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学
作者:胡适
1952年12月3日

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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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院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到这里来讲杜威先生的哲学,我感觉到有点班门弄斧。在师范学院里当然有许多研究教育学说和教育哲学的专家,也有这些必修和选修的课程,想来诸位对于杜威先生的哲学一定研究过。

  我在国外收到钱校长和刘院长的电报,他们邀我到台大和师院来作一种学术性的演讲,我以为他们还会写信来,给我一点详细的指示。后来一直没有信来;我看时候到了,就打了一个电报,提出两个题目:在师院的题目是“杜威哲学”。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三十九年来,不但是师生的关系,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六十岁的时候在北平讲学;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替他做翻译。以后他到太原、天津、济南各地去讲学,我也替他做翻译。我们又继续几十年的朋友关系。他在北京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参加了;他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因为他在国外,我在国内。到了1939年,他八十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做外交官,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祝;1949年,他九十岁的时候,我在纽约也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祝。他今年夏天刚过去,算起来活了九十二岁多。

  今天我打算讲杜威先生的哲学思想:下一次讲他的哲学思想在技术方面的应用。

  约翰杜威(John Dewey)生于公元1859年10月,死于今年(1952)6月。他出生的地方是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的柏林顿城(Burlington)。这个地方是美国最民主的一个小州,是英国宗教家最早到达的地方,也是美国保留有最早的民主风气的一个地方。我曾经到这儿参观过,看到了世界最有名的真正民主制度。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选举的代议制,而是全体市民直接参加。每逢市(村、镇)议会开会的时候,市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踊跃出席;主席把已经宣布了的本市(村、镇)的问题提出来后,人人都可以参加讨论。这是一种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我看了非常感动。杜威先生就是生长在这个真正民主的地方的。

  杜威先生最初进本州大学。后来到巴铁摩尔市(Baltimore)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哲学。这个大学在七八十年前是第一个新式的大学。它以研究院做中心。是以前大学所没有的制度——开美国大学风气之先。杜威先生就是这个大学研究院最早的学生当中的一个。美国有名的总统威尔逊也是从这个大学出身的。

  杜威先生毕生从事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完成了学业以后,便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哲学系主任。同时,他和他的头一个夫人合办实验学校,提倡新的教育;这是美国新教育的创始。1904年转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1919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做了几次讲演后,著了《哲学的改造》一书,那一年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蒋梦麟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行知学会请他到中国来讲学。他本来预定在中国讲学几个月;后来因为对中国发生了很好的感情,继续住了两年,到处作了许多次的演讲。后来又到苏俄、土耳其、墨西哥等地。

  1919年——民国八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以上只说杜威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其实,他的影响并不限于教育方面。这次我所要讲的杜威先生的哲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他的哲学思想,一部分讲他的哲学思想几方面的应用。

  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实验主义(Pragmatism),日本翻作实际主义;我们在民国八年做通俗介绍的时候,翻作实验主义。在讲杜威先生的思想之先,不能不说几句关于实验主义的话。

  实验主义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共有三位大师:第一个大师是皮尔士(C. S. Peirce 1839—1914),是美国的大科学家。他于1877年开始提出了实验主义这个名字;他在一个通俗的讲演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可以叫我们的意思明白?”他的答案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那就是说,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和配备,可以使我们的意思、思想明白,你无论同做科学实验的人讲什么,他总是说让我来实验一下,看这句话会发生什么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你所说的话的意义。如果照你说的话做一个实验,实验出来某种放果,你那句话就是有意思的,如果你的话没有法子实验,实验不出效果,那么,你的话就没有意思,就是瞎说,胡说。这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说拿一样东西,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思想的效果的结果,来批评某种学说或思想。

  做科学实验的人,无论实验物理、化学、地质、生理或心理,都要先有一个思想(假设的理论):照这样的设备,这样的布置,做起这样的实验来,应该产生某种效果。如果实验的结果不产生某种效果,那就证明了前面的理论是错误的,就应加以修改。另外装置起来重新再做实验,看看这个修改过后的理论对不对。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态度,就是实验主义。无论什么东西,都要拿这种态度来说明,来解释,来实验。

  皮尔士是实验主义三位大师中的第一位大师。他所提倡的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应用到人生上,凡是思想、理论、概念,都得用这种态度来批评它,解释它,说明它,才可以使它的意义清楚。我们看这个思想或概念,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什么效果;再拿这效果来批评,来说明这个思想或概念;这等于在实验室里面用某种器具,某种设备做实验而产生的效果,再拿效果来批评理论一样。简单的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或概念,都会在人生行为上发生实验的效果。如果要决定这个思想或概念是不是有意义,只要看承认它时有什么效果发生,或者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发生。如果承认它或者不承认它时都不会发生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思想或概念就毫无意义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用来解释,说明一切思想、观念、概念,使得思想、观念、概念的意思清楚的。

