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集/卷十二
杂著
编辑《大雅》问
编辑《桑柔》
编辑景源曰：
“《史记》厉王三十七年，国人皆叛袭厉王，王出犇于彘。太子靖匿邵穆公家，国人围之，邵公廼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脱。穆公与周公行政，谓之共和，厉王死，乃立太子为天王。是国人非废厉王也，邵穆公废之也。
夫厉王无道之君也。天下孰不欲亡周邪？其流于汾水之上，亦且晩矣。然国人无内恃，必不敢持兵而向天子，何也？
厉王积虐于天下，虽楚国之远于京师者，惧其虐而自去王号，盖三十馀年。诸侯疾首而听王之虐，矧国人不知大臣之意而能叛之邪？且国人既叛其父矣，太子独安知穆公之不叛己而匿于其家邪？
夫穆公，周之大臣也。见天子之无道，其欲行伊尹放桀之事者，其义已讲矣。于是国人倚穆公而叛；太子倚穆公而归，皆识穆公之意者耳。故废厉王而全太子，若穆公者，可谓社稷之臣欤？”
有容曰：
“邵虎有社稷之大功。然亦有大辜，不可以功揜也。
汾王得罪于国人，虽不可复也，太子贤，年且长，何不告于文人而亟定其位？顾挟为奇货，颛行号令，使天下无君，至十有五年之久矣。向令汾王有悔过迁善之望，如太甲居桐之日，则虎也犹有所待云尔。汾王之不能改，愚者之所明知，彼虎也弗亟立太子而欲何为哉？”
景源曰：
“厉、宣之际，知几全身，终不失人臣之节者，芮良夫一人而已矣。
方荣公之用事，良夫争于王前而不听。又密见其僚友，告以国乱，僚友以良夫恐动人心，竟不之省。良夫念内乱将作，相率而入于不测之地，迺屏居田墅，力耕耘以代禄食。
及厉王废，艸莽之臣，既无力势以救天王之祸。于是自伤其身之亡归，作《桑柔》，追怨厉王，犹《麦秀》之怨纣，非敢刺也。
宣王之即阼，尹吉甫、邵穆公、樊穆仲之徒出入风议，成功赫然。独良夫自《桑柔》以后不复见于诗，岂其人已死而不遇宣王之世者邪。抑二雅残缺，宣王之诗多轶而不传者邪。不然，良夫老死田野，必不立于宣王之朝矣。
今以诗考之，其言厉王之废也曰‘灭我立王’，继而自谓曰‘进退维谷’，良夫之志，可知也。然其事实亡传，忠义不彰，百世之下吾无得而称之，讵不惜哉？”
有容曰：
“忠臣谏君，必防患于始生，故其用力寡而收功大。然患之始生，其形未著，则言之者似不切，而听之者无所动其心矣。故危机在前，而不知觉悟，终至于覆国亡身，可不哀哉？
当厉王之初，诸侯畏服，天下无事，如此者三十年。若非荣公导恿之以利，则厉王未必为无道之君。然荣公亦当世之材臣耳。其始近于王也，以邵公、凡伯之贤犹不之诤也。独芮良夫深以为忧，其谏王之言曰：‘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生民之所怨甚多。’此数言也，而其志虑之所及已在河、汾之间矣。使厉王深绎其言，疏荣公以谢天下，则岂有居彘之辱哉？故尝谓厉王之臣爱君忧国，莫如良夫之为尤也。
及共和之时，国之无君十有五年。二相之号令举措，必有不厌于天下之心者，于是良夫之忧反有甚于厉王之时矣。故宁欲力田代食以洁其身，而不肯进于无君之国也。至今百世之下，读其诗而想其志，犹使人流涕。悲夫！”
《云汉》
编辑景源曰：
“《诗》之记异，犹《春秋》之记异也，陨霜则月之，日食则日之。今《云汉》，大雩之诗也，不时不月何哉？盖宣王之烈出于忧旱，虽有此灾，适所以为周之祥，故诗人之意在乎忧旱，而不在乎时月与。
或曰：‘古人之为诗，惟记其时之所临见者以辨其候。’故‘日月方奥’，春也；‘定之方中’，冬也；‘黍稷方华’，夏也；‘维北有斗，西柄之揭’，秋也。如《云汉》所谓‘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者，亦记雩时之所临见也。《夏小正》‘七月，汉案户’，案户者，直户也。云汉直户而人所临见，故特书之，盖秋雩也。”
有容曰：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只是‘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之意耳，恐不必深考。然夏正七月为周之五月，则云汉直户之候，正是闵旱之时也。如此观之，亦不害于诗意矣。”
《崧高》
编辑景源曰：
“王室之卑自《崧高》始。夫景阴阳以正方国，度经纬以立庙社，浚沟洫以分井疆，此匠人之事，不宜命天子之大臣也。
申侯虽立盛功，而其爵侯伯也；召公虽主封建，而其位天子大臣也。今天子大臣为区区一申侯，来营国邑、建其寝庙、积其糗粮，申侯由是必轻周。异日天子死于申侯之乱者，宣王有以致之也。
《春秋》书‘天王来锡命’者三，‘来聘’者七，讥名分之乱也。若使孔子论《春秋》起于宣王之际，则吾知召公之来营谢邑亦见其讥也。”
有容曰：
“甚矣，南夷之为周患也。自昭王南征弗复，而荆楚之种实生其心，于时去文王四世矣，去康王一世矣。至昭王之子穆王，徐戎始入，中国为乱陵夷，至于夷王、厉王之世，上之德威益不足以怀远，而又无奔走折冲之臣为之方伯。则于是熊渠僭号，东侵庸、西伐扬粤之地而有之，淮夷入寇，虢仲败焉。
夫二南之化称于《诗》者，盛矣。康王之末，邵公犹治南国，则其去圣贤，若是之未远也。然数世之后，其凭陵跳踉，又若是之无惮也。此不特周之纪纲颓弛有以致之也，亦繇南国人心轻慓反复无根固之性。故得贤王良伯，御之有道，则易以服蛮夷而进于中国，御之一失其道，则涣然离畔，中国变为蛮夷，其势固然矣。
宣王即位于王室弊坏之后，其南顾之忧，固未尝须臾忘也。故必得王之元舅、国之世臣，而文足以绥民、武足以靖乱如申伯者，然后始可使保釐南土。故其诗曰：‘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又必待天子之大臣而世职大封之礼如邵虎者，以定其都邑，而修其城池、正其经界，而彻其田赋，然后申伯之体势重。故其诗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邵伯既营谢矣，申伯亦归国矣，今庶几纲纪百蛮，藩屏于周，而永无南土之忧。故其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黍苗》卒章亦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则宁’，盖言非邵伯谢功不成，而南土不可镇，王心不得安矣。
