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集/卷十二
杂著
编辑《大雅》问
编辑《桑柔》
编辑景源曰:
“《史记》厉王三十七年,国人皆叛袭厉王,王出犇于彘。太子靖匿邵穆公家,国人围之,邵公廼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脱。穆公与周公行政,谓之共和,厉王死,乃立太子为天王。是国人非废厉王也,邵穆公废之也。
夫厉王无道之君也。天下孰不欲亡周邪?其流于汾水之上,亦且晩矣。然国人无内恃,必不敢持兵而向天子,何也?
厉王积虐于天下,虽楚国之远于京师者,惧其虐而自去王号,盖三十馀年。诸侯疾首而听王之虐,矧国人不知大臣之意而能叛之邪?且国人既叛其父矣,太子独安知穆公之不叛己而匿于其家邪?
夫穆公,周之大臣也。见天子之无道,其欲行伊尹放桀之事者,其义已讲矣。于是国人倚穆公而叛;太子倚穆公而归,皆识穆公之意者耳。故废厉王而全太子,若穆公者,可谓社稷之臣欤?”
有容曰:
“邵虎有社稷之大功。然亦有大辜,不可以功揜也。
汾王得罪于国人,虽不可复也,太子贤,年且长,何不告于文人而亟定其位?顾挟为奇货,颛行号令,使天下无君,至十有五年之久矣。向令汾王有悔过迁善之望,如太甲居桐之日,则虎也犹有所待云尔。汾王之不能改,愚者之所明知,彼虎也弗亟立太子而欲何为哉?”
景源曰:
“厉、宣之际,知几全身,终不失人臣之节者,芮良夫一人而已矣。
方荣公之用事,良夫争于王前而不听。又密见其僚友,告以国乱,僚友以良夫恐动人心,竟不之省。良夫念内乱将作,相率而入于不测之地,迺屏居田墅,力耕耘以代禄食。
及厉王废,艸莽之臣,既无力势以救天王之祸。于是自伤其身之亡归,作《桑柔》,追怨厉王,犹《麦秀》之怨纣,非敢刺也。
宣王之即阼,尹吉甫、邵穆公、樊穆仲之徒出入风议,成功赫然。独良夫自《桑柔》以后不复见于诗,岂其人已死而不遇宣王之世者邪。抑二雅残缺,宣王之诗多轶而不传者邪。不然,良夫老死田野,必不立于宣王之朝矣。
今以诗考之,其言厉王之废也曰‘灭我立王’,继而自谓曰‘进退维谷’,良夫之志,可知也。然其事实亡传,忠义不彰,百世之下吾无得而称之,讵不惜哉?”
有容曰:
“忠臣谏君,必防患于始生,故其用力寡而收功大。然患之始生,其形未著,则言之者似不切,而听之者无所动其心矣。故危机在前,而不知觉悟,终至于覆国亡身,可不哀哉?
当厉王之初,诸侯畏服,天下无事,如此者三十年。若非荣公导恿之以利,则厉王未必为无道之君。然荣公亦当世之材臣耳。其始近于王也,以邵公、凡伯之贤犹不之诤也。独芮良夫深以为忧,其谏王之言曰:‘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生民之所怨甚多。’此数言也,而其志虑之所及已在河、汾之间矣。使厉王深绎其言,疏荣公以谢天下,则岂有居彘之辱哉?故尝谓厉王之臣爱君忧国,莫如良夫之为尤也。
及共和之时,国之无君十有五年。二相之号令举措,必有不厌于天下之心者,于是良夫之忧反有甚于厉王之时矣。故宁欲力田代食以洁其身,而不肯进于无君之国也。至今百世之下,读其诗而想其志,犹使人流涕。悲夫!”
《云汉》
编辑景源曰:
“《诗》之记异,犹《春秋》之记异也,陨霜则月之,日食则日之。今《云汉》,大雩之诗也,不时不月何哉?盖宣王之烈出于忧旱,虽有此灾,适所以为周之祥,故诗人之意在乎忧旱,而不在乎时月与。
或曰:‘古人之为诗,惟记其时之所临见者以辨其候。’故‘日月方奥’,春也;‘定之方中’,冬也;‘黍稷方华’,夏也;‘维北有斗,西柄之揭’,秋也。如《云汉》所谓‘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者,亦记雩时之所临见也。《夏小正》‘七月,汉案户’,案户者,直户也。云汉直户而人所临见,故特书之,盖秋雩也。”
有容曰: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只是‘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之意耳,恐不必深考。然夏正七月为周之五月,则云汉直户之候,正是闵旱之时也。如此观之,亦不害于诗意矣。”
《崧高》
编辑景源曰:
“王室之卑自《崧高》始。夫景阴阳以正方国,度经纬以立庙社,浚沟洫以分井疆,此匠人之事,不宜命天子之大臣也。
申侯虽立盛功,而其爵侯伯也;召公虽主封建,而其位天子大臣也。今天子大臣为区区一申侯,来营国邑、建其寝庙、积其糗粮,申侯由是必轻周。异日天子死于申侯之乱者,宣王有以致之也。
《春秋》书‘天王来锡命’者三,‘来聘’者七,讥名分之乱也。若使孔子论《春秋》起于宣王之际,则吾知召公之来营谢邑亦见其讥也。”
有容曰:
“甚矣,南夷之为周患也。自昭王南征弗复,而荆楚之种实生其心,于时去文王四世矣,去康王一世矣。至昭王之子穆王,徐戎始入,中国为乱陵夷,至于夷王、厉王之世,上之德威益不足以怀远,而又无奔走折冲之臣为之方伯。则于是熊渠僭号,东侵庸、西伐扬粤之地而有之,淮夷入寇,虢仲败焉。
夫二南之化称于《诗》者,盛矣。康王之末,邵公犹治南国,则其去圣贤,若是之未远也。然数世之后,其凭陵跳踉,又若是之无惮也。此不特周之纪纲颓弛有以致之也,亦繇南国人心轻慓反复无根固之性。故得贤王良伯,御之有道,则易以服蛮夷而进于中国,御之一失其道,则涣然离畔,中国变为蛮夷,其势固然矣。
宣王即位于王室弊坏之后,其南顾之忧,固未尝须臾忘也。故必得王之元舅、国之世臣,而文足以绥民、武足以靖乱如申伯者,然后始可使保釐南土。故其诗曰:‘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又必待天子之大臣而世职大封之礼如邵虎者,以定其都邑,而修其城池、正其经界,而彻其田赋,然后申伯之体势重。故其诗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邵伯既营谢矣,申伯亦归国矣,今庶几纲纪百蛮,藩屏于周,而永无南土之忧。故其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黍苗》卒章亦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则宁’,盖言非邵伯谢功不成,而南土不可镇,王心不得安矣。
