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学

杜威哲学
作者：胡适
1952年12月3日

第一讲

刘院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到这里来讲杜威先生的哲学，我感觉到有点班门弄斧。在师范学院里当然有许多研究教育学说和教育哲学的专家，也有这些必修和选修的课程，想来诸位对于杜威先生的哲学一定研究过。

　　我在国外收到钱校长和刘院长的电报，他们邀我到台大和师院来作一种学术性的演讲，我以为他们还会写信来，给我一点详细的指示。后来一直没有信来；我看时候到了，就打了一个电报，提出两个题目：在师院的题目是“杜威哲学”。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们三十九年来，不但是师生的关系，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六十岁的时候在北平讲学；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替他做翻译。以后他到太原、天津、济南各地去讲学，我也替他做翻译。我们又继续几十年的朋友关系。他在北京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参加了；他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因为他在国外，我在国内。到了1939年，他八十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做外交官，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祝；1949年，他九十岁的时候，我在纽约也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祝。他今年夏天刚过去，算起来活了九十二岁多。

　　今天我打算讲杜威先生的哲学思想：下一次讲他的哲学思想在技术方面的应用。

　　约翰杜威（John Dewey）生于公元1859年10月，死于今年（1952）6月。他出生的地方是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的柏林顿城（Burlington）。这个地方是美国最民主的一个小州，是英国宗教家最早到达的地方，也是美国保留有最早的民主风气的一个地方。我曾经到这儿参观过，看到了世界最有名的真正民主制度。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选举的代议制，而是全体市民直接参加。每逢市（村、镇）议会开会的时候，市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踊跃出席；主席把已经宣布了的本市（村、镇）的问题提出来后，人人都可以参加讨论。这是一种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我看了非常感动。杜威先生就是生长在这个真正民主的地方的。

　　杜威先生最初进本州大学。后来到巴铁摩尔市（Baltimore）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哲学。这个大学在七八十年前是第一个新式的大学。它以研究院做中心。是以前大学所没有的制度——开美国大学风气之先。杜威先生就是这个大学研究院最早的学生当中的一个。美国有名的总统威尔逊也是从这个大学出身的。

　　杜威先生毕生从事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完成了学业以后，便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哲学系主任。同时，他和他的头一个夫人合办实验学校，提倡新的教育；这是美国新教育的创始。1904年转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1919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做了几次讲演后，著了《哲学的改造》一书，那一年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蒋梦麟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行知学会请他到中国来讲学。他本来预定在中国讲学几个月；后来因为对中国发生了很好的感情，继续住了两年，到处作了许多次的演讲。后来又到苏俄、土耳其、墨西哥等地。

　　1919年——民国八年，杜威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几个他的学生，在他开讲以前，举行了几次公开的讲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绍。我的讲演有一部分收进了《胡适文存》。像《实验主义》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学》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教育学说，被公认为最新的教育理论，不但影响了全美国的学校，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影响了革命初期的俄国。苏俄那时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论制定的，后来革命的倾向改变，整个教育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教育界自1919年到现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以上只说杜威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其实，他的影响并不限于教育方面。这次我所要讲的杜威先生的哲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他的哲学思想，一部分讲他的哲学思想几方面的应用。

　　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实验主义（Pragmatism），日本翻作实际主义；我们在民国八年做通俗介绍的时候，翻作实验主义。在讲杜威先生的思想之先，不能不说几句关于实验主义的话。

　　实验主义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共有三位大师：第一个大师是皮尔士（C. S. Peirce 1839—1914），是美国的大科学家。他于1877年开始提出了实验主义这个名字；他在一个通俗的讲演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可以叫我们的意思明白？”他的答案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那就是说，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和配备，可以使我们的意思、思想明白，你无论同做科学实验的人讲什么，他总是说让我来实验一下，看这句话会发生什么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你所说的话的意义。如果照你说的话做一个实验，实验出来某种放果，你那句话就是有意思的，如果你的话没有法子实验，实验不出效果，那么，你的话就没有意思，就是瞎说，胡说。这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说拿一样东西，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思想的效果的结果，来批评某种学说或思想。

　　做科学实验的人，无论实验物理、化学、地质、生理或心理，都要先有一个思想（假设的理论）：照这样的设备，这样的布置，做起这样的实验来，应该产生某种效果。如果实验的结果不产生某种效果，那就证明了前面的理论是错误的，就应加以修改。另外装置起来重新再做实验，看看这个修改过后的理论对不对。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态度，就是实验主义。无论什么东西，都要拿这种态度来说明，来解释，来实验。

