人是非得失，一览了然于目中矣，心不通于道，而遽欲遍阅史籍，非徒汗漫无功，恐或眩于是非邪正之归，而不知所以取舍矣。
臣伏见春宫天禀之粹，超绝古今；德就之夙，不烦教诲，一德无瑕，三善俱隆。曩承内禅之命，至诚逊避，号哭不食，卒以回天，朝野闻之，莫不感泣，非纯孝盛德之至，何以及此？第虑调护之方，未尽如三代之法；宾僚之选，岂尽得道德之士？进讲之书，多用史记，无沈潜圣经之味，而有涉猎诸史之勤，恐非所以明理造道之要。人主之学，当以二帝三王为法，三代以上，何史可读？心学而已矣。后世虽不可废观史，然其本末先后之序，不可不察。
顷者士林之间，有假借羽翼之说，引进凶邪之魁，置诸师傅之位，其所以辅导之者，乖刺必多。幸赖天祚宗社，阴曀消尽，天日重明，宜重宫寮之职，广选名德之士，以备劝讲，必久其任，责其成效。至于进讲之书，亦必以明性治心之学为本，使得专精穷理之功，以尽进德之方，间阅往史，以究古今之变治乱之要，则本末兼尽而圣功全矣。今以讲官员少，兼以他官，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而未得专心积诚于侍读，是又非辅导之宜。窃念缉熙之学，日就月将，固无间断之忧。然人心难保，气习易移，一念存亡，圣狂所分，辅翼之道，不可不尽。宗社远计，莫急于此，惟圣明其深轸之。
其三曰“正朝廷”。臣闻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夫朝廷者，四方之本源、王化之所由始也。本源清明，虽欲末流之溷浊，不可得矣。若不务先正朝廷而区区于簿书弹劾之末，而欲以振颓风、除民瘼，譬如溷其源而望流之清，其可得乎？盖朝廷之所由正者，其要有二。必先有纪纲以整之，又有风节以振之，然后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而不至于颓堕委靡矣。
夫风节者，公道之所由行而直道之所由伸也。公道不行，直道不伸，纪纲何由而立？纪纲不立，朝廷何由而正乎？然其纪纲、风节之所由立，则又系于人主之心术。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而侍从、台谏论思纠察于其间，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摠摄于上，辨其是非而裁断焉，察其贤邪而进退之，毋主先入而有偏听独任之失，毋昵嬖幸而失兼临博爱之公，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黜陟刑赏，一徇公议之所在而无偏私之蔽。然后公道行而直道伸，纪纲以立而朝廷以正，内外远近，无敢不一于正者矣。
人主之心，或不能公平正大而有一毫偏党之私，奸邪、谄佞、姻娅、嬖幸，莫不窥觇攀缘，希觊恩宠，无所不至，而上以眩惑聪明，下以窃弄威福，虽有忠正之论，无所入而士节沮丧矣。士节沮丧而公道塞、直道废，此纪纲之所由毁而朝廷之所由乱也。顷者奸凶窃位，恃宠专恣，御下蔽上，与夺决于恩仇，威福生于呼吸，士林丧气，纪纲荡然。宗社几至于岌岌，殿下孤立于上，无一人忘身徇国，直言正论以斥其奸者，其无风节甚矣。士林无风节，朝廷无纪纲，国家不至于沦丧者，仅一发尔，岂不寒心？伏愿殿下惩前虑后，赫然以大公至正为心，痛涤偏私之累，明示好恶之公，以厉风节，以振纲维，庶可以清本源而王化行矣。
其四曰“慎用舍”。伊尹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盖用舍得失，安危所系。古之明王，慎之而不敢轻，难之而不敢易，必参之于众，察之于独，洞见其贤邪之实，然后从而进退之，于贤者，知之深，信之笃，而无所疑贰；于不贤者，烛之明，去之决，而不复留滞，此盖三代圣王任贤去邪之要法也。后世人主，不明此义，轻于举措。故任贤而不能终，去邪而不能决，或以一人之誉而进之，或以一人之毁而斥之，甚或前以为贤而任之者，后以为邪而戮之；前以为奸而屏之者，后以为忠而宠之。用舍一错，治乱遂分，由不能辨之于早而审之于始也。
臣窃见殿下之心，好贤、恶邪，初无偏系，闻人之贤，虽在疏远，拣拔无所遗；知人之邪，虽在贵宠，诛窜不少贷，非圣鉴之至虚至公，何以至此？第恨辅导之臣，不由光明之道，多徇暗昧之径，以玷清明之治。数十年来，进退人物，诛擢缙绅，有不合公议者多矣。夫人才之进退消长，所关甚大，固宜断之以公平正大之论，岂可倚托幽阴而变乱黑白，排摈异己乎？人臣之有密启者，非谗则佞，先贤已论之，明主之所宜深恶也。
