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祖大王实录修正凡例
一，《实录》，非但毁誉失真，狼藉无据也。凡人名、地名、职名、国事大槪，人所易知者，皆错换违悮。又名臣奏疏，关系治乱之几者，皆不书入。今虽未能删改谬讹，至于大事，首末源委及名臣奏疏，随所有纂录。
一，实录，壬辰以上无日记，或有月记，或只年记，壬辰以后方有日记。今以野史采辑者，不得为日记，只随月记之，而月亦未详，则当于年终书之。〈或日字可考处，则存之。〉一，先录纲领所载，次采杂记，次采碑志、行状。〈行状之类，非止其人事迹，或记国事，或记他人得失，皆得详采。〉一，野史之类，文字荒杂，今当节约成文。志状之类，美恶溢辞，今当一从公论，取节纪实，不得一从本文。
一，野史虽出于名人，失实则删；虽出于非人，纪实则取。
一，杂取诸纪录，有一事而所纪差异，当合幷删，略而书之。其间所论，意不贯属，源委未畅者，不得已增润完篇，则间或有之。然皆已着之事，诸家已定之论，皆据来历书之。
一，野史是非不全，具不得逐年齐排，状志之类，有褒而无贬，难于添插，则此史是是多，而非非少，似为不全。然有可诿者，修《实录》时，奸凶摠裁主张，删削增加，皆自笔定。伊人辈为世所外，徒党甚少，满朝前后辈，皆所仇对。故所褒者，只其身及所亲密若干人；所诋者，皆先朝所倚任名臣。不但其人受诬，其污蔑盛世清明之美已甚，此虽褒多，而不为过也。其有从公是非间，有可观者，则实录自具矣。至于奸凶自褒自饰处，则不得已，而依史笔例，稍存公议。
一，名臣奏疏，切于一时是非，后世龟鉴者，或全载，或删载，要在关世教为重。
一，凡实录所记，大事首末详备及名臣启箚疏章皆载者，则于此书不载，只存其大槪，以属事意。
一，此录毕修之末，历举实录诬枉讹谬之状，兼今日修补之意，作一段史论，付于其末，以备后考。
○臣谨按，历代修史者，皆据当时起居注，间采诸乘所载，参以所睹记，而尚多乖舛讹谬，故《纲目》亦有证览正误之说。若其秪徇私好恶，灭了公是非，甚至持曲作直，指正为邪，构陷诸贤，污蔑一世者，则不得无厘正之举，即宋朝范冲之史是已。况我宣庙实录之撰修，耑出于贼臣之手，潜削史氏文字，做作无根说话，诬毁而肆诋之，不遗馀力，遂自诸臣而及于朝政，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及癸亥反正，筵臣、相臣交请改修，国家多故，未遑此事，识者皆以为恨。至癸未，大提学李植上疏，请速加修正，别成一帙，附藏史库，先王遂命领议政金瑬领其事，而李植实主之。史官时政记与注书日记，并入裒聚，其有放失阙漏者，则搜取家藏通报及野史杂记、诸人状志，塡补裁删，要附于证览正误之义。未讫功而植先卒，事亦遂阁者久矣。今上即位之九年丁酉，右议政沈之源请于上，以毕其役，遂开局于庆德宫之承政院，以领敦宁府事金堉领之，分命尹顺之、李一相及臣𥙿后等，一依李植所著凡例，踵而成之。盖以改修之意，具著于李植之疏，并录于左，以备后考。顾惟我宣庙在位四十二年，李植所修正，自丁卯止丙申三十年，而今玆续纂，自丁酉止戊申十二年也。吾东方文献，非不盛矣，而诸家记录，多佚于前后变乱。然丁酉以前，则尚有存者，植之所修，颇似详备。此以下，则年代稍远，书籍亦鲜，秪就诬史中尤无据者，以若干遗记及耳目所逮之实，而证辨之，遂以按实录为例。其馀诸臣之被诬受垢者，则不能尽举而湔洗之，然察其人之始终，而可定其是非，观者详之。
○大提学李植上疏曰：