　　皮尔士是实验主义三位大师中的第一位大师。他所提倡的就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应用到人生上，凡是思想、理论、概念，都得用这种态度来批评它，解释它，说明它，才可以使它的意义清楚。我们看这个思想或概念，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什么效果；再拿这效果来批评，来说明这个思想或概念；这等于在实验室里面用某种器具，某种设备做实验而产生的效果，再拿效果来批评理论一样。简单的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或概念，都会在人生行为上发生实验的效果。如果要决定这个思想或概念是不是有意义，只要看承认它时有什么效果发生，或者不承认它时又有什么效果发生。如果承认它或者不承认它时都不会发生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思想或概念就毫无意义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用来解释，说明一切思想、观念、概念，使得思想、观念、概念的意思清楚的。

　　实验主义的第二位大师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皮尔士是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区的人，也是同一个学校（哈佛大学）的朋友。他本来是学医的；后来转到心理学，在心理学上开了一条大路。他的著作有《大心理学》和《小心理学》。他的《大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史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詹姆士把皮尔士的基本观念应用到各方面，拿来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真理论、宇宙论。（各位若要知道详细，请参阅《胡适文存》第一、二集。）

　　詹姆士虽然是科学家，但是他出身于宗教家庭，富有宗教情感。他的实验主义的发生，是为求怎样使得意思、概念明白清楚。他把皮尔士的方法推广到各方面去。他以为讨论某种事体，某种概念或信念，某种宗教信仰或某种人生信仰，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批评，看它在人生行为上发生什么效果。如果发生了某种效果，就拿这个效果来决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宗教方面，他相信某种宗教的信仰能得到某种安慰和某种人格的行为上的改造，便有人批评他应用的范围太广，不免有一点危险。举例来说：二十年前左右，美国一位有名的传教士艾培先生到北京来找我。他说：“胡先生，听说你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我要同你谈谈实验主义。”我说：“好吧！”他举起左手说：“这边一种信仰，认为人生等于一只狗一只猫，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将来的生命；这是悲观主义的信仰。”又举起右手说：“这边的一种信仰，有天堂，有上帝，有将来，有死后的生命：这种信仰叫人乐观，叫人往前进，用实验主义的批判，一定放弃那边的悲观信仰，而接受这边的乐观信仰。”我说：“我这里有一块洋钱，另外有一张百万美金的支票。艾培先生，你知道我胡适决没有一百万美金，支票是空头的。以一百万美金和一块洋钱相比，支票可以说是代表乐观的。你是接受一块洋钱，还是接受一百万美金的支票呢？”他说：“我当然接受一块洋钱。”

　　由这个例证看来，严格的实验主义，总是用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先归纳观念的意思，把观念的真假确定之后，再来考虑那偶然发生的某种希望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滥用实验方法，便是放弃真实的洋钱，而取空头的支票了。詹姆士因为富于宗教情感，偶然不谨严一点，因此引起人家的批评。（对于詹姆士，我说得太简单了，似乎有一点不公道。不过很短的讲演里，难免有过度简单化的毛病。这要向各位先生道歉的。）

　　第三位大师就是杜威先生。他是实验主义运动中第三个领袖，年纪比前两位轻一点，寿命又特别长，活到九十多岁，所以他的影响最大。他运用方法也比较谨严，所以他的影响也比较健全。要讲杜威先生的思想，应该先讲一点他的思想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方才所讲的，他生长的区域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没有阶级，绝对自由，不是间接的代理民主，而是直接实行民权的真正民主社会。所以他从小就有民主的习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述，有《学校与社会》和《民主与教育》二书。后一本书在中国有译本。

　　第二，两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皮尔士大师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就是应用到自然科学方面的，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这一类实验科学的方法。

　　第三，十九世纪后半叶产生“生物演化论”，也就是所谓“生物进化论”，中国严复先生译为《天演论》。在杜威先生出生的那一年（1859年），就是达尔文名著《物种由来》出版的那一年。这本书出版后轰动全世界的生物学界。当时就引起了宗教家和哲学家的反对。后来（1871）达尔文又出版了一本《人类的由来》。这本书里面就不客气的继续“物种由来”而说人类是由下等动物，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演变，由和猴子相似的动物变成人猿，由人猿再演进成为人的。达尔文花了三十年的苦工，才敢提出这个研究的结果。所有物类的演变，开始都是很微细的，而后逐渐变异。在某种环境之下，旧的生物感觉到不适于这一个环境，或者过热，或者过冷，或者过于潮湿，或者过于干燥，而其中有一部分偶然起了小小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比较更能适合于环境一点，这一部分就继续生存下来。其余没有变化的慢慢就淘汰了，灭亡了。于是这一部分的微细变化，就更加的向适于生存在某种环境中的那种特性格外发展。因为坏的已经死光了，结果，存在的慢慢就成了新的物类。所以《物种由来》的根本说法，就是说物类都是由于很微的变异因为适于生存而不被淘汰而来的。这就是所谓“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所谓进步，所谓演化，并不是整个笼统忽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的变迁来的。并不是猴子一类的动物一跳就变成人猿；人猿再一跳便变成了人的。例如人的两手，由于我们的老祖宗偶然用后面两条腿站起来，久而久之的结果，成了习惯慢慢的前面两条腿变成手了。在比较解剖上可看出：人类的手，鸟类的翅膀与许多动物的前肢，都是由于这种变异而来。但是这种变异都是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过程，由一点一滴的聚积而成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天然演进的科学方法是不符合的。