昔汉文帝至长安，周勃请间，宋昌却之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其所以警之者严矣。文帝之治，正大光明而无阴邪之蔽者，实有赖于宋昌之一言。伏愿殿下清心一德，抑邪与正，杜履霜之渐，戒入腹之害，凡进退、用舍之际，每加难慎之意，必质之左右，议之朝廷，而又必察之以虚明之鉴，不置一毫偏私于其间。如或有由蹊径而眩惑者，亦宜深绝而痛斥之，如大明之无私照，则虽有阴邪之窥伺，无隙之可投矣。
知人则哲，圣人犹难之。以今观之，邪正甚明，亦无难辨者。昔李德裕言于唐武宗曰：“君子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宋仁宗问王素以可命相事者，素对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选。”于是相富弼，士大夫相庆。殿下诚能持鉴衡之公，试以此而察群臣邪正，以决进退，必无失矣。今之被斥公论含怨伺隙者，必有复踵旧日之蹊径以售计术者，不可不深烛而豫防之。变故之馀，圣智益明，圣心益定，固无是疑，而臣之私忧过计，亦未敢不以此为异日之虑，惟圣明留念而省察焉。
其五曰“顺天道”。臣闻天之道，好生而无私；圣人之心，亦好生而无私。尧之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以至庶绩咸熙者，法天好生之政也；舜之简以临下，宽以御众，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期无刑，钦之恤之者，亦法天好生之政也。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亦无非顺天施仁之政也。
三代以下能尽是道者，汉之文帝、宋之仁宗是已。当是时，星文数变，日月告凶，灾异甚多，而二君能修省尽道，克承天心，转灾为祥，变祸为福，求其所以修政格天之道，亦在好生无私而已。其忧也，不以己之忧为忧而以天下之忧为忧；其乐也，不以己之乐为乐而以天下之乐为乐，见时物之敷荣而赈穷悴之民，感缇萦之上书而除肉刑之惨，谳大辟之疑而活数千之命，忍一夕之饥而止无穷之杀，其爱人泽物，发于至诚恳恻，宜其人心得而和气应也。
窃观殿下敬天勤民之念至矣，恻怛宽大之旨屡下矣。吏惰奉行，民不受惠，割剥无改于前日，穷蹙有甚于曩时，臣恐殿下法天好生之心，或有所不诚而然也。税敛繁重，而无一分之宽；流亡岁增，而无存抚之策，至于刑罚之不中，人命所关，捶楚之下，岂无横罹之惨？囹圄之中，必多冤枉之魂。顷者权奸擅政，专务刻深，屡起大狱，极其惨酷，探情于未形，施戮于难明，殿下仁爱之心，岂不恻然动念而追悔乎？
至于撤寺汰僧，虽是辟邪美意，亦当豫谕诸道，明示撤汰之意，缓其期限，使之渐销，不宜卒遽焚荡，以致失所也。去岁遣官督撤，不以暄和之时，适值穷冬严沍之极，缁徒骇散，并丧资粮，赤立失依，涷馁俱迫，老羸废疾者转死沟壑，壮者聚为寇盗，齐民受害多矣。昔曹彬止子弟修葺堂室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夫仁人之于微物，亦不忍伤，况人主之于人类乎？是亦似乖仁圣好生之意，故及之。伏愿殿下体生物之心，思同胞之理，仁以恤民，钦以慎刑，皆本纯诚，不事文饰，以顺天道，庶可以消变异而来福祥矣。
其六曰“正人心”。臣闻人心者，天下安危之本也。人心正，则是为是，非为非，而公论行于上，风俗美于下；人心不正，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而公论不行于上，风俗颓败于下，国家理乱、兴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者也。三代之世，人心正矣，而迨其衰季，乱之以杨、墨之说，毁之以苏、张之论，人心始失其正，而尚功利，弃仁义，天下遂大乱矣。西汉之初，人心稍得其正，而失其所以匡直辅翼之方，士皆喜功名而不尚节义，终成谀佞之习，至于上书颂莽者四万馀人，而汉祚中微矣。东京之兴，崇节义，厉廉耻，人心始复正矣，及其衰也，朝廷浊乱，而清议凛凛于草野之间，奸雄环视九鼎，而终不敢染指者，伊谁之力欤？自是以下，历代兴废，莫不以是。考之前史，灼然可征。
