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五
文元公 李彦迪
编辑侍讲院箚子
编辑伏以臣等俱以庸资，待罪东宫僚属，长思职责所居，夙夜兢惕，罔知所为。盖世子，国之本，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百官万民之戴，前有祖宗创业之艰，后有子孙长久之计。而其安危离合之几，存亡治乱之端，一系于辅养之职得失如何。然则其为责可谓至重至大，不可一日轻且忽也甚明。
今我世子虽曰岐嶷夙成，睿质异凡，然年尚幼少，德性未定。若于是时辅养得其方，而又尽其道，则涵养变化，可与为尧、舜之君，可与为禹、汤、文、武、周公之圣。宗社、生灵之福，于是而酿成矣。如或失其方，或未尽其道，则反是而其卒至于败度悖礼之域，亦未可知矣。此臣等所以备员僚属，不敢一日自安者也。
顷者殿下虑其徒事讲读之间，未有优游规讽之益，使宾客、僚属从容久侍，不时接见，终日不退。至于师、傅、贰师，则会讲前后，又别更迭进见，以保翼之，甚盛意也，而辅养之道，可谓得其方矣。然考之古礼，亦有所未尽焉者。
盖古之辅翼太子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保以保其身体，傅以傅之德义，师以导之教训，以养成其德。今之师、傅、贰师，则古之太师、太傅、少傅之职也，而其与世子相接辅养之时，比古极疏，已乖昔人朝夕承弼、左右辅导之意。至于会讲，则又非徒讲读而已，所以使世子习其升降揖让之礼，发其隆师敬傅、尊德乐义之心，尤不可一月或废也。
近者连月停会讲，似甚未安。昨又以宾客皆随驾，遂停不行。臣等窃念国家、宗社、生灵之计，至大至急者，莫如辅翼储副。今间一有事故，书筵、会讲辄命停之，辅养之职似不重且专焉，臣等窃惑焉。盖殿下之意必以为世子年少，学问尚早，虽时或废，未至为害。然古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盖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左右前后皆得正人，格言、至论日陈于前，则其熏聒成就，必有日新又新之美。故曰：“《大学》之道，以豫为先。”若为之不豫，及其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虽欲纯完，不可得也。
是故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妙选端方正直之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使与太子居处出入以卫翊之，盖不以其蒙幼之时而忽其教养之方也。
矧今世子年在入学，学问日进，又非如赤子孩提之比，其教谕辅翼之道，不可一日慢也。停讲之日则世子在宫中，所与居处从容燕游者，不过宫人、宦侍而已，所见未必皆正事，所闻未必皆正言。夫以年寖长学问日进、知渐达气习易移之时，而与宫人、宦侍相处戏游之日多，接师傅、宾客雍容讲劘之时少，此臣等所深虑者也。
伏愿殿下常留睿念，今后会讲时，非有大事，必使行之。至于宾客，勿差异事以至废讲，且得专精致志，庶几有裨辅养。取进止。
臣按：李彦迪此箚，即中宗大王丙寅反正后十七年也。是时仁庙以世子在东宫，盖自幼少时，已有圣人之质。而中宗大王犹使宾客、僚属从容久侍，不时接见，终日不退。至于师、傅、贰师，则会讲前后，又别更迭进见，以保翼之。其所以为仁庙计者，可谓至矣尽矣。仁庙后来允德成就，至于今称之为尧、舜之君，岂不由于辅养之得其方而然耶？彦迪又以会讲、书筵之有故辄停为非，缕缕以为言。噫！真药石之戒也。
臣伏念今我王世子春秋鼎盛，德学日就，既不与冲幼时同。又况积年侍汤之中，且有代理万几之劳，其势固不如仁庙东宫时矣。然会讲、书筵之一向停辍，亦似未安。傥于圣候少间，廷班不设之日，许令变通行之，则恐为得宜。伏乞圣照。
一纲十目疏
编辑臣伏以王者配天立极，垂拱无为，而德以久、业以大者，惟其至诚无息而已矣。无息者，天之道也。盖人君，受天命，履天位。苟无至诚之德格于上下，何以顺天道、尽天职，而致位育之功效乎？
夫所谓“至诚之德”者，一而无贰，纯而不杂，自始至终，无时间断者是也，一有所间则息矣。《中庸》曰：“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之帝王，德合于天，终始无间，而致悠久无疆之功化者，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试以大舜、文王、卫武公之事言之。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礼备乐和，其功化极矣。而犹作敕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言敬天之道，在于无时而不警、无微而不省也。文王享国岁久，昭事上帝，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故诗人赞之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言文王之德，纯亦不已，而合乎天道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作《抑》戒之诗以自警。其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人君非独致谨于临朝对群臣之时，至于宫庭幽隐之地，亦不敢肆，凛然自持如对神明。
于此见古昔圣帝明君法天存诚，主敬谨独，终始惟一，无时间断。不以吾治已隆而自逸，不以吾德已盛而自满，不以吾齿已衰而自怠，常存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以致昭格于无声无臭之际。此所以天地感应而休祥并至，神人协和而灾变不作，是乃所谓“求在己之天而天不敢违”者也。
臣伏见殿下仁明恭俭本于天性，乐善好学，厉精图理。临御以来三十有四年之间，严恭寅畏，不敢荒宁，昧爽丕显，对越上帝。内无声色之娱，外无游畋之乐，从谏弗咈，改过不吝。虽古之圣王，无以加矣。然而治效未著而朝政屡变，人心未和而天变不弭，其故何欤？臣窃恐殿下法天谨独之功，或有时间断，而穷理执中之学，亦有所未至也。圣功有间断，故天理未纯而人欲杂之；圣学有未至，故见道不明而用舍或差。立政而无所定，行道而不能久，勤怠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又何以隆至治而致泰和乎？
然圣人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窃见去奸之后，殿下之心如日再中，阴翳俱尽，思所以照幽隐而新政化者，无所不至矣。朝廷肃清，四方颙望，庶几复见都兪吁咈之治。呜呼！此正殿下端本清源，振颓纲，革弊习，上应天心，下慰人望之一大几会也。
当今国家之势，譬如溃痈之人大命几危而复苏，邪毒虽除，而其元气已薾然矣。固宜安静以保护，不可动作而生变。然必投以灵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清其腹心而养其血脉矣。若或安于小愈，厌却暝昡之药，失其所以治调，则病之源于心腹者，安保其不复萌于异日乎？
近来朝廷举措施为，务要镇静，可谓得宜。然所以贵乎镇静者，非苟且姑息之谓也。整纪纲，严赏罚，以正朝廷，以定人心，以重国势，而邪说不得乱，小人不能摇者，乃镇静之实也。若乃不分淑慝，不辨是非，喜同恶异，循常袭故，牵补架漏，苟度时日，而谓之镇静，则恐无以振纲维、新理化，而偸靡之习、颓堕之风将日益甚，而终不可救矣。
大抵国势不盛则衰，衰则入于亡。故明智之君当盛而虑衰，当衰而思振。衰而不能振，则奄奄然日趋于亡必矣。然其所以兴衰振颓之本，则在于人主之心纯一无息而已矣。若内无定志，外无定规，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辍，正念方萌而私欲夺之，善政方行而邪说沮之，良臣方进而谗谀间之。则将见纷紊委靡，卒无成效，而终至于脉病气消，风邪乘之，而大命危迫矣。今者王道平荡，朝廷稍和，然而上下之情犹未孚，阴邪之迳犹未杜。伏愿殿下刚以执德，明以察物，任贤不贰，去邪勿疑，以振颓纲，以养国脉，宗社幸甚。