观于二诗,则其时事势,可知,而宣王知虑之周,亦可见矣。来谕讥其待诸侯太重,恐未察也。骊山之事,良由申侯子孙心利平王以启其祸尔。岂宣王优礼藩臣之过邪?韩之始封,邵康公以燕师为筑其城,仲山甫以冢宰筑齐城,盖大臣之经营侯国,周家之常政也。”
有容曰:
“揉万方,非一藩侯之事,万恐南字之误也。”
景源曰:
“南字殊稳,然孟子称‘不以辞害义’,虽曰‘申伯之德,足以治万邦’,意亦不妨。学者当活读。”
《烝民》
编辑景源曰:
“城齐,外事也;补阙,内事也。天子之左右既无人,则一仲山甫,岂可遣邪?自古人君能容谏者,鲜矣。仲山甫之在内也,尝好为极谏,彼宣王必心恶之,而有此命也。
《烝民》之卒章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又曰‘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山甫之心与吉甫之言皆如此,是必见宣王之德衰而忧之耳。”
有容曰:
“以樊侯之贤而逖王左右,则王躬之保、衮职之补,谁当任其责邪?此尹吉甫之所深忧,而宣王之不终令德,亦可卜矣,子言是哉。”
景源曰:
“传称‘仲山甫荐鲁孝公于宣王,以谓“肃神敬老,赋事明刑”,廼立为鲁侯,诸侯由是不睦’。今《烝民》称仲山甫‘既明且哲’,夫明哲者,知人之谓也。若仲山甫者,岂足为明哲之士哉?传之所称是,则诗之所称过矣。”
有容曰:
“鲁武公以括、戯见,而王立戯为鲁嗣,仲山甫谏而不听。既而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自立,则王讨而杀之,问谁当嗣者,而仲山甫以孝公对。孝公嗣位二十有八年,无失德见于史者,安知其贤不如樊侯之言乎?
史称诸侯不睦,非以立孝公也,盖追怨宣王弃嫡立庶,自坏先王之制,而驯致鲁人,三易其君,故其心不睦也。不然,孝公固懿公之弟,括子既不可用,则非孝公之立也,谁当立而诸侯不睦乎!”
《韩奕》
编辑景源曰:
“韩侯、蹶父,非贤人也。《崧高》,吾见其嘉申侯之德也;《烝民》,吾见其颂樊侯之德也。惟《韩奕》,褒其山而不褒其人,韩侯岂贤与?
爱女,当予法家;择婚,当取吉士。今蹶父求其富而不其德,蹶父岂贤与?
夫蹶父取厉王之子以为妻;韩侯取蹶父之子以为妻。蹶父用是道以求韩侯,则厉王之求于蹶父者,亦可知矣。夫为女子择婿,人之伦也,而取舍之际,背公而徇私,其伤于风俗如此哉。辅汉卿以蹶父为贤卿士,非也。”
有容曰:
“所论甚当,彼蹶父,辅氏何据而知其贤也?”
《江汉》
编辑景源曰:
“君人者,天地百神之主也。父亡而子嗣、祖死而孙承,礼之常也。人臣虽有所效力于其间者,未为其功也。故先王之叙六功也:辅成王业之谓勋、保全邦家之谓功、法施庶民之谓庸、以劳定国之谓劳、制治成事之谓力、克敌出奇之谓多,若定策树嗣子之功,不与于数,非阙之也。
盖君位之授受予夺,一由于天心之至公,人臣未尝有私恩也。故自以结恩而骄其主者,人臣之贼也;自以受恩而德其臣者,人主之过也。不骄、不德,臣主俱忘其恩然后可尔。
当宣王之匿邵穆公家也,国人围之,穆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竟得脱,立为天子,而不以为恩,及穆公平淮夷,始以战功赐土田。夫杀其子以生其主,爱之至深也;立以为天子,恩之至盛也。穆公施而不有,宣王识而不录者,何也?以大位天之所命,人臣无私恩也。向使宣王报功于《江汉》之前,则穆公之所以为忠者,孰知其出于理义之正邪?
后世之臣阴怀大利,饰为残忍之行以私其君,责报于他时,有不充于其欲,则恚且怨,几何其不为乱也?平王之初即位,以晋侯有翼戴功,赐秬鬯、弓矢及河内附庸之地,王室遂乱。吾于是知宣王之为世宗与穆公之为穆公,皆由忘恩也。
周勃逆文帝,请间于渭桥,授天子玺于马前,及践阼,阳阳有骄色。丙吉脱皇孙于长安狱,卒绍大统,而噤其口,不言旧恩。是二者虽若有间,然其为恩介于其心,或忍而不出于口、或不能忍而出于色,其不浩然而忘、泊然而在者,未始不同也。岂如穆公之事君,犹他臣一切无心哉?《诗》曰‘无然畔援,无然歆羡’,此之谓也。
夫庆赏刑威,驭民之柄也。为人君者,既不可以亲厚,亦不可以疏薄。今为推奉之功而爵之赏之,虽有罪而又赦宥之,其如他臣何?故穆公待其平淮夷而后,始有赏焉。其册曰:‘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若穆公不敏,淮上之功,宣王不锡其祉矣。
呜呼!下不以所立为私君、上不以所戴为私臣,有功则与众同赏、有罪则与众同罚,此恩义之所以获全也。”
有容曰:
“周勃、丙吉之论尤当。后之居成功者,绛侯之戒,而邵伯之法哉,博阳其邵、绛之间乎。”
景源曰:
“《常武》之诗后《江汉》,何失序也?孔子自卫反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今失序何?诸儒乱之也。何以知诸儒乱之而失序也?以其诗知之。
盖此诗为宣王亲征而作。徐虽处淮、浦之间,号为小狄,而使天王帅六师而亲征,则其为患于中国,必甚矣。当徐国之未平也,焉可谓之时之无争?又焉可谓之天王之心之安乎?《江汉》曰‘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此淮南之役,宜后于《常武》者也。
杨州去徐远,京师去杨州加远,譬之人身,京师首也、徐左掖也、杨胁也。宣王以英武之姿,且有方叔、邵虎之帅。凡大军旅必慎于谋犹而后发,岂千里县师舍左掖而趣胁哉?此淮北之役,宜先于《江汉》者也。”
有容曰:
“二雅之时世次序,或有不可考者,非独《常武》也。”
《常武》
编辑景源曰:
“殷之取士广,周之取士狭。取士广,故傅说拔于草茅之中以摠百官,取士狭,故邵、申、程、樊之才出于世臣,而不出于微贱,此二代之制所以不同也。
昔者武王以世官为纣之罪,据商制而言之尔。非然则周官亦世也,奚咎纣哉?《常武》序皇父之世曰‘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其重世臣,盖如此。故及其衰也,周以尹氏乱、鲁以三桓削、晋以六卿亡,祸所从来矣。”
有容曰:
“有周世卿之祸由于大臣权重。武王之崩,周公践阼九年,则一天子矣;厉王之放,邵公颛国十有五年,则又一天子矣。大臣之权不亦重乎?
