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杨维斗先生传后
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时四明万季野为横云山人草创《明史》，凡魏忠贤馀党龁东林、复社诸君子者，虽有小善，必摘发其心术，使不能掩大恶。一时驰逐声气之士杂然曰：“东林始于高、顾，忠宪无遗议矣。泾阳退居乡里，而遥执朝柄，进退海内士大夫，岂君子所为？复社始于张、杨，海内朋从者万馀人。杨以乡贡士里居，而逐顾秉谦于吴门，屏吕纯如、钱裔肃，使士大夫不得与之齿。自古处士横议，其气焰未有至于斯极者。”时吴门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议，为之气噎，而吾友北平王层绳恶邹南皋主议杀熊廷弼，亦谓“迂儒岂知天下大计”，宣城梅定九、西江梁质人、慈溪姜西溟，各有论辨，以质于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谓清议者，皆忠于君、利于民之言也；而忠于君、利于民，未有不害于小人之私计者。故小人不约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挤之，以为是乃心非巷议夸主以为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于非罪，而无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议，不独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进之小人亦嫉之。盖自度异日所为，必不能当夫人之意也。不惟当时之小人恶之，即后世之小人亦恶之，以为吾君一旦而有鉴于前言，则吾侪之术不可以复骋也。”三君子颇诵吾言，由是倡为是说者多病之。
嗟乎！顾、杨二先生之事，诚少过于中，然当是时，宗社之灭亡无日矣，人主孤立无辅于上，小民困死无告于下，而群奸盘结于中，故不得已而呼号愤发，置其身于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即古忠臣孝子枕干之义也。如谓诸君子以清议贾怨于小人，则宋之程、朱，未闻遥执朝柄与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则孔子之温良恭俭，言不过物，而当其时，已不免伐檀（季高按：“伐檀”据《史记•孔子世家》作“伐树”。）削迹之怒矣。凡群小所指为诽谤以陷忠良者，乃黄帝之明堂，唐尧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汤之总街，周武之灵台，所侧席以求之，虚中以听之，舍己以从之者也。汉、唐、宋、明舍二三谊主而外，乱政凉德，姧人败类，无世无之。惟祸延于清议，诛及于清流，则其亡也忽焉。盖必如是，然后忠良凋尽，百度皆昏，而国无与立也。秀水朱竹曾于吴江吴扶九所，得《复社姓名录》，以其后事征之，死于布褐而无闻焉者十之三，当官不苟、学行显于四方者十之六，自毁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时，阮大铖上言：“孔子之门人三千，而杨氏聚徒有万，不反何待？”御史王实鼎继上《复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气类相感召，未有若复社之盛，小人诬善之辞，亦未有若魏党之可骇诧者，而易代以后，犹有谓先生为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盖几乎息矣。
康熙己未，睢州汤文正自监司复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刘理顺等从庄烈湣帝死社稷者。请元年、二年以前抗拒本朝、临危致命诸臣，据事直书，无庸瞻顾。”圣祖仁皇帝嘉与，颁之史馆，以为成命。由是明季诸贤义烈皆得显见。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孙绳武以《本传》辞事太略，请余别为文以识之。余曰：“无以为也。万氏所定史稿，以先生与徐公汧合传，谓并死于水。今钦定之史已正其误矣。‘临刑不屈，首已坠而声从项出’，既大书特书，则小者不足道矣。”惟逐秉谦屏吕、钱之义，与泾阳之显明臧否，至今为淫辞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当以余为知言，而畅然于鄙夫贸儒五藏之症结，可一朝而荡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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