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墨经校释》序

《墨经校释》后序
作者：胡适
1921年2月26日

本作品收录于《墨经校释》

　　梁任公先生近来把他十馀年来读《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随时做的签注，辑为一书，写成《墨经校释》四卷。他因为我也爱读这几篇书，故写信来，要我做一篇序。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现在我见了梁先生这部《校释》，心里又惭愧，又欢喜。这篇序，我如何敢辞呢？

　　梁先生的校释，有许多地方与张惠言、孙诒让诸人的校释大不相同。我们看这部书，便知道梁先生在这四篇书上着实用过许多工夫。我们虽未必都能赞同他的见解，但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颕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例如《经说下》第六七条，“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梁先生据明嘉靖癸丑本，于“则”字上校增“可”字。嘉靖本近始由上海涵芬楼列入《四部丛刊》印行，但从前校《墨子》的人都不曾见此本，故梁先生这一条乃是用嘉靖本校《墨子》的第一次。将来一定有人继起，把嘉靖本与他本的异同得失，一一校勘出来。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现在梁先生这部新书，一定可以引起更多更广的新兴趣，一定可以受更多读《墨子》的人的欢迎，是无可疑的。但梁先生还要我在这篇序里“是正其讹谬”。他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仅仅应酬的序。我读了这部书，略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请梁先生切实指教。

　　梁先生自己说他治这部书的方法中有一条重要的公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此字在《经》文中可以与下文连读成句；在《经说》中，决不许与下文连读成句。”梁先生用了这条公例，校改了许多旧注。他自己说：“窃谓循此以读，可以无大过。”他所改的地方，如《经说下》第八条牒出“异”字，如《经说下》第四九条牒出“知”字，确然都可自立一说，可供治墨学的参考。但我觉得他把这条公例定的太狭窄了，应用时确有许多困难；若太拘泥了，一定要发生很可指摘的穿凿傅会。例如《经说下》第六条牒出“不”字，第七条又牒出“不”字，似乎太牵强了。牒出标题的办法，——假令真有此办法，——不过是要求标题的分清醒目，似乎不致牒出像“不”字那样最常用的字罢？依我个人的愚见，我们至多只可说，“《经说》每条的起首，往往标出《经》文本条中的一字或一字以上”。但（1）不限于《经说》每条的首一字，（2）不限于《经》文每条的首一字，（3）不必说“必”，（4）不可说“此字在《经说》中决不许与下文连读成句”。梁先生必欲加上这四种限制的条件，故《经说下》第五四条起首的“心中”，梁先生只肯留下“中”字；剩下的“心”字，他改为“必”字，再改为“平”字，然后倒移到二十三个字的前面去，作为第五四条《经说》的标题。这岂不是太牵强的校勘吗？又如《经说上》第三条“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梁先生也读“知材”两字为牒题，可见“首一字”的限制，无论是《经》或《经说》，都不可拘泥。第六条梁先生也牒“有间”两字，与此条相同。又如《经说上》第一，二，三，四，五，六，等条，标题的字都是独立的，不与下文连读成句。但此项限制并非普遍的。如第二一条“力，重之谓”；这一类的句子，我们就不能不把标题的字与下文连读成句了。

　　况且梁先生对于他提出的这条公例，也不能完全谨守。例如《经说下》近篇末之处有“诺超城员止也……”一大段，依梁先生牒题的公例，这一段应该是《经》文“诺不一利用……”的说了。但梁先生却把《经说》的“诺”字改为“言”字，移作“言，口之利也”的《说》的标题；并且把《经》文“诺不一”一段认为衍文，一齐删去了！

　　以上说的是梁先生治《墨经》的一条主要方法。此外梁先生还有一个意见，他说：“今本之《经》及《经说》皆非尽原文，必有为后人附加者。”我是一个最爱疑古的人，但我对于《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却不敢怀疑。这几篇书，因为难懂的缘故，研究的人很少；但因为研究这些书的人很少，故那些作伪书的人都不愿意在这几篇上玩把戏。因此，我们觉得这几篇书脱误虽然不少，却不像有后人附加的文句。《经上》篇末有“誽”字，下注“音利”二字（孙诒让校改作“言利”，又改作经文。），此二字确是很像旧注。此外，我们就不容易寻出后人附加的痕迹了。（梁先生说：“读此书旁行”五字是后人所加，此似不然。原书亦未尝不可有这五个字。）

　　梁先生这个意见，我觉得有点危险。因为他根据了这个意见，就把《经》与《经说》的原文删去了好几段，认为后人附加的案语。我且举《经》文的末数行（自“诺不一利用”以下），《经说》末数行（自“诺超城员止也”以下）作一个例：