然幸而得周、邵耳,其不幸而得尹氏,则私其权柄以延于孙子,势煇威积。然后立一王于王城,居一王于狄泉,以厚其党与,而天下拱手,莫敢正也。此非世卿之祸乎?
虽然,世臣不可不用,其于国也,席宠也重、树势也固,有民庶之望焉、有典章之故焉。故夏之兴也以靡;商之昌也以陟;周之复也以樊、邵。要之,人君择其贤者而用之耳,未可一槩论也。”
《瞻卬》
编辑景源曰:
“介狄者,介于狄也,明幽王不知妇寺之祸大于戎狄而舍之也。诗人之言循常而不诡,由情而不巧,岂诚以犬戎未然之祸谓自于妇寺乎?若以为中国必有犬戎患,则是矣,引《晋语》之女戎,以妇寺为狄,非也。戎者,兵也,狄亦可以为兵邪?”
有容曰:
“有内嬖者,必有外患,诗人非强为之说也。然必以介狄为言者,想其可忧者,夷狄为尤甚耳。下文云‘维予胥忌’,岂尝有以此谏王者,而王不之悟,又疏之欤。”
《召旻》
编辑景源曰:
“序以《召旻》为凡伯刺幽王诗,申氏谓尹伯奇谏王而作是诗,皆无明证。而考其诗,若有所指,其三章曰‘我位孔贬’,申之曰‘胡不自替’,卒章曰‘维今之人,不尚有旧’,此必因元老旧臣之被贬,而小人代居其位,故诗人责之也。盖是时苏公为暴公所谗,遂去其位,作诗以绝之,岂其僚友又为此诗以刺王欤?”
有容曰:
“自古亲小人者,必先弃其老成,然后群小得乘间而进。此诗既为任用小人而作,则其旧臣之被斥,自可知矣。然当幽王时,耆德之臣见疏于王者,不一其人,若必以苏公当之则固矣。”
论
编辑《宋ㆍ太宗》论
编辑太宗躬俭,罢女工,毁左藏库金银器,始以赭垩易宫殿所饰彩绘,辍内外力役土功。亲耕籍田,置农师,作《稼穑》诗以赐近臣。止羽猎、放道士、斥巫师。
幸国子监,命孙奭讲《尚书》、李觉讲《周易》,赐以束帛。诏有司求《大射仪》,敕诸州无得献珍禽奇兽。
然史称淳化二年三月,大旱蝗,赐参知政事吕蒙正诏曰“朕将自焚,以答天谴”,何其过也?自古人君遇天谴,恐惧修德而已矣,未闻有自投水火而死之者。
当尧时,洚水逆行,鸿洞于天下,草木溃茂,鸟兽偪人,蛇龙遍于中国,尧以为忧。故《书》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是帝尧得人治水,而未尝为民自溺也。
周宣王遇旱警省,率道慎行,以格皇天。故《诗》曰“大命近止,无弃尔成”,是宣王敬天求雨,而未尝为民自焚也。太宗贤圣上不及于帝尧、下不及于宣王,而欲自焚以答天谴,亦见其要誉之过也。
且太宗祷雨不应,而未几幸金明池,御龙舟而为之娱,燕群臣于琼林苑,则其心岂肯自焚哉?徒为诏书,赐蒙正以欺群臣。呜呼!群臣虽可欺也,而上天其可欺邪?故《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太宗矫情以干誉,其违于道也,亦明矣。如是而上答天谴者,未之有也。
《宋ㆍ仁宗》论
编辑御史唐介劾潞国公文彦博,仁宗大怒,初贬为秦州别驾,明日改英州别驾,遣中贵人护送之。又赐介金,赏其直,遂罢彦博,为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然臣以为仁宗之心为温成皇后张氏欲讳其恶,何其苟也?初,彦博知蜀郡时,其夫人以蜀所出灯笼锦献于张氏,而彦博实不知也。其后彦博拜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而不知张氏之力也。
及张氏侍宴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仁宗怪而问之,张氏对曰“彦博以妾待罪后宫,故有此献”。仁宗不乐,已而介奏彦博事,坐贬英州。
然仁宗遣中贵人护送之,以谢天下,何也?张氏始服灯笼锦,仁宗已知彦博之所私献也。故内耻张氏之服、外惭彦博之馈,赏介之言,将以解天下之谤也。
方彦博被介之劾,适在殿上,介面责之,彦博拜谢而不已,仁宗下诏罢彦博。然张氏受灯笼锦,宫闱之羞也。而仁宗为张氏讳,终不以端门之服彰其恶,旌介之直以辟嫌,是其心苟而已矣。
然介自英州召为殿中侍御史,彦博亦自永兴军复召为同平章事。彦博奏:“介向所言,实中臣病。愿陛下益尊宠之。”介由是入天章阁为待制。
孟子曰:“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夫灯笼锦,非彦博之所尝献也,夫人之献也;非仁宗之所尝受也,张氏受之也。然彦博知夫人之恶,荐言者以明其志;仁宗知张氏之恶,赏言者以章其德,与孟子所谓‘民皆仰之’无以异也。
《宋ㆍ英宗》论
编辑人杀其母,而不能复母之仇,非孝子也。况天下之所母事者,一朝被弑,而臣子不复其仇,不可以明人伦也。母之于父服,虽有降一等者。然人子居父之仇,不与之共天下也,居母之仇,其可与之共天下乎?