  实验主义的第二位大师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皮尔士是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区的人,也是同一个学校(哈佛大学)的朋友。他本来是学医的;后来转到心理学,在心理学上开了一条大路。他的著作有《大心理学》和《小心理学》。他的《大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史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詹姆士把皮尔士的基本观念应用到各方面,拿来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真理论、宇宙论。(各位若要知道详细,请参阅《胡适文存》第一、二集。)

  詹姆士虽然是科学家,但是他出身于宗教家庭,富有宗教情感。他的实验主义的发生,是为求怎样使得意思、概念明白清楚。他把皮尔士的方法推广到各方面去。他以为讨论某种事体,某种概念或信念,某种宗教信仰或某种人生信仰,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批评,看它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什么效果。如果发生了某种效果,就拿这个效果来决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宗教方面,他相信某种宗教的信仰能得到某种安慰和某种人格的行为上的改造,便有人批评他应用的范围太广,不免有一点危险。举例来说:二十年前左右,美国一位有名的传教士艾培先生到北京来找我。他说:“胡先生,听说你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我要同你谈谈实验主义。”我说:“好吧!”他举起左手说:“这边一种信仰,认为人生等于一只狗一只猫,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将来的生命;这是悲观主义的信仰。”又举起右手说:“这边的一种信仰,有天堂,有上帝,有将来,有死后的生命:这种信仰叫人乐观,叫人往前进,用实验主义的批判,一定放弃那边的悲观信仰,而接受这边的乐观信仰。”我说:“我这里有一块洋钱,另外有一张百万美金的支票。艾培先生,你知道我胡适决没有一百万美金,支票是空头的。以一百万美金和一块洋钱相比,支票可以说是代表乐观的。你是接受一块洋钱,还是接受一百万美金的支票呢?”他说:“我当然接受一块洋钱。”

  由这个例证看来,严格的实验主义,总是用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先归纳观念的意思,把观念的真假确定之后,再来考虑那偶然发生的某种希望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滥用实验方法,便是放弃真实的洋钱,而取空头的支票了。詹姆士因为富于宗教情感,偶然不谨严一点,因此引起人家的批评。(对于詹姆士,我说得太简单了,似乎有一点不公道。不过很短的讲演里,难免有过度简单化的毛病。这要向各位先生道歉的。)

  第三位大师就是杜威先生。他是实验主义运动中第三个领袖,年纪比前两位轻一点,寿命又特别长,活到九十多岁,所以他的影响最大。他运用方法也比较谨严,所以他的影响也比较健全。要讲杜威先生的思想,应该先讲一点他的思想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方才所讲的,他生长的区域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没有阶级,绝对自由,不是间接的代理民主,而是直接实行民权的真正民主社会。所以他从小就有民主的习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述,有《学校与社会》和《民主与教育》二书。后一本书在中国有译本。

  第二,两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皮尔士大师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就是应用到自然科学方面的,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这一类实验科学的方法。

  第三,十九世纪后半叶产生“生物演化论”,也就是所谓“生物进化论”,中国严复先生译为《天演论》。在杜威先生出生的那一年(1859年),就是达尔文名著《物种由来》出版的那一年。这本书出版后轰动全世界的生物学界。当时就引起了宗教家和哲学家的反对。后来(1871)达尔文又出版了一本《人类的由来》。这本书里面就不客气的继续“物种由来”而说人类是由下等动物,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演变,由和猴子相似的动物变成人猿,由人猿再演进成为人的。达尔文花了三十年的苦工,才敢提出这个研究的结果。所有物类的演变,开始都是很微细的,而后逐渐变异。在某种环境之下,旧的生物感觉到不适于这一个环境,或者过热,或者过冷,或者过于潮湿,或者过于干燥,而其中有一部分偶然起了小小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比较更能适合于环境一点,这一部分就继续生存下来。其余没有变化的慢慢就淘汰了,灭亡了。于是这一部分的微细变化,就更加的向适于生存在某种环境中的那种特性格外发展。因为坏的已经死光了,结果,存在的慢慢就成了新的物类。所以《物种由来》的根本说法,就是说物类都是由于很微的变异因为适于生存而不被淘汰而来的。这就是所谓“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所谓进步,所谓演化,并不是整个笼统忽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的变迁来的。并不是猴子一类的动物一跳就变成人猿;人猿再一跳便变成了人的。例如人的两手,由于我们的老祖宗偶然用后面两条腿站起来,久而久之的结果,成了习惯慢慢的前面两条腿变成手了。在比较解剖上可看出:人类的手,鸟类的翅膀与许多动物的前肢,都是由于这种变异而来。但是这种变异都是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过程,由一点一滴的聚积而成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天然演进的科学方法是不符合的。