　　总之，杜威先生的哲学思想，就是由这三个背景产生出来的，而最要紧的是他注重科学方法，也就是继承皮尔士、詹姆士实验主义的传统，以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做基础来讲真理问题，哲学问题、知识问题、道德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所以第二个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不满意詹姆士的那种广泛的引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以他不大喜欢这个名词，把实验主义改名“试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因为实验主义未免太注重效果；像方才我讲的那个传教士的说法，拿宗教的效果来标榜或滥用。所以与其叫实验主义，不如叫试验主义。后来他又说：一切的思想、知识、经验，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础。每一个人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都是为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一切教育，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工具。这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帮助我们提一个暗示、一个假设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说杜威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一派。

　　方才我说，两三百年来，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们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可用的科学方法。杜威先生这样想：我们为什么不拿这个方法来普遍的应用，而只限制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方面？为什么不应用到改善精神方面？杜威先生以为这一种科学方法，在实验室内应用了二三百年，并没有流弊，的确是一种可以建立起的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自己本身批评自己与纠正自己错误的作用。在试验以前，一切先要有假定。比如假定有甲、乙、丙三个条件，在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就产生丁、戊、己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把甲、乙、丙三个条件设备起来，看是不是产生丁、戊、己。如果产生，就是对了；如果不产生，就是错了。这个方法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随时修正，随时发明。所以科学方法根本的观念，不单是求知识，还可以处处发明和发现错误。发现错误与发明正确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可以增加知识。求知与发明，和发现错误联合一贯，再看效果，就是实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一种方法为什么二三百年来，不应用到所有精神的领域，所有道德、教育、政治、社会方面去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宗教、道德方面，为什么不应用呢？

　　要说明这个历史，就要回到方才所说的三个思想背景。杜威先生说：现在的民主社会，是没有阶级；而古代的社会是分阶级的。所以古代有劳心者，有劳力者；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古代社会分有阶层：因职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关系而分了阶层。因此，在新的科学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危险的；认为如果这种思想推行广了，就要影响并且动摇社会的基本思想了；认为古久传下来的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都要动摇了；所以由于社会有阶层的关系，就使思想也分了区域。新的科学是没有方法驳倒的；新的化学、物理等知识一天天的加多，就得想出一个调和的办法，才可以使科学方法不影响到宗教、道德方面。这个就是分区而治。这是杜威从历史上看出来的。你们的新思想只能限于某一区域，不要到精神的领域来；不然，就要受统治者的制裁。结果大家为了避免统治者的干涉或宗教的审判，怕在火上被烧死，于是就愿意，只要你们让我们研究物理、化学，我就不来麻烦道德和宗教。道德、宗教方面也就表示只要你们不来麻烦道德、宗教，我们也就允许你们研究自然科学。你们研究的是物，我们研究的是心；我们分区而治，各不侵犯。所以在这个社会有阶层的情形下，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分成了唯心和唯物两派。我们是物质的，你们是精神的；你们是形而上的，我们是形而下的；大家分区而治。

　　可是现在我们不同了。杜威先生说：现在到了民治时代；民主制度下是没有阶级的，没有阶层的。我们应该打破从前反映社会阶层的分区而治和各不侵犯的观念。要进到“下学而上达”的地步，要打破精神与物质的区画，打破心与物的分别。所以杜威根本的哲学，就是要反映无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心与物的区分，没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方法只是一个；没有界限没有阶层。