《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夫常德之要，亦在于刚与明而已。非明则无以为刚，非刚则其所明亦不能久矣。《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又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人主诚能体元居正，不贰以二，不参以三，茫乎天运，窅尔神化，则可以合乎天德，而帝王之治庶可为矣。
圣希天，贤希圣：舜、文王，希天而合乎天者也；卫武公，希圣而几乎圣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语正道，其要只在慎独。”盖欲法舜、文之道，必由武公之慎独，显微无间，终始一德，而后可以至也。惟圣明留念焉。
伊尹之戒太甲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臣伏见殿下临御岁久，和气不应，灾沴荐臻。又至于今，怪气布天，虹霓贯日，而皆白其色。夫白主兵，乃寇贼窃发之证。彗星犯台，太白昼见，霜雹夏霣，是又以下干上、以阴侵阳之象。变异非常，叠见于一时，前古所未有也。近日又有日食之变、雷震之异，夫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是尤天变之大者，而烨烨震电，亦诗人之所恶也。天之所以累威重谴而警告之者极矣。得非事有阶乱，政有召奸，而危亡之祸近在朝夕，天于殿下谆谆存顾，先几豫示，以启圣心者乎？人君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若或天戒赫然于上，而人之应之者蒙然于下，则祸患之来必矣。
盖人君之德，敬则一，怠则二三。吉凶灾祥之应，莫非由于君德之敬怠，则其所以应天心、答天谴者，亦岂外于敬以一德乎？古之明王或遇灾变，修德正事，一于诚敬，感彻神祗，压消未萌，遂至于光丕业、享永年者多矣。如商之中宗、周之宣王、汉之文ㆍ景遇灾修省，克己自新，遂能变戾气为泰和，化已衰为中兴，岂非畏天敬德、一念不息之效耶？
臣伏见去夏求言之旨，责己省愆，发于至诚恻怛，似可以感人心、回天怒矣。而越月逾时，台谏、侍从之外，未有一人忘身展抱，极言阙失，以副明主修省之美意者，而天之示变，弥严而不已。是殿下有望于下，而人不应之；致谨于上，而天怒愈赫，岂无所由然耶？如臣之浅暗，不识时宜，讵测天意？但感殿下忧勤惕厉之诚，而区区蝼蚁忠义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况臣以庸陋，曾忝侍从之列，未效涓埃之报，今值虚怀询访之日，岂可以疏外自处，不思磬竭愚衷，裨补万一乎？
当今致灾变之由，固非一端，而其所以应天弭灾之本，则在于殿下之一念。一念合天，天有不应者乎？若规规于革一政之失、矫一事之弊，而不知本之所在，则斯亦末矣。臣请以当今最关于治道、最切于时务者，为殿下陈之。伏惟圣慈垂察焉。
臣谨稽前史，自古帝王忧勤愿治者多矣，而能终始全德以收治效者盖寡，其故在求治而不识为治之要而已。求治而得其要，则不忧劳而治道成。如或有志于为治而不得其要，虽劳心焦思，宵肝忧勤，终无益矣。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要而已矣。后世人主或程书传餐，非不勤且劳矣，而终不能兴善治而延国祚者，以不得为治之要而徒费精于细务故也。
盖帝王为治之道，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天下虽大，治之在心，非至简乎？四海虽远，治之在道，非至易乎？夫心者，主于身而万化之所由出也；道者，本于心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诚能明此心而清万化之源，体此道而立万民之极，则可以成参赞之功，而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瑞庆至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正谓此也。盖为治之要，其纲有一，其目有十。纲者，体也，出治之本也；目者，用也，制治之法也。一纲举，则十目无不张矣。臣请先言一纲而次及十目焉。
何谓一纲？人主之心术是也。庶政之繁，万民之众，而其理乱、休戚之几，未有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则万事理，人心顺，而和气至；人主之心不正，则万事乖，人心拂，而戾气应，此理之必然也。思昔圣人在位，体天出治，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人欲之累。故自微至著，由内及外，洞然无有私邪之蔽，而纪纲立于上，教化明于下，法立而无侵挠之患，令出而无阿私之失。进贤退邪，允惬于舆情；赏善罚恶，一徇乎公议，而不敢以一毫私意凿于其间。但见虚明之地，廓然大公，俨然至正，泰然行其所无事，而坐收百官众职之成功。
臣所谓易简之道者，如斯而已。如或反是而为人欲私意之侵乱，失其公平正大之体，则其偏党反侧，黮暗猜嫌，固日扰扰乎方寸之间，而奸伪谗慝，丛脞眩瞀，又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于此见人君心术之不可不正，而其所以正心术之要，又必由学而得矣。
盖本心之善，其体甚微，而物欲之攻，不胜其众。故大舜有危微之戒，孔子有克复之训。人主处崇高之位，穷理之力、存省之功一有间断，则又何以正其心术而立万事之纲乎？先儒言：“惟学可以养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盖义理、物欲，相为消长。笃志于学，则日与圣贤为徒而有自得之乐；持身以敬，则凛如神明在上而无非僻之侵；亲贤人君子之时多，则警戒日闻而谄邪不能入。三者交致其力，则圣心湛然如日之明，如鉴之空，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矣。
夫经筵，人主讲学之地，接贤士大夫之所也。而敬者，又所以贯动静、合内外而达乎天德者也。臣伏见殿下始初厉精，勤御经筵，讲劘治道，孜孜不倦。顷年以来，寝不如初，讲官入侍，止于展读数章，无规讽道义之益。而殿下又渊默，未闻讨论义理之精微、商确古今之得失。宰臣陈启，不过政令细务，未有陈善纳诲如伊、傅、周、召之惓惓者。窃恐殿下穷理进德之功，或有所未尽也。
臣常怪殿下有志尧、舜之道，而至于经幄进讲，则不以三代以上圣经、贤传为本，而每取末世所辑编帙浩繁未易究竟之书进读。如此等书，详于制度、事物之繁，而至于圣人明诚之旨、精一之要，盖有未备焉。人主但当置诸左右，清闲之燕，时加省阅，以究古今制作、规模之得失可也，不必专精讲究于经幄之中也。
圣质不为不高，圣志不为不笃，而悠悠泛泛，徒费岁月于一书之中，而有志勤道远之叹者，未必非当初辅导者之罪也。唐、虞、三代之世，岂有此书？心学而已矣。一理可以贯万事，一心可以统万化，帝王之学，穷理、正心而已矣。理穷心正，自足以修身、正家而及于国、天下矣。伏愿殿下姑舍末流之涉猎，专意本源之功力，潜心于帝王之学，加意于精一之工。日接儒绅，讲讨精微，而又必以敬为主，无怠忽间断之病，则全体于是乎立，而大用由是而行矣。
夫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所谓“日干夕惕”者，乃所以常存敬畏而自强不息者也。自强不息而至于无息，则合乎天矣。人主德合于天，心一于天，而天心之不豫，灾变之不消，无是理也。故程子论敬之功效曰：“聪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惟圣明留意焉。
至于十目，则无非心术之緖馀而为治之切务也。其一曰“严家政”。《易》曰：“王格有家，勿恤，吉。”又曰：“有孚威如，终吉。”传者曰：“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则不忧劳而天下治矣。”
夫正家之道，莫先于严内外之限、定尊卑之分。男定位乎外，女定位乎内，妻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夫妇之别严，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采有德，戒声色，彤管有史，晏朝有箴，外言不入，内言不出，苞苴不达，请谒不行者，家之齐也。盖闺门之内，慈过则不严，恩胜则掩义。故家之患，常在于礼法不立而渎慢生也。苟非中有孚信，外有威严，而或溺于情爱之私，不能自克，则何以正其宫壸，杜其请托，检其姻戚，而防祸乱之萌乎？夫孚信者，所以感人心；威严者，所以肃人心，二者幷行而家道正矣。