  总之,杜威先生的哲学思想,就是由这三个背景产生出来的,而最要紧的是他注重科学方法,也就是继承皮尔士、詹姆士实验主义的传统,以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做基础来讲真理问题,哲学问题、知识问题、道德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所以第二个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不满意詹姆士的那种广泛的引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以他不大喜欢这个名词,把实验主义改名“试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因为实验主义未免太注重效果;像方才我讲的那个传教士的说法,拿宗教的效果来标榜或滥用。所以与其叫实验主义,不如叫试验主义。后来他又说:一切的思想、知识、经验,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础。每一个人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都是为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工具。这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帮助我们提一个暗示、一个假设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说杜威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一派。

  方才我说,两三百年来,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们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可用的科学方法。杜威先生这样想:我们为什么不拿这个方法来普遍的应用,而只限制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方面?为什么不应用到改善精神方面?杜威先生以为这一种科学方法,在实验室内应用了二三百年,并没有流弊,的确是一种可以建立起的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自己本身批评自己与纠正自己错误的作用。在试验以前,一切先要有假定。比如假定有甲、乙、丙三个条件,在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就产生丁、戊、己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把甲、乙、丙三个条件设备起来,看是不是产生丁、戊、己。如果产生,就是对了;如果不产生,就是错了。这个方法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随时修正,随时发明。所以科学方法根本的观念,不单是求知识,还可以处处发明和发现错误。发现错误与发明正确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可以增加知识。求知与发明,和发现错误联合一贯,再看效果,就是实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一种方法为什么二三百年来,不应用到所有精神的领域,所有道德、教育、政治、社会方面去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宗教、道德方面,为什么不应用呢?

  要说明这个历史,就要回到方才所说的三个思想背景。杜威先生说:现在的民主社会,是没有阶级;而古代的社会是分阶级的。所以古代有劳心者,有劳力者;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古代社会分有阶层:因职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关系而分了阶层。因此,在新的科学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危险的;认为如果这种思想推行广了,就要影响并且动摇社会的基本思想了;认为古久传下来的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都要动摇了;所以由于社会有阶层的关系,就使思想也分了区域。新的科学是没有方法驳倒的;新的化学、物理等知识一天天的加多,就得想出一个调和的办法,才可以使科学方法不影响到宗教、道德方面。这个就是分区而治。这是杜威从历史上看出来的。你们的新思想只能限于某一区域,不要到精神的领域来;不然,就要受统治者的制裁。结果大家为了避免统治者的干涉或宗教的审判,怕在火上被烧死,于是就愿意,只要你们让我们研究物理、化学,我就不来麻烦道德和宗教。道德、宗教方面也就表示只要你们不来麻烦道德、宗教,我们也就允许你们研究自然科学。你们研究的是物,我们研究的是心;我们分区而治,各不侵犯。所以在这个社会有阶层的情形下,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分成了唯心和唯物两派。我们是物质的,你们是精神的;你们是形而上的,我们是形而下的;大家分区而治。

  可是现在我们不同了。杜威先生说:现在到了民治时代;民主制度下是没有阶级的,没有阶层的。我们应该打破从前反映社会阶层的分区而治和各不侵犯的观念。要进到“下学而上达”的地步,要打破精神与物质的区画,打破心与物的分别。所以杜威根本的哲学,就是要反映无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心与物的区分,没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方法只是一个;没有界限没有阶层。

  三十多年前,杜威在日本讲学时,讲“哲学的改造”,说改造那是客气;实际上他要革命,要推翻二三百年来唯心唯物的划分。他说:古代思想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懂得所谓“经验”(Experience)。从前的学者,把经验分成主观的和客观的。但真正讲起来,什么叫做经验呢?杜威先生曾经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生在这个物质的客观环境里面,就要对付这一个环境。对付它,就是我对物、物对我。这种对付环境的生活,就是经验。应付环境,不是敷衍,而是要天天接触环境来得到新的知识。应付环境就是时时刻刻,在增加新知识和新经验,新技能和新思想。人在这环境之中,时时刻刻免不了有困难发生。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就引起了思想的捉摸与觉悟。因为思想的作用,就逼得你不仅是无意识的应付环境,而且应付环境的方法,其内容更加强更丰富了。新的知识与新的经验加上思考力的结果,应付环境觉得更满意了,格外成功了。所以经验是时时刻刻在增加应付将来新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与方才所说生物的进化一样,也是由一点一滴而来的。我们在那一点钟一分钟之中,今天这一部分人,应付这一个环境,需要某种的应付方法,还要有怎样的改善方法;这决不是笼统一下子可以得到的。人的知识、经验和生活,与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从一点一滴的解决问题,解决环境的困难而成的。我们看小姐们颈项上挂的珍珠是怎样来的呢?海里的老蚌,在张开蚌壳的时候,有沙粒跑了进去;因为它没有手,不能把沙粒拿掉,又感觉到剧痛,于是它就本能的应付环境,从自己身上分泌出一种汁液来包围,这粒沙慢慢的裹大了,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粒珍珠。这是老蚌本能的应付环境: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很老实的不断的在应付环境,逐渐的分泌汁液,将沙粒包围,结果就成为珍珠。人类是所谓“万物之灵”,当然与蚌不同。在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用思想,能够用过去的经验;祖宗积下来的,和学校、社会以及书本中得到的经验、知识、学问,都可以活用,都可以拿来应付环境。所以杜威先生说:“教育是要人用知识、用思想的方法;用最好最稳当的方法来思想,来帮助经验,来控制和改善经验,使将来的经验比现在的经验更满意、更能够应付环境。”比起老蚌糊涂无知的、本能的应付环境,解决困难,我们人类是好得多了。因为我们有前人留下来的知识经验,学校给我们的知识经验,和三百多年来的科学家们给我们方法,帮助我们实验应付环境。我们所得到的结果,虽然没有像珍珠那样漂亮好看,但是照杜威先生的意思,这结果却是真的知识,却是活的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珍珠。人的整个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真理,都是宝贝。那宝贝是看不见的;但是在脑子里,在心灵里,一天天的积累,就愈来愈灵活了。这个经验,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哲学,就是杜威先生的基本思想。