　　三十多年前，杜威在日本讲学时，讲“哲学的改造”，说改造那是客气；实际上他要革命，要推翻二三百年来唯心唯物的划分。他说：古代思想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懂得所谓“经验”（Experience）。从前的学者，把经验分成主观的和客观的。但真正讲起来，什么叫做经验呢？杜威先生曾经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生在这个物质的客观环境里面，就要对付这一个环境。对付它，就是我对物、物对我。这种对付环境的生活，就是经验。应付环境，不是敷衍，而是要天天接触环境来得到新的知识。应付环境就是时时刻刻，在增加新知识和新经验，新技能和新思想。人在这环境之中，时时刻刻免不了有困难发生。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就引起了思想的捉摸与觉悟。因为思想的作用，就逼得你不仅是无意识的应付环境，而且应付环境的方法，其内容更加强更丰富了。新的知识与新的经验加上思考力的结果，应付环境觉得更满意了，格外成功了。所以经验是时时刻刻在增加应付将来新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与方才所说生物的进化一样，也是由一点一滴而来的。我们在那一点钟一分钟之中，今天这一部分人，应付这一个环境，需要某种的应付方法，还要有怎样的改善方法；这决不是笼统一下子可以得到的。人的知识、经验和生活，与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从一点一滴的解决问题，解决环境的困难而成的。我们看小姐们颈项上挂的珍珠是怎样来的呢？海里的老蚌，在张开蚌壳的时候，有沙粒跑了进去；因为它没有手，不能把沙粒拿掉，又感觉到剧痛，于是它就本能的应付环境，从自己身上分泌出一种汁液来包围，这粒沙慢慢的裹大了，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粒珍珠。这是老蚌本能的应付环境：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很老实的不断的在应付环境，逐渐的分泌汁液，将沙粒包围，结果就成为珍珠。人类是所谓“万物之灵”，当然与蚌不同。在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用思想，能够用过去的经验；祖宗积下来的，和学校、社会以及书本中得到的经验、知识、学问，都可以活用，都可以拿来应付环境。所以杜威先生说：“教育是要人用知识、用思想的方法；用最好最稳当的方法来思想，来帮助经验，来控制和改善经验，使将来的经验比现在的经验更满意、更能够应付环境。”比起老蚌糊涂无知的、本能的应付环境，解决困难，我们人类是好得多了。因为我们有前人留下来的知识经验，学校给我们的知识经验，和三百多年来的科学家们给我们方法，帮助我们实验应付环境。我们所得到的结果，虽然没有像珍珠那样漂亮好看，但是照杜威先生的意思，这结果却是真的知识，却是活的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珍珠。人的整个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真理，都是宝贝。那宝贝是看不见的；但是在脑子里，在心灵里，一天天的积累，就愈来愈灵活了。这个经验，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哲学，就是杜威先生的基本思想。

　　

第二讲

　　上次我讲演的时候，讲了一点杜威先生的根本哲学。他写的书很多，有好几十种，重要的也在十种以上，所以不容易一下子抓住一个扼要的地方。但是我上次曾经提出了他的三点背景。大家研究他的思想，就要从这三个假定的背景着手。第一，他是生长在美国北部福蒙特州的柏林顿城。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阶级，真正民主的社会，所以他的一切著作，差不多是很自然充满着民主的气息的；第二，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也是他当然的背景；第三，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生物演化的思想，注重在一点一滴的演变，一点一滴的进步；而生物之所以演变，是由于应付环境；因为随着环境的需要，不能不改变。改变不是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变；往往起于很细小的改变，而后一点一滴的聚集多了，就有了适应环境的能力。能够适应环境的就能生存；不能适应环境的就毁灭了、淘汰了。这个观念在杜威先生思想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看这三种背景，我们作他的学生的和研究他的学术的，觉得他的基本观念，可说是他的经验论。

　　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他。那时他的一部新书叫做《经验与自然》的刚出版没多久。他很高兴地对我说：“现在有许多人说它新；三十年后就成了老东西了。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这理论，就不觉得新奇了。”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新书也不免得意。他那个“在现在是新的，三十年后大家就不觉得新奇了”的意思，至少我们作过他的学生的人觉得是很对的。