然所谓威严者，亦在先严其身。一动一静不敢苟，一嚬一笑不敢轻，则人心祗畏，家道自肃，而不失于嘻嘻。上下秩秩，内外斩斩，岂有一人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以紊朝政者乎？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不能反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
伏见殿下家法之正，固无可议。但前有掖庭怙宠窥觊之变，后有阴邪攀附乱政之祸。以及于今，宫禁不严，女谒盛行，至有除拜判断之际，或不尽出于至公，以为圣德之累。疏远传闻，未知信否，而廷臣之论列此事，非一再，则岂无所见而言耶？
盖宫庭隐密之地，衽席宴安之际，其流于情而害于理者，虽若至微，而符验之著于外者甚远。人主之心，当如青天白日，少有纤翳，人皆见之，不可掩也。《礼记》曰：“男教不修，谪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谪见于天，月为之食。”人君家政之不修，亦足以致乾象之变，甚可惧也。伏愿殿下勿以此为隐微而不足以累吾德，惕然警省，奋然改悔，洞日月之照，发雷霆之断，使柔媚不干于聪明，爱幸尽决于道义，以严宫壸，以杜邪径，宗社幸甚。
其二曰“养国本”。辅养国本，今日之急务。而辅养之道，非止于涉书史、谈古今而已，要在涵养熏陶之得其道尔。古之明王教养太子，必择敦良方正有学术德行之士，以职辅导。至于宫人、内臣，并选重厚小心之人，以谨保护，使其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浅俗之言不入于耳，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所以养德性而保身体者，莫先于此。
若夫学问之道，自有本末。先其本，后其末，乃进德之规也。帝王心法，圣贤谟训，布在经传，炳如日星。所宜潜心熟讲，优游玩味，不徒诵其文，而必有以会其理；不徒会其理，而必有以践其实。察伦明物，极其所止，尽心知性，以达于天者，学之本也。至于博涉史书，通古今、考世变者，是特穷理之一端，非学之本务也。盖心通乎道，然后观史，则古人是非得失，一览了然于目中矣。心不通于道，而遽欲遍阅史籍，非徒汗漫无功，恐或眩于是非邪正之归，而不知所以取舍矣。
臣伏见春宫天禀之粹，超绝古今；德就之夙，不烦教诲，一德无瑕，三善俱隆。曩承内禅之命，至诚逊避，号哭不食，卒以回天。朝野闻之，莫不感泣。非纯孝盛德之至，何以及此？第虑调护之方，未尽如三代之法；宾僚之选，岂尽得道德之士？进讲之书，多用史记，无沈潜圣经之味，而有涉猎诸史之勤，恐非所以明理造道之要。人主之学，当以二帝、三王为法，三代以上，何史可读？心学而已矣。后世虽不可废观史，然其本末先后之序，不可不察。
顷者士林之间，有假借羽翼之说，引进凶邪之魁，置诸师傅之位，其所以辅导之者，乖剌必多。幸赖天祚宗社，阴曀消尽，天日重明。宜重宫寮之职，广选名德之士，以备劝讲，必久其任，责其成效。至于进讲之书，亦必以明性治心之学为本，使得专精穷理之功，以尽进德之方，间阅往史，以究古今之变、治乱之要，则本末兼尽而圣功全矣。
今以讲官员少，兼以他官，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而未得专心积诚于侍读，是又非辅导之宜。窃念缉煕之学日就月将，固无间断之忧。然人心难保，气习易移，一念存亡，圣狂所分，辅翼之道，不可不尽。宗社远计，莫急于此，惟圣明其深轸之。
其三曰“正朝廷”。臣闻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夫朝廷者，四方之本源，王化之所由始也。本源清明，虽欲末流之溷浊，不可得矣。若不务先正朝廷，而区区于簿书弹劾之末，而欲以振颓风、除民瘼，譬如溷其源而望流之清，其可得乎？
盖朝廷之所由正者，其要有二，必先有纪纲以整之，又有风节以振之。然后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而不至于颓堕委靡矣。夫风节者，公道之所由行，而直道之所由伸也。公道不行，直道不伸，纪纲何由而立？纪纲不立，朝廷何由而正乎？然其纪纲、风节之所由立，则又系于人主之心术。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而侍从、台谏论思纠察于其间。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摠摄于上，辨其是非而裁断焉，察其贤邪而进退之，毋主先入而有偏听独任之失，毋眤嬖幸而失兼临博爱之公。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黜陟、刑赏一徇公议之所在，而无偏私之蔽。然后公道行而直道伸，纪纲以立而朝廷以正，内外远近无敢不一于正者矣。
人主之心或不能公平正大，而有一毫偏党之私，奸邪、谄佞、姻娅、嬖幸莫不窥觇攀缘，希觊恩宠无所不至，而上以眩惑聪明，下以窃弄威福，虽有忠正之论，无所入而士节沮丧矣。士节沮丧，而公道塞，直道废，此纪纲之所由毁，而朝廷之所由乱也。
顷者奸凶窃位，恃宠专恣，御下蔽上，与夺决于恩仇，威福生于呼吸。士林丧气，纪纲荡然，宗社几至于岌岌。殿下孤立于上，无一人忘身徇国，直言正论以斥其奸者，其无风节甚矣。士林无风节，朝廷无纪纲，国家不至于沦丧者，仅一发尔，岂不寒心？伏愿殿下惩前虑后，赫然以大公至正为心，痛涤偏私之累，明示好恶之公，以厉风节，以振纲维，庶可以清本源而王化行矣。
其四曰“慎用舍”。伊尹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盖用舍得失，安危所系。古之明王慎之而不敢轻，难之而不敢易，必参之于众，察之于独，洞见其贤邪之实，然后从而进退之。于贤者，知之深、信之笃，而无所疑贰；于不贤者，烛之明、去之决，而不复留滞，此盖三代圣王任贤去邪之要法也。后世人主不明此义，轻于举措。故任贤而不能终，去邪而不能决，或以一人之誉而进之，或以一人之毁而斥之。甚或前以为贤而任之者，后以为邪而戮之；前以为奸而屏之者，后以为忠而宠之。用舍一错，治乱遂分，由不能辨之于早而审之于始也。
臣窃见殿下之心，好贤恶邪，初无偏系。闻人之贤，虽在疏远，拣拔无所遗；知人之邪，虽在贵宠，诛窜不少贷。非圣鉴之至虚至公，何以至此？第恨辅导之臣，不由光明之道，多徇暗昧之径，以玷清明之治。数十年来，进退人物，诛擢搢绅，有不合公议者多矣。夫人才之进退消长，所关甚大，固宜断之以公平正大之论。岂可倚托幽阴，而变乱黑白，排摈异己乎？
人臣之有密启者，非谗则佞，先贤已论之，明主之所宜深恶也。昔汉文帝至长安，周勃请间，宋昌却之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其所以警之者严矣。文帝之治正大光明，而无阴邪之蔽者，实有赖于宋昌之一言。伏愿殿下清心一德，抑邪与正，杜履霜之渐，戒入腹之害。凡进退、用舍之际，每加难慎之意，必质之左右，议之朝廷，而又必察之以虚明之鉴，不置一毫偏私于其间。如或有由蹊径而昡惑者，亦宜深绝而痛斥之，如大明之无私照，则虽有阴邪之窥伺，无隙之可投矣。
知人则哲，圣人犹难之。以今观之，邪正甚明，亦无难辨者。昔李德裕言于唐武宗曰：“君子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宋仁宗问王素以可命相事者，素对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选。”于是相富弼，士大夫相庆。殿下诚能持鉴衡之公，试以此而察群臣邪正，以决进退，必无失矣。今之被斥公论含怨伺隙者，必有复踵旧日之蹊径以售计术者，不可不深烛而豫防之。变故之馀，圣智益明，圣心益定，固无是疑。而臣之私忧过计，亦未敢不以此为异日之虑。惟圣明留念而省察焉。
其五曰“顺天道”。臣闻天之道好生而无私，圣人之心亦好生而无私。尧之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以至庶绩咸煕者，法天好生之政也。舜之简以临下，宽以御众，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期无刑，钦之恤之者，亦法天好生之政也。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亦无非顺天施仁之政也。