  

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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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讲演的时候,讲了一点杜威先生的根本哲学。他写的书很多,有好几十种,重要的也在十种以上,所以不容易一下子抓住一个扼要的地方。但是我上次曾经提出了他的三点背景。大家研究他的思想,就要从这三个假定的背景着手。第一,他是生长在美国北部福蒙特州的柏林顿城。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阶级,真正民主的社会,所以他的一切著作,差不多是很自然充满着民主的气息的;第二,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也是他当然的背景;第三,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生物演化的思想,注重在一点一滴的演变,一点一滴的进步;而生物之所以演变,是由于应付环境;因为随着环境的需要,不能不改变。改变不是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变;往往起于很细小的改变,而后一点一滴的聚集多了,就有了适应环境的能力。能够适应环境的就能生存;不能适应环境的就毁灭了、淘汰了。这个观念在杜威先生思想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看这三种背景,我们作他的学生的和研究他的学术的,觉得他的基本观念,可说是他的经验论。

  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他。那时他的一部新书叫做《经验与自然》的刚出版没多久。他很高兴地对我说:“现在有许多人说它新;三十年后就成了老东西了。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这理论,就不觉得新奇了。”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新书也不免得意。他那个“在现在是新的,三十年后大家就不觉得新奇了”的意思,至少我们作过他的学生的人觉得是很对的。

