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第五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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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五十八卷目录

　兵制部总论二

　　大学衍义补一〈军伍之制　宫禁之卫　京辅之屯　郡国之守〉

戎政典第五十八卷

兵制部总论二

大学衍义补一

《军伍之制》

《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郑元曰：“用谓使民事之也。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 臣按：此即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旅，五旅为

《春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贾公彦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馀皆为羡卒，唯田与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羡卒尽行也。”

吴澂曰：“以田赋出军，古法也，今则难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近止数十里，远则数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惮，室家无怨思。秦汉以来，万里长戍，民之惮行如往弃市，于斯之时，乃假《周官》之说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农既分，制虽非古，然兵受廪给，不耕而食，虽劳而不怨；民出赋税免于征行，虽贫而不劳。若夫募兵之法，悬以重赏，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五十免军役，斯尽善矣。” 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赋而出军，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彊弱、能任其事与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为正卒，其馀为羡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编次为一伍，积累而上，阶级相承以为伍，两卒旅。军师之制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盖有事则随时起调，无事则依旧输纳。每正卒之外，皆有馀丁以为之副贰，随阙而随补，军伍无有空也；多用则多起，分数无不足也。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 ，非无兵也，用之则布满于行陈，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复，可慨也夫！

《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吕祖谦曰：“一军之制，为人万二千五百，损一人则不足，增一人则有馀。大国之三军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次国之二军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小国一军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虽欲僭侈，其人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王纲” 上举，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彊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军有常军，虽欲如晋之僭，岂可得哉？

吴澂曰：“伍一比也，两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党也，师一州也，军一乡也，家所出一人，将、帅、长、司马其师史者也。成周寓兵于农，方其无事为农，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乡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为兵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将皆命卿，即乡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则属之大司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则皆前日之农也，士不待迁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则联其家而为比，闾、族党出则联其人以为伍，两卒旅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有事。

则驱之于行陈，事已则归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继，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自耕而自食，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兵无屯戍之劳，将无握兵之患。先王之时，所以守则固，战则克，内足卫中国，外足威四裔，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刘敞曰：“鲁不务德而务广，力不务益义而务益兵，以王者之制论之，则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必乱之道也，是以圣人禁之。”

臣按：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 ，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袭效尤，鲁遂作丘甲，厥后楚为乘广、魏为武士、秦为戎卒，古制亡矣，兵、农遂分，更历千载，永不可复，《春秋》作《丘甲之书》，其垂戒后世，意深切矣。

班固《汉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国为州，州有牧。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是为七家而赋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给军，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赋，故有乘马之法，后世骑战不复用车，姑备其制于此。说者谓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时，百年之中兵不三四举，是以其兵虽设而其人老死而不试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虑患远，固未尝好战，亦未尝忘战，制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给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谓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逸，不欲穷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国语》：齐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军令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 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福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彊。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

苏轼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

臣按：管仲《内政》谓“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国莫能敌” ，后世之兵动以千百万计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败，此无他，所以什伍之者无定制、所以教养之者无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卫者无常心，此其所以虽多而不得其用也。《内政》之作犹有三代乡兵之遗意，后有作者于兵农既分之后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汉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见于《周官》者可考也，自迁、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数言者附见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谓兵乃刑之大者，如《虞书》“掌于皋陶之刑” 之意。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以战争得天下，岂其

伦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无所于考，可慨也。抑考古《王制》，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则京城之军谓之北，所以别也。本朝设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即汉南军“卫宫” 之意。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即汉“北军卫京” 之意。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代行者也。过更者亦以钱雇直，不行者输之县官以给代者也。”

臣按：以上汉一代军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馀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彉骑，彉骑又废为方镇之兵。及其末也，彊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

臣按：唐一代军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既而复之，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贞观十年，总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臣按：《史》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源也。呜呼，太宗远矣，而子孙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后之世主其于祖宗之法固不可轻改，而于兵尢当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馀为步兵、武骑、排䂎手、步射。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号“长从宿卫。”明年，更号曰《彉骑》。

臣按：欧阳修谓“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 ，盖以唐之子孙骄弱，不能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屡变其制，驯致于天子弱而方镇彊，而唐遂以亡灭，以为措置之势使然。呜呼，兹岂独势之使然哉？盖亦人谋之不臧也。