三代以下能尽是道者，汉之文帝、宋之仁宗是已。当是时，星文数变，日月告凶，灾异甚多。而二君能修省尽道，克承天心，转灾为祥，变祸为福。求其所以修政格天之道，亦在好生无私而已。其忧也，不以己之忧为忧，而以天下之忧为忧；其乐也，不以己之乐为乐，而以天下之乐为乐。见时物之敷荣，而赈穷悴之民；感缇萦之上书，而除肉刑之惨；谳大辟之疑，而活数千之命；忍一夕之饥，而止无穷之杀。其爱人泽物，发于至诚恳恻，宜其人心得而和气应也。
窃观殿下敬天勤民之念至矣，恻怛宽大之旨屡下矣。吏惰奉行，民不受惠，割剥无改于前日，穷蹙有甚于曩时。臣恐殿下法天好生之心，或有所不诚而然也。税敛繁重，而无一分之宽；流亡岁增，而无存抚之策。至于刑罚之不中，人命所关，捶楚之下，岂无横罹之惨？囹圄之中，必多冤枉之魂。顷者权奸擅政，专务刻深，屡起大狱，极其惨酷，探情于未形，施戮于难明。殿下仁爱之心，岂不恻然动念而追悔乎？
至于撤寺汰僧，虽是辟邪美意，亦当豫谕诸道，明示撤汰之意，缓其期限，使之渐销，不宜卒遽焚荡以致失所也。去岁遣官督撤，不以暄和之时，适值穷冬严冱之极。缁徒骇散，并丧资粮，赤立失依，冻馁俱迫，老羸、废疾者转死沟壑，壮者聚为寇盗，齐民受害多矣。昔曹彬止子弟修葺堂室，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夫仁人之于微物，亦不忍伤，况人主之于人类乎？是亦似乖仁圣好生之意，故及之。伏愿殿下体生物之心，思同胞之理，仁以恤民，钦以慎刑，皆本纯诚，不事文饰，以顺天道，庶可以消变异而来福祥矣。
其六曰“正人心”。臣闻人心者，天下安危之本也。人心正，则是为是，非为非，而公论行于上，风俗美于下。人心不正，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而公论不行于上，风俗颓败于下。国家理乱、兴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者也。
三代之世，人心正矣。而迨其衰季，乱之以杨、墨之说，毁之以苏、张之论，人心始失其正，而尚功利，弃仁义，天下遂大乱矣。西汉之初，人心稍得其正，而失其所以匡直辅翼之方。士皆喜功名而不尚节义，终成谀佞之习，至于上书颂莽者四万馀人，而汉祚中微矣。东京之兴，崇节义，厉廉耻，人心始复正矣。及其衰也，朝廷浊乱，而清议凛凛于草野之间。奸雄环视九鼎，而终不敢染指者，伊谁之力欤？自是以下，历代兴废，莫不以是，考之前史，灼然可征。
盖人心之邪正，由于教化之得失。教化明，则人皆向善慕义，而人心正矣；教化不明，则人皆趋利去义，而人心不正矣。恭惟我朝立三纲，张四维，教养有道，节义可观。及殿下承统，拨乱反正，士习一新，人心一正，以直躬正论为荣，以同流合污为耻，以学古饬行为高，以趋时干禄为鄙。是时朝廷清明，风俗丕变，天理明而人欲不至肆矣。
不幸朝政变更，人心始乱，不知是之为是，不知非之为非，士习日趋于卑污，风俗遂极于颓弊。于是正气消于上，而阴邪长于下矣。奸凶畜无君之心，专擅自恣而举朝风靡，甚或趋附恐后而不知其非。人心之不正甚矣，士节之颓靡极矣。若复迟之以数年，其不至于上书颂德乎？人心失正而士节不立，士节既失而风俗遂毁，有不可救者。乡无孝睦之风，人多淫辟之刑，至有贼恩败伦、逆天灭理之事，或发于辇毂之下，或起于士人之家，有不忍言者。其所以伤和召灾者，亦未必不由于是也。
呜呼！人心、风俗，国家之元气。元气消耗，命脉其能绵远乎？言之可为痛哭。不知宵旰忧劳，亦尝有及于此耶？今者朝廷更化，圣治惟新，宜思所以正人心、厚风俗，以护元气，以寿国脉。立教化以惇天叙之典，振纲维以明民彝之重，则人心正而风俗庶复变矣。宗社、生灵长久之道，实在于是，而世多忽焉。惟圣明深思远虑而留意焉。
其七曰“广言路”。臣闻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盖天下之理无穷，而人之所见亦多不同。故虽圣智之君，亦必广迎众论，博采群言，参同异，察可否，择其中而用之。古昔圣帝明王之治，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无少瑕翳者，用此道也。唐太宗诏：“中书、门下互相规正，务求至当，戒勿雷同。”其亦有见于此欤？
盖良药，必合甘、辛、寒、热而一之，故相助相制而能已疾；美味，必合酸、咸、甘、苦而一之，故乃和乃平而能悦口。若必取其同而去其异者，则比如以水和水，将焉用之？臣窃见顷者之弊，朝廷无大中至公之道，而有偏陂好恶之私。言之合者则进之，言之违者则斥之，言之同者则悦之，言之异者则怒之，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士林多唯唯诺诺之态，朝著无謇謇谔谔之风，大小相和，遂成雷同。奸凶资之，罔上行私，迷国乱政，而上独不知。是时人皆有仗马之戒，谁复辨指鹿之非？雷同之祸，至是极矣。
今者朝廷复清，政治更张，宜革曩时之习，以新清明之治。乃者侍从进言，有乖时议，便至被斥而补外。言职无气节，被弹于公论，反疑其潜布腹心。朝野栗栗，以言为戒，忠言谠论，世不复闻，是非国家之福也。《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自古不通下情而能善其治者，未之有也。伏愿殿下建中和之极，消偏党之习，取人无间于亲疏，而惟视其人之邪正；听言不嫌于异同，而惟察其言之是非。曰可曰否，可否相济而务合于理；曰是曰非，是非相参而要归于中。则嘉言罔攸伏，而公道赖而立；壅蔽之患无自生，而荡荡平平之治，庶复见矣。惟圣明留念焉。
其八曰“戒侈欲”。臣闻恭俭者，寿福之源；侈欲者，危亡之本。自古帝王积德累仁，垂裕后昆者，未有不始于恭俭；而其后嗣之不能持守，以至亡身灭宗者，亦未有不由于奢纵矣。盖人主清心恭己，务自俭约，则嗜欲薄而心虑静，内有清纯之乐，外无戕贼之累，可以养性，可以养德，而自然泽及于物。此寿命之源，而福禄之基也。如不能然，而逸欲一萌，不能防制，则非惟侈用伤财，害及于民。心志荡而嗜欲无节，戕生伐性，乱政败度，卒至丧亡必矣。
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终者少。盖以处崇高之位，极富贵之奉，自非有诚正之功、修齐之实，未有不流于奢纵者。侈欲之端，始于细微，其终难遏。故舜造漆器，谏者十人；纣造象箸，箕子忧之，盖欲防之于微也。舜能受谏而止，此所以为圣；纣不能纳谏而纵欲，此所以亡灭，是非万世之鉴乎？
臣伏见殿下始初清明，务崇节俭，享国既久，侈意渐启。宫庭器玩颇尚靡丽，王子第宅务极宏侈，遂致浮费无节而民困于引征，营缮不休而卒疲于劳役。高髻广袖，慕效益甚，士大夫服饰、居第、饮食，争尚侈靡，耻居人后。奢侈之习，日新而月异，财匮民穷，实由于此。古语云：“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可不反求其所由来而思所以节抑耶？
《周书》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国五十年。”扬雄言：“孝文躬服节俭，而后宫贱玳瑁，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盖人主能约己以泽物，则身安而体舒，人悦而天祐。故斯有永年之效，而又致太阶之平。然则其崇侈害民者，获谴于天必矣。伊尹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伏愿殿下克己绝欲，崇俭去奢，法天地之节，省用度之繁，以固邦本，以享天心。夫所谓欲者，不必沈溺，意有所向，即为欲矣。盖意之所向，不知自检，即沈溺之渐也。故程子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此言真格心、慎德之要。惟圣明其深味之。
其九曰“修军政”。卫国安民，兵为最急，无虞之世，尤不可缓。古之圣王，治不忘乱，安不忘危，克诘于闲暇之日，张皇于缓急之际，此所谓有备而无患者也。盖军政之务，在于选将帅、训士卒、广储畜、利甲兵、修城堡五者而已，而军政之本，则又在于和与信也。人心不和，众志不信，虽有兵百万，何益于用？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去兵食而存信曰：“人无信，不立。”《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决胜。”《尉缭子》曰：“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上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然则古之圣贤、良将，亦未尝不以和与信为固国、用兵之本也。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一众志而使之信者，又非智力之可致。要在行先王之政而尽抚育之道，又必教之以孝悌，习之以礼义，则民不失仰事俯育之乐，而人皆有亲上死长之心，和与信在其中矣。