盖人心之邪正，由于教化之得失。教化明，则人皆向善、慕义而人心正矣；教化不明，则人皆趋利、去义而人心不正矣。恭惟我朝立三纲、张四维，教养有道，节义可观。及殿下承统，拨乱反正，士习一新，人心一正，以直躬正论为荣，以同流合污为耻，以学古饬行为高，以趋时干禄为鄙。是时朝廷清明，风俗丕变，天理明而人欲不至肆矣。不幸朝政变更，人心始乱，不知是之为是，不知非之为非，士习日趋于卑污，风俗遂极于颓弊，于是正气消于上而阴邪长于下矣。奸凶畜无君之心，专擅自恣而举朝风靡，甚或趋附恐后而不知其非，人心之不正甚矣，士节之颓靡极矣。若复迟之以数年，其不至于上书颂德乎？人心失正而士节不立，上节既失而风俗遂毁，有不可救者。乡无孝睦之风，人多淫辟之刑，至有贼恩败伦，逆天灭理之事，或发于辇毂之下，或起于士人之家，有不忍言者，其所以伤和召灾者，亦未必不由于是也。
呜呼！人心、风俗，国家之元气，元气消耗，命脉其能绵远乎？言之可为痛哭。不知宵旰忧劳，亦尝有及于此耶？今者朝廷更化，圣治惟新，宜思所以正人心、厚风俗，以护元气，以寿国脉。立教化以惇天叙之典，振纲维以明民彝之重，则人心正而风俗庶复变矣。宗社生灵长久之道，实在于是，而世多忽焉，惟圣明深思远虑而留意焉。
其七曰“广言路”。臣闻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盖天下之理无穷，而人之所见亦多不同。故虽圣智之君，亦必广迎众论，博采群言，参同异，察可否，择其中而用之。古昔圣帝明王之治，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无少瑕翳者，用此道也。唐太宗诏“中书、门下互相规正，务求至当，戒勿雷同”，其亦有见于此欤？
盖良药，必合甘、辛、寒、热而一之，故相助相制而能已疾；美味，必合酸、咸、甘、苦而一之，故乃和乃平而能悦口。若必取其同而去其异者，则比如以水和水，将焉用之？臣窃见顷者之弊，朝廷无大中至公之道而有偏陂好恶之私，言之合者则进之，言之违者则斥之，言之同者则悦之，言之异者则怒之，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士林多唯唯诺诺之态，朝著无謇謇谔谔之风，大小相和，遂成雷同，奸凶资之，罔上行私，迷国乱政而上独不知。是时人皆有仗马之戒，谁复辨指鹿之非？雷同之祸，至是极矣。
今者朝廷复清，政治更张，宜革曩时之习，以新清明之治。乃者侍从进言，有乖时议，便至被斥而补外；言职无气节，被弹于公论，反疑其潜布腹心。朝野栗栗，以言为戒，忠言谠论，世不复闻，是非国家之福也。《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自古不通下情而能善其治者，未之有也。伏愿殿下建中和之极，消偏党之习，取人无间于亲疏，而惟视其人之邪正；听言不嫌于异同，而惟察其言之是非。曰“可”曰“否”，可否相济而务合于理；曰“是”曰“非”，是非相参而要归于中，则嘉言罔攸伏，而公道赖以立，壅蔽之患无自生，而荡荡平平之治，庶复见矣。惟圣明留念焉。
其八曰“戒侈欲”。臣闻恭俭者，寿福之源；侈欲者，危亡之本。自古帝王，积德累仁，垂裕后昆者，未有不始于恭俭，而其后嗣之不能持守，以至亡身灭宗者，亦未有不由于奢纵矣。盖人主清心恭己，务自俭约，则嗜欲薄而心虑静，内有清纯之乐，外无戕贼之累，可以养性，可以养德，而自然泽及于物，此寿命之源而福禄之基也。如不能然，而逸欲一萌，不能防制，则非惟侈用伤财，害及于民，心志荡而嗜欲无节，戕生伐性，乱政败度，卒至丧亡必矣。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终者少，盖以处崇高之位，极富贵之奉，自非有诚正之功、修齐之实，未有不流于奢纵者。侈欲之端，始于细微，其终难遏。故舜造漆器，谏者十人；纣造象箸，箕子忧之，盖欲防之于微也。舜能受谏而止，此所以为圣；纣不能纳谏而纵欲，此所以亡灭，是非万世之鉴乎？
臣伏见殿下始初清明，务崇节俭；享国既久，侈意渐启。宫庭器玩，颇尚靡丽；王子第宅，务极宏侈，遂致浮费无节而民困于引征，营缮不休而卒疲于劳役。高髻广袖，慕效益甚，士大夫服饰、居第、饮食，争尚侈靡，耻居人后。奢侈之习，日新而月异，财匮民穷，实由于此。古语云“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可不反求其所由来而思所以节抑耶？
《周书》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国五十年。”扬雄言“孝文躬服节俭而后宫贱玳瑁，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盖人主能约己以泽物，则身安而体舒，人悦而天佑，故斯有永年之效，而又致太阶之平。然则其崇侈害民者，获谴于天必矣。伊尹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伏愿殿下克己绝欲，崇俭去奢，法天地之节、省用度之繁，以固邦本，以享天心。夫所谓欲者，不必沈溺，意有所向，即为欲矣。盖意之所向，不知自检，即沈溺之渐也。故程子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此言真格心、慎德之要，惟圣明其深味之。