观于二诗，则其时事势，可知，而宣王知虑之周，亦可见矣。来谕讥其待诸侯太重，恐未察也。骊山之事，良由申侯子孙心利平王以启其祸尔。岂宣王优礼藩臣之过邪？韩之始封，邵康公以燕师为筑其城，仲山甫以冢宰筑齐城，盖大臣之经营侯国，周家之常政也。”
有容曰：
“揉万方，非一藩侯之事，万恐南字之误也。”
景源曰：
“南字殊稳，然孟子称‘不以辞害义’，虽曰‘申伯之德，足以治万邦’，意亦不妨。学者当活读。”
《烝民》
编辑景源曰：
“城齐，外事也；补阙，内事也。天子之左右既无人，则一仲山甫，岂可遣邪？自古人君能容谏者，鲜矣。仲山甫之在内也，尝好为极谏，彼宣王必心恶之，而有此命也。
《烝民》之卒章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又曰‘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山甫之心与吉甫之言皆如此，是必见宣王之德衰而忧之耳。”
有容曰：
“以樊侯之贤而逖王左右，则王躬之保、衮职之补，谁当任其责邪？此尹吉甫之所深忧，而宣王之不终令德，亦可卜矣，子言是哉。”
景源曰：
“传称‘仲山甫荐鲁孝公于宣王，以谓“肃神敬老，赋事明刑”，廼立为鲁侯，诸侯由是不睦’。今《烝民》称仲山甫‘既明且哲’，夫明哲者，知人之谓也。若仲山甫者，岂足为明哲之士哉？传之所称是，则诗之所称过矣。”
有容曰：
“鲁武公以括、戯见，而王立戯为鲁嗣，仲山甫谏而不听。既而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自立，则王讨而杀之，问谁当嗣者，而仲山甫以孝公对。孝公嗣位二十有八年，无失德见于史者，安知其贤不如樊侯之言乎？
史称诸侯不睦，非以立孝公也，盖追怨宣王弃嫡立庶，自坏先王之制，而驯致鲁人，三易其君，故其心不睦也。不然，孝公固懿公之弟，括子既不可用，则非孝公之立也，谁当立而诸侯不睦乎！”
《韩奕》
编辑景源曰：
“韩侯、蹶父，非贤人也。《崧高》，吾见其嘉申侯之德也；《烝民》，吾见其颂樊侯之德也。惟《韩奕》，褒其山而不褒其人，韩侯岂贤与？
爱女，当予法家；择婚，当取吉士。今蹶父求其富而不其德，蹶父岂贤与？
夫蹶父取厉王之子以为妻；韩侯取蹶父之子以为妻。蹶父用是道以求韩侯，则厉王之求于蹶父者，亦可知矣。夫为女子择婿，人之伦也，而取舍之际，背公而徇私，其伤于风俗如此哉。辅汉卿以蹶父为贤卿士，非也。”
有容曰：
“所论甚当，彼蹶父，辅氏何据而知其贤也？”
《江汉》
编辑景源曰：
“君人者，天地百神之主也。父亡而子嗣、祖死而孙承，礼之常也。人臣虽有所效力于其间者，未为其功也。故先王之叙六功也：辅成王业之谓勋、保全邦家之谓功、法施庶民之谓庸、以劳定国之谓劳、制治成事之谓力、克敌出奇之谓多，若定策树嗣子之功，不与于数，非阙之也。
盖君位之授受予夺，一由于天心之至公，人臣未尝有私恩也。故自以结恩而骄其主者，人臣之贼也；自以受恩而德其臣者，人主之过也。不骄、不德，臣主俱忘其恩然后可尔。
当宣王之匿邵穆公家也，国人围之，穆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竟得脱，立为天子，而不以为恩，及穆公平淮夷，始以战功赐土田。夫杀其子以生其主，爱之至深也；立以为天子，恩之至盛也。穆公施而不有，宣王识而不录者，何也？以大位天之所命，人臣无私恩也。向使宣王报功于《江汉》之前，则穆公之所以为忠者，孰知其出于理义之正邪？
后世之臣阴怀大利，饰为残忍之行以私其君，责报于他时，有不充于其欲，则恚且怨，几何其不为乱也？平王之初即位，以晋侯有翼戴功，赐秬鬯、弓矢及河内附庸之地，王室遂乱。吾于是知宣王之为世宗与穆公之为穆公，皆由忘恩也。
周勃逆文帝，请间于渭桥，授天子玺于马前，及践阼，阳阳有骄色。丙吉脱皇孙于长安狱，卒绍大统，而噤其口，不言旧恩。是二者虽若有间，然其为恩介于其心，或忍而不出于口、或不能忍而出于色，其不浩然而忘、泊然而在者，未始不同也。岂如穆公之事君，犹他臣一切无心哉？《诗》曰‘无然畔援，无然歆羡’，此之谓也。
夫庆赏刑威，驭民之柄也。为人君者，既不可以亲厚，亦不可以疏薄。今为推奉之功而爵之赏之，虽有罪而又赦宥之，其如他臣何？故穆公待其平淮夷而后，始有赏焉。其册曰：‘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若穆公不敏，淮上之功，宣王不锡其祉矣。
呜呼！下不以所立为私君、上不以所戴为私臣，有功则与众同赏、有罪则与众同罚，此恩义之所以获全也。”
有容曰：
“周勃、丙吉之论尤当。后之居成功者，绛侯之戒，而邵伯之法哉，博阳其邵、绛之间乎。”
景源曰：
“《常武》之诗后《江汉》，何失序也？孔子自卫反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今失序何？诸儒乱之也。何以知诸儒乱之而失序也？以其诗知之。
盖此诗为宣王亲征而作。徐虽处淮、浦之间，号为小狄，而使天王帅六师而亲征，则其为患于中国，必甚矣。当徐国之未平也，焉可谓之时之无争？又焉可谓之天王之心之安乎？《江汉》曰‘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此淮南之役，宜后于《常武》者也。
杨州去徐远，京师去杨州加远，譬之人身，京师首也、徐左掖也、杨胁也。宣王以英武之姿，且有方叔、邵虎之帅。凡大军旅必慎于谋犹而后发，岂千里县师舍左掖而趣胁哉？此淮北之役，宜先于《江汉》者也。”
有容曰：
“二雅之时世次序，或有不可考者，非独《常武》也。”
《常武》
编辑景源曰：
“殷之取士广，周之取士狭。取士广，故傅说拔于草茅之中以摠百官，取士狭，故邵、申、程、樊之才出于世臣，而不出于微贱，此二代之制所以不同也。
昔者武王以世官为纣之罪，据商制而言之尔。非然则周官亦世也，奚咎纣哉？《常武》序皇父之世曰‘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其重世臣，盖如此。故及其衰也，周以尹氏乱、鲁以三桓削、晋以六卿亡，祸所从来矣。”
有容曰：
“有周世卿之祸由于大臣权重。武王之崩，周公践阼九年，则一天子矣；厉王之放，邵公颛国十有五年，则又一天子矣。大臣之权不亦重乎？
然幸而得周、邵耳，其不幸而得尹氏，则私其权柄以延于孙子，势煇威积。然后立一王于王城，居一王于狄泉，以厚其党与，而天下拱手，莫敢正也。此非世卿之祸乎？