  这几十年来,他所谓“经验”,就是我在上次讲演的后半段所讲的“经验论”,在他的方法论上和应用在教育上,确实是很基本的。综合起来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四周围的环境。对付环境,适应环境,控制环境,改造环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经验。这并不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一些哲学家所谈的经验主义。从英国开始的所谓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在那时也是受了二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影响,所以他们反抗旧的哲学,提出一种经验论(Empiricism)。经验主义的说法,就是说一切人的知识都起于经验。而经验是什么呢?英国一派的经验论哲学家说,经验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一个零碎的感觉。感觉影响直接的经验。这种说法太琐碎了。大陆上理性主义派(Rationalism)的哲学家,可以德国的来勃尼慈(Leibniz)为代表。他说:前一句话“一切知识起于经验”是对的;但是我要加半句话,“除了理智本身”。我承认一切知识起于经验。这句话怎样讲呢?就是零碎的经验感觉,还需要一个超经验的理智来统制它,来归纳它,使这些零碎感觉成为一个系统,起综合的作用。大陆上理性主义者要和经验主义对抗,在零碎的感觉之外,还得有一个理性或者理智。发扬这一派的就是德国的康德哲学。他承认经验,但是还要一个理性,纯粹理性作用的范畴。理性里面有很多范畴;某种时间是个范畴,某种空间又是一个范畴。让这种理性范畴整理它,归纳它,管理它。这许多范畴就像桌子的许多抽屉一样;这样东西放到这个抽屉,那样东西放到那个抽屉,然后才可以真正了解它。这种心与物的观念,照杜威先生的看法,都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杜威先生说:新的科学不是一天起来的,是在过去三百年中一步一步起来的:第一步是十七世纪,是新的天文学,新的数学;第二步是十八世纪,是物理学化学的时代;到了第三个一百年——十九世纪,才兴起来了生物的科学,包括地质学。杜威先生说,前一个时期的思想,把心和物分开,把琐碎的感觉和综合的理智分开了,都是由于各个时代的科学的关系。十八世纪时期也还没有到十九世纪后期生物学的时代;到了十九世纪实验科学时代,可以说使我们对于经验很了解,对于一切生物活动的状态也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经验看法;就是生物的经验,尤其是高等动物的人类的经验,是不分阶级的,只是程度稍有不同。达尔文的书叫做《物种由来》,就是说并不是上帝忽然在一天的工夫把各种生物都造好了。各种生物都是有来源的。怎么来的呢?是一步步演变来的。这个观念是新的。我们现在经过了三百年的实验科学,尤其是经过百多年的生物科学,我们应该了解当前我们人的大问题,是怎样对付外面环境的变迁,才可以使这些变迁朝着对于我们将来的活动有益的方向去。一切生物动物,都是这样的,都是要适应环境。但是人要不同一点。人类的活动,全靠我们有知识、有思想;能够用知识和思想来管理环境,控制环境,改变环境,改造环境。什么叫“改造”?改造就是要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使无害的势力变成有利的势力。这种不断的生活就是经验。从物类到人类都是一样。不过人的思想智慧高,改造环境、应付环境的能力也就大些。这种观念,我们认为是杜威先生哲学的基本观念。他根据科学的实验方法,尤其根据近百多年的生物学的进步:由生物学进到生理学,由生理学进到心理学,从实验的心理学到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这些学科,当然难有一个严格的次序的):这都是使我们了解人类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可看出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适应环境。到了人类在这种适应环境的生活里面,人类的知识思想,都是很重要的,都变成很重要的工具。所以人同物类不同。人类能够充分的用这种自觉的思想作用,来指挥生活;能够运用人的这种能力,运用一切过去的经验,过去所得到的知识,来利用环境——征服它,统制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格外丰富,使生活的境界格外壮大,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发展,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提高。这种思想经验作用,到了为人类运用时,杜威先生叫作“创造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人才会有。而生活经验并不是琐碎的感觉,并不是感觉之外另有一个理智(或者叫作智力)来指挥的。主宰的乃是人的脑筋,——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人本来有的官能,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中枢,也就是脑子。这个神经中枢指挥的神经的作用,能够因为应付环境,而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改造,不断的进步,使创造的智慧加多。到了那个时候,就能够随时随地改造环境,应付环境。这时候,人的脑袋就够得上叫做“创造的智慧”。

  杜威先生的基本观念,具体地说,是把经验用于哲学的各方面。他有很多著作。最重要而销路最广的,是《我们怎样思想》。在美国学校里,无论是中等学校或是大学,都拿这本书作教科书。在教育方法上、论理学和知识论上最有影响的,就是这本书。杜威先生说,“经验就是生活”。人的经验,就是充分运用思想的能力来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使将来应付环境更好,更容易,更适当,更满意。所以杜威先生把基本观念用在思想上。当然,思想有简单的思想,复杂的思想,胡思乱想的思想,没有条理的思想,有条有理的思想。杜威先生以为有条理的思想的发生,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步骤。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我现在简单的叙述一下。

  第一步:思想的来源,或者说,思想的起点。思想不是悬空的。胡思乱想,不算思想。凡是真正有条理的思想,一定是有来源,有背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是什么呢?思想都起源于困难的问题。人生的动作碰了壁,碰了钉子,碰到一个困难的环境,行动发生了障碍,要想打破这个困难,因而才有思想。譬如呼吸:大家都要呼吸的,差不多是一个自动的动作,用不着思想的作用。但是有许多动作是没有那么自然自动,没有像呼吸、睡觉那么容易。真正的思想,是动作碰了壁才发生。比方我要找我的朋友张先生,我一个人走到三岔路口,不知是去第一条路、还是第二条路或者第三条路。这时候才想起:我是来过的么?找找看有什么记号使我可以找到路;或者路旁有一家戏园子,有一块广告牌,是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这时候才用思考。如果一直走去,就用不着思考了。杜威先生说:“凡是一个思想都起于一个三岔路口的境界;凡是一个思想都起于一个大的疑问号。”从前讲逻辑和知识论的,都比较容易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很简单的“一个思想起于三岔路口”这一句话。

  第二步:认清困难障碍在那一点;把困难加以分析,知道困难究竟在那一点。我平常的活动为什么发生障碍?吃饭忽然吃不下,睡觉睡不着,或者头痛发烧;究竟困难在那一点?障碍是什么性质?有时候事情很简单:第一步和第二步就连在一块。不过复杂的问题,就要分为两步,如果第二步弄不清楚,下面的方法步骤就错了。普通问题要在三岔路口去找一条路走比较简单;但是有许多科学问题,如医学、物理学、化学的问题,都很复杂。在这些问题里,我们要小心的做这个第二步工作。