其九曰“修军政”。卫国安民，兵为最急，无虞之世，尤不可缓。古之圣王，治不忘乱，安不忘危，克诘于闲暇之日，张皇于缓急之际，此所谓有备而无患者也。盖军政之务，在于选将帅、训士卒、广储畜、利甲兵、修城堡五者而已，而军政之本，则又在于和与信也。人心不和，众志不信，虽有兵百万，何益于用？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去兵食而存信曰：“人无信，不立。”《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决胜。”《尉缭子》曰：“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上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然则古之圣贤、良将，亦未尝不以和与信为固国、用兵之本也。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一众志而使之信者，又非智力之可致。要在行先王之政而尽抚育之道，又必教之以孝弟，习之以礼义，则民不失仰事俯育之乐，而人皆有亲上死长之心，和与信在其中矣。
今者圣泽尚壅，圣化尚阻，闾巷多愁苦怨痛之声，士民无忠信礼让之俗，固已失其军政之本矣。古之为将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视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今则不然，割剥之甚，劳役之苦，怨詈谤讟，有不忍闻。主将视士卒如草芥，士卒视主将如仇雠，又何望其有和与信乎？人心不和，众志不信，此土崩之势也。思之可为寒心。边境无犬吠之警，而军卒已极于凋瘵，其咎固在边将之不抚恤，而求其本，则亦由朝廷规画之不尽也。
盖步兵役苦于骑兵，而其保有二；水卒役苦于步兵，而其保有一，愈苦而愈单，掊克多端，势不能堪，一保既逃，身亦不能存矣。于是责督于邻族，邻族又逃，一卒逋役，一里破产，怨痛极天，有不忍见。此弊臣所目击，敢以备陈，九重宵旰，宁不恻然于是乎？夫水卒之给保一丁，非祖宗之旧典。疏其番，虽似小纾；单其保，实所难支。所贵王道之大，在于随时损益以救世济民。量加给保而便其番休，岂无其策？何可坐视穷弊之极，而不为之恤乎？若因循胶固，不复更革以救之，不及十年，步兵、水卒，将无孑遗，兵备荡然，寇贼竞起，邻敌窃发，不知国家将何以处之？
至于西北二界，境接野人，备御尤急，近来凶荒益甚，饿莩相望，朝廷欲施之赈恤，则储蓄虚竭；欲固其关防，则民卒羸困。边圉雕虚，至于此极，桀骜之萌，将在朝夕，宁不轸圣虑乎？盖闻两道之民，困于貂鼠皮之贡，而关西一路，又疲于迎送供亿，守宰、边将，不务矜恤，唯恣侵渔，遂致流亡日增，疆场空虚，非细故也。方今抚绥之策，莫急于蠲税贡、减逋负，以苏疲氓；选将帅、择守令，以施惠政，而朝廷之上，又宜明赏罚、信号令、严黜陟、示劝惩，屡下恻怛之旨，以慰悦军民，激厉将士，则庶几人心和而众情信矣。
自古天下祸变，起于众心之离怨；众心之离怨，起于不顺其性，不安其生也。今者民穷财尽，域内虚耗，国势危弱至此，所恃者民心而已矣。臣愿朝廷宜守静以施仁，务省劳扰不急之事，以尽镇抚安集之道，则民心定而邦本不摇矣。固国强兵之要，不外于此，惟圣明留念焉。
其十曰“审几微”。《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盖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天下国家理乱兴衰之端，皆自芒忽毫厘，至于不可御。故涓涓不塞，或至滔天；焰焰不灭，或至燎原，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忽蚁穴，则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几微之不可不审也如是。“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未乱而有乱之渐，未危而有危之兆，此所谓几也。自古乱不生于乱，常生于治之日；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几之已藏，人君狃于安富而莫之察；几之已著，廷臣持禄爱身而不敢言，上下偸安，因循苟且，骎骎然入于乱亡之域而不悟，此古今之通患也。