今者圣泽尚壅，圣化尚阻，闾巷多愁苦怨痛之声，士民无忠信礼让之俗，固已失其军政之本矣。古之为将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视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今则不然，割剥之甚，劳役之苦，怨詈谤讟，有不忍闻。主将视士卒如草芥，士卒视主将如仇雠，又何望其有和与信乎？人心不和，众志不信，此土崩之势也。思之，可为寒心。边境无犬吠之警，而军卒已极于凋瘵。其咎固在边将之不抚恤，而求其本，则亦由朝廷规画之不尽也。
盖步兵役苦于骑兵，而其保有二；水卒役苦于步兵，而其保有一。愈苦而愈单，掊克多端，势不能堪，一保既逃，身亦不能存矣。于是责督于邻族，邻族又逃，一卒逋役，一里破产，怨痛极天，有不忍见。此弊臣所目击，敢以备陈。九重宵旰，宁不恻然于是乎？夫水卒之给保一丁，非祖宗之旧典。疏其番，虽似少纾；单其保，实所难支。所贵王道之大，在于随时损益，以救世济民。量加给保而便其番休，岂无其策？何可坐视穷弊之极，而不为之恤乎？若因循胶固，不复更革以救之，不及十年，步兵、水卒将无孑遗，兵备荡然。寇贼竞起，邻敌窃发，不知国家将何以处之。
至于西北二界，境接野人，备御尤急。近来凶荒益甚，饿莩相望，朝廷欲施之赈恤，则储蓄虚竭；欲固其关防，则民卒羸困。边圉雕虚，至于此极，桀骜之萌，将在朝夕，宁不轸圣虑乎？盖闻两道之民困于貂鼠皮之贡，而关西一路又疲于迎送供亿，守宰、边将不务矜恤，唯恣侵渔。遂致流亡日增，疆场空虚，非细故也。方今抚绥之策，莫急于蠲税贡减逋负，以苏疲氓；选将帅择守令，以施惠政。而朝廷之上，又宜明赏罚，信号令，严黜陟，示劝惩，屡下恻怛之旨，以慰悦军民，激厉将士，则庶几人心和而众情信矣。
自古天下祸变，起于众心之离怨；众心之离怨，起于不顺其性、不安其生也。今者民穷财尽，域内虚耗，国势危弱至此，所恃者，民心而已矣。臣愿朝廷宜守静以施仁，务省劳扰不急之事，以尽镇抚安集之道，则民心定而邦本不摇矣。固国强兵之要，不外于此。惟圣明留念焉。
其十曰“审几微”。《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盖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天下国家理乱、兴衰之端，皆自芒忽毫厘，至于不可御。故涓涓不塞，或至滔天；焰焰不灭，或至燎原。折句萌，则百寻之木不能成矣；忽蚁穴，则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几微之不可不审也如是。“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未乱而有乱之渐，未危而有危之兆，此所谓几也。自古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日；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几之已藏，人君狃于安富而莫之察；几之已著，廷臣持禄爱身而不敢言。上下偸安，因循苟且，骎骎然入于乱亡之域而不悟，此古今之通患也。
当今国家之势，虽若无目前之患，祸乱之几有可虞者多矣。试以其大者言之。自古邪正之消长而国家之兴亡判焉，人心之离合而天命之去留由焉。正道长而邪道消，则天下泰而民受其惠；正道消而邪道长，则天下否而民被其祸。此人心之所由离合，而天命之去就，亦决于此矣。自顷以来，朝廷不和，士林冰炭，邪正杂糅，而互相消长。数十年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民愁于下，天怒于上，可谓否之极矣。乱极思治，否极泰来，理之必然。今者群阴消伏，阳德方亨，庶几泰道之长而王化复行矣。第虑圣心未一，圣志未定，或容谗邪之乘隙，则反泰为否直在呼吸之间，而不可救矣。
臣常思宋之群臣，邪正相攻，治乱相杂。及王安石秉政，网打忠贤，引进谄佞，败坏天下，涂炭生灵，于是人心离而天意厌矣。幸至元祐之初，进老成，黜群邪，开言路以通下情，罢新法以除民害。九年之间，德泽深于天下，而小人怨者亦多。一朝时移事变，群凶复进，流毒四海，宋室遂亡。前鉴甚昭，可为后戒。大抵众臣和于朝，则万民和于野，朝廷协和，黎庶康乐，岂有是祸？伏愿殿下征之于古，验之于今，炳吉凶消长之理，审否泰往来之几。戒之于渐，防之于微，未至而先知，不见而豫图。则庶几消患于未萌，弭祸于未形，国家有长治久安之福，而不蹈往辙之覆矣。
夫吉凶否泰之几，虽著于事物，而实源于人主之心。一念之正，则吉之道，而泰之所由始也；一念之邪，则凶之道，而否之所由来也。人主诚能深思远览，反己静观，每谨于念虑之微，深省于萌动之初，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扩充、遏绝之功，则方寸之间，阳明胜而阴浊消矣。本体清明，志气如神，于天下之事，几无不照，微无不烛。阴邪无自而长，祸乱何由而作乎？故曰：“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惟圣明深念焉。
凡此十者，皆不可缓，而其纲在于殿下之心。殿下之心，清明纯一，无一念之差，无一息之间，上以对越天命，下以表正家邦，则十目自无不张，而治道毕矣。是非易而不难、简而不烦者乎？“《干》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之理，易简而已矣。圣人以一心之易简，以合天地之易简，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凡有修为举措，明白坦易，莫非易知易从之事、可久可大之业，而无复有暗昧倾险、劳扰繁杂之事乱于心而害于治矣。如不能得此道，而规规于智术，察察于细务，而欲以为治，则心愈劳而事愈乖，纲已失而目已紊矣。
臣始以“不息”二字为殿下勉，继以“易简”二字为殿下献。殿下诚能持不息之心，而尽易简之道，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以至于悠久，则可以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不劳心力，而万化循其轨，万物得其所，垂衣煕皥之治，复见于今日矣。岂独应天消祸于一世而已？亦可以贻谋燕翼而垂裕无疆矣。伏愿殿下留神焉。
昔朱熹言于孝宗曰：“日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返。”呜呼！今日亦殿下爱惜时日，自强不息，修德格天，不可失之几会也。故臣敢竭所蕴如此。臣之所论，虽若迂缓，皆本帝王之道，无非治体之要。傥蒙圣慈万几之暇，时赐省览，未必无补于圣治之万一。王世子三朝之际，又特宣示，使之留心，万世太平之原，亦在于是。臣不胜惓惓。
然臣见近世言者，鲜见采纳而多取祸，故中外有识，咸以括囊保位为明哲，危言尽忠为痴汉。臣亦非不知缄默可以全身远谤，言发必致招尤速祸。第念臣以愚劣，遭遇圣明，曾无丝发有裨圣世，而叨冒禄位，以至于此。圣恩如天，报效无阶，七载畎亩，常叹有怀而莫达；三侍经幄，又抒情素而未尽。身在江湖，心驰魏阙，不胜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芹曝之献。诚激于衷，言不知裁。伏惟殿下哀其忠款而赦其狂僭，臣不胜万幸。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李彦迪以中庙己亥乞养，出尹全州，应旨上此疏。中庙览之，深加奖叹曰：“古之真德秀，无以过也。”即命传示东宫，以及外朝，仍赐表里，特陞嘉善，又下书褒之。彦迪平生所学，尽在于此。其所以启沃谟猷，极其忠谠，当时中庙固已特赐开纳。而在我殿下，恐亦不容不取而省念。伏乞圣照。
弘文馆上疏
编辑臣等伏以天人之际，一理贯通，上下无间，天有爱君之心，而人有应天之实。故积诚以动天，修德以胜灾，则天虽难感，于是而可感矣；灾虽难弭，于是而可弭矣。虽然，人君以藐然中处之身，而感高高在上之天；以恐惧修省之力，而回赫然震动之警，非可以寻常举措，期月而得其效也。