虽然，世臣不可不用，其于国也，席宠也重、树势也固，有民庶之望焉、有典章之故焉。故夏之兴也以靡；商之昌也以陟；周之复也以樊、邵。要之，人君择其贤者而用之耳，未可一槩论也。”
《瞻卬》
编辑景源曰：
“介狄者，介于狄也，明幽王不知妇寺之祸大于戎狄而舍之也。诗人之言循常而不诡，由情而不巧，岂诚以犬戎未然之祸谓自于妇寺乎？若以为中国必有犬戎患，则是矣，引《晋语》之女戎，以妇寺为狄，非也。戎者，兵也，狄亦可以为兵邪？”
有容曰：
“有内嬖者，必有外患，诗人非强为之说也。然必以介狄为言者，想其可忧者，夷狄为尤甚耳。下文云‘维予胥忌’，岂尝有以此谏王者，而王不之悟，又疏之欤。”
《召旻》
编辑景源曰：
“序以《召旻》为凡伯刺幽王诗，申氏谓尹伯奇谏王而作是诗，皆无明证。而考其诗，若有所指，其三章曰‘我位孔贬’，申之曰‘胡不自替’，卒章曰‘维今之人，不尚有旧’，此必因元老旧臣之被贬，而小人代居其位，故诗人责之也。盖是时苏公为暴公所谗，遂去其位，作诗以绝之，岂其僚友又为此诗以刺王欤？”
有容曰：
“自古亲小人者，必先弃其老成，然后群小得乘间而进。此诗既为任用小人而作，则其旧臣之被斥，自可知矣。然当幽王时，耆德之臣见疏于王者，不一其人，若必以苏公当之则固矣。”
论
编辑《宋ㆍ太宗》论
编辑太宗躬俭，罢女工，毁左藏库金银器，始以赭垩易宫殿所饰彩绘，辍内外力役土功。亲耕籍田，置农师，作《稼穑》诗以赐近臣。止羽猎、放道士、斥巫师。
幸国子监，命孙奭讲《尚书》、李觉讲《周易》，赐以束帛。诏有司求《大射仪》，敕诸州无得献珍禽奇兽。
然史称淳化二年三月，大旱蝗，赐参知政事吕蒙正诏曰“朕将自焚，以答天谴”，何其过也？自古人君遇天谴，恐惧修德而已矣，未闻有自投水火而死之者。
当尧时，洚水逆行，鸿洞于天下，草木溃茂，鸟兽偪人，蛇龙遍于中国，尧以为忧。故《书》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是帝尧得人治水，而未尝为民自溺也。
周宣王遇旱警省，率道慎行，以格皇天。故《诗》曰“大命近止，无弃尔成”，是宣王敬天求雨，而未尝为民自焚也。太宗贤圣上不及于帝尧、下不及于宣王，而欲自焚以答天谴，亦见其要誉之过也。
且太宗祷雨不应，而未几幸金明池，御龙舟而为之娱，燕群臣于琼林苑，则其心岂肯自焚哉？徒为诏书，赐蒙正以欺群臣。呜呼！群臣虽可欺也，而上天其可欺邪？故《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太宗矫情以干誉，其违于道也，亦明矣。如是而上答天谴者，未之有也。
《宋ㆍ仁宗》论
编辑御史唐介劾潞国公文彦博，仁宗大怒，初贬为秦州别驾，明日改英州别驾，遣中贵人护送之。又赐介金，赏其直，遂罢彦博，为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然臣以为仁宗之心为温成皇后张氏欲讳其恶，何其苟也？初，彦博知蜀郡时，其夫人以蜀所出灯笼锦献于张氏，而彦博实不知也。其后彦博拜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而不知张氏之力也。
及张氏侍宴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仁宗怪而问之，张氏对曰“彦博以妾待罪后宫，故有此献”。仁宗不乐，已而介奏彦博事，坐贬英州。
然仁宗遣中贵人护送之，以谢天下，何也？张氏始服灯笼锦，仁宗已知彦博之所私献也。故内耻张氏之服、外惭彦博之馈，赏介之言，将以解天下之谤也。
方彦博被介之劾，适在殿上，介面责之，彦博拜谢而不已，仁宗下诏罢彦博。然张氏受灯笼锦，宫闱之羞也。而仁宗为张氏讳，终不以端门之服彰其恶，旌介之直以辟嫌，是其心苟而已矣。
然介自英州召为殿中侍御史，彦博亦自永兴军复召为同平章事。彦博奏：“介向所言，实中臣病。愿陛下益尊宠之。”介由是入天章阁为待制。
孟子曰：“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夫灯笼锦，非彦博之所尝献也，夫人之献也；非仁宗之所尝受也，张氏受之也。然彦博知夫人之恶，荐言者以明其志；仁宗知张氏之恶，赏言者以章其德，与孟子所谓‘民皆仰之’无以异也。
《宋ㆍ英宗》论
编辑人杀其母，而不能复母之仇，非孝子也。况天下之所母事者，一朝被弑，而臣子不复其仇，不可以明人伦也。母之于父服，虽有降一等者。然人子居父之仇，不与之共天下也，居母之仇，其可与之共天下乎？
郭皇后在瑶华宫，仁宗念之，遣使者存问不绝。属小疾，命中贵人阎文应挟医往视，后数日郭氏暴崩，文应阴鸩而弑之也。仁宗悼伤，乃追复皇后位号，至英宗时，郭氏犹不祔太庙，而文应弑逆之罪，亦不问也。
《诗》之《白华》，申后之所作也。其诗曰“英英白云，露被菅茅”，刺幽王不如白云之露菅茅也。郭氏出居瑶华宫，仁宗遣使存问之，密诏召入，其崩也，追复位号。是仁宗闵念之恩，犹白云下降之泽，而郭氏蒙被宠灵，殆过于菅茅之露也，与申后《白华》之诗，固不同焉。
然文应敢行弑逆，而英宗不复其仇，乌可谓明人伦邪？《记》“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使郭氏未复位号，则英宗为先帝后，于郭氏诚无服也。然郭氏既复位号，为天下母，则谥册不可以不上也，祔礼不可以不行也，文应之罪不可以不族诛也。且仁宗始黜郭氏，颇悔之，赐以乐府，及其崩也，诏追复皇后位号。孰谓郭氏于英宗为出母也？
初，郭氏封为仙师，文正公范仲淹率谏官伏阁争之。使仲淹在英宗时，则安知不率谏官请诛文应也？
呜呼！英宗事先帝能尽礼矣，于郭氏亦当事之以先后之礼。而有司不为郭氏上谥册以祔太庙，又不正文应之罪以明人伦，可不痛哉？
《宋ㆍ徽宗》论
编辑甚矣，徽宗之不畏天也！自元年正月以来，有赤气起于东北，亘西南，中函白气，及将散，复有黑祲在其旁。给事中任伯雨言：“赤气起于东北，散而为白，此夷狄窃发之证也。”
然徽宗不少恐惧，作艮岳，置花石纲于苏州，凡山谷一花一石，辄封识，覆以黄帊，自江、淮舳舻相衔而下者，千里不绝。故齐民中家破产，鬻子女以供其役，怨者嗷嗷，天命乌得而不绝也？
凡人君之可以丧德者，有四焉：曰观、曰逸、曰游、曰田。鲁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僖伯固谏，公不听遂往，陈鱼而观之。故经曰“公观鱼于棠”，明隐公以观丧德也。