郭皇后在瑶华宫,仁宗念之,遣使者存问不绝。属小疾,命中贵人阎文应挟医往视,后数日郭氏暴崩,文应阴鸩而弑之也。仁宗悼伤,乃追复皇后位号,至英宗时,郭氏犹不祔太庙,而文应弑逆之罪,亦不问也。
《诗》之《白华》,申后之所作也。其诗曰“英英白云,露被菅茅”,刺幽王不如白云之露菅茅也。郭氏出居瑶华宫,仁宗遣使存问之,密诏召入,其崩也,追复位号。是仁宗闵念之恩,犹白云下降之泽,而郭氏蒙被宠灵,殆过于菅茅之露也,与申后《白华》之诗,固不同焉。
然文应敢行弑逆,而英宗不复其仇,乌可谓明人伦邪?《记》“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使郭氏未复位号,则英宗为先帝后,于郭氏诚无服也。然郭氏既复位号,为天下母,则谥册不可以不上也,祔礼不可以不行也,文应之罪不可以不族诛也。且仁宗始黜郭氏,颇悔之,赐以乐府,及其崩也,诏追复皇后位号。孰谓郭氏于英宗为出母也?
初,郭氏封为仙师,文正公范仲淹率谏官伏阁争之。使仲淹在英宗时,则安知不率谏官请诛文应也?
呜呼!英宗事先帝能尽礼矣,于郭氏亦当事之以先后之礼。而有司不为郭氏上谥册以祔太庙,又不正文应之罪以明人伦,可不痛哉?
《宋ㆍ徽宗》论
编辑甚矣,徽宗之不畏天也!自元年正月以来,有赤气起于东北,亘西南,中函白气,及将散,复有黑祲在其旁。给事中任伯雨言:“赤气起于东北,散而为白,此夷狄窃发之证也。”
然徽宗不少恐惧,作艮岳,置花石纲于苏州,凡山谷一花一石,辄封识,覆以黄帊,自江、淮舳舻相衔而下者,千里不绝。故齐民中家破产,鬻子女以供其役,怨者嗷嗷,天命乌得而不绝也?
凡人君之可以丧德者,有四焉:曰观、曰逸、曰游、曰田。鲁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僖伯固谏,公不听遂往,陈鱼而观之。故经曰“公观鱼于棠”,明隐公以观丧德也。
商王受以酒为池,使男女裸而相逐。故《书》曰“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明商王以逸丧德也。
周厉王不修国政,戯豫驰驱,不知天谴之可畏。故《诗》曰“昊天曰朝,及尔游衍”,明厉王以游丧德也。
夏太康盘乐无度,乃田于洛水之南。有穷后羿距于河,其弟五人皆怨之。故歌曰“外作禽荒”,禽荒者,田猎之谓也,明太康以田丧德也。
周公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夫成王夙夜兢兢,不敢荒宁,则其心虽欲玩物,不可得也。顾安能观焉、逸焉、游焉、田焉邪?然人君不知无逸,则观焉、逸焉、游焉、田焉,皆玩物也,此周公之所以为戒也。
夫花石出于远方,非常贡也,而徽宗日遣使者以取之,虽在江湖不测之渊,必得乃止。当时如有周公者,必能尽言,不特作《无逸》一篇而已也。
方徽宗内禅之际,始下诏罢花石纲。及金人入含辉门,凡冕服、车辂、卤簿、九鼎、八宝、图书、圭璋、钟磬、尊彝、工匠、技艺无不一空,则花石不足论也。
自古人君役耳目而不玩物者,未之有也。然玩物以丧天下,岂独花石也哉?
《宋ㆍ钦宗》论
编辑靖康之初,贬太师魏国公蔡京,为秘书监,安置儋州;贬太傅楚国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贬太师广阳郡王童贯,为左卫上将军,安置吉阳。臣以为钦宗去奸而善补上皇之过,不亦孝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盖献子能用贤臣,而又能施以仁政,此庄子之所以不改也。诚使献子用不贤之臣,而又施不仁之政,则庄子宁不可改邪?
夫京、黼、贯三奸者,上皇之臣也,如无罪也,则钦宗必不改也。然京建议凿三山,作天成、圣功二桥,置宣化库,括天下商贾之财。黼结宦者,夺昭德坊许氏第,侍宴苑中,为伶人,躬自俳谐以献笑。贯适三吴,求书画奇巧之物,贡于上皇,拜武康军节度使,宣抚九镇。使钦宗不去三奸,则无以补上皇之过也。
夫庄子不改献子之臣、献子之政,诚难能也。若钦宗则必改上皇之臣、上皇之政,然后可谓难能也。《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钦宗之谓也。
且金人之邀上皇也,钦宗曰“上皇惊忧而有疾,必欲之行,朕当自往”,遂如青城,此其志欲为上皇代之死也。不然则钦宗何故弃天下,而自往金人之壁乎?
臣为钦宗未尝不怜其孝也。世之君子论上皇亡国之罪,无不愤恨,然钦宗既不失德,声技音乐,又无所好,而飨国未尽二年,从上皇幽五国城,可哀也已。
《宋ㆍ理宗》论
编辑史弥远奏杨太后,立理宗为天子。理宗即位,命孟珙率师伐金,入蔡州执其参政张天纲,函其主守緖之骨,告于太庙,复徽、钦二帝之雠。
然世言理宗交结史弥远,遂立为帝后,虽有伐金之功,不足称也。是不然,金执二帝,自青城徙之燕山、自霫郡徙之韩州,父子崩于五国城,凡太祖、太宗以来大璜、文鼎、天球、景钟,迁于金源,此百世必复之雠也。然高宗受命中兴,既不得迎还二帝,孝宗承之,秉大义,以图中原者久矣,又不得沫血北征,深入金源而灭其族。
独理宗践阼之初,为二帝欲复其雠,遣孟珙与蒙古兵,围蔡州,立宋旗帜,金人望之,皆震恐。及城破,守緖自缢于幽兰轩,参知政事张天纲为所俘,金源遂灭,而徽、钦二帝之雠始复。孔子曰:“桓公纠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理宗得孟珙之力,纠合外国以畅其仁,与桓公未之有殊也。乌可以交结弥远为之罪,而不予其功乎?