伏惟主上殿下以仁圣之资，守盈成之业，厉精图治，宵衣旰食。凡所谓敬天之事、忧民之政，无不尽心于其间，而治效犹邈，阙政滋多。民怨于下，而惠泽愈郁；天怒于上，而灾异叠见。历观前古之史，灾异之多且大，未有甚于此时，而亦未有甚于近年。冬雷地震，无雪无冰，冬暖如春，春寒如冬，阴阳反序，天气乖舛。蕴隆为旱，水泽枯渴；薰蒸为疫，人畜殆尽。赤子枕藉，牛羊毙踣，国医不能用技术，王祭无以供牺牲，迫切之灾，将剥于肤。呜呼！此天所以大警动于殿下，而欲保护之全安之，则殿下所以积诚动天、修德胜灾之实，宜如何用其力耶？
臣等伏见殿下遇灾以来，孜孜汲汲，思革弊政，延访大臣，发罪己之教，惩既往之愆。臣等伏读教书，感激挥涕，奋不自已。以殿下有尧、舜之心，而群臣不能导殿下为尧、舜之理，使斯民不得被尧、舜之泽，此固今日群臣之罪也。然以殿下恐惧修省之道、引咎责躬之实推之，衮职之阙，亦岂无可言者耶？臣等敢以殿下今日之所当务者十事为献，惟殿下留心焉。
夫所谓十事者，其纲一，其目九。今诚能从事于一纲而尽其道，则所谓九目者，特其举措之具、施为之方耳，何患于难行哉？
何谓一纲？曰“致中和”也。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夫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心，散于万事，通天地而一理，尽万物而一体。未发之前，至静至正而无所偏倚者，中之体也；已发之际，品节不差而无所乖戾者，和之用也。“致”之云者，推之以极其至也。存天理于不睹不闻之顷，遏人欲于莫见莫显之际，大本立而达道行，体用合而物我一。由是薰蒸透彻，洋溢流通，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而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无不安其所而遂其生。此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所以参天地，赞化育，俯仰无愧，麒麟游其薮，凤凰鸣于冈，而无妖孽、灾变之作也。
夫以殿下之明而犹有今日之忧者无他，圣学之功有未尽，而中和之致有未极也。进言者有曰“圣学既已高明矣”，若无复屑意于问学而可者。噫！为是言者，惟知以经史间涉猎之功赞殿下之学，而不以尧、舜、三王之道望于殿下也。惟古之圣帝明王，知道之无时不然，故无一时而非学；知道之无物不有，故无一事而非学。以至盘盂有铭，几杖有戒，暬御之箴，瞽史之讽，凡所以操存此心、培养德性者，无所不用其至矣。
今也无此数事，惟贤士大夫之得近清光讲论规戒者，自经筵数刻之外无闻；而进讲之书，又非二帝ㆍ三王授受心法之旨、孔ㆍ孟ㆍ程ㆍ朱传道讲学之要。则圣学之得于经筵者，恐未足以日进乎高明之域矣。自此之外，深居九重之内，左右燕闲之侍，惟宦官、宫妾之辈，无芝兰俱化之益，有一曝十寒之惧。则当此之时，圣学之所以用功者，臣等未得而知之也。窃恐渊蜎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存养省察之功有所未至，而大本之立未能坚确，故达道之行多所壅阏。由是宫禁不得有所闲而严，纪纲不得有所赖而立，人材之辨或至于混，祭祀之谨或至于渎。民隐欲恤而不恤，教化欲明而不明。名为慎刑，而冤狱尚多；名为禁奢，而弊习自若；名为纳谏，而直言者不用。自末而求本，沿流而溯源，殿下宁不于此而矍然惕然，回心而向道乎？
伏愿殿下知圣学之未至，加精一之真功，不责于人而责于己，不求诸外而求诸内，常从事于戒慎恐惧、毋自欺、谨其独之实。则凡日用动静语默之间，万事万物之纷纶酬酢，无所往而非圣学用功之地，而中和之极功，可以驯致矣。其纲既举，其目自张，尚安有民怨、天怒而灾变之为忧哉？臣等请陈其九目，惟圣明留意焉。
盖宫禁不可不严也。传曰“家齐而国治”，其家不可齐而能治其国者无之。故王化之本，在于宫禁。宫禁不肃，则邪径通于内外，正路塞于朝廷，公论阻碍而不行，邪僻眩惑而售奸，乱亡于斯莫救矣。盖君臣上下之际，亲戚内外之间，其情意之往来流通，犹血气之升降流行于一身上下之内。此理之自然，有不得壅阏于其间也。然气血之行，顺其道而行，则和畅安顺，四体康宁；失其道而行，则乖舛瘀滞，百病层出。上下内外情意之通，由正路而行，则光明正大，朝廷和泰；由邪径而行，则暗昧回谲，矫伪作孽。国家之安危，于斯判矣。
理势之必然者，既可易知；往事之已然者，亦多明验。而时君世主率皆以外廷之相与者疏而外之，循例相接而已；以宫闱之攀缘者亲而信之，倚任听从，是何心哉？外廷之臣不能以诚信感君，以致阻碍，固其罪也。攀缘之徒亦岂诚心爱君者乎？是欲凭借恩宠，求济其私耳。且其初心，只欲求济其私耳，非必预畜乱国之谋也。利害之际，事势迫蹙，则何事不可忍为？
自己卯来，士林间祸败之巨者，无不由是而翻覆。故事关宫闱，莫不寒心。殿下无意惩艾，反或崇长，不肯扫革前弊，祸乱何时而止乎？除官拜职，自有公论，责在铨衡，而特命或出于物情之外；听讼理冤，自有情实，任在有司，而判断或及于细琐之事。群听疑怪，莫知端倪。涓涓不绝，则将至滔天；炎炎不灭，则终至燎原，可不戒哉？
朝廷之上，有腹心之臣，有耳目之官，有喉舌之地。腹心可以谋议，耳目可以闻见，喉舌可以出纳。由是而谋议，由是而闻见，由是而出纳，则朝廷之是非、人物之贤否、庶政之利害，其真伪莫得以眩乱。至于号令之际，事正言顺，人心咸服，无所惶惑，而中和可致，灾变可消矣。
纪纲不可不正也。古之为政者，必先正其体要，纪纲是也。《书》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莫不有嗜欲，莫不有智力。苟无总摄而归之于一，则相攘相夺，泯泯棼棼，而祸乱作矣。故自农、工、商、贾、府史、胥徒之贱，其上为士，又其上为大夫，又其上为卿为公，而后一人加焉，使之上下相维，贵贱相属。而又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法，以守其制度，皆所以夹辅纪纲之具也。
虽然，纪纲不能以自立，必待贤者而后立；纪纲不能以自行，必待公道而后行。夫贤者之所存，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公道之所揭，赫然如日月中天之明。狐狸褫魄而遁藏，阴翳望景而披释。呜呼！此宰相、台谏之责，其机则在于人主之一心。《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墍。”此言纪纲之责在于大臣也。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言纪纲之责在于君也。夫如是，然后国家安如盘石，炽如炎火，而无土崩瓦解之势矣。
今也庶狱庶慎之烦琐，皆勤于圣虑；簿书期会之猥细，或出于宸断，是人主而侵有司之职矣。以因循为辅相之得体，以含糊为享福之大智，不事其所当为之事，是大臣隳经济之任矣。是以纪纲之不振，公道之不行，其责不得不归于台谏，台谏之任亦重矣。然而止于补阙拾遗耳，激浊扬清耳，其于本源，无如之何也。则私情胜而公道灭，法令坏而百司慢，苞苴以解之，请托以紊之，货赂以挠之，奸猾以乱之。由是一国之纪纲，几于荡悉。殿下虽欲改纪，其政漠然不相应，而骎骎乎沦胥之域。此天所以爱之惜之，大警动而不已者也。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伏愿殿下鉴《盘庚》“有条”之言，法文王勉勉之道，反求而致中和之功。纪纲不期正而自正，股肱同德，公道大行，则民怨可熄而和气可召矣。
人材不可不辨也。《书》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贤；爵罔及恶德，惟其能。”是故人材之辨，有国之先务也。然君子固自以为君子，而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自以为君子，而以君子为小人。各自为是，互相排摈，则为人君者，莫得分其邪正矣。
昔京房问于元帝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曰：“所任者巧佞。”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曰：“贤之。”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乎？”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曰：“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理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也。”又闻李德裕言于文宗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指正人为邪，人主之辨甚难也。”是故成败之迹，在古已验，则虽愚夫皆知其善恶；而心术之用，在今未彰，则虽智者莫能辨其邪正矣。况权之所在，势之所归，则人虽知之，而莫敢言之也。