商王受以酒为池，使男女裸而相逐。故《书》曰“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明商王以逸丧德也。
周厉王不修国政，戯豫驰驱，不知天谴之可畏。故《诗》曰“昊天曰朝，及尔游衍”，明厉王以游丧德也。
夏太康盘乐无度，乃田于洛水之南。有穷后羿距于河，其弟五人皆怨之。故歌曰“外作禽荒”，禽荒者，田猎之谓也，明太康以田丧德也。
周公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夫成王夙夜兢兢，不敢荒宁，则其心虽欲玩物，不可得也。顾安能观焉、逸焉、游焉、田焉邪？然人君不知无逸，则观焉、逸焉、游焉、田焉，皆玩物也，此周公之所以为戒也。
夫花石出于远方，非常贡也，而徽宗日遣使者以取之，虽在江湖不测之渊，必得乃止。当时如有周公者，必能尽言，不特作《无逸》一篇而已也。
方徽宗内禅之际，始下诏罢花石纲。及金人入含辉门，凡冕服、车辂、卤簿、九鼎、八宝、图书、圭璋、钟磬、尊彝、工匠、技艺无不一空，则花石不足论也。
自古人君役耳目而不玩物者，未之有也。然玩物以丧天下，岂独花石也哉？
《宋ㆍ钦宗》论
编辑靖康之初，贬太师魏国公蔡京，为秘书监，安置儋州；贬太傅楚国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贬太师广阳郡王童贯，为左卫上将军，安置吉阳。臣以为钦宗去奸而善补上皇之过，不亦孝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盖献子能用贤臣，而又能施以仁政，此庄子之所以不改也。诚使献子用不贤之臣，而又施不仁之政，则庄子宁不可改邪？
夫京、黼、贯三奸者，上皇之臣也，如无罪也，则钦宗必不改也。然京建议凿三山，作天成、圣功二桥，置宣化库，括天下商贾之财。黼结宦者，夺昭德坊许氏第，侍宴苑中，为伶人，躬自俳谐以献笑。贯适三吴，求书画奇巧之物，贡于上皇，拜武康军节度使，宣抚九镇。使钦宗不去三奸，则无以补上皇之过也。
夫庄子不改献子之臣、献子之政，诚难能也。若钦宗则必改上皇之臣、上皇之政，然后可谓难能也。《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钦宗之谓也。
且金人之邀上皇也，钦宗曰“上皇惊忧而有疾，必欲之行，朕当自往”，遂如青城，此其志欲为上皇代之死也。不然则钦宗何故弃天下，而自往金人之壁乎？
臣为钦宗未尝不怜其孝也。世之君子论上皇亡国之罪，无不愤恨，然钦宗既不失德，声技音乐，又无所好，而飨国未尽二年，从上皇幽五国城，可哀也已。
《宋ㆍ理宗》论
编辑史弥远奏杨太后，立理宗为天子。理宗即位，命孟珙率师伐金，入蔡州执其参政张天纲，函其主守緖之骨，告于太庙，复徽、钦二帝之雠。
然世言理宗交结史弥远，遂立为帝后，虽有伐金之功，不足称也。是不然，金执二帝，自青城徙之燕山、自霫郡徙之韩州，父子崩于五国城，凡太祖、太宗以来大璜、文鼎、天球、景钟，迁于金源，此百世必复之雠也。然高宗受命中兴，既不得迎还二帝，孝宗承之，秉大义，以图中原者久矣，又不得沫血北征，深入金源而灭其族。
独理宗践阼之初，为二帝欲复其雠，遣孟珙与蒙古兵，围蔡州，立宋旗帜，金人望之，皆震恐。及城破，守緖自缢于幽兰轩，参知政事张天纲为所俘，金源遂灭，而徽、钦二帝之雠始复。孔子曰：“桓公纠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理宗得孟珙之力，纠合外国以畅其仁，与桓公未之有殊也。乌可以交结弥远为之罪，而不予其功乎？
且理宗跻汝南伯周元公、河南伯程纯公、伊阳伯程正公、郿伯张明公、徽国朱文公，从祀孔子，诏表章文公《集注》以教学者，可谓贤矣。
然宁宗册济王竑为皇子，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位号已定，而弥远矫诏废之，放于湖州，逼杀之，惜乎！理宗不能复皇子位号，建庙湖州而立其后也，何以慰天下之心邪？
《宋ㆍ端宗》论
编辑宋室将亡，而杨氏以一妇人立端宗，间关海中以存赵氏，岂非天耶？
自宋以来，皇太后保右天子有功于社稷者，于哲宗时则太后高氏是也，于高宗时则太后孟氏是也，于端宗时则太后杨氏是也。
高氏垂帘听国政，召温国公司马光、申国公吕公著幷命为相，黜奸臣、罢新法，朝廷清明、中国乂安，故号为女中尧、舜。
孟氏废居瑶华宫，号玉清妙静仙师。京师陷，六宫北迁，而孟氏以废独存。乃遣其兄子忠厚，迎高宗，立为天子。
杨氏初选为美人，进封淑妃。元兵既陷临安府，恭帝北迁，杨亮节遂负端宗，徒步七日，抵温州。杨氏乃遣二宦者，以兵八人迎端宗于温州，遂册立为天子。
此三后皆有大功，而杨氏志节卓卓，非诸妃之所能及也。史称“端宗如温州，至江心寺，见斧依在于寺中，即高宗南迁之时御座处也。众相率哭斧依下，遂推端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五月端宗入福州，已而践位”，诚可谓天之所定也。
是时杨氏听国政，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天祥提兵取梅州，由兴国县出江西入会昌县，又取雩都，围赣州。未几，端宗弃群臣，呜呼惜哉！杨氏又立皇弟昺为天子，昺投海死。杨氏闻之，大恸曰“未亡人间关海中而终不死者，为赵氏六尺之孤尚有可望尔。今天命已绝于宋，未亡人复何言哉”，遂赴海而死之。
夫天祥忠于宋室，而杨氏虽入后宫，为天下母，亦尽其节而已矣，何其烈也！
《宋ㆍ宗室》论
编辑自古，帝王有天下，封建子弟为列国，所以藩辅京师也。故《诗》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其是之谓欤。臣读《宋史》，至“太祖、太宗之后遍于天下，与庶人无甚相远”，未尝不惜其沦落有封建之名而无封建之实也。
信王世开幼好学，事继母孝，抚孤侄如己之子。宫官吴申为御史，荐其文行，累召不赴。神宗下诏褒异之，召对便殿，论事甚众。欲以为宗正固辞，乃进一官，已而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敏。
冀王惟吉生逾月，太祖命辇至内庭，择二女媪养视之。太祖崩，昼夜哀号，孝章皇后慰谕之，始进𫗴粥。惟吉好学、善属文，孝章皇后亲为栉沐。惟吉既长，每诵《诗》至《蓼莪》篇，涕泗交下，诸宗室皆推其行。及薨，下诏赠太尉，谥曰贤孝。