　　这几十年来，他所谓“经验”，就是我在上次讲演的后半段所讲的“经验论”，在他的方法论上和应用在教育上，确实是很基本的。综合起来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四周围的环境。对付环境，适应环境，控制环境，改造环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经验。这并不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一些哲学家所谈的经验主义。从英国开始的所谓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在那时也是受了二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影响，所以他们反抗旧的哲学，提出一种经验论（Empiricism）。经验主义的说法，就是说一切人的知识都起于经验。而经验是什么呢？英国一派的经验论哲学家说，经验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一个零碎的感觉。感觉影响直接的经验。这种说法太琐碎了。大陆上理性主义派（Rationalism）的哲学家，可以德国的来勃尼慈（Leibniz）为代表。他说：前一句话“一切知识起于经验”是对的；但是我要加半句话，“除了理智本身”。我承认一切知识起于经验。这句话怎样讲呢？就是零碎的经验感觉，还需要一个超经验的理智来统制它，来归纳它，使这些零碎感觉成为一个系统，起综合的作用。大陆上理性主义者要和经验主义对抗，在零碎的感觉之外，还得有一个理性或者理智。发扬这一派的就是德国的康德哲学。他承认经验，但是还要一个理性，纯粹理性作用的范畴。理性里面有很多范畴；某种时间是个范畴，某种空间又是一个范畴。让这种理性范畴整理它，归纳它，管理它。这许多范畴就像桌子的许多抽屉一样；这样东西放到这个抽屉，那样东西放到那个抽屉，然后才可以真正了解它。这种心与物的观念，照杜威先生的看法，都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杜威先生说：新的科学不是一天起来的，是在过去三百年中一步一步起来的：第一步是十七世纪，是新的天文学，新的数学；第二步是十八世纪，是物理学化学的时代；到了第三个一百年——十九世纪，才兴起来了生物的科学，包括地质学。杜威先生说，前一个时期的思想，把心和物分开，把琐碎的感觉和综合的理智分开了，都是由于各个时代的科学的关系。十八世纪时期也还没有到十九世纪后期生物学的时代；到了十九世纪实验科学时代，可以说使我们对于经验很了解，对于一切生物活动的状态也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经验看法；就是生物的经验，尤其是高等动物的人类的经验，是不分阶级的，只是程度稍有不同。达尔文的书叫做《物种由来》，就是说并不是上帝忽然在一天的工夫把各种生物都造好了。各种生物都是有来源的。怎么来的呢？是一步步演变来的。这个观念是新的。我们现在经过了三百年的实验科学，尤其是经过百多年的生物科学，我们应该了解当前我们人的大问题，是怎样对付外面环境的变迁，才可以使这些变迁朝着对于我们将来的活动有益的方向去。一切生物动物，都是这样的，都是要适应环境。但是人要不同一点。人类的活动，全靠我们有知识、有思想；能够用知识和思想来管理环境，控制环境，改变环境，改造环境。什么叫“改造”？改造就是要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使无害的势力变成有利的势力。这种不断的生活就是经验。从物类到人类都是一样。不过人的思想智慧高，改造环境、应付环境的能力也就大些。这种观念，我们认为是杜威先生哲学的基本观念。他根据科学的实验方法，尤其根据近百多年的生物学的进步：由生物学进到生理学，由生理学进到心理学，从实验的心理学到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这些学科，当然难有一个严格的次序的）：这都是使我们了解人类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可看出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适应环境。到了人类在这种适应环境的生活里面，人类的知识思想，都是很重要的，都变成很重要的工具。所以人同物类不同。人类能够充分的用这种自觉的思想作用，来指挥生活；能够运用人的这种能力，运用一切过去的经验，过去所得到的知识，来利用环境——征服它，统制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格外丰富，使生活的境界格外壮大，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发展，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提高。这种思想经验作用，到了为人类运用时，杜威先生叫作“创造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有人才会有。而生活经验并不是琐碎的感觉，并不是感觉之外另有一个理智（或者叫作智力）来指挥的。主宰的乃是人的脑筋，——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人本来有的官能，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中枢，也就是脑子。这个神经中枢指挥的神经的作用，能够因为应付环境，而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改造，不断的进步，使创造的智慧加多。到了那个时候，就能够随时随地改造环境，应付环境。这时候，人的脑袋就够得上叫做“创造的智慧”。

　　杜威先生的基本观念，具体地说，是把经验用于哲学的各方面。他有很多著作。最重要而销路最广的，是《我们怎样思想》。在美国学校里，无论是中等学校或是大学，都拿这本书作教科书。在教育方法上、论理学和知识论上最有影响的，就是这本书。杜威先生说，“经验就是生活”。人的经验，就是充分运用思想的能力来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使将来应付环境更好，更容易，更适当，更满意。所以杜威先生把基本观念用在思想上。当然，思想有简单的思想，复杂的思想，胡思乱想的思想，没有条理的思想，有条有理的思想。杜威先生以为有条理的思想的发生，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步骤。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我现在简单的叙述一下。

　　第一步：思想的来源，或者说，思想的起点。思想不是悬空的。胡思乱想，不算思想。凡是真正有条理的思想，一定是有来源，有背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是什么呢？思想都起源于困难的问题。人生的动作碰了壁，碰了钉子，碰到一个困难的环境，行动发生了障碍，要想打破这个困难，因而才有思想。譬如呼吸：大家都要呼吸的，差不多是一个自动的动作，用不着思想的作用。但是有许多动作是没有那么自然自动，没有像呼吸、睡觉那么容易。真正的思想，是动作碰了壁才发生。比方我要找我的朋友张先生，我一个人走到三岔路口，不知是去第一条路、还是第二条路或者第三条路。这时候才想起：我是来过的么？找找看有什么记号使我可以找到路；或者路旁有一家戏园子，有一块广告牌，是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这时候才用思考。如果一直走去，就用不着思考了。杜威先生说：“凡是一个思想都起于一个三岔路口的境界；凡是一个思想都起于一个大的疑问号。”从前讲逻辑和知识论的，都比较容易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很简单的“一个思想起于三岔路口”这一句话。

　　第二步：认清困难障碍在那一点；把困难加以分析，知道困难究竟在那一点。我平常的活动为什么发生障碍？吃饭忽然吃不下，睡觉睡不着，或者头痛发烧；究竟困难在那一点？障碍是什么性质？有时候事情很简单：第一步和第二步就连在一块。不过复杂的问题，就要分为两步，如果第二步弄不清楚，下面的方法步骤就错了。普通问题要在三岔路口去找一条路走比较简单；但是有许多科学问题，如医学、物理学、化学的问题，都很复杂。在这些问题里，我们要小心的做这个第二步工作。

