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执政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

段祺瑞执政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
作者：蔡和森
1925年2月21日

本作品收录于《向导》

署名“和森”发表

　　受了十三年军阀专政的祸乱与八十多年外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一直到曹吴（外国帝国主义之强固的工具）坍台才发生更进一步的政治觉悟，主张由人民本身来解决时局，换过说即由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对内废除军阀制度实现民主政治。

　　这种普遍的民众的政治觉悟不是偶然发生的，实具有很长期的痛苦的历史。这种觉悟在袁世凯时代和安福专政时代还不会发生，因为那时候一般人民对于军阀还迷信得很，以为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治理中国。然而这种迷信的动摇，与历年军阀政治的崩溃同其速度。由袁世凯到曹吴，也就是北洋派的命运由神奇而到臭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人民若乘机起来努力奋斗，在客观上是有废除军阀制度、实现民主政治之相当的可能。

　　然而这种可能的新变化和民众政治本能之觉醒，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军阀都有致命的危险。他们用什么方法渡过这危险，使中国军阀政治又由臭腐而至于神奇呢？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以及不久将由这会议产生的所谓国民会议，便是这种作用的法宝。

　　有人以为军阀知道用会议方法解决时局，是军阀向民主政治的进步，由此未尝不可渐渐达到民主政治。现在少数政治思想落后的商人贵族，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对于善后会议多少抱了这种幻想；段祺瑞和隐在他背后发踪指使的帝国主义者更努力藉这种会议方法及少数政治思想落后的上层阶级以扩张这种幻想于各阶级的人民。自然，方在根本觉悟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军阀制度的最大多数平民若渐渐传染或接受了这种幻想，岂不是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的大成功，岂不是军阀政治与段祺瑞的本身又要由腐臭而变为神奇？

　　然而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不容许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段祺瑞欺骗人民的会议方法不是趋向民主政治，而是从新趋向巩固军阀政治，幷且企图以光棍军阀的资格来挽回军阀政治的末运而使其复达于北洋正统的极顶。因为他是一个光棍军阀，又值民众政治势力之觉醒，所以不得不抛弃从前武力统一的主张而戴一副和平统一的假面具；因为他要以光棍军阀的资格与张作霖冯玉祥两个势力派竞争，所以更不得不利用假和平主义来做明争暗斗的武器。惟其如此，所以段祺瑞将成为北洋派最后而且最反动最狡绘的狄克推多，他那“外崇国信”的卖国事业和构煽操纵的内乱行为，将来必十倍于从前的安福时代。如现在江浙之战、广东之战、胡憨之战及将来张冯之战，其操纵构煽的机括全握于这个徐世昌第二的光棍军阀手里，他的立脚点也就完全凭立在以上各势力派间的冲突与操纵上面。

　　现在他御用的善后会议开了二十多天，试问议决了什么要案，解决了什么时局的纠纷？

　　全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要案有二：一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是废除军阀制度，把政权归还人民。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时局纠纷的根源，必须这两个根本问题有所决定，一切战祸的消灭，民政的设施，军队的裁减，财政的整理，实业的振兴……，才能实际进行。

　　自命以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的段祺瑞已经把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而有所决定吗？不会的，决不会的。他所以独断独行拒绝孙中山的主张和人民团体之要求而包办这善后会议的缘故，便是要挡住或打消这两个根本问题，而从新巩固那开始动摇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和历年崩溃将近灭亡的北洋军阀之命运。

　　二月以前，民众废约运动的怒潮和孙中山宣言之反响，不啻是八十年以来隐痛吞声的中国民族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之大反叛，不啻是接着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的胜利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以致命的打击，当此之时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是何等的恐慌何等的狂叫呵！当时他们恐慌错乱的程度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便是逼得他们不得不向中国寻找让步的方法。日本帝国主义呢，极力拉笼孙中山，幷极力给段祺瑞计画些假和平主义假民治主义的方案；美国帝国主义呢，慌慌张张打发舒尔曼回中国宣布美国无侵掠中国之野心，幷极愿实践华会增加关税撤消治外法权等议案，使中国人得自己管理其国家。这些纵然是帝国主义假仁假义的手段，然亦确是逼于中国民族觉醒之威胁不得不思有所让步而和缓中国人民的愤怒。所以此时中国的国际情形，帝国主义列强颇有由进攻而至退让的趋势。

　　然而自“外崇国信”的段祺瑞就职与善后会议的计画成功之后，中国开始变动的国际情形忽又回复旧观，——当然中山病笃，及上层阶级政治觉悟的落后与叛逆也不无多少影响。现在帝国主义列强又日看日的复向中国人民取攻势了：金佛郎案的承认呀，参战借款的整理呀，无线电台的独霸与均霑呀，已日迫日紧。这个卖国不眨眼的安福首领什么做不出呢？只要日本再找他五百万（从前参战借款尚有五百万未付清，段即被吴佩孚打倒了），法国给他一千五百万（本月十四日新闻报专电：法使以前昨两年海关扣存法义比庚子赔款折合华币约一千五百万元存储汇丰，大不满意，故要求先付纸佛郎，但财部需款，拟全数提用作为借款，期以二年，正在磋商），什么也可做出。据近日京沪各报消息，存在参议院秘书厅的参战借款档案已全部被人窃去，这是什么一回事？他胆敢公然的尝试国人，说参战借款和金佛郎案都交善后会议解决，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啊！