周王元俨好文词，喜聚图书，寡嗜欲。仁宗即位，元俨恐为太后所疑忌，深自沈晦，因阖门谢绝人事，不预朝谒。太后崩，陕西用兵，上所赐钱五十万以助边费。尝问翊善王涣曰；“元昊平未？”涣对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为？”未几薨，谥曰恭肃。
循王士㒟有大志。高宗即位，诏遣士㒟谒陵寝，遂入柏城，披榛莽礼毕而还。秦桧议与金人和，数言事，为桧所嫉。及岳飞被诬下狱，士㒟争曰：“中原未定，戮及忠臣，是陛下忘太上皇而不欲复中原也。”桧大怒，遂贬建州。十二年薨，赠太傅。
呜呼！四王于宗室最有贤行，而终身不得见用。凡太祖、太宗之后为庶人者，不可胜数，虽欲效屏翰之功，其可得邪？
《宋ㆍ儒林》论
编辑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言杨、墨充塞仁义，则人皆无父、无君以陷于禽兽，而大乱将起也。故曰：“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夫象山陆氏之学出于禅，又非杨、墨之所可比也，而《宋史》列之《儒林》，与孟子之距杨、墨者，亦异矣。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使陆氏列于《儒林》，亦见其乱道德也。
陆氏尝谓学者曰“目自能明，耳自能聪，事其父自能为孝，事其兄自能其悌，不必他求”，此之谓良知、良能。故学者尊信陆氏而不趍于禅者，几希矣。
然陆氏好为人师，与朱文公至白鹿洞，讲“君子喩于义小人喩于利”，学者至有泣下者。文公曰：“陆氏流于异学，而其说能变化人，使人朝异而晡不同，其流害尚未艾也。”其后明兴陆氏之道，行于天下，王守仁遂师其言，以良知、良能之学教其弟子，于是乎道德乱矣。然则《宋史》以陆氏列之《儒林》，恶可谓距诐行、放淫乱邪？
夫吕伯恭、陈同父与陆氏俱载传中，而伯恭、同父之学列之《儒林》，固可也，至于陆氏则不可列之《儒林》也。说者曰：“陆氏之学固自卓然，其徒传习，而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于政事之间者，是亦儒林而已矣。岂不可与吕伯恭、陈同父载于一传邪？”
曰：“荆人冠周之冠，服周之衣，歌《鹿鸣》、《四牡》之诗，揖让于孔子之门则进之可乎？夫入于幽谷，亦可以迁于乔木，然南蛮鴂舌之人终不可变也。如之何其进于儒林也？”
《宋ㆍ文苑》论
编辑文章之可以近于道者，几希矣。自周之衰，凡天下之为文章者，不溺于杨、墨之学，则必溺于申、韩之术；不溺于申、韩之术，则必溺于苏、张之学。能本原周公以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声明教化、英华威仪之所由始而发挥之，其文章粹然一出于六经之道者，臣未之见也。故《记》曰“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此之谓也。
宋兴，穆修、苏舜钦始为文章，行于天下，而制作与古不类，又安能近于道也？及庆历、嘉祐之际，朝廷清明，郡国宁一，而天地晶朗之气在于星则为含誉，在于人则为文章。然文章近于道者，其惟欧阳文忠公、曾文定公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文忠公本于韩愈，行之以史迁之逸，昌之以正雅之和；文定公本于刘向，裁之以班固之密，泽之以秩礼之美。此二公学术不深，而文章折中六经，粹然有近于道者，百世之下览二公文章之妙，则天地晶朗之气，亦可见也。臣闻之，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二公之言未尝不合乎先王，则其为道也不亦正乎？
若苏氏父子兄弟出于纵横，而放于绳墨之外，及其晩节，又依归于释氏，非君子之所可取也。至于后世能言者，不本于道，修饰章句，穷极粉泽，虽欲为文忠公温润、文定公峻洁，不可得也。其悖者放弃礼法，得罪于先王之教，而莫之悟也。
然人之有文章，犹天之有云汉也。世之人君苟能明先王之道作成贤材，则文章如二公者，郁然而兴、辉然而起，与云汉何以异哉？
《宋ㆍ忠义》论
编辑自古，忠臣死于国者，诚多矣。如受命为大将军，躬率六师，冒白刃而死之；或补吏，守国疆土，城陷而能死其事；或奉使万里之外，囚羁久之，卒不屈，死于异域：此所谓全节之臣也。然犹不若独立庭争，正色直言，犯斧钺之诛而不避也。
史称胡铨上封事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竿之稿街。金人闻之，壮其忠，使人募本，直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动色，叹曰“中国有人矣”，奉皇太后以归之。自是戎马不南牧者二十四年，铨之功也。
吕祖泰上言请斩韩侂胄、苏师朝，中外大骇。谏议大夫程松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乃杖之百，贬钦州牢城收管。道出潭州，钱文子为醴陵令，私赆其行，侂胄诛，始访祖泰雪其冤。
邓若水言：“史弥远逐济王，并杀皇孙，曾未半岁，使济王薨于湖州，非终天之愤乎？宁宗不豫，而弥远欲成其诈，此其心岂复愿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弥远虽死，宜发冢而斩其尸以谢先帝之灵。”坐贬通判宁国府，遂不复仕。
自宋室始兴以来，敢谏者，不可胜数，而三臣号为刚方，虽谓之独立庭争、正色直言、犯斧钺之诛而不避，亦庶几焉。曾文定公曰：“势穷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然则三臣其可谓笃于道者欤。
《宋ㆍ孝义》论
编辑孝也者，事父为难，而不若事君之难也；事君为难，而不若事天之难也。故事父者，孝之始也；事君者，孝之中也；事天者，孝之终也。
夫君子拂髦搢笏，左佩纷、帨，右佩玦、捍，昧爽而朝，日出而退。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父有过，下气柔声以谏之，父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此之谓也。