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 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渐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为之。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诱戍卒以缯帛寄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戍卒还者十无一二，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张说募长征兵，谓之彉骑；李林甫为相，又奏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见府兵之善，三代以后所仅见者也。盖“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所顾惜者然后不敢恣肆，有所系累者然后不肯弃舍，凡民皆然而兵尢甚，自井田之法废而兵农遂分而不可复合。” 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废，李泌当上陵下替之时思欲复之，然终不能复，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兵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无兵备，宁备而无用，不可欲用而无人，此国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且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伍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而无所施于其闲。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神宗更制，联比其民以为保甲。崇宁、大观闲，增额日广而乏精锐。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群盗，其初兵不满万，光宁以后，募兵虽众，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军制具于此。臣尝因汉、唐、宋之军制而论之，汉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鉴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师，然亦多因其旧。本朝虽接元之后而未尝因元之旧，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简略，不可为法故也。我祖宗得国“之初，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 ，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上宿卫，无所隶属，而京城之卫分属五军都督府，遇有征行，则调发之。今天下都指挥使司凡十六处，而为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广添一行司为五焉。内外卫凡若干处，其所设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十二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 卫分军数或有多寡，而千百户所统则一。每一百户内，总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领钤束，以成队伍，此则本朝军伍之制也。窃考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加减，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盖前代之制，多因胜国之旧，或临时制宜，或因时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处置，臣子之建请。惟我圣祖久历戎行，洞烛古今之利病，断自宸衷，制为画一之法，可以经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开国至今，百有馀年矣。圣子神孙恪守成规，以为宗社不拔之基。其闲固有军伍悬空之处，将领积多之患，惟在设法填补调停之，则尽善矣。

苏轼应诏作策，别其一曰“《定军制》。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馀所，而屯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恐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是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且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馈运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

臣按：苏轼此策，于汉、唐、宋军制之得失了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论之，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复，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以省国费，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变者，何也？盖府兵之制，无事则番上宿卫京师，有事则调发出征四远，虽曰“寓兵于农，暇则耕稼” ，然军府杂郡县之中，士卒混编民之内，其他徭役科征未能尽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废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时，非法征求，分外驱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终不能以无弊也。设使当时知其弊之所在，补其罅，举其偏，而振其所废坠，虽至今存可也。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 之所。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