且理宗跻汝南伯周元公、河南伯程纯公、伊阳伯程正公、郿伯张明公、徽国朱文公,从祀孔子,诏表章文公《集注》以教学者,可谓贤矣。
然宁宗册济王竑为皇子,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位号已定,而弥远矫诏废之,放于湖州,逼杀之,惜乎!理宗不能复皇子位号,建庙湖州而立其后也,何以慰天下之心邪?
《宋ㆍ端宗》论
编辑宋室将亡,而杨氏以一妇人立端宗,间关海中以存赵氏,岂非天耶?
自宋以来,皇太后保右天子有功于社稷者,于哲宗时则太后高氏是也,于高宗时则太后孟氏是也,于端宗时则太后杨氏是也。
高氏垂帘听国政,召温国公司马光、申国公吕公著幷命为相,黜奸臣、罢新法,朝廷清明、中国乂安,故号为女中尧、舜。
孟氏废居瑶华宫,号玉清妙静仙师。京师陷,六宫北迁,而孟氏以废独存。乃遣其兄子忠厚,迎高宗,立为天子。
杨氏初选为美人,进封淑妃。元兵既陷临安府,恭帝北迁,杨亮节遂负端宗,徒步七日,抵温州。杨氏乃遣二宦者,以兵八人迎端宗于温州,遂册立为天子。
此三后皆有大功,而杨氏志节卓卓,非诸妃之所能及也。史称“端宗如温州,至江心寺,见斧依在于寺中,即高宗南迁之时御座处也。众相率哭斧依下,遂推端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五月端宗入福州,已而践位”,诚可谓天之所定也。
是时杨氏听国政,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天祥提兵取梅州,由兴国县出江西入会昌县,又取雩都,围赣州。未几,端宗弃群臣,呜呼惜哉!杨氏又立皇弟昺为天子,昺投海死。杨氏闻之,大恸曰“未亡人间关海中而终不死者,为赵氏六尺之孤尚有可望尔。今天命已绝于宋,未亡人复何言哉”,遂赴海而死之。
夫天祥忠于宋室,而杨氏虽入后宫,为天下母,亦尽其节而已矣,何其烈也!
《宋ㆍ宗室》论
编辑自古,帝王有天下,封建子弟为列国,所以藩辅京师也。故《诗》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其是之谓欤。臣读《宋史》,至“太祖、太宗之后遍于天下,与庶人无甚相远”,未尝不惜其沦落有封建之名而无封建之实也。
信王世开幼好学,事继母孝,抚孤侄如己之子。宫官吴申为御史,荐其文行,累召不赴。神宗下诏褒异之,召对便殿,论事甚众。欲以为宗正固辞,乃进一官,已而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敏。
冀王惟吉生逾月,太祖命辇至内庭,择二女媪养视之。太祖崩,昼夜哀号,孝章皇后慰谕之,始进𫗴粥。惟吉好学、善属文,孝章皇后亲为栉沐。惟吉既长,每诵《诗》至《蓼莪》篇,涕泗交下,诸宗室皆推其行。及薨,下诏赠太尉,谥曰贤孝。
周王元俨好文词,喜聚图书,寡嗜欲。仁宗即位,元俨恐为太后所疑忌,深自沈晦,因阖门谢绝人事,不预朝谒。太后崩,陕西用兵,上所赐钱五十万以助边费。尝问翊善王涣曰;“元昊平未?”涣对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为?”未几薨,谥曰恭肃。
循王士㒟有大志。高宗即位,诏遣士㒟谒陵寝,遂入柏城,披榛莽礼毕而还。秦桧议与金人和,数言事,为桧所嫉。及岳飞被诬下狱,士㒟争曰:“中原未定,戮及忠臣,是陛下忘太上皇而不欲复中原也。”桧大怒,遂贬建州。十二年薨,赠太傅。
呜呼!四王于宗室最有贤行,而终身不得见用。凡太祖、太宗之后为庶人者,不可胜数,虽欲效屏翰之功,其可得邪?
《宋ㆍ儒林》论
编辑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言杨、墨充塞仁义,则人皆无父、无君以陷于禽兽,而大乱将起也。故曰:“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夫象山陆氏之学出于禅,又非杨、墨之所可比也,而《宋史》列之《儒林》,与孟子之距杨、墨者,亦异矣。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使陆氏列于《儒林》,亦见其乱道德也。
陆氏尝谓学者曰“目自能明,耳自能聪,事其父自能为孝,事其兄自能其悌,不必他求”,此之谓良知、良能。故学者尊信陆氏而不趍于禅者,几希矣。
然陆氏好为人师,与朱文公至白鹿洞,讲“君子喩于义小人喩于利”,学者至有泣下者。文公曰:“陆氏流于异学,而其说能变化人,使人朝异而晡不同,其流害尚未艾也。”其后明兴陆氏之道,行于天下,王守仁遂师其言,以良知、良能之学教其弟子,于是乎道德乱矣。然则《宋史》以陆氏列之《儒林》,恶可谓距诐行、放淫乱邪?
夫吕伯恭、陈同父与陆氏俱载传中,而伯恭、同父之学列之《儒林》,固可也,至于陆氏则不可列之《儒林》也。说者曰:“陆氏之学固自卓然,其徒传习,而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于政事之间者,是亦儒林而已矣。岂不可与吕伯恭、陈同父载于一传邪?”
曰:“荆人冠周之冠,服周之衣,歌《鹿鸣》、《四牡》之诗,揖让于孔子之门则进之可乎?夫入于幽谷,亦可以迁于乔木,然南蛮鴂舌之人终不可变也。如之何其进于儒林也?”
