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林杂俎/凡例
《国榷》自序凡例
编辑亦左氏曰：明兴垂三百载，治骎骎日以盛。而史事则学士家犹逊言之。木天金匮之藏，每乘舆代兴，则词臣云集而从事，既奏竣，扃之秘阁，即荐绅先生不得一目剽。周秦以来，史臣有专职，亦有耑述，故其官与业，交相劝也。明之史臣伙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晷，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者，不得秉如椽焉。且明初史馆，布衣亦尚与坛坫之末，其后非公车不敢望。又其后馆阁有专属，即公车之隽，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进也。噫！明之于功令断断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载而无敢以左足应者。
神宗时，陈文宪锐意于史，而史竟乌有。虽文宪不克襄事，脱幸而史，恐不堪为，唐宋六朝后，何论雁行也？计其时，琅琊新都云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溲浡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为酿隘。泌阳之憸险也而史，江陵之严刻而史，杨文贞、董文简之褊忮也而史。史之权不有所欹，则有所避。盖棺事定，革除事已荡为飘风冷尘，灭没半不可问，而周之顽民，所脱然刷洗者十一耳。永陵议礼，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讼之舌，敝而犹新，此将何以衷之也！定、庆《实录》告成，俄而在事诸臣半削籍，甚则投缳谢世。以国家忠厚鸿庞，昌言无忌讳，而千载上腐刑馀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
然则今之史，拘忌文法，柱枝耳目，盲之诬，淑之短，赤之俗。不但尔尔，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诸臣为《晋史》，始割缀而不适于一，永叔为《五代史》则著，为《新唐书》则不甚著。天下事成于独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得失相半。郑端简号为博雅，有其学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琅琊欲史而隐恐以没。又其初皆不践承明之庐，云杜寄径非久，遂老簿书钱榖间。史才难得亦难失，当甯或任耳不复任目，则虽能史者，有摧谢规避，畴以身为射的哉？
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哀然成帙，不遂灰弃，举而荐之铅椠。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谅哉。虽然，尘饭涂羹，戏之云尔。持以质大君子之门，方土龙刍狗之不若，何况乎绵蕞也。
天启丙寅三月朔，谈迁书于枣林之容膝轩〈此丙寅旧稿，嗣更增定。触事怆咽，续以崇祯、弘光两朝，而序仍之。终当复瓿，聊识于后。迁又跋〉
义例
编辑横木水上曰榷。汉帝主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𢪔甯洁毋靡，甯塞毋猥，甯裁毋赘。若亥豕之讹、雌黄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于百𥜥之下。宣尼又言，文胜质则史。柱下之藏，早见其端。然纯任夫质，不兔园册，即断烂朝报耳。文献足征，则阙疑传信。学识以济其才，亦千古存质之意。
实录外，野史家状，汗牛充栋，不胜数矣。往往甲泾乙渭，左轩右轾，若事鲜全瑜，人寡完璧，其何涂之从？曰：人与书当参观也，其人而贤，书多可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国初沿宋元之习，文多弱蔓，弘、正间渐尚气格，而叙事之文犹故也，章奏最繁最芜，乍读辄不易竟。故十汰其九，炼年锻月，薄有去留。司马子长于汉初曰‘沛公’、曰‘汉王’，据实以书。后人或概从帝号，颇乖其素。今特如本称，庶明履历。
国初如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珍之类，或书入寇，云‘伪汉’、‘伪吴’、‘伪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尝臣六国，汉初未尝抑西楚也。孝陵诏敕，不讳为‘元民’，而诸家辄以成败责一时敌国，得毋早计。建置改创始必书，如改郡县、设官司、通朝贡、行封拜、肇工作、定礼乐、正赋役、开科贡、颂诏令，例宜书；除官惟奸贤之有繋于国者，及阁部院则书，馀不尽述。诸王、勋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书；其贤士大夫，虽庶贱，德业流闻者，不敢遗也。赦文仪注，节取之，不全录。至诸书考证、诸人评陟，采其确核者。灾祥寇戎，尤不厌详矣。
昔人论《春秋》书法，如‘六鹢退飞过宋都’，谓：人仰观，见为六物；察之，知为鹢而退飞；极望，知其过宋都。盖先得数、次得物、次得地也。‘陨石于宋五’，谓：见有陨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为宋，而数之为五。盖先有睹、次得物、次得地、而后得数也。句不数字，尽俯仰之情态，真圣人化工之笔。宋初，穆修、张景锐志古文，尝待朝东华门。适奔马践黄犬死，因各纪其事：穆曰“马逸，有黄犬遭蹄而毙”；张曰“有犬死奔马之下”。穆语太拙，张较甚而漏犬之色。则麟笔岂易拟哉？噫！衮钺远矣，穆修、张景，窃在季孟之间。
天启辛酉，值内艰；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卷百。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抚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缀集二十馀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槐李沈氏、武塘钱氏稍略焉。冰毫汗（玺）［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类之矣。
江左遗民谈迁孺木识
附：喻叔虞《国榷》原序