“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 由牧此言观之，则今日京畿之形胜物力，天下莫敌焉可知已。彼区区叛将，以逆犯顺，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师，况居万乘之尊，有万方之众，而又据形势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馀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备不无少弛。往时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率，今一卫有仅及其半者，甚则什无二三焉。朝廷非不时加整饬，岁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谪有罪者戍边，然终不能复国初之旧。臣愚过为远虑，窃恐自兹以后，日甚一日，失今不图，恐后愈难于今矣。请于国” 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别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变其常制，不识可乎？请试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顺天、保定、真定、河闲、永平五府，实居辇毂之下，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若见丁尽以为兵，可得四五十万。使今日京辅之闲有此劲兵，则国势自尊，国威自壮，视彼“列屯坐食之众，游手豢养之徒，盖有闲矣。万一臣言有可采者，请敕大臣集议，若于旧制无碍，治体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计、知治体之臣，专主其事，讲求利害，的然有利而无害，然后见之施行。” 每县因其原设里社，制为队伍，一以所居就产为定。里社丁户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数。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队五十名，立二总甲，每队分为五小甲，甲十名。又合十队为一都甲，而属之州县，州县属之府。其十年轮当之里甲，咸仍旧焉。凡民差役如皂隶、柴夫等类，科派如岁办、和买等类，一切蠲除之岁，惟养马、纳粮二事，他赋役皆无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旧例。其兵籍，每岁季秋一造籍，不以户而以丁，丁以二为一，单丁则合诸他。每丁自备军装器械，如军伍制。有司岁时阅视，有不如度及顿坏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尪羸笃废者除其名。秋粮量减其额，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调运，岁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之兵，分属五军，州县“各为教场，月一点操之。每府又辟平衍地为一大教场。孟冬农隙，兵部奏遣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率于此召集民兵，依京场操练，分命御史监督之，而纠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马政，工部遣官阅兵器，事竣各具实开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调。” 所谓养马之政，计村庄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马厩，不及数者合诸其邻。每三丁备一种马，并力养之。昼则分牧，夜则合饲。择其中有物力材干之人，立为群长。每春种时，督其民计丁种粟取秆，种豆取料。至秋成时，按亩以收。预为仓场，积草料于近厩之地，以为牧养之费。民无地者官给之。凡境中原额草场为势家奏取为庄田者，一切查理还官，“分给于民。非但养马，兼畜驴骡以为驾车运递之用。孳生之马有壮健者，印烙毕即俵散壮丁，俾其骑操，官时点视，有疲损者罪其人。如此则国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马矣。” 或曰：“五郡切近京师，应内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罢免，从何措注？请下各部查勘顺天等五府每岁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计该费若干，然后行下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项名色之数，岁入凡几何，旧积凡几何，经费之外，预备之馀，酌量多寡，足以备用无阙。” 其有羡馀者，别为收贮，以为此五郡雇役之直、买物之费。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为计工定直，出此钱雇闲民以代之。当凡此五郡每岁“合办物料，官为先事计算，出此钱随时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宽民力以足兵备，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实用，官吏不多科扰民矣。然则国计仅足，不能有馀，则如之何？” 曰：“设法措置，随时通融，损有馀以补之，捐不急以足之。” 大约计顺天一府，一岁所费，不过用二十万，其馀“每府不过十万或五七万耳。土宇之广，民物之众，国家岁入夏秋税粮，见今二千六百二十三万馀，其他盐粮课钞，亦不下千万之数。捐此五六十万之赀，以宽今日畿甸之民，以复古人府兵之制，以壮国势，以张国威，其于国计，亦无大损。” 或曰：“昔宋韩琦刺民兵于陜西，亦谓得唐府兵之法，而司马” 光六上章以为不便，其后不十年，果以之运粮戍边，大为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为兵之后，而州县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为此议，惟仍州县之旧，而不属之军卫。所谓点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频数也。农隙教战，朝委将帅，惟于冬月一行，必与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调运，惟于三时农事之隙，开通沟洫，筑堤引水，以备旱涝。或修筑京城，以为急切之备，或斡运京储，以实近边。”

之阙，除此之外，不许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优闲，如出汤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国恩，沦肌浃髓，其懽欣鼓舞，铭刻思报，为何如哉！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费。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随时制宜，补偏起废，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贤辅焉。

《宫禁之卫》

《周书》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皆任用之所当谨者。周公于是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恤者鲜矣’。言五等官职之美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蔡氏谓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盖侍御仆从中近臣之长也。周公戒成王，乃以之与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并称为官职之美，而叹夫知忧其得人为鲜，何也？先儒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职亲者有习染之移，其系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观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辅弼、侍从之臣不可不得其人，则虽扈从侍卫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一不得人。则知治体赞王化者。必深以为忧焉。

《周礼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柝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

吴澂曰：“宫正，宫中长也。戒令纠禁者，戒其怠忽，纠其缓散，令之使其有为，禁之使勿为也。宫正时比之法者，为之版以待，则籍其名之多少，夕击柝而比，则计其人之在否，国有祭祀、兵戎、丧纪之故，则其比亦然。王宫有内外，内外严密不可不辨，启闭之际以时而禁，然后为之稽其功之见于绪者，纠其德之见于行” 者，几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邪淫怠之人，则斥而去之。然后会其人，使之什伍相联，则勉于道艺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时，以木铎警众，使修夫火政。跸止人清道之具，出称警，入言跸，跸止行者宫正则执烛以为明。”