《宋ㆍ文苑》论
编辑文章之可以近于道者,几希矣。自周之衰,凡天下之为文章者,不溺于杨、墨之学,则必溺于申、韩之术;不溺于申、韩之术,则必溺于苏、张之学。能本原周公以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声明教化、英华威仪之所由始而发挥之,其文章粹然一出于六经之道者,臣未之见也。故《记》曰“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此之谓也。
宋兴,穆修、苏舜钦始为文章,行于天下,而制作与古不类,又安能近于道也?及庆历、嘉祐之际,朝廷清明,郡国宁一,而天地晶朗之气在于星则为含誉,在于人则为文章。然文章近于道者,其惟欧阳文忠公、曾文定公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文忠公本于韩愈,行之以史迁之逸,昌之以正雅之和;文定公本于刘向,裁之以班固之密,泽之以秩礼之美。此二公学术不深,而文章折中六经,粹然有近于道者,百世之下览二公文章之妙,则天地晶朗之气,亦可见也。臣闻之,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二公之言未尝不合乎先王,则其为道也不亦正乎?
若苏氏父子兄弟出于纵横,而放于绳墨之外,及其晩节,又依归于释氏,非君子之所可取也。至于后世能言者,不本于道,修饰章句,穷极粉泽,虽欲为文忠公温润、文定公峻洁,不可得也。其悖者放弃礼法,得罪于先王之教,而莫之悟也。
然人之有文章,犹天之有云汉也。世之人君苟能明先王之道作成贤材,则文章如二公者,郁然而兴、辉然而起,与云汉何以异哉?
《宋ㆍ忠义》论
编辑自古,忠臣死于国者,诚多矣。如受命为大将军,躬率六师,冒白刃而死之;或补吏,守国疆土,城陷而能死其事;或奉使万里之外,囚羁久之,卒不屈,死于异域:此所谓全节之臣也。然犹不若独立庭争,正色直言,犯斧钺之诛而不避也。
史称胡铨上封事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竿之稿街。金人闻之,壮其忠,使人募本,直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动色,叹曰“中国有人矣”,奉皇太后以归之。自是戎马不南牧者二十四年,铨之功也。
吕祖泰上言请斩韩侂胄、苏师朝,中外大骇。谏议大夫程松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乃杖之百,贬钦州牢城收管。道出潭州,钱文子为醴陵令,私赆其行,侂胄诛,始访祖泰雪其冤。
邓若水言:“史弥远逐济王,并杀皇孙,曾未半岁,使济王薨于湖州,非终天之愤乎?宁宗不豫,而弥远欲成其诈,此其心岂复愿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弥远虽死,宜发冢而斩其尸以谢先帝之灵。”坐贬通判宁国府,遂不复仕。
自宋室始兴以来,敢谏者,不可胜数,而三臣号为刚方,虽谓之独立庭争、正色直言、犯斧钺之诛而不避,亦庶几焉。曾文定公曰:“势穷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然则三臣其可谓笃于道者欤。
《宋ㆍ孝义》论
编辑孝也者,事父为难,而不若事君之难也;事君为难,而不若事天之难也。故事父者,孝之始也;事君者,孝之中也;事天者,孝之终也。
夫君子拂髦搢笏,左佩纷、帨,右佩玦、捍,昧爽而朝,日出而退。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父有过,下气柔声以谏之,父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此之谓也。
事父之礼犹如此,况于事君乎?夫君子将适公所,史进笏,书思、对、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揖私朝,煇如也。君命召,一节以趋,二节以走。行不举足,立则磬折,有谏而无讪。故《孝经》曰“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此之谓也。
事君之礼犹如此,况于事天乎?夫君子敬天之怒,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存其心、养其性,穷神知化,仰而不愧、俯而不怍,夙夜匪解以践其形,不忝于上帝。故《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此之谓也。
能事其父而不能事乎君者,未之有也;能事其君而不能事乎天者,亦未之有也。故曾子曰“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呜呼!孝之所以为教者大矣。
《宋史》列孝子之行,自李璘至于郑绮凡七十四人,此所谓孝之小者也,何足道哉?然醴泉、甘露、灵芝、异木,由孝子至行所感,世世不绝,盛矣哉。
《宋ㆍ隐逸》论
编辑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鲁国未尝无其人,而孔子未之见也,则其人终不可见邪。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盖接舆,隐者也,而非孔子所谓其人也。
丈人有荷蓧者,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之,子路拱而立。盖丈人亦隐者也,而非孔子所谓其人也。
孔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孔子叹曰:“果哉!末之难矣。”盖荷蒉亦隐者也,而非孔子所谓其人也。
孟子曰:“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故孔子谓颜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此孔子所谓其人也。
《传》称颜子问为邦,孔子告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盖颜子王佐之才,故孔子告之以治天下之道也。不然,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而已矣,恶可以行天下之义、达天下之道哉?
宋之隐者如陈抟、魏野、林逋三君子,避世不仕。然如论王佐之才,则三君子皆非其人也。然则抟之学神仙、野之学琴、逋之学画,不足以行天下之义、达天下之道也。
《易传》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非颜子其孰能与于此哉?
《宋ㆍ隐逸》论
编辑隐居之士,与鱼鳖而为之群,有足乐者。然终身无所知名,岂非其果哉?
臣读《秦风》,至《蒹葭》诗,未尝不喟然而叹也。始秦盛时,有夏屋以待贤者,其后世礼貌寖衰,而贤者每食不饱,及君薨,以人为殉,虽百身不可赎也。由是贤者知秦之不足事,又惧其不能自全,遂隐去,不欲人知。
故其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夫秋水方盛之时,白露未晞,逆流而上,既不可得,顺流而下,又不可得,虽伊人在水一方,而莫之从也。
宋绍圣中有渔翁,不知其名。每棹小舟,游松江,往来波上,扣舷饮,酒酣歌而自得。
闽人潘裕过吴江,见而异之,揖渔翁,曰:“先生气貌非渔钓之徒也。愿赐緖言以发蒙陋。”渔翁曰:“君能过小舟语乎?”裕于是欣然过之。渔翁曰:“吾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唯饱食以嬉而已,尚何所事邪?”裕曰:“今圣明在上,盍出而仕乎?”渔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岩穴,然吾闻养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视轩冕如粪土耳。”裕曰:“敢问居室所在?”渔翁曰:“吾姓名不欲人知,况居室乎?”遂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与《蒹葭》诗所谓伊人无以异也。
以时考之,盖绍圣党锢之始也,安知渔翁非元祐诸公之徒邪?诚使渔翁不避世,则绍圣党锢之际,其不与元祐诸公偕投海外者,未可知也。呜呼!渔翁岂所谓知几其神者乎!