史者，一代之典章，万世之龟鉴，是天叙、天秩之所寓；民心、士论之攸系，国而无史，非国也，史而不公，非史也。昔宋高宗之南渡也，行都未定，和战未决，抢攘甚矣，而元祐太后首请改修国史，以辨宣仁之诬，高宗即命史官范冲，因旧改修，谓之朱墨史。当时大儒张栻以为：“此拨乱反正之大本。”其非国家第二件事明矣。臣窃惟，我东文物之备、人材之萃，莫盛于宣庙之世。虽守义遘难，既崇而圮，天心克享，邦域再奠，斯莫非圣人殷忧之所启，而事机之变，缔构之效，无非可传于后世者，则简册所载，宜莫详于此时也，而不幸废朝间之，奸孽擅命，奇自献为摠裁，而李尔瞻、朴楗等，专任撰修，阴削旧录，自加诬笔，是非、名实一切倒置。凡为尔瞻所右者五六人，则饰伪虚美，拟诸圣贤，此外名臣、硕辅、道学之士，与其所素睚眦抵牾之人，则愤辞丑骂，举加以穷奇、𢭏扤之罪。至其末年所书柳永庆、郑仁弘等事，则敢尔滓秽日月之明，掩蔽天地之大，正与章蔡之诬宣仁，同一奸轨，尤非臣子可忍言者。史库之藏，外人虽不能遍窥，而前后实录考见之时，史臣目见相传，有不可讳者，诚千古史家之一大变也。臣谨稽，癸亥反正之初，筵臣李睟光、任叔英等，即请修正，圣旨已兪，翌年春，相臣尹昉、宰臣徐渻等相继申请，皆蒙允许，俾速举行。伏惟圣意，委重此事，无以加矣，而国家多故，有司惜费，《光海日纪》亦经作辍，踈率仅就。馆阁大小臣僚，牵掣时务，未遑文事，因循忽忘，以至于今，而每经变乱，则史库遗文及野录、家传之书，堙没殆尽。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废散，在朝者无一二，若更数年，则如臣等辈，亦必渐次就木，耳目闻睹，便成异代，而诬史遂行矣。夫惟国可灭，史不可灭者，古今之至论，而今也国未亡而史先亡，加而诬罔之笔，污蔑盛美，千载之后，永无湔洗之望，岂非我国臣子，没世无涯之痛乎？臣曾与二三相臣，论及此事以为：“开局京师，聚集藏本，一时修正，计不过数月可了。”云则难者以为：“时艰之际，财费重大，许多实录，久置京中，脱有不虞，恐归全失。”臣又以为：“收拾野言、家录，折衷笔削，附藏史库，亦是朱墨之遗意。”而难者又以不大湔洗，止于小补为歉。臣亦空言妄想而已，不敢自任力赞，到此地头，年衰志丧，万事茫昧，而惟此一念，刻心未忘，常恐倏先朝露，呑恨入地，敢冒万死，复陈一得焉。目今国力荡竭，时势扤捏，修正旧本之举，则诚难措手，惟有便宜可为者。及此野言、家录未尽散亡，委定文学博故之臣堂上、堂下三四员，皆以实职兼春秋，而特以一大臣领其事，就一闲处，开局设库，令该曹计支纸笔，而仍定算员，逐日计的，勿令滥费。抽出各司剩滥书吏、使令，轮回定数，以备使唤、守直，俾无别添廪料之费。且此非史笔藏秘之比，凡书写之役，亦以吏辈善写者，抄定分书，则亦无加费矣。其编缉凡例，则首先求访士夫家所藏记录，而外方则以都事兼春秋，博访民间，聚集上送。然后禀裁于大臣，取其不谬于是非、名实者，以为一类，又取名臣、善士碑、志、状、传，略仿司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言行录》，以为一类。虽其收集之间，当费时月，删定之役，则计不过数月可定。又取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关于典章者，依祖宗朝当时著述，幷藏史库之例，一体付传，则庶几一代典刑，尚有征于来许矣。古之著述之士，能以匹夫之力，完就数百卷者有之；前古史志，出于干戈抢攘之际者，尤详且明，不惟范氏史为然者。无他焉，中原专事文献，君上亦重之，必委属一二史臣，俾伸其志，卒其业，故历代史记，如彼其盛，此非外国之所企及也。惟此先朝诬史，关系大义，决不可付之悠泛，致有罔极之玷辱，故臣不避讥嫌，冒陈诚素。伏愿圣明，垂察惕念，下询庙堂，速赐裁处，不胜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