又曰：“宫廷内事，固非执政大臣所当与，而属之天官，何耶？自古国家危亡之患，多生于房闼，否则生于阉寺。夏、商之亡，汉、唐之衰，其祸以此。夫妇人女子与夫刑馀之人，敢肆其奸以败人之国者，以其无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轨之心，一旦祸变，孰得而翦除之哉？如汉之窦武、何进，唐之李训、郑注、元载之徒是也。果丽” 于冢宰。则小大受制于执政。大臣常有所忌惮而不敢肆其恶。诚可以销患于未萌也。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来，王政先内治，当时侍卫仆从罔匪正人，虽缀衣、虎贲、趣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太宰以大臣临之，宫壸朝廷均为一体，非若后世之疏外廷而亲内竖也。夫宫正则属于冢宰，所以兼制内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纠禁行乎其闲，养成君德如此，王业岂有不盛也哉？”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

郑元曰：“王宫之士，卿大夫之适子、庶子，其支庶也。八次八舍，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 王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则功臣之世，则贤者之类，王以自近而卫焉。故君臣国家安危一体，休戚一心，上下亲而内外察也。”

吕祖谦曰：“古者执戈戟以宿卫王宫，皆士大夫之职，无事而奉燕私则从容养德，有膏泽之润；有事而司御侮则坚明守义无腹心之虞。下至秦、汉，陛楯执戟尚馀一二。此制既废，人主接士大夫者仅有视朝数刻，而周庐梐枑或环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复古者，当深绎也。”

臣按：《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 ，凡在版者则是王朝宿卫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来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盖亦此意。臣窃以为今日宜广此意，凡公、侯、驸马伯及凡有功德于国家者之子若孙皆授此职，使之番上宿卫，如此，则不徒宿直、宫禁得肺腑之臣，而勋戚子孙亦得俸禄之养，盖一举而两得焉。

《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凡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几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埽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

贾公彦曰：“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妇，总卿大夫之妻也；内命妇，三夫人以下也。”

王安石曰：“《潜服》，则衷甲之类。贼器，器之可以贼人者。奇服，非法服也。怪民，怪行者也。”

臣按：成周以宦者掌门禁，其严也如此。我朝禁僧道非朝见由前门不许入皇城门，及无牌面并凶服异服、有持寸铁者皆不许入禁门，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

郑元曰：“不言徒而曰虎士者，徒之选勇力者，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后。”

臣按：此虎贲之名，见于《周书立政》，盖天子之亲兵也。今制锦衣以下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军都督府，所隶专以扈从宿卫为职，即此也。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

王安石曰：“王吉服则亦吉服，王凶服则亦凶服，王戎服则亦戎服。”

《吴澂》曰：“旅者，主膂力而卫王者。夹王车者，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而中士为之帅，服而趋，亦谓夹王车也。”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贲” ，又愤怒也。《周官》既有虎贲，又有旅贲，旅贲者主膂力而言，亦犹今制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将军、力士也。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赐晋文公虎贲三百人。”

臣按：先儒谓虎贲八百人乃天子亲兵也，六军之外禁卫惟此而已，王不出则虎贲不出，及其弊也，以之从军旅赐诸侯，非旧法也。由是观之，则虎贲士非天子不得用，受者固非赐之者尢？非也。

汉京师有南、北军，南军卫尉主之。

易袚曰：郎卫、兵卫，均为宿卫之职，而郎中令、卫尉所掌，皆宫门内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为光禄勋。前表光禄勋掌宫门户，卫尉掌宫殿门。又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其职实有相关者，特有内外之别耳。此正《周官》所谓宫正、宫伯之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其后又以期门、羽林” 皆属焉，是皆亲近天子之官。臣按：古者环卫有二等，汉有卫郎、卫兵，是即《周官》宫正、宫伯之职，宫伯则领贵游子弟，而宫正则领宫徒役事者也。

武帝时，置“期门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与侍中等期诸殿门，故有“期门” 之号，先儒谓汉期门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贲之遗意，盖从王出与王入也。

后汉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户。出充车骑。左右仆射主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中郎、侍郎、郎中节从，皆羽林中郎将，羽林郎皆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

臣按：汉初宿直皆以士人为之，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以为一代之祸，说者归咎于光武之不任三公，诚是也，夫自古国家危亡之祸皆出于房闼宦寺之中，何也？妇人、女子与夫刑馀之人所以敢肆其奸者，以其处夫人君肘腋之闲、幽隐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诚能如周人以内宰、“小臣” 、“阍人” 、“寺人” 、“女御” 、“女史” 之职皆属之太宰，以受其节制焉，则彼虽欲逞其不轨之心，亦且有所忌惮而不敢为矣。矧夫后世宿直执戟之臣，实有兵权以寓其闲，苟无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岂不贻国家之祸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禁军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太宗时置百骑，武后时改为千骑，睿宗时增至万骑，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后有左右神策军。