　　第三步叫作提示，或者称为暗示。凡遇到了三岔路口的问题，有大困难的时候，第三步就不是自动而是被动。你过去的知识、学问、经验，到今天都发生作用了！你的脑子里这边一个假设，那边一个假设。这些提示的东西那里来的呢？都是不自觉的涌上来的。所以第三步往往是不自觉的。假如你没有学问知识和好的活的经验，看到三岔路口的问题，就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下手；没有主意，没有法子。如果你的知识是死的，学问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经验是贫乏的，那你还是没有主意，没有法子，看不出道理来。所以第三步是很重要的。不过，有时候有些人经验太多了，知识太丰富了，往往东一个意见，西一个意见，前一个意见，后一个意见：就要发生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批评、评判；判断这许多提示，暗示当中，那一个意见比较最能解决所碰到的困难问题。记得在我父亲的诗集子里面有一首诗，讲他在东三省吉林的时候，奉命办一件公事，连人带马都在大森林里迷失了路，三天三夜都没有方法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因为当前的行动发生了障碍。我父亲在诗里面就说他怎样想法子找路出去：有人爬到树上去看，只见四周茫茫无边的树木；在地上也找不出路来；也找不出牛马的蹄痕，这两个办法都不行。这时候，我父亲想到古书上讲过：在山林中迷了路时可以找水；跟着水去找，必定可以出山的。大家就四下去听；听到有水流的声音，果然找到了一条水；跟着水走，居然出险。他诗里面有一句“水必出山无可疑”，就是指的这回事。爬上树看，找牛马蹄痕，想了许多办法都走不出来。那时候知识中有一个知识“找水”。这是在许多提示中决定的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所以这第四步工作，就是要判断许多提示当中，那个最适于解决当前的困难。在许多主意中怎样批评判断那个主意适用或不适用呢？这又得回到第一步去；感觉到需要思想，就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再认清楚了困难问题；看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再从推出来的许多暗示、意见当中，看看那一条可以找出结果来。水是可以向山下流的；朝着他走可以得到一条出路：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拿这个困难作一个标准，作一个尺度，来量这些提出来的暗示，挑一个作假定的姑且的解决方案：这是第四步。不过这还是一个假设，还没有证实。

　　第五步是思想的最后一点，思想的终点，就是证实。要问提出来的这个假定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可以解决困难问题？是不是满意？是不是最满意？要证实它！我刚才讲我父亲在吉林的这个“找水”的经验，就是证实。假如复杂的科学问题，有时候就需要假定应该有某种结果，我们要选择许多假定，使用人造的器械，人造的条件来试验它。所谓科学的实验，就是证实某种条件完备的时候，可以发生某种结果的假定。如某种条件完备而不发生某种结果，这个假定或理论就错了；要再来第二个，第三个……的假定，一直到最后可以得到证实为止。到了最后证实，这个思想才算解决了问题。结果是假设变成了真理，悬想变成满意适用的工具。这是思想的最后终点。

　　杜威先生的这种思想观念，对他的许多学生，无论在教育上，哲学上，都有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哲学特别注重在活的思想，创造的智慧；特别注重拿知识思想来解决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应付环境，改造环境。这种思想应用到各方面去，都可以发生很重要的效果。比方在逻辑（Logic）方面：杜威先生在八十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大著作《逻辑学》，它的副题目叫做“研求真理的理论”（A Theory of Inquiry）；他以为逻辑不过是研求真理的方法的一种的理论。所以他的逻辑并不像从前的逻辑，从前的逻辑讲演绎法、归纳法、大前提、小前提、求同、求异、求互同互异；所谓形式的逻辑。这种逻辑完全是用在论证（proof）方面，变成一种论证的形式，所以杜威先生叫做“论理学”。这是形式的、论理的。比方说：凡人都会死；胡适之是一个人；胡适之当然是会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的论证，不能引导出真理。从十九世纪以后，哲学家注意到逻辑归纳法。杜威先生说：这也不行；思想的方法，不是形式的方法；人生要时时刻刻应付真的困难，活的问题，不能拘于刻板的形式。

　　思想的五个步骤，其实包括了归纳法和演绎法。比如我刚才讲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归纳的方法：注重事实，从事实中找出困难，发现问题。第三个步骤是很多暗示涌上来，就好像许多大前提。照这个前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从具体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所以从第三步到第五步都是演绎法：凡是这样作的，必发生什么结果。试验的时候，有了A的现状，当然产生B的结果：凡是A都会产生B，看看A是不是会产生B！试验就是演绎。第四步就来批评思想提出来的假设；第五步就来证实它。在生活的活动上，证实或是实验室的证实方法都是演绎法。比方我父亲的诗“水必出山无可疑”：现在找到水看看是不是可以出山。这就是演绎法。所以人的思想是活的。在解决困难的时候，随时演绎，随时归纳；归纳之后有演绎，演绎之后有归纳。