　　这些《经》与《经说》，依我的私见看来，并不很费解。《经》文并无误字，但因原书短简每行平均五六字，为上行所隔开，误分作六行，故不可读。今合为一条《经》，读如下：

诺不一，利用服。执誽 旧注“音利”，孙校改为“言利”，是也。但孙说则无理。孙引《埤仓》云：“诂誽，言不同也。”今检任大椿《小学钩沈》卷八据《集韵类篇》引《埤仓》，作“诂誽，言不正”。又《康熙字典》引《埤仓》，亦作“不正”。孙书多误字，此其一也。“言利”犹言“利口”，即“言不正”之意。言音形似而讹。 巧转，则求其故，大益。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止，因以别道。正，无非。

　　如此，便不须解说了。《经说》一百三十五字，都是说这一条的，也不必分开。今校读如下：

诺，超城邑（原作员）止也。相从相去，旡（原作先）知是可。五色，长短，前后，轻重，援执〔不〕服，难成言。务成之，执（原作九，乃执之坏字。）则求执之法。法取同，观巧转；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原作心，依张校改。）爱〔于〕人：是孰宜止？（原作心，从张校。）彼举然也，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若�（原作圣），人有非而不非。正，互诺（互旧讹作五。形似而讹。下同）。人皆于如有说（皆字旧在人字上。今改正。或当在知字下，则更顺了）。过互诺，若“员无直”，无说。用互诺，若自然矣。

　　如此校读，几乎不须改字，而意义似更明显。最重要的，乃是一个“止”字的意义。此乃《墨辩》里的一个重要术语，试看《经下》与《经说下》的第一条，便知此字的重要，又可参证此两大段。《墨辩》用“止”字之处甚多，但最重要的莫如上篇的末章与下篇的首章。梁先生都改为“正”，便不好讲了。

　　《墨子·尚同》各篇深怕“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危险，故主张“上同”之法，——上之所是，必皆是；所非，必皆非之，——很带有专制的采色。墨家后人渐打破这种专制的正义观，故《经上》有“君臣萌通约”之说，《经说上》释此条道：“君，以若民者也。”梁先生校改“若”为“约”；但“若”字向来训“顺”，正不烦改字，而意义更明显。末章论“诺”，注重于思辨的方法，真是“别墨”的科学精神！这样折服人，自然使人心服，故能做到“互诺”的地位。“正”并不是“上同于天”，乃是“互诺”。“人于知皆有说”，但已经成为公认的真理，如几何学上的“员无直”，自然没有话说了。

　　梁先生校读此两大段极重要的《经》与《说》，共删去《经》文十六字认为传写的人所妄加；又删去《经说》“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以下三十一字，以为读者所加案语；又把“若圣人有非而不非”八字搬在“正”字之下，“五诺”之上；又把“五诺皆人于知有说”以下二十四个一齐删去，以为是复写的衍文。梁先生说，“所以复写者，因旁行本下有空格，传者辄思补满之，乃将前条复写，而又讹衍百出。”这种大胆的删削与心理的揣测，依校勘学的方法看来，似乎有点牵强。校勘家第一须搜求善本，校勘同异。若无善本可以质证，而仍不能不校雠，我们固然有时也可依据普通心理的可能，定校勘的范围与规律，如“形似而误”，“涉上下文而衍”，等等。但此项校勘的程度，至多不过是一种比较的“机数”（Probability）。故校勘家当向机数最大的方面做去。例如《韩非子》说的“举烛”一件故事，那种心理上的错误便不在校勘学的范围之内了；因为一个人写字时，他的心理上可能的变化，是无穷数的；他也许想到举烛，也许想到喝酒，也许想到洗脚……校勘家如何揣测得定呢？但这样一两个字的误衍，我们有时还勉强可以用“误衍”两字去办理。至于整几十个字的误衍，那种事实的机数，在心理学上看来，差不多近于零点，更不能列在校勘学的范围之内了，梁先生以为如何？

　　这几点都是关于梁先生著书方法的讨论。至于梁先生校释《墨辩》各条的是非得失，那就不是这篇短序里能讨论的了。此外，梁先生和我对于《墨辩》的时代和著者等等问题的见解不同，我也不愿在这里答辩。我很感谢梁先生使我得先读这部书的稿本。梁先生这部书的出版，把我对于《墨辩》的兴趣又重新引起来了；倘我竟能因此把我的《墨辩新诂》的稿本整理出来，写定付印，我就更应该感谢梁先生了。

　　十，二，二六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