十六卫：曰左右卫，曰左右骁卫，曰左右武卫，曰左右威卫，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领军，曰左右监门，曰左右千牛。每卫有上将军，有大将军，有将军。自左、右至领军，并掌宫禁宿卫。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诸门禁卫。千牛掌侍卫。

臣按：本朝十二卫即唐人“十六卫” 之遗制。凡诸卫：

之亲军，皆以番直宿卫，执戈戟，严巡儆，监门禁，而锦衣所掌者，乃卤簿仪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诸卫皆统军卒，而锦衣卫领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贲、旅贲也。诸军皆世卒，而府军独签幼军，即汉之“六郡良家子” 也。始之设亲军也，仅十有二，后又稍有加焉。诸卫正倅，一惟其世，独锦衣之任，则不以世而以能。盖天子御座则夹陛而立，天子御辇则扶辕以行，出警而入跸，承旨而传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诏狱所寄，人之死生系焉，是尢不可不慎择其人也。

太宗时，诏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兼右卫率，又兼工部尚书，身两职，宿卫两宫。每番直，常假寐，帝劳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本朝宿卫虽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无有所谓“腹心股肱之臣，请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 如此，则既有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又有勋德世臣总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宫之中得以安寝无虞矣。

肃宗乾元元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别，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设护卫” 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将帅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时，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彊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寇，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废则狐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

臣按：秀实此《疏》“百兽畏虎” 之譬最切，人主所当玩绎焉。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曰增损旧制，其规模宏远矣。”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长吏择本道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

臣按：宋人禁军不独内卫京师而往往使之屯泊于外，失其所以命名之义矣。盖太祖惩唐末以来藩镇兵彊之患，故聚精锐于京师，时出之以守郡国，盖欲以内而制外也。其谋虽深而其势则不顺，史臣谓其规模宏远，臣不敢以为然也。夫立国规模，在笃近而举远、居重而驭轻，使天下之大四面环绕以为吾屏蔽也。既为禁兵，岂可远出而卫郡县使之就粮于外，禁士独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呜呼，宋人制军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说者谓其声容盛而武备弱也，观于此，尢信。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宫。左正言王陶言：“《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寺人掌女宫之令，纠其出入，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故汉光武出猎，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纳，光武从中东门入，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候。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魏武怒公车令坐死。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禁中，略无讥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勘劾。”诏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等九人，并远小处监当。

六年，同知谏院司马光言：“《式律》，夜开宫殿门及城门者，皆须有墨敕、鱼符。其受敕人具录所开门并出入人帐于中书门下，自监门卫大将军以下俱诣阁覆奏，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符虽合，不勘而开。若勘符不合而为开，及不承敕而擅开闭出入者，其刑名轻者徒流，重者处绞。伏望陛下深虑安危，防微杜渐。自今宫殿门、城门并须依时开闭，非急切大事，勿复夜开。必不得已，须至夜开者，即必亲降手敕，加以御宝。受敕之人仍写出入人帐，委宿卫当上之官众共验敕文真的，然后覆奏。候再见御批，方请门钥与监门官亲自监开，依帐点阅人”数，放令出入，即时下锁，进纳门钥。

“臣按：宋王陶、司马光所言二事，可见古人严谨宫门之禁。我圣祖于此一事尢加严切，所以防微杜渐之意无所不至。每夜将军上宿，遇有一瓦石之堕、一虫鸟之落，诘旦早朝即令给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矧可夜开城门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法，严谨门禁，一切外人不许阑入，以敦圣朝之家教，以立礼义之” 大防，非但以备奸宄、杜祸乱而已也。