　　杜威先生的逻辑，注重在思想的起点。思想必须以困难为起点；时时刻刻，思想都不能离开困难。这样思想才有效果。英国穆勒（J. S. Mill）的逻辑学注重归纳。其实讲到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作用活动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形式的归纳法所能应付。所有的归纳、演绎、三段论法，求同求异的方法，都不过是要证明某种思想是否错误，错误的时候可以用某种方法来矫正。所以杜威先生的逻辑也可以叫作实验的逻辑，工具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这个名词太不好解释；我也叫它作祖孙的逻辑。这种逻辑先注重来源；有来源，有出路，有归宿；根据人生，应付环境，改造环境，创造智慧。这种思想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的实验。真正科学实验室的方法，不完全是归纳，也不完全是演绎，而是时时刻刻有归纳、时时刻刻有演绎的。把形式去掉来解决问题；拿发生困难作来源，拿解决问题作归宿：这是新的逻辑。

　　最后，我感觉到胆怯，把杜威先生的哲学应用到知识论和教育学上。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是教育专家；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所以只好简单的讲讲。他这种思想应用在知识论和教育学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前的知识论者，往往分作内面的心和外面的物。所谓感觉和综合的理智，这是知识论里面很重要的部门。当时社会上分阶级：有劳心，有劳力；有君子，有小人；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一种人看到没有法子参加许多社会的事，许多事都不在他们手里，就取悲观、旁观或乐天的态度。从前社会上这种分阶层的情形，就影响到哲学思想上。杜威先生以为，这都是历史的关系。因为那时科学发达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哲学，哲学家还不能接受实验室的方法来改造他们的思想。杜威先生这一派，则整个接受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近百年来生物科学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知识论是说：生物学和新的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都指示我们，思想并不是有一个叫做理智（或者是心）的特殊官能；一切心理的作用，都是脑子。脑子就是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十万八千根神经”的中心。（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当作一个准确的数目字！）神经系统使我们的心和身通力合作。这是新的心理学的贡献。外来的刺激，都是受神经系统的支配统制。外面碰到刺激的时候，它立刻发生反应发布命令来应付。这不但高等的动物这样，连最下等的动物也是这样。神经系统不但是主持应付环境的作用，还能够使前一次的经验在后一次的适应环境上发生重要的影响。前面成功了，后面的格外成功，格外满意。前一次的经验，影响后一次的活动；时时刻刻是新的。心就是身体里面的神经中枢。每次的生活经验能够把旧的经验改组一遍，作为后来活动的准备，使后来的活动比前次更满意。比如雕刻家每一刀下去都是活动；如果能够用心的话，后一刀自然比前一刀的雕刻要见进步。写字、绘画、作工，无论什么事，可以说都是这样。一笔有一笔的进步，一分有一分的进步，一寸有一寸的进步。有思想的生活，都是改善环境，改善我们自己作为后来更满意应付环境的准备。这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知是从行里得来，知就在行的里面；行也是从知里得来，行就是知的本身。知分不开行，行也分不开知。

　　这就是“知行合一”。生物学告诉我们，就是低等动物也有这种本能。拿老鼠来说罢：无论怎么难找的门，第一次找不到的时候，第二次再找；不断的试验，经验就可以叫它找到门。老鼠如此，狗和猫也如此。概括的说，下等的动物和人，对于应付环境的作用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只有程度的高低。

　　从前的人说知识是超于经验在经验之外的，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杜威先生说：知识是智力，智力是一种参加战斗的工具，是一种作战的活动，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从前讲知识论的人，往往离开了科学实验室，所以没有结果。如果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就知道所谓知识论必须具有两个条件：

　　第一，教人怎样求得知识，教人怎样得到知识。我们知道，要求得真正知识，只有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才有效果。这是第一点；还不够，还有第二点。

　　第二，教人如何证实所得的知识是否真知识。凡是真正的知识论，必须要教人家怎样证实那种知识是真的，那种知识是假的。如果单教人求知识，而不教人家证实真假，那是不够的。

　　所以真正的知识论，必须根据新的科学方法，教人求知识，并证实知识的真假及其价值。

　　把知识论应用到教育上，就是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讲到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真正讲起来，我没有学过教育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当中只隔了一条一百二十号街。我们在研究院中的学生常彼此笑谈说：“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我差不多没有过过这条一百二十号街；所以对于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不过现在并不是谈我的学问，而是替我的老师讲话。说错的地方，请各专家指教。