虽然，人心难诬，公论难杜。矫伪之迹，容或蔽于一人之心鉴；而肺肝之露，自难遁于十目之所视。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去之。”昔齐威王谓阿大夫曰：“自子之守阿也，誉言日至，是善事吾左右也。”谓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是不事我左右也。”宋仁宗问可为相者于王素。素曰：“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然则左右近臣之言，固未可信，必诸大夫之言，然后始可信也。
然不必远征前代，姑以耳目所经之事言之。二十年来，朝廷、士林每分朋党，随权因势，互相胜败。胜者为君子，败者为小人；附己者是之，异己者非之。既以为君子，则诸大夫同然是之；既以为小人，则诸大夫同然非之，是岂尽昏愚而莫辨者哉？率皆畏祸而附势也。有所论执，则大臣率六曹，言官合两司。当此之时，殿下岂不以为物情如此哉？诸大夫之言，容有不可信者如此，故至于国人皆以为然，然后其论公矣。
古人云：“谋从众，则合天心。”为人君固当大开言路，使国人无大小贵贱皆得进其言，虽有所犯触，亦不加罪，则公论始可闻也，物情始可知也。虽然，孟子必曰：“国人皆曰贤，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必察之于己，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始决其用舍之分，则于贤者知之深而任之重，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
故《书》曰：“庶言同则绎。”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然则必学问高明，心德昭朗，如鉴之空，如水之澄，然后人心之邪正曲直，莫得以遁其毫发矣。若在我者不能昭明澄澈，而遽欲察之于庶言之外，则或不免偏见之失当，反不如众论之多中矣。故或精鉴于己，或博采于人，内外交证，权衡得宜，然后庶几不失其广矣。近者贤邪稍分，朝廷稍安，但可因是而善持，岂容更鼓其异说？然人心之操舍不常，世道之翻覆无穷，于此而尤加省念，绝偏党之私而守进退之公，则可以致中和，而天人胥悦，灾不为灾矣。
祭祀不可不谨也。《易》之《萃》曰：“王假有庙。”祭祀之报，本于人心，圣人制礼，以成其德。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人心莫知其乡也，而能致其诚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过于宗庙。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至于社稷，以万物居于土，食乎谷也；释奠、释采，以先圣、先师为民立教也；山川群神，以御灾捍患，有功于民也；城隍、厉坛，所以致发告而秩无文也。故国之大事在祀，而祀神之道，又在于诚敬也。
我国祀典非不备矣，殿下孝诚非不至矣。而斋庐之弊陋，祭服之不净，莫甚于此时，无以洁躬而清神，揭虔而起敬。京师且然，况在僻县穷邑乎？其为慢神极矣。然此则有司者之罪也。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盖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此古之圣人所以祭必与祭而致其如在之诚也。
近来宗庙大享，例为摄行，其摄也，亦不以大臣。奉先敬神之道，恐有所未尽也。殿下宵旰忧勤三十有馀年，岂无圣躬之愆卫乎？祈寒暑雨，固难躬行。自馀节候和适、气体康宁之时，若无大故，亲享之礼，不宜有阙也。昔鼷鼠食郊牛之角，《春秋》示戒。况今三牲告灾，日以就尽，神之谴怒，可谓峻且切矣。伏愿殿下明王假之义，致如在之诚，躬率而先之，肃雍以将之。则百官执事之在骏奔之列者，皆将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于𫓧钺。而向之所谓斋庐、祭服之类，自不容于不谨也。《记》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此乃仁孝诚敬之至，体信达顺之极，天人交孚，鬼神降福，而灾不为灾矣。
民隐不可不恤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不爱其民而能保其国者，未之有也。是故先王爱之如己，保之如子，痒痾疾痛，举切于吾身；鳏寡孤独，必先于抚养。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王政之本也。
伏见殿下爱民之诚，非不至矣；重民之政，非不备矣。而近来水旱为灾，饥馑荐臻，力本之民终岁勤动，而不能救一朝沟壑之命。中人之家，十室九空，转徙之氓，何以聊生？则赒恤赈贷之方，当如救焚拯溺之不暇。今之字牧之官，鲜有慈祥悃愊之俦，率多贪暴无厌之流。催科办急，思眩干能；妻妾服食，思极侈丰。所事权贵悦于货赂，则思充其欲；所识穷乏德于周给，则思得其心。巧作名色，呑噬朘削，粒米狼戾于公廪，杼柚空竭于闾里。其他边将之割剥，诸司之侵渔，若此之类，所在皆然。使殿下之赤子一困于天灾，再困于苛政，厥声嗷嗷，无所控告。
非特此也。步兵、水军之疲于土木，选上皂隶之困于重敛，倾财破产，鬻尽田土以应其役。及其还家，无以为业，则相率流亡，害及九族邻比，怨气极天。如此而欲望和气之感、雨旸之调，岂不远哉？昔汉宣帝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亲民之官，莫重于守令，其选不可不谨。人君以父母斯民之心，举赤子之命，不付之慈祥之吏，而付之虎狼之口，岂所忍哉？
祖宗荐举之法，其虑甚远；朝廷举而行之，其意甚美。而卿大夫不体圣心，循私害公，冒荐庸鄙，首毁良法。夫荐者之荐此人，非为此人也，将以自利也。然则割剥军民者，非守令、边将之割剥也，乃朝廷之割剥也。朝廷者，四方之本，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朝廷有廉耻而除征剥之弊，良法无所碍而得选任之公，则庶几实惠下究，而生民苏息，和气可召矣。
教化不可不明也。治国之道有二焉，刑政与教化而已也。刑政所以制之于外也，教化所以感之于心也。刑政以制之，则民免而无耻；教化以感之，则有耻而且格。夫教化之为道也，非以其人心之所无者强而行之。秉彝之德，各自具足，故因其人之所固有者而导之也。然不能躬行以率之，则无以使人有所观感而兴起也。
近年以来，教化不明，士习不正，节义廉耻扫地尽矣。人心日趋于偸薄，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唯阿谀软熟、奔竞附会之为务。权之所在，望风而靡然；势之所归，见几而先趋。罔上附下之风兴，背公谋利之弊作，顷者之事，盖已验矣。士习既失，风俗随毁，三纲坠地，人伦之变，相继而起。子弑父，奴戕主，妻杀夫，其变有甚于天之灾变。至此而天理灭，人道尽，将何以为国乎？
盖人心之不正，由于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于导率之失其道耳。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非假于外也。今者学校之政，不本于人伦；劝励之方，只在于记诵、词章之末。记诵、词章虽不可废，化民成俗之本，实不在是。伏愿殿下反诸己，穷其源，尽人伦之道，立教化之本。则感化之速有同于风草，而士习自正，民德自厚。致和弭灾之道，孰加于此乎？
刑狱不可不慎也。天之于万物，雨露以生之，霜雪以杀之，无非仁也。圣人之于万民，德礼以养之，刑罚以威之，无非教也。蚩蚩之氓，或动于利欲，或陷于过误，或入于诬罔，或涉于连逮。事状千变，情伪万端。非至明，无以得其情；非至公，无以服其心。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其不可轻也如此。殿下体天地之仁，推生物之心，恻念无辜，亲览狱辞，三覆死囚，钦恤之意至矣。而听断之吏，或情私而不公，或才暗而不明，残民之肌肤，决民之性命。理直者未暴其情，情轻者多入于重，含冤抱痛，讵忍言哉？