  第三步叫作提示,或者称为暗示。凡遇到了三岔路口的问题,有大困难的时候,第三步就不是自动而是被动。你过去的知识、学问、经验,到今天都发生作用了!你的脑子里这边一个假设,那边一个假设。这些提示的东西那里来的呢?都是不自觉的涌上来的。所以第三步往往是不自觉的。假如你没有学问知识和好的活的经验,看到三岔路口的问题,就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下手;没有主意,没有法子。如果你的知识是死的,学问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经验是贫乏的,那你还是没有主意,没有法子,看不出道理来。所以第三步是很重要的。不过,有时候有些人经验太多了,知识太丰富了,往往东一个意见,西一个意见,前一个意见,后一个意见:就要发生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批评、评判;判断这许多提示,暗示当中,那一个意见比较最能解决所碰到的困难问题。记得在我父亲的诗集子里面有一首诗,讲他在东三省吉林的时候,奉命办一件公事,连人带马都在大森林里迷失了路,三天三夜都没有方法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因为当前的行动发生了障碍。我父亲在诗里面就说他怎样想法子找路出去:有人爬到树上去看,只见四周茫茫无边的树木;在地上也找不出路来;也找不出牛马的蹄痕,这两个办法都不行。这时候,我父亲想到古书上讲过:在山林中迷了路时可以找水;跟着水去找,必定可以出山的。大家就四下去听;听到有水流的声音,果然找到了一条水;跟着水走,居然出险。他诗里面有一句“水必出山无可疑”,就是指的这回事。爬上树看,找牛马蹄痕,想了许多办法都走不出来。那时候知识中有一个知识“找水”。这是在许多提示中决定的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所以这第四步工作,就是要判断许多提示当中,那个最适于解决当前的困难。在许多主意中怎样批评判断那个主意适用或不适用呢?这又得回到第一步去;感觉到需要思想,就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再认清楚了困难问题;看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再从推出来的许多暗示、意见当中,看看那一条可以找出结果来。水是可以向山下流的;朝着他走可以得到一条出路: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拿这个困难作一个标准,作一个尺度,来量这些提出来的暗示,挑一个作假定的姑且的解决方案:这是第四步。不过这还是一个假设,还没有证实。

  第五步是思想的最后一点,思想的终点,就是证实。要问提出来的这个假定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可以解决困难问题?是不是满意?是不是最满意?要证实它!我刚才讲我父亲在吉林的这个“找水”的经验,就是证实。假如复杂的科学问题,有时候就需要假定应该有某种结果,我们要选择许多假定,使用人造的器械,人造的条件来试验它。所谓科学的实验,就是证实某种条件完备的时候,可以发生某种结果的假定。如某种条件完备而不发生某种结果,这个假定或理论就错了;要再来第二个,第三个……的假定,一直到最后可以得到证实为止。到了最后证实,这个思想才算解决了问题。结果是假设变成了真理,悬想变成满意适用的工具。这是思想的最后终点。

  杜威先生的这种思想观念,对他的许多学生,无论在教育上,哲学上,都有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哲学特别注重在活的思想,创造的智慧;特别注重拿知识思想来解决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应付环境,改造环境。这种思想应用到各方面去,都可以发生很重要的效果。比方在逻辑(Logic)方面:杜威先生在八十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大著作《逻辑学》,它的副题目叫做“研求真理的理论”(A Theory of Inquiry);他以为逻辑不过是研求真理的方法的一种的理论。所以他的逻辑并不像从前的逻辑,从前的逻辑讲演绎法、归纳法、大前提、小前提、求同、求异、求互同互异;所谓形式的逻辑。这种逻辑完全是用在论证(proof)方面,变成一种论证的形式,所以杜威先生叫做“论理学”。这是形式的、论理的。比方说:凡人都会死;胡适之是一个人;胡适之当然是会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的论证,不能引导出真理。从十九世纪以后,哲学家注意到逻辑归纳法。杜威先生说:这也不行;思想的方法,不是形式的方法;人生要时时刻刻应付真的困难,活的问题,不能拘于刻板的形式。

  思想的五个步骤,其实包括了归纳法和演绎法。比如我刚才讲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归纳的方法:注重事实,从事实中找出困难,发现问题。第三个步骤是很多暗示涌上来,就好像许多大前提。照这个前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从具体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所以从第三步到第五步都是演绎法:凡是这样作的,必发生什么结果。试验的时候,有了A的现状,当然产生B的结果:凡是A都会产生B,看看A是不是会产生B!试验就是演绎。第四步就来批评思想提出来的假设;第五步就来证实它。在生活的活动上,证实或是实验室的证实方法都是演绎法。比方我父亲的诗“水必出山无可疑”:现在找到水看看是不是可以出山。这就是演绎法。所以人的思想是活的。在解决困难的时候,随时演绎,随时归纳;归纳之后有演绎,演绎之后有归纳。