当今国家之势，虽若无目前之患，祸乱之几，有可虞者多矣，试以其大者言之。自古邪正之消长而国家之兴亡判焉，人心之离合而天命之去留由焉。正道长而邪道消，则天下泰而民受其惠；正道消而邪道长，则天下否而民被其祸，此人心之所由离合，而天命之去就，亦决于此矣。自顷以来，朝廷不和，士林冰炭，邪正杂糅而互相消长，数十年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民愁于下，天怒于上，可谓否之极矣。乱极思治，否极泰来，理之必然。今者群阴消伏，阳德方亨，庶几泰道之长而王化复行矣。
第虑圣心未一，圣志未定，或容谗邪之乘隙，则反泰为否，直在呼吸之间而不可救矣。臣常思宋之群臣，邪正相攻，治乱相杂，及王安石秉政，网打忠贤，引进谄佞，败坏天下，涂炭生灵，于是人心离而天意厌矣。幸至元祐之初，进老成，黜群邪，开言路以通下情，罢新法以除民害，九年之间，德泽深于天下，而小人怨者亦多。一朝时移事变，群凶复进，流毒四海，宋室遂亡。前鉴甚昭，可为后戒。大抵众臣和于朝，则万民和于野，朝廷协和，黎庶康乐，岂有是祸？伏愿殿下征之于古，验之于今，炳吉凶消长之理，审否泰往来之几，戒之于渐，防之于微，未至而先知，不见而豫图，则庶几消患于未萌，弭祸于未形，国家有长治久安之福，而不蹈往辙之覆矣。
夫吉凶否泰之几，虽著于事物，实源于人主之心。一念之正，则吉之道而泰之所由始也；一念之邪，则凶之道而否之所由来也。人主诚能深思远览，反己静观，每谨于念虑之微，深省于萌动之初，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扩充、遏绝之功，则方寸之间，阳明胜而阴浊消矣。本体清明，志气如神，于天下之事，几无不照，微无不烛，阴邪无自而长，祸乱何由而作乎？故曰：“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惟圣明深念焉。
凡此十者皆不可缓，而其纲在于殿下之心。殿下之心清明纯一，无一念之差，无一息之间，上以对越天命，下以表正家邦，则十目自无不张而治道毕矣。是非易而不难，简而不烦者乎？“《干》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之理，易简而已矣。圣人以一心之易简而合天地之易简，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凡有修为举措，明白坦易，莫非易知易从之事、可久可大之业，而无复有暗昧、倾险、劳扰、繁杂之事，乱于心而害于治矣。如不能得此道，而规规于智术，察察于细务，而欲以为治，则心愈劳而事愈乖，纲已失而目已紊矣。
臣始以不息二字，为殿下勉；继以易简二字，为殿下献。殿下诚能持不息之心，而尽易简之道，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以至于悠久，则可以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不劳心力，而万化循其轨，万物得其所，垂衣熙暭之治，复见于今日矣。岂独应天消祸于一世而已？亦可以贻谋燕翼而垂裕无疆矣。伏愿殿下留神焉。昔朱熹言于孝宗曰：“日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返。”呜呼！今日亦殿下爱惜时日，自强不息，修德格天，不可失之几会也。故臣敢竭素蕴如此，臣之所论，虽若迂缓，皆本帝王之道，无非治体之要。傥蒙圣慈万几之暇，时赐省览，未必无补于圣治之万一；王世子三朝之际，又特宣示，使之留心，万世大平之原，亦在于是。臣不胜惓惓。
然臣见近世言者鲜见采纳而多取祸，故中外有识，咸以括囊保位为明哲，危言尽忠为痴汉。臣亦非不知缄嘿可以全身远谤，言发必致招尤速祸。第念臣以愚劣，遭遇圣明，曾无丝发有裨圣世，而叨冒禄位，以至于此。圣恩如天，报效无阶，七载畎亩，常叹有怀而莫达；三侍经幄，又抒情素而未尽。身在江湖，心驰魏阙，不胜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芹曝之献。诚激于衷，言不知裁，伏惟殿下哀其忠款而赦其狂僭，臣不胜万幸。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