事父之礼犹如此，况于事君乎？夫君子将适公所，史进笏，书思、对、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揖私朝，煇如也。君命召，一节以趋，二节以走。行不举足，立则磬折，有谏而无讪。故《孝经》曰“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此之谓也。
事君之礼犹如此，况于事天乎？夫君子敬天之怒，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存其心、养其性，穷神知化，仰而不愧、俯而不怍，夙夜匪解以践其形，不忝于上帝。故《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此之谓也。
能事其父而不能事乎君者，未之有也；能事其君而不能事乎天者，亦未之有也。故曾子曰“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呜呼！孝之所以为教者大矣。
《宋史》列孝子之行，自李璘至于郑绮凡七十四人，此所谓孝之小者也，何足道哉？然醴泉、甘露、灵芝、异木，由孝子至行所感，世世不绝，盛矣哉。
《宋ㆍ隐逸》论
编辑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鲁国未尝无其人，而孔子未之见也，则其人终不可见邪。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盖接舆，隐者也，而非孔子所谓其人也。
丈人有荷蓧者，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之，子路拱而立。盖丈人亦隐者也，而非孔子所谓其人也。
孔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孔子叹曰：“果哉！末之难矣。”盖荷蒉亦隐者也，而非孔子所谓其人也。
孟子曰：“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故孔子谓颜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此孔子所谓其人也。
《传》称颜子问为邦，孔子告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盖颜子王佐之才，故孔子告之以治天下之道也。不然，颜子一箪食、一瓢飮，不改其乐而已矣，恶可以行天下之义、达天下之道哉？
宋之隐者如陈抟、魏野、林逋三君子，避世不仕。然如论王佐之才，则三君子皆非其人也。然则抟之学神仙、野之学琴、逋之学画，不足以行天下之义、达天下之道也。
《易传》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非颜子其孰能与于此哉？
《宋ㆍ隐逸》论
编辑隐居之士，与鱼鳖而为之群，有足乐者。然终身无所知名，岂非其果哉？
臣读《秦风》，至《蒹葭》诗，未尝不喟然而叹也。始秦盛时，有夏屋以待贤者，其后世礼貌寖衰，而贤者每食不饱，及君薨，以人为殉，虽百身不可赎也。由是贤者知秦之不足事，又惧其不能自全，遂隐去，不欲人知。
故其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夫秋水方盛之时，白露未晞，逆流而上，既不可得，顺流而下，又不可得，虽伊人在水一方，而莫之从也。
宋绍圣中有渔翁，不知其名。每棹小舟，游松江，往来波上，扣舷飮，酒酣歌而自得。
闽人潘裕过吴江，见而异之，揖渔翁，曰：“先生气貌非渔钓之徒也。愿赐緖言以发蒙陋。”渔翁曰：“君能过小舟语乎？”裕于是欣然过之。渔翁曰：“吾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唯饱食以嬉而已，尚何所事邪？”裕曰：“今圣明在上，盍出而仕乎？”渔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岩穴，然吾闻养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视轩冕如粪土耳。”裕曰：“敢问居室所在？”渔翁曰：“吾姓名不欲人知，况居室乎？”遂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与《蒹葭》诗所谓伊人无以异也。
以时考之，盖绍圣党锢之始也，安知渔翁非元祐诸公之徒邪？诚使渔翁不避世，则绍圣党锢之际，其不与元祐诸公偕投海外者，未可知也。呜呼！渔翁岂所谓知几其神者乎！
《宋ㆍ烈女》论
编辑丈夫死，妇人寡居，有寇至则如之何？曰：“妇人摄丈夫之事，可以御之。”然则释妇人之服而御之乎？曰：“妇人如从军旅，去其笄而冠其胄，脱其襦而被其甲，执晋鼓以整三军而誓之，左右有熊ㆍ虎之旗、有鸟ㆍ隼之旟、有龟ㆍ蛇之旐，三鼓振铎以应敌，妇人之军何以异于丈夫之军乎？”
然《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元戎者，丈夫之谓也，非妇人之谓也。《易》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长子者，丈夫之谓也，非妇人之谓也。故其行师也，授之钺以骏其威，与之剑以赫其灵，赐之弓矢以昭其功。
若妇人则行不逾阈、言不出梱，燕不受酢、绎不尽饫，其出门，壅蔽其面，未尝有专制之义也。门庭有寇，则妇人虽可御也，及寇退，则脱介胄而反女服，何也？朱干不可以施闺门也。
宋烈女汀州晏氏夫死不嫁。绍定中寇入宁化，晏氏乃依黄牛山，自为一砦。已而寇遣数十人来索妇女，晏氏召其田丁，谕曰：“汝曹衣食我家。今狂盗来求妇女，意实在我。汝念主母，各用命。”因解首饰，悉与之，田丁感激。于是晏氏自捶鼓，诸婢鸣金以作其勇，寇败走。
晏氏又与王万金析黄牛山为五砦，选其少壮为义丁，互相应援。寇屡攻，终不能克。事闻，下诏封晏氏为恭人，仍赐冠帔。
呜呼！晏氏以妇人能捍大难，其义勇为诸将首。而天子诏封恭人，使晏氏副笄如初，正天下妇人之道也。
《宋ㆍ宦者》论
编辑凡天下国家之祸必有其几。故君子见于未然而逆折之，若迟一日，则其几已不可折，而天下国家之祸，终不可救矣。故《易传》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此之谓也。