至和元年，有襆被入直内藏剑者。御史马遵言：“律于

御用舟船饮食之类，有不如法，皆不称误，所以许世

子止躬不尝药，《春秋》加以大恶之名。唐长孙无忌入

朝不解刀，校尉被诛死之议，所责者重，所虑者深。法令于皇城门禁尤为谨严。今麦昭吉襆被入直，中有剑器，历诸门，抵便殿，会无检察，略不觉悟。若奸盗包藏而为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虽已具狱，而诸门监官、守卒乞于常法之外，重行用，谨大防，庶弭来患。” 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言：“风闻内苑作工匠，盗所结真珠，事败，有旨更不得治。监官、医官院人力怀刃为盗，捕获，有旨不复推经由门户。中外闻之，莫不抚髀而叹，顿足寒心，皆谓陛下误以此为小”事。切以监官之设，本为监临主守，司门之设，本为讥察出入。今珠玑至贵之物，失之数万，匹夫挟刃入数重门，如涉无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后来更有犯者，不赦之，则罪同罚异，人人皆怨。又赦之，则事事废法，纪纲遂坏，虽有监官司阍，将何用也？且宫禁之门，法最严密，盖圣人防虑几微，谨“备不测，以严卫一人。若左右恃恩废弛，积日累月，事体陵迟，忽有不测之虞，谁复知所职守？陛下岂不为宗庙社稷自重乎？”

臣按：祖宗于门禁出入，其法最严，“每四孟享太庙，夜闲出钥于门隙，早朝亦于御前奏知。各门监守门官及各卫官军，遇有出入者必须有牌面方许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检之，其入也不许携寸铁，其出也不许带一物，况敢有襆被藏剑、盗出真珠之事哉？祖宗所以防微杜渐、为圣子神孙计者，其严其密如此。继体守成者，勿徇一时之欲，勿听小人之言，奖将卒之守法，受台谏之进言。如此则永无意外之变，而宗社奠安矣。” 臣不胜惓惓。

胡安国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贲者，犹今侍卫诸军也。康王新立太保，俾齐侯吕伋以虎贲百人逆于南门。吕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诸侯入典亲兵，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臣，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其为国家虑” 深远矣。今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兵寡弱，宿卫卑少，岂尊君彊？本消患豫防之计也。

臣按：禁旅之帅必用勋旧之胄，三代之制也。

《京辅之屯》

《禹贡》：“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臣按：《传》谓“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 ，则是方千里矣。

《汉志》：“周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

臣按：古者兵出于农，天子之兵出于六军，六军之兵出于六乡，其出而为伍两卒旅，军师者即其居而为比、闾、族、党、州、乡者也，甸服千里之闲，其所赋之兵而所出之税自足以给之，无劳远餫。〈音“运。” 〉内足以卫王室，外足以镇压天下之大，四裔之远，非若后世签军于远方则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列军以长屯则人无别业而难于供亿。后世有志于三代之盛者，壮根本，安国家，以为千万世不拔之基者，尚有考于斯。

《汉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更名“执金吾。”

臣按：史谓“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军” 而谓之“北” ，对南言也。南军卫宫取之郡国，北军卫京取之三辅，说者有防微杜渐之意，臣窃以为卫京之兵取之近辅，极是。臣于军旅之制条已节约汉、唐遗意，妄为朝廷处置矣，若夫卫宫而取郡国之兵，恐未为得策。夫以疏外之兵无乡土亲属之顾恋，而使之番上执戟以卫王宫，无事则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无外顾之心乎？我朝宿卫之兵，用《世将》以统士卒，其虑深而远矣

《汉百官表》，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中尉。

臣按：此所谓“都尉” 乃京辅之都尉也，与主南军都尉者不同。

唐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改骠骑曰 “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馀，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总曰“折冲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䦆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杵。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馀为步兵。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馀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为近古，臣既略仿其制，具于《军伍之制》条下，而此复详其制如此，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要必不违时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后议之者无罪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 者，端在于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而于其闲减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伏惟圣明留神审察，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兹焉。

宋徽宗崇宁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辅郡，以颍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所以为京师屏翰也。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亦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我朝建国江南，于凤阳屯重兵，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滁、和等处为屯田，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藩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 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

〈原阙详考证〉

“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 近年以来，起调两直隶、河南、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幸而无事则已，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将何以支持之？倘立为辅郡，因近屯守，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如此则都城巩固，宗社奠安矣。万一臣言可采，见之施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