《宋ㆍ烈女》论
编辑丈夫死,妇人寡居,有寇至则如之何?曰:“妇人摄丈夫之事,可以御之。”然则释妇人之服而御之乎?曰:“妇人如从军旅,去其笄而冠其胄,脱其襦而被其甲,执晋鼓以整三军而誓之,左右有熊ㆍ虎之旗、有鸟ㆍ隼之旟、有龟ㆍ蛇之旐,三鼓振铎以应敌,妇人之军何以异于丈夫之军乎?”
然《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元戎者,丈夫之谓也,非妇人之谓也。《易》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长子者,丈夫之谓也,非妇人之谓也。故其行师也,授之钺以骏其威,与之剑以赫其灵,赐之弓矢以昭其功。
若妇人则行不逾阈、言不出梱,燕不受酢、绎不尽饫,其出门,壅蔽其面,未尝有专制之义也。门庭有寇,则妇人虽可御也,及寇退,则脱介胄而反女服,何也?朱干不可以施闺门也。
宋烈女汀州晏氏夫死不嫁。绍定中寇入宁化,晏氏乃依黄牛山,自为一砦。已而寇遣数十人来索妇女,晏氏召其田丁,谕曰:“汝曹衣食我家。今狂盗来求妇女,意实在我。汝念主母,各用命。”因解首饰,悉与之,田丁感激。于是晏氏自捶鼓,诸婢鸣金以作其勇,寇败走。
晏氏又与王万金析黄牛山为五砦,选其少壮为义丁,互相应援。寇屡攻,终不能克。事闻,下诏封晏氏为恭人,仍赐冠帔。
呜呼!晏氏以妇人能捍大难,其义勇为诸将首。而天子诏封恭人,使晏氏副笄如初,正天下妇人之道也。
《宋ㆍ宦者》论
编辑凡天下国家之祸必有其几。故君子见于未然而逆折之,若迟一日,则其几已不可折,而天下国家之祸,终不可救矣。故《易传》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此之谓也。
当仁宗之立皇子也,宦者任守忠欲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守忠造不测之说,离间两宫,太后不乐,为韩琦具道英宗不逊状。后数日,英宗谓琦曰:“太后待朕无恩,由守忠离间之说也。”
司马光请斩守忠,英宗未行,琦遂坐于政事堂,招守忠立之庭下,质责曰“汝罪当死”,贬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塡其名而逐之,即日押行。
使守忠不去掖庭,则英宗母子之恩,必不可保矣。琦之所以贬守忠者,盖已逆见其几矣。故太后得全其恩,而英宗得全其孝,琦之功也。
至光宗时,宦者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离间三宫。会宁宗有疾不豫,孝宗购天下名药,俟宁宗至重华宫欲授之。源等谗于皇后李氏曰:“上皇合药一丸,俟乘舆朝重华宫,将投之。有如药丸有不虞,奈社稷何?”李氏疑之,谓宁宗曰:“上皇有废立之意。”宁宗由是内忧惑,不朝上皇,而父子君臣之伦遂绝矣。
使大臣如琦之忠,则源等立贬远方,又安有离间之变乎?自古,宦者居人君前后左右,不离间人君之心者,几希矣,世之人君待宦者,不可以不严而慎也。
《宋ㆍ佞幸》论
编辑古之善制夷狄者,非弓矢之能有威也,非甲胄之能有武也,非斧钺之能有功也。必先黜佞幸小人,使夷狄有所畏服而已矣。
盖小人阴也,夷狄亦阴也。小人道长,而夷狄之道不长者,未之有也;小人道消,而夷狄之道不消者,亦未之有也。
周幽王登进佞幸,命皇父为之卿士,而家伯为之冢宰,而仲允为之膳夫,小人极盛。于是犬戎叛周室,幽王崩于骊山下。故《诗》曰“舍尔介狄”,介者,大也。凡卿士、冢宰、膳夫无非狄也,是周室不待犬戎,而幽王骊山之祸发自小人也明矣。
宋室凌夷,以及于徽宗之世,佞幸颛政,王黼为太傅,封楚国公,而朱勔为宁远军节度使,小人方盛。故女真引兵渡河,围太原,遂入青城。
呜呼!夷狄与小人,皆阴类也。小人得志,则夷狄从而入冦,固其理也。况黼则基乱于内,而勔则流毒于外,是亦狄也。虽女真不入青城,而宋室已内溃矣。然则徽宗仍父子徙五国城,竟不得还,其谁之咎也?
世或谓皇朝于谦为宰相,能迎还英宗皇帝,而李纲为宋宰相,卒不能迎还徽宗,此纲之智不如谦也。然臣闻英宗皇帝陷于土木,而天命犹未之绝,故逾年反于中国,为盛天子。若徽宗任用佞幸,凡天下元元之民流离困穷,如在于水火之中,天命已绝。故父子幽于五国城,纲虽多智,乌得而迎还徽宗邪?
《宋ㆍ奸臣》论
编辑自建隆至于靖康,凡一百六十七年,奸臣用事者众矣,岂人主不知奸臣之祸天下而授之政欤?抑奸臣始效小忠以深结人主之心,然后为奸欤?夫奸臣盈于朝廷,而四方莫不承风,若是而天下不乱者,几希矣。
臣谨案:太祖之世,进赵普枢密院副使,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普用事凡十四年。太宗之世,诏加普昭文馆大学士,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普用事者又六年。
真宗之世,进王钦若参知政事,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丁谓参知政事,天禧五年三月壬寅,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钦若用事凡十九年,谓用事凡四年。
仁宗之世,进吕夷简参知政事,天圣七年二月丙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夷简用事凡二十年。
神宗之世,进王安石参知政事,煕宁三年十二月丁卯,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吕惠卿翰林学士,煕宁七年四月丙戌,参知政事,进蔡确御史中丞,元丰五年四月癸酉,拜尚书右仆射:安石用事凡六年,惠卿用事凡二年,确用事凡八年。
哲宗之世,进章惇知枢密院事,绍圣元年四月壬戌,拜尚书左仆射,进曾布知枢密院事,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拜尚书右仆射:惇用事凡十六年,布用事凡九年。
徽宗之世,进蔡京尚书右丞,崇宁元年七月戊子,拜尚书右仆射、鲁国公,加太师,进王黼尚书左丞,宣和元年正月戊午,拜特进少宰楚国公,加太傅:京用事凡十九年,黼用事凡七年。
呜呼!奸臣十一人相继颛政,孰谓大宋用君子也?惟庆历中,范仲淹参知政事,文彦博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和中,富弼、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祐初,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吕公著拜尚书右仆射,宋之君子得位者,不过六人。臣于是太息久矣。
《宋ㆍ奸臣》论
编辑宋之天下丧无日矣,虽英主奋厉于上,而贤臣辅翼于下,尚惧其不能济也,而况以中材之主履天下必亡之机,举奸臣而授之国政,又安能斥逐女真,恢复中原,立万世昭明之功也哉?