　　杜威先生的知识论用于教育哲学上，有所谓“教育就是生活，并不是生活的预备”“教育是人生的经验的继续改造”。刚才我讲到知识论时，说人与物一样，他的应付环境就是生活；随时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一点一滴继续不断的改造；经验本身也改造。这就是说，教育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当前的生活就是学校，就是教材。所以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历程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人的生活是经验，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刚才我讲的，写字时后一笔就是改善前一笔；雕刻时也是后一刀改善前一刀：这就是教育。所以生活是不断的，教育也是不断的。每种继续不断的经验，都是教育的功用。民主画家（杜威先生最相信民主主义）的教育，最低限度必须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用活的生活经验作教材，养成一个创造的智慧，以应付困难，解决困难，满意的解决困难，更满意的解决困难。教育应该使每个人都有一点创造的智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曾有了观音菩萨给他的三根救命的毫毛。创造的智慧，就是要每个人都有这三根救命的毫毛。

　　第二，就是要养成共同生活的合作习惯（Co-operation in activity）。杜威先生以为要做到这点，书本上的文字教育，记诵，教条，是不够的；只有把“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经验”这个原则拿到学校里去，才可以做得到。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

　　关于教育方面，在师范学院里我不敢多讲。总括起来说，我用的名词好像很新，其实在六十多年前，詹姆士就说过，“实验主义不过是几种老法子的一个新名字”。这种思想所以能够站得住，能够觉得有根据，就是因为他并不完全是新的，还是根据人生的经验，合乎人生的经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先生的许多思想，并不完全是新的；他们有许多思想古代哲人也曾有过。

　　杜威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明了中国过去的一些思想，譬如教育方面：朱子的教育方法也有部分是讲实验主义的。三百年前，中国北方起了一个“颜李学派”（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塨）。颜元的思想注重在动——行动、活动。他的斋名叫“习斋”，就是所谓“学而时习之”的意思。他说：学弹琴的，不是拿书本子学的，要天天弹，越弹才越有进步。这和我刚才所讲的“时时刻刻改善你的经验”意义很相近。我国古时关于教育的学说，像这种例子的很多。

　　最后我要讲两个故事。在北宋时，有一个禅宗和尚，名叫法演；他是与王安石、苏东坡同时代的人物，死于1104年。他讲禅理非常怪；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说破”，要你自己去找答案。弟子们若有人对他有质疑的，他不但不答复，还要打你一个嘴巴；假使再要问他，就把你赶出庙去。就好像说你在台湾师范学院不行了，要到广州师范学院、福州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学院一个一个的去跑。要你到每座名山自己去寻访，去募化。当时和尚出门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乘轮船；既不能住旅馆，又不许住在人家家里；只有一根打狗的棍子，一个讨饭的碗和一双要换的草鞋。冬天受冷，夏天受热，受尽了风霜雨露；经历苦痛，增加经验。也许到了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在这个时间中，他或许偶然闻到了什么花香，听到了一声鸟鸣，或者村里人唱的小曲，豁然通了，悟了道。于是他朝老师那个方向叩头，感谢当年不说破的恩；他现在终于找到了。如果师傅那时候还在人世，他就一步一步的赶回去，眼里含着眼泪给师傅叩头谢恩。自己去找；自已经验丰富的时候，才得到一种觉悟。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实验主义。

　　有一天，这个法演和尚忽然问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来学禅；我这里的禅像什么东西呢？我要讲一个故事来解释。”现在就借他讲的这个故事作为我两次讲演的结论。

　　有一个做贼的人，他是专门靠偷东西混饭吃的。有一天，他的小儿子对他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你不能去‘作工’了。我得养活你。现在请你教我一门行业，教我一种本事。”他爸爸说：“好！今天晚上跟我走！”到了晚上，老贼牵着小贼走到一个很高大的房子前，在墙上挖了一个大洞，两个人先后钻进去。等到两个人都到了屋子里，一看，见有一个大柜；老贼就用百宝钥匙把柜子打开了，要他的儿子爬进去。等他儿子进去以后，这个老贼就把柜子锁了，向外走去，口里一面喊：“捉贼呀！你们家里有贼啊！”他自己就跑回家去了。这一家人被他叫醒，起来一看，东西都没有丢，就是墙上有一个洞，正在感觉到怀疑的时候，柜子里的小贼还在低声说：“爸爸，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后来他一想这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出去？”同时，他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他就学老鼠咬衣服的声音。于是前面太太听见了，就喊丫头赶快拿灯来看看柜子里的东西别被老鼠咬坏了。柜子的门刚一打开，小贼就冲出来，把丫头和蜡烛都推倒了，从墙洞里逃了出去。这家的人就跟在后面追。这个小贼一跑跑到了水池旁边，连忙拾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去；追的人听到扑通一声，以为他跳水了。而他却另外换了一条小路跑回家去。这时候，老贼正在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等他的儿子。这个小贼就问他的爸爸说：“你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老贼说：“你别说这些蠢话——你告诉我怎样出来的。”他的儿子就告诉他怎样学老鼠咬衣服，怎样丢石头。老贼听了以后。就对他的儿子说：“你已经学到行业了！”

（本文为1952年12月3日、8日胡适在台湾省立

师范学院的演讲，原载1952年12月

4日、9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