《郡国之守》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臣按：封建以前之国即秦、汉以来之郡，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 即秦、汉以来之一县，“千乘之国” 即秦、汉以来之一郡。

“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盖以小大相维、阶级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汉、唐、宋郡国虽皆有兵，然散而无统，惟本朝制兵，府州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

以统之焉，盖有得于周人“连帅” 、“州牧” 之遗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汉兴，踵秦，置材官于郡国。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郡守，典武职甲兵。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后可发。

臣按：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遇国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东道置府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剑南道置府十，岭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内细数与总数不符〉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节度使”，而谓其兵为方镇。

臣按：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十馀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岂有是哉？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灭。噫！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军有禁军，有厢军，有乡军。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馀留本城。“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于侍卫司。“乡军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丰以后皆升同“禁军” ，兵虽以“禁” 名，其实皆非禁旅也。

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

陈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师，自列郡各置禁军，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作院各置指挥，于是在” 军禁旅无就粮者，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遍天下，边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以不守祖宗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原、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 “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

陈傅良曰：“此所谓义兵也。艺祖有志于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后寖有点差之令，韩琦为相，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遂罢彊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无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选自户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团结，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随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废或置，不惟无常制亦无常数，惟吾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以护卫州县，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其后也改“都卫” 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百有馀年，其视汉、唐、宋之制，可谓大备矣。然承平日久，兵备不能无弛，军伍不能无缺。旧例遇有缺伍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勾补，其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得不偿失。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无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数以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无益军政。臣尝考历代之制，皆是草创之初，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穴滥之失。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立为一代之制，使子孙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为军伍也，内地

“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岁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换姓名，或变乱版籍，或潜行析户，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隐，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难清，挨究无迹。其闲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为今之计，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见今实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问存亡，备细开造，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 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各府州县，亦要造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见在充当者若干，挨无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缺伍不补者若干？” 兵部类以奏闻，会文武大臣集议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必须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怨，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讲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后见之施行。如此，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 ，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旧，而坏者又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矣。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馀；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 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国步之安危所系，运祚之修短所关，诚不可不加之意也。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贻其责于后人，盖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乌可不为之远虑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断乃成。” 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无断。矧此丕丕之基，万方之广，亿万年之久，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断者，又当何如哉？臣不胜惓惓。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不唯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其乡土，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息肩安业。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识者亦悼其失业，盖不若因两河彊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曰：“彊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

臣按：“民之不愿为兵诚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立国之初签民为军必致生变，苟因循不已，日甚一日，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来，遇有警急，签点民丁贴助官军守备，其乡邑已有成规，民之耳目既” 已惯熟，是亦备御一良法也。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倘遇荒歉灾变，必不得已然后起集，必须依旧以“民壮” 为名，名之以“民” ，则民心不疑。不许巧立名称，另外差役远方调发，稍觉无事，即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风宪犯赃之罪，合干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 察者，罪亦如之

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役，有警，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

臣按：“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 ，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户部通行天下，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不分有无承佃，尽数刷出，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庆历二年，籍河北彊壮，拣为义勇，尽钞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乡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止以为城守之备。诚令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则翔集赴援。”朝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 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内得劲卒二万。既无廪食，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谓“民兵祇可城守，难备战陈，诚非通论。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闲，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陈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点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东安抚使富弼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馀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尢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分置青、莱、菑、徐、沂、密、淮、扬诸州。

臣按：此前代因饥荒募民为兵之明效。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河朔无事，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即今边防事势，三五年闲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劝惩。”

陈傅良曰：“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臣按：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闲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裔人无异，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祖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开宝也，而吾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穴，而储蓄不足以供；而吾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无以为用。宋时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如；吾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绝之无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如人身中年以” 后，血气渐衰，肢体困憋，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时也。因事之势，察民之情，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 若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国之守之下，既略序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为明时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几有所补云。

胡安国言于钦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昔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夫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 军旅之事。每岁终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国乞选择重臣付以在外兵权以统属郡以辅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时，陈俊卿为相，奏请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授之弓弩，教以战陈，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又言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守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 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自不至大扰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谓之不扰不可也，此等之议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