编辑取二百四十年之间、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断以一人之论、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隶于柱下，笔札不给于兰台，版册不藏于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牺象也。迨云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趋而南，天地变而戎滑夏，天乃与秦以废古。书籍则火，孰敢摇笔而治丹铅？腹诽则诛，孰敢张口而谈国事！汉兴，初尚朴圆，天又不终废古，而后稍任经术，于是司马迁、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汉有史。其后皆以异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国之才而参他国之志，然亦必稽当时稗官说家之言以为张本。孙盛以枋头受吓，崔浩以谤国罹祸，则亦秦之馀猛矣，又安冀国有信史哉？
史失则求诸野，则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权于万世者也。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盐官谈孺木，乃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馀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曰《国榷》。予偶游海上，受而卒业，观其志则在《春秋》，观其法则在《纲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开国中兴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权，胪记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鸿业也。夫以木横水曰‘榷’，若孺木之所采辑，钜纤毕（修）［备］，久近并综，诚哉‘榷’而取之诸家无遗言矣。孺木以帖𣕔之暇而效为朱墨，本盖良史才，亦由识朗而学瞻，故能成其大志与！
今经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书》之谟则言治而不言乱，训诰则言治而亦言乱，《春秋》则言乱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质之唐虞三代之治而无愧，我明之法，防诸奸臣贼子之乱而最严。千古郅隆之盛，天用古以兴我明也，宜孺木《国榷》足以兼《尚书》《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书也。异日者，孺木得载笔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书特书，其贤于龙门、扶风远矣，是编且献而藏之金匮石室间野史云乎哉？
崇祯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应益撰
附录：黄梨洲《谈君墓表》
编辑君谈氏，名迁，字孺木，海宁县人。初为诸生，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而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励，而太史遁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借，闻君之有是书也，思欲窃之以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相国借书复成之。阳城张太宰、胶州高相国，皆以君为奇士，愿折节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馆处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国相继野死；君亦弃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阳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岁冬十一月也。
盖君于君臣朋友之间实有至性，故其著书亦非徒为盗名之秘经而已。余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苟书足以记名姓辄不难辨。榷而论之，史之体有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也；以人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者，纪事也。其间自有次第编年之法，《春秋》以来，未之有改也。有编年而后有列传，故本纪以为列传之纲；有编年而后有纪事，故纪事为通鉴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迁固而不屑于悦宏！夫作者无乘传之求，州郡鲜上计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著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以余所见，近日之为□□者，其人皆无与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长篇累牍行世。藏家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岂以后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实编年，不衒文彩，未尝以作者自居。异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君之子祺，求予表墓，余美无溢词，亦史法也。
附录：朱竹垞《静志居诗话》
编辑谈迁，字仲木，一字观若。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博积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中年毁于火，乃复沉思强记，覆阅群书，询之故老，墨枯笔秃，饥不及餐，晚克成编。南都议上景皇帝庙号曰“代宗”，一时以为当，仲木独以为非。有《答友人》五言，辞虽未工，有关典故，特录之。诗云：
成周作谧法，大小行乃传。公旦暨师望，肇制自圣贤。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称天。易名典克慎，叙法宜精专。汉后避帝讳，临文率拘挛。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玄。其文虽或殊，其义则一焉。景皇承大业，即阼凡七年。多难固邦国，文武要略全。屡遣奉迎使，事兄礼罔愆。及乎裕陵返，黄离位南偏。初非囚尧城，夺门言何谝？粱瑶策始建，张懋册用宣。庙号犹未备，何以垂简编？礼臣失不学，代乃居世先。相越仅五世，文义讵可沿。谥说十五家，秉礼恐不然。盈廷以为是，横议臣谈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