当仁宗之立皇子也，宦者任守忠欲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守忠造不测之说，离间两宫，太后不乐，为韩琦具道英宗不逊状。后数日，英宗谓琦曰：“太后待朕无恩，由守忠离间之说也。”
司马光请斩守忠，英宗未行，琦遂坐于政事堂，招守忠立之庭下，质责曰“汝罪当死”，贬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塡其名而逐之，即日押行。
使守忠不去掖庭，则英宗母子之恩，必不可保矣。琦之所以贬守忠者，盖已逆见其几矣。故太后得全其恩，而英宗得全其孝，琦之功也。
至光宗时，宦者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离间三宫。会宁宗有疾不豫，孝宗购天下名药，俟宁宗至重华宫欲授之。源等谗于皇后李氏曰：“上皇合药一丸，俟乘舆朝重华宫，将投之。有如药丸有不虞，奈社稷何？”李氏疑之，谓宁宗曰：“上皇有废立之意。”宁宗由是内忧惑，不朝上皇，而父子君臣之伦遂绝矣。
使大臣如琦之忠，则源等立贬远方，又安有离间之变乎？自古，宦者居人君前后左右，不离间人君之心者，几希矣，世之人君待宦者，不可以不严而慎也。
《宋ㆍ佞幸》论
编辑古之善制夷狄者，非弓矢之能有威也，非甲胄之能有武也，非斧钺之能有功也。必先黜佞幸小人，使夷狄有所畏服而已矣。
盖小人阴也，夷狄亦阴也。小人道长，而夷狄之道不长者，未之有也；小人道消，而夷狄之道不消者，亦未之有也。
周幽王登进佞幸，命皇父为之卿士，而家伯为之冢宰，而仲允为之膳夫，小人极盛。于是犬戎叛周室，幽王崩于骊山下。故《诗》曰“舍尔介狄”，介者，大也。凡卿士、冢宰、膳夫无非狄也，是周室不待犬戎，而幽王骊山之祸发自小人也明矣。
宋室凌夷，以及于徽宗之世，佞幸颛政，王黼为太傅，封楚国公，而朱勔为宁远军节度使，小人方盛。故女真引兵渡河，围太原，遂入青城。
呜呼！夷狄与小人，皆阴类也。小人得志，则夷狄从而入冦，固其理也。况黼则基乱于内，而勔则流毒于外，是亦狄也。虽女真不入青城，而宋室已内溃矣。然则徽宗仍父子徙五国城，竟不得还，其谁之咎也？
世或谓皇朝于谦为宰相，能迎还英宗皇帝，而李纲为宋宰相，卒不能迎还徽宗，此纲之智不如谦也。然臣闻英宗皇帝陷于土木，而天命犹未之绝，故逾年反于中国，为盛天子。若徽宗任用佞幸，凡天下元元之民流离困穷，如在于水火之中，天命已绝。故父子幽于五国城，纲虽多智，乌得而迎还徽宗邪？
《宋ㆍ奸臣》论
编辑自建隆至于靖康，凡一百六十七年，奸臣用事者众矣，岂人主不知奸臣之祸天下而授之政欤？抑奸臣始效小忠以深结人主之心，然后为奸欤？夫奸臣盈于朝廷，而四方莫不承风，若是而天下不乱者，几希矣。
臣谨案：太祖之世，进赵普枢密院副使，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普用事凡十四年。太宗之世，诏加普昭文馆大学士，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普用事者又六年。
真宗之世，进王钦若参知政事，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丁谓参知政事，天禧五年三月壬寅，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钦若用事凡十九年，谓用事凡四年。
仁宗之世，进吕夷简参知政事，天圣七年二月丙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夷简用事凡二十年。
神宗之世，进王安石参知政事，煕宁三年十二月丁卯，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吕惠卿翰林学士，煕宁七年四月丙戌，参知政事，进蔡确御史中丞，元丰五年四月癸酉，拜尚书右仆射：安石用事凡六年，惠卿用事凡二年，确用事凡八年。
哲宗之世，进章惇知枢密院事，绍圣元年四月壬戌，拜尚书左仆射，进曾布知枢密院事，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拜尚书右仆射：惇用事凡十六年，布用事凡九年。
徽宗之世，进蔡京尚书右丞，崇宁元年七月戊子，拜尚书右仆射、鲁国公，加太师，进王黼尚书左丞，宣和元年正月戊午，拜特进少宰楚国公，加太傅：京用事凡十九年，黼用事凡七年。
呜呼！奸臣十一人相继颛政，孰谓大宋用君子也？惟庆历中，范仲淹参知政事，文彦博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和中，富弼、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祐初，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吕公著拜尚书右仆射，宋之君子得位者，不过六人。臣于是太息久矣。
《宋ㆍ奸臣》论
编辑宋之天下丧无日矣，虽英主奋厉于上，而贤臣辅翼于下，尚惧其不能济也，而况以中材之主履天下必亡之机，举奸臣而授之国政，又安能斥逐女真，恢复中原，立万世昭明之功也哉？
自建炎南迁以来，凡一百四十九年，社稷将覆，而奸臣执国之命，曰黄潜善、曰汪伯彦、曰秦桧、曰万俟卨、曰汤思退、曰王淮、曰韩侂胄、曰史弥远、曰贾似道，此王法之所当诛也。
潜善自副元帅，建炎元年七月壬寅，拜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伯彦始知枢密院，建炎二年十二月己巳，拜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桧始除参知政事，绍兴元年八月丁亥，拜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卨始除参知政事，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拜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思退始知枢密院，绍兴二十七年六月戊申，拜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淮始封为信国公，淳煕八年八月癸丑，拜光禄大夫、右丞相，封福国公。