  杜威先生的逻辑,注重在思想的起点。思想必须以困难为起点;时时刻刻,思想都不能离开困难。这样思想才有效果。英国穆勒(J. S. Mill)的逻辑学注重归纳。其实讲到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作用活动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形式的归纳法所能应付。所有的归纳、演绎、三段论法,求同求异的方法,都不过是要证明某种思想是否错误,错误的时候可以用某种方法来矫正。所以杜威先生的逻辑也可以叫作实验的逻辑,工具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这个名词太不好解释;我也叫它作祖孙的逻辑。这种逻辑先注重来源;有来源,有出路,有归宿;根据人生,应付环境,改造环境,创造智慧。这种思想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的实验。真正科学实验室的方法,不完全是归纳,也不完全是演绎,而是时时刻刻有归纳、时时刻刻有演绎的。把形式去掉来解决问题;拿发生困难作来源,拿解决问题作归宿:这是新的逻辑。

  最后,我感觉到胆怯,把杜威先生的哲学应用到知识论和教育学上。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是教育专家;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所以只好简单的讲讲。他这种思想应用在知识论和教育学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前的知识论者,往往分作内面的心和外面的物。所谓感觉和综合的理智,这是知识论里面很重要的部门。当时社会上分阶级:有劳心,有劳力;有君子,有小人;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一种人看到没有法子参加许多社会的事,许多事都不在他们手里,就取悲观、旁观或乐天的态度。从前社会上这种分阶层的情形,就影响到哲学思想上。杜威先生以为,这都是历史的关系。因为那时科学发达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哲学,哲学家还不能接受实验室的方法来改造他们的思想。杜威先生这一派,则整个接受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近百年来生物科学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知识论是说:生物学和新的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都指示我们,思想并不是有一个叫做理智(或者是心)的特殊官能;一切心理的作用,都是脑子。脑子就是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十万八千根神经”的中心。(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当作一个准确的数目字!)神经系统使我们的心和身通力合作。这是新的心理学的贡献。外来的刺激,都是受神经系统的支配统制。外面碰到刺激的时候,它立刻发生反应发布命令来应付。这不但高等的动物这样,连最下等的动物也是这样。神经系统不但是主持应付环境的作用,还能够使前一次的经验在后一次的适应环境上发生重要的影响。前面成功了,后面的格外成功,格外满意。前一次的经验,影响后一次的活动;时时刻刻是新的。心就是身体里面的神经中枢。每次的生活经验能够把旧的经验改组一遍,作为后来活动的准备,使后来的活动比前次更满意。比如雕刻家每一刀下去都是活动;如果能够用心的话,后一刀自然比前一刀的雕刻要见进步。写字、绘画、作工,无论什么事,可以说都是这样。一笔有一笔的进步,一分有一分的进步,一寸有一寸的进步。有思想的生活,都是改善环境,改善我们自己作为后来更满意应付环境的准备。这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知是从行里得来,知就在行的里面;行也是从知里得来,行就是知的本身。知分不开行,行也分不开知。

  这就是“知行合一”。生物学告诉我们,就是低等动物也有这种本能。拿老鼠来说罢:无论怎么难找的门,第一次找不到的时候,第二次再找;不断的试验,经验就可以叫它找到门。老鼠如此,狗和猫也如此。概括的说,下等的动物和人,对于应付环境的作用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只有程度的高低。

  从前的人说知识是超于经验在经验之外的,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杜威先生说:知识是智力,智力是一种参加战斗的工具,是一种作战的活动,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从前讲知识论的人,往往离开了科学实验室,所以没有结果。如果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就知道所谓知识论必须具有两个条件:

  第一,教人怎样求得知识,教人怎样得到知识。我们知道,要求得真正知识,只有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才有效果。这是第一点;还不够,还有第二点。

  第二,教人如何证实所得的知识是否真知识。凡是真正的知识论,必须要教人家怎样证实那种知识是真的,那种知识是假的。如果单教人求知识,而不教人家证实真假,那是不够的。

  所以真正的知识论,必须根据新的科学方法,教人求知识,并证实知识的真假及其价值。

  把知识论应用到教育上,就是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讲到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真正讲起来,我没有学过教育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当中只隔了一条一百二十号街。我们在研究院中的学生常彼此笑谈说:“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我差不多没有过过这条一百二十号街;所以对于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不过现在并不是谈我的学问,而是替我的老师讲话。说错的地方,请各专家指教。