自建炎南迁以来,凡一百四十九年,社稷将覆,而奸臣执国之命,曰黄潜善、曰汪伯彦、曰秦桧、曰万俟卨、曰汤思退、曰王淮、曰韩侂胄、曰史弥远、曰贾似道,此王法之所当诛也。
潜善自副元帅,建炎元年七月壬寅,拜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伯彦始知枢密院,建炎二年十二月己巳,拜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桧始除参知政事,绍兴元年八月丁亥,拜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卨始除参知政事,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拜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思退始知枢密院,绍兴二十七年六月戊申,拜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淮始封为信国公,淳煕八年八月癸丑,拜光禄大夫、右丞相,封福国公。
侂胄始自永兴军节度使,开禧元年七月辛酉,拜平章军国事。
弥远始知枢密院,嘉定元年十月丙子,拜通奉大夫、右丞相、太子少傅。
似道始除枢密使,开庆元年十月壬申,拜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右丞相,封茂国公,九人与宋相终始。
呜呼!奸臣执国命,此天下之所以亡也。故九人拜相月日,必书之以戒后世,盖亦明先王之法而已矣。
《宋ㆍ南唐》论
编辑正统已绝,而子孙有中兴者,亦可以继正统欤?
曰:继哉。古者夏后相始丧天下四十年,少康中兴,此所以继夏正统也;汉献帝既丧天下才二年,昭烈中兴,此所以继汉正统也;唐昭宣既丧天下三十年,南唐中兴,亦可以继唐正统也。
然欧阳修《五代史》,自梁太祖至周世宗,皆得正统,而南唐列于世家何哉?
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南唐列祖昪称帝改元昇元,宋太祖开宝八年,南唐亡,自天福至于开宝三十九年,正统归于南唐也明矣。
《五代史》苟以南唐继昭宣,则正统不归太祖,至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始得正统,非欧阳修之所敢书也。然则《宋史》以南唐列于世家,仍旧史也。
夫少康出于后相,后相出于仲康,诚可以正天下之统也。昭烈出于靖王胜,靖王出于景帝,亦可以正天下之统也。若李氏则出于荣,荣出于志,志出于超,超出于恪,恪出于宪宗,宁不可以正天下之统邪?
故李氏立唐太庙,尊恪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尊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尊志为孝安皇帝,庙号惠宗;尊荣为孝德皇帝,庙号庆宗。而《宋史》不予正统者惑也。
始,吴越国王钱氏与南唐尝为敌国,南唐厌兵,乃归其所俘将士,遂结和亲。吴越火,李氏群臣请乘其弊以攻之,终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亦可谓有人君之德也欤。
《宋ㆍ吴越》论
编辑吴越钱俶遣使者,致书赵普,馈之以海物十甁,置于庑下。会太祖遽至普第,普出迎,不及屏俶所馈甁也。太祖顾见问何物,普以实对。太祖曰“海物必嘉”,命启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也。”太祖笑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繇汝书生耳。”因命普谢而受之。
臣谨案:太祖立法,凡大夫受赇坐赃,皆弃市,独命赵普受吴越国瓜子金,而不责之,何其偏也?
方太祖受命之始,明刑罚以绳天下,虽左右近幸之臣,亦不原也。故光禄少卿郭玘、太子中舍王治、殿中侍御史张穆、职方员外郞李岳、右拾遗张恂、兵部郞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太子中允郭思齐、太子洗马王元吉、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皆死于法。使太祖案普之罪而还吴越瓜子金,下诏切责,则四方必皆竦动,颂太祖平明之治也。彼吴越岂敢复以瓜子金馈执政哉?
且普尝诋殿中侍御史李檝、枢密院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三人,以赃论,流之海中,而吴越馈瓜子金,普置庑下,不能却,比诸三人,其赃倍之,然太祖待普如故,不加明诛,则刑罚亦不中矣。
夫南唐臣事太祖,与吴越未之有殊,而南唐馈侍御史李莹也,太祖盛怒责莹为赞善大夫,吴越馈普瓜子金也,太祖大笑命受之。是太祖严于南唐,而宽于吴越也,恶能服海内之心哉?
议
编辑佾舞议
编辑臣伏见:皇坛祭礼用六佾,此虽由于有司之臣未能具天子佾舞而姑从诸侯之礼也,然诸侯祭其天子,则当用天子之礼,不当用诸侯之礼也。
谨案《春秋公羊传》曰:“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佾者,列也,以八人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然则皇坛用八佾也,诚宜矣,岂为僭邪?
臣尝谓今之皇坛与鲁之文王庙,无以异也。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注曰:“周庙谓文王庙也。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庙。”孔颖达曰:“天子之礼唯文王庙得用之,若用于他庙,则为僭也。”由此观之,文王庙用八佾者,非僭乐也。今之说者谓八佾不可轻议,何其谬也?
《左氏传》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始用六佾。故经曰“初献六羽”,《穀梁传》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初献六羽,始厉乐矣”。此鲁公始降羽数于仲子之宫也。若文王庙则祭用天子之乐,不可与仲子之宫同降羽数也。
《记》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以天子之乐。鲁公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礼祀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黄目,朱干玉戚,舞《大武》,皮弁素积,舞《大夏》。”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盖鲁公郊祀后稷、禘祀周公,用天子之乐,故孔子谓之非礼。然文王庙用天子八佾之舞,乌可谓之非礼邪?夫皇坛之用八佾,犹文王庙之用八佾也。今之说者谓八佾不可轻议者,亦见其不知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