　　不用说，段祺瑞卖国的胆子素来比曹吴还更大，金佛郎案、参战借款案……都是曹吴所不敢承认的，而段祺瑞一定胆敢用种种欺骗人民的方式来承认。曹吴虽然是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然而尚敢公然违背帝国主义的意旨与苏俄恢复邦交。段祺瑞怎样呢？他在废约运动的高潮中，公然宣布不赞同孙中山的主张，认中山主张为过激，以此讨好东交民巷的英美帝国主义者，使其与日本一致承认其僭称的临时政府；外交团飭令中国遵守条约的通牒显然是“外崇国信”的宣言招来的，金佛郎案等也显然是这个可耻的卖国的宣言招来的。因此外国帝国主义者顿然改变战略，从新进攻：于金佛郎等案以外，现在又公然通牒干涉中国的路政，以为共管中国铁路之第一声；实行要求扩张上海租界；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和外交的压迫政策来干涉上海日本纱厂纯经济性质的罢工，尤足以代表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从新进攻的特性。

　　段祺瑞执政还没有三个月，他卖国辱民的行为快要超过曹锟时代之总和。他用包办善后会议的方法压低了废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的潮流，挽回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危机，幷给帝国主义以从新侵掠中国的动因与保障。我们现在试看他对于人民注意的另一根本问题——废除军阀制度是怎样？他改督理为督办的愚民手段，维持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的阴谋，我现在都不赘说，只问他在善后会议怎样提出或解决这个时局纠纷的根本问题。当然，他要欺骗人民，系住一般上层阶级的幻想，他不得不冠冕堂皇提出所谓整理军政案来敷演门面，但在提案说明之时，便即声请会议保留此案而不容有所议决。十九日北京电：“今日下午二时，善后会议第二次开会，到百十九人。首议段祺瑞提出之整理军政案，段亲自出席说明意见四项：（一）现各省收税若干，（二）政费若干，（三）军费若干，（四）各省除政费外，能养兵若干，今人心厌乱，善后会议首议此案，即表示应先整理军政等语。段退席后，林长民发言，谓本案仅一表格，无从讨论，应付审查；汤漪谓本案无具体办法，应保留，主席报告政府代表吴光新对本案有意见陈述，吴出席谓政府希望全国兵额不得过五十万，因无各省兵额调查故政府未定办法。刘传绶谓本案非提案人声请保留，本会不能保留，吴光新因代表政府请保留。”这不完全是一出欺骗人民的喜剧吗？

　　有人以为段氏善后会议的把戏完全要失败，因为他一点时局的纠纷也不能解决，一个军政的重要问题也不能决议。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包办善后会议的本意绝不是真正要来解决时局纠纷，议决什么废督裁兵理财等重要问题，主要作用只在一面借此来欺骗人民阻止人民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军阀制度的改革运动，一面借此产生安福国会式的御用国民会议，选举他做正式总统。

　　他这样的目的，现在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由他钦定的国民会议条例现在已经发表了。他限制国民会议的职权只在议议宪法，同时剥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人（因有教育程度的限制）与妇女的选举权。

　　善后会议既不能而且不应议决什么，然则他何以只准国民会议议议宪法而不准其对于军政等重要问题有最终的决定呢？这是不难知道，因为他若准许国民会议对于时局纠纷的根本问题有最终议决权，他便不啻完全抛弃了包办善后会议的主要目的：挡住和阴消人民废约废督的改革运动。这个安福大盗，不仅是窃了国，而且连人民的国民会议也被他窃了！

　　人民解决国是的会议方法既被大盗窃了去利用，然则人民便消极的反对，听其为恶自毙吗？不应该如此，绝对不应该如此。这个大盗自行晋京称执政已是垂毙的军阀再向人民进攻之第一步，敢于包办善后会议已是第二步，敢于制造安福式的国民会议条例已经是第三步了。人民若再不起来反抗，他的第四步第五步……便要飞速的进行，不至完全从新巩固军阀专制的战乱局面和外国帝国主义奴隶全中国人民不止。

　　曹吴时代，人民的努力还不充分，现在反对段祺瑞祸国的工作，至少也应加十倍。同时我们须知段祺瑞盗国的命运也决不会比曹锟更长，我们只要现在能努力不懈的贯彻废约废督的改革运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人民的，切不要因段祺瑞盗了我们人民的会议方法，我们对于国民会议运动便采消极不理的态度。一切觉悟的半觉悟的中下阶级各层民众与其团体，现在对于段氏钦定的国民会议条例应有联合的动作，至少也要使段祺瑞复建安福国会的阴谋不得完全实现。这种动作也就是人民防堵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新攻势的起点！

　　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业已证明不能解决什么，一切时局纠纷的根本问题应归真正的国民会议来决定。段祺瑞僭称的临时政府业已证明为增加内乱外患的源泉，一切政权应当归还于人民。只有这样的要求成为普通的群众的行动，才能贯彻废约废督的目的，才能真正免除军阀的暴政与战祸，外国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