  杜威先生的知识论用于教育哲学上,有所谓“教育就是生活,并不是生活的预备”“教育是人生的经验的继续改造”。刚才我讲到知识论时,说人与物一样,他的应付环境就是生活;随时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一点一滴继续不断的改造;经验本身也改造。这就是说,教育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当前的生活就是学校,就是教材。所以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历程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人的生活是经验,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刚才我讲的,写字时后一笔就是改善前一笔;雕刻时也是后一刀改善前一刀:这就是教育。所以生活是不断的,教育也是不断的。每种继续不断的经验,都是教育的功用。民主画家(杜威先生最相信民主主义)的教育,最低限度必须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用活的生活经验作教材,养成一个创造的智慧,以应付困难,解决困难,满意的解决困难,更满意的解决困难。教育应该使每个人都有一点创造的智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曾有了观音菩萨给他的三根救命的毫毛。创造的智慧,就是要每个人都有这三根救命的毫毛。

  第二,就是要养成共同生活的合作习惯(Co-operation in activity)。杜威先生以为要做到这点,书本上的文字教育,记诵,教条,是不够的;只有把“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经验”这个原则拿到学校里去,才可以做得到。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

  关于教育方面,在师范学院里我不敢多讲。总括起来说,我用的名词好像很新,其实在六十多年前,詹姆士就说过,“实验主义不过是几种老法子的一个新名字”。这种思想所以能够站得住,能够觉得有根据,就是因为他并不完全是新的,还是根据人生的经验,合乎人生的经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先生的许多思想,并不完全是新的;他们有许多思想古代哲人也曾有过。

  杜威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明了中国过去的一些思想,譬如教育方面:朱子的教育方法也有部分是讲实验主义的。三百年前,中国北方起了一个“颜李学派”(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塨)。颜元的思想注重在动——行动、活动。他的斋名叫“习斋”,就是所谓“学而时习之”的意思。他说:学弹琴的,不是拿书本子学的,要天天弹,越弹才越有进步。这和我刚才所讲的“时时刻刻改善你的经验”意义很相近。我国古时关于教育的学说,像这种例子的很多。

  最后我要讲两个故事。在北宋时,有一个禅宗和尚,名叫法演;他是与王安石、苏东坡同时代的人物,死于1104年。他讲禅理非常怪;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说破”,要你自己去找答案。弟子们若有人对他有质疑的,他不但不答复,还要打你一个嘴巴;假使再要问他,就把你赶出庙去。就好像说你在台湾师范学院不行了,要到广州师范学院、福州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学院一个一个的去跑。要你到每座名山自己去寻访,去募化。当时和尚出门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乘轮船;既不能住旅馆,又不许住在人家家里;只有一根打狗的棍子,一个讨饭的碗和一双要换的草鞋。冬天受冷,夏天受热,受尽了风霜雨露;经历苦痛,增加经验。也许到了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在这个时间中,他或许偶然闻到了什么花香,听到了一声鸟鸣,或者村里人唱的小曲,豁然通了,悟了道。于是他朝老师那个方向叩头,感谢当年不说破的恩;他现在终于找到了。如果师傅那时候还在人世,他就一步一步的赶回去,眼里含着眼泪给师傅叩头谢恩。自己去找;自已经验丰富的时候,才得到一种觉悟。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实验主义。

  有一天,这个法演和尚忽然问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来学禅;我这里的禅像什么东西呢?我要讲一个故事来解释。”现在就借他讲的这个故事作为我两次讲演的结论。

  有一个做贼的人,他是专门靠偷东西混饭吃的。有一天,他的小儿子对他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你不能去‘作工’了。我得养活你。现在请你教我一门行业,教我一种本事。”他爸爸说:“好!今天晚上跟我走!”到了晚上,老贼牵着小贼走到一个很高大的房子前,在墙上挖了一个大洞,两个人先后钻进去。等到两个人都到了屋子里,一看,见有一个大柜;老贼就用百宝钥匙把柜子打开了,要他的儿子爬进去。等他儿子进去以后,这个老贼就把柜子锁了,向外走去,口里一面喊:“捉贼呀!你们家里有贼啊!”他自己就跑回家去了。这一家人被他叫醒,起来一看,东西都没有丢,就是墙上有一个洞,正在感觉到怀疑的时候,柜子里的小贼还在低声说:“爸爸,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后来他一想这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出去?”同时,他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他就学老鼠咬衣服的声音。于是前面太太听见了,就喊丫头赶快拿灯来看看柜子里的东西别被老鼠咬坏了。柜子的门刚一打开,小贼就冲出来,把丫头和蜡烛都推倒了,从墙洞里逃了出去。这家的人就跟在后面追。这个小贼一跑跑到了水池旁边,连忙拾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去;追的人听到扑通一声,以为他跳水了。而他却另外换了一条小路跑回家去。这时候,老贼正在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等他的儿子。这个小贼就问他的爸爸说:“你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老贼说:“你别说这些蠢话——你告诉我怎样出来的。”他的儿子就告诉他怎样学老鼠咬衣服,怎样丢石头。老贼听了以后。就对他的儿子说:“你已经学到行业了!”

(本文为1952年12月3日、8日胡适在台湾省立
师范学院的演讲,原载1952年12月
4日、9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