至如诏狱之设，无异亲问，所以审克冤枉。而今也入于诏狱者，无计自直，则例为首服，以侥幸圣仁之特原，诚可哀悯。数十年来，士林之祸反复屡起，士大夫陨越于刑戮者，曾不知其几人也。若其罪负关重，情状著白，王法所不可贷者则已矣，其间岂无非其罪而被重典，抱深冤于冥冥之中者乎？冤气结而不散者多，则伤和召灾，未必不由于此。帝王仁恤之典，固宜无间于死生，平反犴狱，伸雪幽冤，是亦弭灾之一道也。
奢侈不可不禁也。甚矣，奢侈之为害也！天生百物，人取而用之，人者百物之主也。人有耳目口鼻之欲，而其欲无穷；物有山林川泽之生，而其生有限。欲之无穷也，以天下奉一人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竭天下而不足。殄天物而天怒，剥民膏而民怨，积怨积怒而不知已，则争夺起而乱亡随之矣。
近来王子女第宅，务极宏大，争尚华侈，毁撤民家，横亘闾阎，高栋层梁，侔拟宫阙。以至婚姻之礼，车服什器之具，莫不极其华靡。士大夫之家又从而慕效，室屋之大，婚礼之侈，伤财僭分，罔有纪极，弊将难救。言官每以土木之弊论列不已，而殿下闻之藐藐者，必以为“士大夫始以布衣起于草莱，无高曾积累之业，犹且大起室屋，极备婚礼。况以堂堂一国之君有子女，顾不能崇室居而备婚礼乎”。是则其罪固在于士大夫矣。若以人君自修之道言之，则固宜澄源于上而式刑于下也。
又有一说焉，以奢侈奉其子女者，所以爱其子女也。然其所以爱之者，适所以害之也。大抵俭约而获福，奢泰而招损，天之理也。以今所见而言之，巨室才成，拘忌辄生，避居委巷，朱门空锁，才易一世，则便成废宅，子孙之保有者无几。是费有尽之财，营无益之宇也。往者有宗室孝宁大君，性颇谦素，厌处华室，尝构草屋，恒处其中，终能寿延九帙，子孙蕃衍，此近事之明验也。今之奢习，固百弊之源，而其源在于宫禁。邦本之凋瘁，府库之虚竭，皆由于此，亦足以起怨而致灾。伏惟殿下深省焉。
谏诤不可不纳也。人主不能自聪，必合众听而为聪；不能自明，必合众视而为明。古之圣王，其聪明思虑，固非庸众人所能助其一端，而犹且乐受人之谏者，嗜善无穷也。殿下躬上圣之资，有好问之德，凡有论列阙失，受以为过而自责。成汤之弗咈，无以加矣。顷年以来，从谏之美，寝不如初；𫍙𫍙之色，或形于外。进言之际，但示优容，而无采用之实；遇灾责躬，专事虚文，而无求言之旨。无乃有厌闻直言、吝于改过之意乎？
非特此也。台谏如有论执稍坚，违忤上旨者，则辄出特命，遽迁他职。虽无形迹可以指论，物情或不能无疑也。顷者求言之后，上书者偶触忌讳，辄欲加罪，至命三省而推鞫；或有系贱而言事者，以欲乱朝廷者教之，是以求言为阱于国中也。各陈所怀，容有不当之论，人君但当择其善而用之而已，岂宜加怒于妄言之人乎？谏者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苟以言被罪，则谁肯犯雷霆之威，进无益之言乎？
顷者国柄落于奸手，危亡在于朝夕，人莫敢进一言以触之者，以此也。当此之时，有能斥言其情状者，则非徒触奸凶之锋，亦且遭逆鳞之怒。其为粉身糜骨，断无疑矣。此在圣鉴宜少悔悟，而病源犹存，物情之郁，灾异之来，恐由是也。大抵凡以阙失进谏者，非欲彰君父之过，将以责备于圣德也。伏惟殿下更加省念焉。
臣等伏见殿下有愿治之心，而治道不成；有忧民之心，而民瘼不除；有敬天之心，而天谴日至。宥密之居，每警乎侧身；德音之发，多形于忧栗，而不能有所补。其视一世，虽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难救之患，不伏于冥冥，而著于昭昭。大臣置之寻常而无建明，小臣相视怠缓而不修举，牵补过时，架漏度日。以臣等私忧过计，昼度夜思，庶有以少补涓埃之万一，不敢远言，不敢激言，而以所谓十事者历指而言之。此皆今日之急务，黼扆之切戒也。小臣之罪不暇引，大臣之失不暇举，而必欲责望于圣躬者，诚以大本之所在、达道之所由，舍此而求治，无是理也。
伏愿殿下尽心于一纲，尽道于九目，日进圣学，以救时弊，以应天谴，宗社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李彦迪以辛丑四月除副提学，与同僚应旨上此疏，以十事为献。其纲一，其目九：纲即致中和也。目即宫禁不可不严，纪纲不可不正，人材不可不辨，祭祀不可不谨，民隐不可不恤，教化不可不明，刑狱不可不慎，奢侈不可不禁，谏诤不可不纳也。此与上《一纲十目疏》大意同矣。
其中所论刑狱一段，有曰“数十年来，士林之祸反复屡起，士大夫陨越于刑戮，曾不知其几人”云者，即指己卯以后士祸而言。盖南衮、沈贞、李芑、金安老辈相继专权，鱼肉士类。是时安老虽已伏法，而前后冤死诸人，率皆未蒙伸雪，故彦迪之言如此。伏乞圣照。
司宪府箚子
编辑伏以人君之德，莫大于至诚。诚之道，可以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古之圣王垂拱临朝，不动声色，而群臣协恭，万邦作孚者，诚而已矣。夫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以人而合天，非真积力久，不可得。然求其用力之地，不过曰不欺也，无妄也，悠久不息也。何谓不欺？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也；何谓无妄？就于真实，而不杂以虚伪是也；何谓不息？“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尽焉，则不可谓之诚矣。
姑举其槪言之。修饰于大庭广众之中，而放肆于深宫燕闲之地；矫揉于亲近君子之际，而发怒于昵比小人之时。此欺也，非诚也。实奢而文之以俭，实暴而掩之以仁，所乐者谀佞，而外为纳谏之名；所爱者奸邪，而谬为敬贤之貌。此妄而非诚也。敬畏未几而怠忽继之，俭约未几而侈泰随之，勤怠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诚也。《易》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言其应之速也；《诗》曰“鼓锺于宫，声闻于外”，言其实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则观感立异，岂不甚可畏哉？
臣等伏见殿下临御以来，寅畏小心，恭俭爱民，始终无贰，可谓诚矣。然而上无以格天而灾沴荐臻，下无以感人而奸伪日滋。治效蹇泯而不著，风教颓剥而莫救，生民日以困穷，士节日以消沮，风俗日以坏败。至有逆天灭伦之变相继而起，民彝泯绝，危乱将至。圣治之下，有可痛哭者非一，其所以致此者，岂无其由耶？
臣等窃思之，无乃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好善而不能如好好色，恶恶而不能如恶恶臭，取舍差谬于一念之微，符验暴著于万目之视，乃至于是耶？夫好善而不诚，故贤非不任，而终或废斥；恶恶而不诚，故邪非不去，而旋被宠眷。数十年来，搢绅之祸辗转相因，以至斲伤国脉、消丧元气者，皆由于此也。夫好恶不诚于中，故进退无常于外。奸邪之徒投间眩惑，颠倒是非，贸乱邪正者，是皆窥圣心之不诚而然也。变故以来，士气摧丧，人心颓堕，振之不起，令之不信。大小臣僚惯见惨祸，惟持禄容身之是务，无展怀尽节之为念。呜呼！是岂细故耶？
近者群凶屏除，朝廷一新。上之奋厉悔悟，思革前弊，改纪其政者，非不至矣。然而赤心未推于下，群情不孚于上，上有善风化之教，下不将顺，而空言无施；上有忧灾异之念，言昔年之有应，物情疑惧，而群议嚣嚣。此虽罪在群下之不信圣明，亦由圣心之至诚未著而然也。
夫所谓至诚之德者，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实于中而形变于外者也。上有善政善教，而下不从化者，皆以诚之未至也。夫明有未照，故诚有不至；明无不尽，则诚无不至矣。明之之要，亦在于穷理尽心而已。伏愿殿下加精一之功，致明诚之力，凡是非邪正之际，察之必精，辨之必审，以实其好恶之心。好贤则诚以好之而任之不贰，恶邪则诚以恶之而去之勿疑。不欺于隐暗之地，无妄于意念之微，表里惟一，终始无间，以感群情，以格天心，宗社幸甚。
臣按：此箚在壬寅秋，即大司宪时也。其言有曰：“近者群凶屏除，朝廷一新。上之思革前弊，改纪其政者，非不至矣。然而赤心未推于下，群情不孚于上。此虽罪在群下之不信圣明，亦由圣心之至诚未著而然也。”盖自丁酉安老败死之后，中庙圣心固大觉悟。而在下者犹未能洞然，凡百建请施为之道，不敢勇往直前，惟持禄容身是务。故李彦迪所论如此，欲上之加意于“诚”之一字，可谓至切而甚要矣。伏乞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