侂胄始自永兴军节度使，开禧元年七月辛酉，拜平章军国事。
弥远始知枢密院，嘉定元年十月丙子，拜通奉大夫、右丞相、太子少傅。
似道始除枢密使，开庆元年十月壬申，拜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右丞相，封茂国公，九人与宋相终始。
呜呼！奸臣执国命，此天下之所以亡也。故九人拜相月日，必书之以戒后世，盖亦明先王之法而已矣。
《宋ㆍ南唐》论
编辑正统已绝，而子孙有中兴者，亦可以继正统欤？
曰：继哉。古者夏后相始丧天下四十年，少康中兴，此所以继夏正统也；汉献帝既丧天下才二年，昭烈中兴，此所以继汉正统也；唐昭宣既丧天下三十年，南唐中兴，亦可以继唐正统也。
然欧阳修《五代史》，自梁太祖至周世宗，皆得正统，而南唐列于世家何哉？
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南唐列祖昪称帝改元昇元，宋太祖开宝八年，南唐亡，自天福至于开宝三十九年，正统归于南唐也明矣。
《五代史》苟以南唐继昭宣，则正统不归太祖，至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始得正统，非欧阳修之所敢书也。然则《宋史》以南唐列于世家，仍旧史也。
夫少康出于后相，后相出于仲康，诚可以正天下之统也。昭烈出于靖王胜，靖王出于景帝，亦可以正天下之统也。若李氏则出于荣，荣出于志，志出于超，超出于恪，恪出于宪宗，宁不可以正天下之统邪？
故李氏立唐太庙，尊恪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尊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尊志为孝安皇帝，庙号惠宗；尊荣为孝德皇帝，庙号庆宗。而《宋史》不予正统者惑也。
始，吴越国王钱氏与南唐尝为敌国，南唐厌兵，乃归其所俘将士，遂结和亲。吴越火，李氏群臣请乘其弊以攻之，终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亦可谓有人君之德也欤。
《宋ㆍ吴越》论
编辑吴越钱俶遣使者，致书赵普，馈之以海物十甁，置于庑下。会太祖遽至普第，普出迎，不及屏俶所馈甁也。太祖顾见问何物，普以实对。太祖曰“海物必嘉”，命启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也。”太祖笑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繇汝书生耳。”因命普谢而受之。
臣谨案：太祖立法，凡大夫受赇坐赃，皆弃市，独命赵普受吴越国瓜子金，而不责之，何其偏也？
方太祖受命之始，明刑罚以绳天下，虽左右近幸之臣，亦不原也。故光禄少卿郭玘、太子中舍王治、殿中侍御史张穆、职方员外郞李岳、右拾遗张恂、兵部郞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太子中允郭思齐、太子洗马王元吉、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皆死于法。使太祖案普之罪而还吴越瓜子金，下诏切责，则四方必皆竦动，颂太祖平明之治也。彼吴越岂敢复以瓜子金馈执政哉？
且普尝诋殿中侍御史李檝、枢密院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三人，以赃论，流之海中，而吴越馈瓜子金，普置庑下，不能却，比诸三人，其赃倍之，然太祖待普如故，不加明诛，则刑罚亦不中矣。
夫南唐臣事太祖，与吴越未之有殊，而南唐馈侍御史李莹也，太祖盛怒责莹为赞善大夫，吴越馈普瓜子金也，太祖大笑命受之。是太祖严于南唐，而宽于吴越也，恶能服海内之心哉？
议
编辑佾舞议
编辑臣伏见：皇坛祭礼用六佾，此虽由于有司之臣未能具天子佾舞而姑从诸侯之礼也，然诸侯祭其天子，则当用天子之礼，不当用诸侯之礼也。
谨案《春秋公羊传》曰：“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佾者，列也，以八人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然则皇坛用八佾也，诚宜矣，岂为僭邪？
臣尝谓今之皇坛与鲁之文王庙，无以异也。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注曰：“周庙谓文王庙也。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庙。”孔颖达曰：“天子之礼唯文王庙得用之，若用于他庙，则为僭也。”由此观之，文王庙用八佾者，非僭乐也。今之说者谓八佾不可轻议，何其谬也？
《左氏传》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始用六佾。故经曰“初献六羽”，《穀梁传》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初献六羽，始厉乐矣”。此鲁公始降羽数于仲子之宫也。若文王庙则祭用天子之乐，不可与仲子之宫同降羽数也。
《记》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以天子之乐。鲁公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礼祀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黄目，朱干玉戚，舞《大武》，皮弁素积，舞《大夏》。”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盖鲁公郊祀后稷、禘祀周公，用天子之乐，故孔子谓之非礼。然文王庙用天子八佾之舞，乌可谓之非礼邪？夫皇坛之用八佾，犹文王庙之用八佾也。今之说者谓八佾不可轻议者，亦见其不知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