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柔远记/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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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1862～1870）

○壬戌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

△葡萄牙来京换约。

葡萄牙初请立约，经桂良严行拒绝，其事遂寝。至是，见换约、立约之国纷至遝来，径由粤中海道驶往天津，并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递照会，遽赴京师。三口大臣飞谘总理衙门，请饬城门拦阻。旋有法国驻京公使哥士耆，称系彼国朋友，请由该使保领，暂住该国馆中。恭亲王语以“外洋无约之国，例不准擅至京师，况该使此来，又不在天津呈递照会，将来此端一开，从此外洋不论何国均可照行，必至漫无稽考”。哥不能辩，乃请照各口领事代办通商之例，所有大西洋葡萄牙呈请立约一节，概不提明，一切由哥土耆代办，作为法国宾客，在京往来商议，悉惟法使哥士耆是间，议定之后，仍回天津画押，即在天津互换。恭亲王见抚议初定，内患未除，不得已许之。哥士耆遂酌拟章程，照法国条约稍减。恭亲王奏闻，奉旨钦派大臣前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妥办。即日哥士耆带领葡萄牙使臣至津，一切画子甲盖印，均如布路斯换约之仪。

△选募洋将，授美英法人等官。

粤贼沦陷苏松常太各城，上海以各国通商所在，贼未逐扰，然势渐危逼。苏松太道吴煦及前苏松粮道杨坊初雇印度人充伍，又欲增募吕宋人为兵。苏州人王韬献策曰：“招募洋兵，人少饷费，不如募壮勇而雇洋人劣谟，乎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务令精练，当可收效。”从之。美国人华尔来华，煦初雇令管带印度兵，旋有旨撤印度兵，华尔愿隶籍中国，煦留令管带常胜军，协守松江。

时沪上通商诸国亦虑贼扰乱商务，阻碍贸易，虽英人曾与粤贼有两不相犯之约，至是亦谋自卫。于是英水师提督何伯、法水师提督卜罗德，并率船炮列守御，备攻剿。有旨：“英法两国自换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孚。此次上海帮同剿贼，具见真意为好，克尽友邦之谊，著傅旨嘉奖。并嗣后如有外国协同助剿之处，著薛焕随时迅速具奏，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

薛焕督华尔等首破贼于松江之迎禧滨，天马山。贼别据高桥，华尔偕美人白齐文，邀同英法兵弁攻其右，参将李恒嵩击其左，大破之。奉旨：“华尔、白齐文均赏四品翎顶。”旋以攻毁万唐、周浦各贼垒，并加三品顶哉，华尔以副将补用。及收复松江，宁波、镇海、慈溪各城，何伯、卜罗德均以在事出力蒙嘉奖。于是洋弁咸愿为中国效用矣。

△优恤阵亡诸洋将。

初，华尔带印度兵随攻嘉定、太仓，再克松江，屡攻青浦，递受重伤。至是，贼复窥宁波，陷瑟溪。华尔攻克慈溪城，中枪洞胸，回宁波死。江苏巡抚李鸿章饬以中国冠服敛葬。有旨嘉悯，从优赐恤，仍于松江、宁波建立专祠。他如法国兵官勒伯勒东，助官兵克复宁波、慈谿、馀姚，权授总兵，克上虞，进攻绍兴，亲然巨炮，炸伤头顶而殒。同时伤亡者，有兵头范夫哈、格龄二员。其接带之法弁达尔第福，先领洋枪队随宫军攻剿，回沪管带法国教练勇，权受江苏副将，法提督令赴宁领勒伯勒东所部，亦以急攻绍城中枪殒。又法提督卜罗德，亦在南桥督战阵亡。先后均获优恤。

△春二月，与俄人订《陆路通商章程》。

俄人先止在陆路通商，故定约于陆路綦详。至是，通商陆路更增，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俄之把公使，在京议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于天津续增《税则》一册。

△秋八月，暂波里国、咘哈国来营口互市，却之。

通商各海口既增，外洋素不著闻之小国，亦多闻风来华。有暂波里国商人德勒邪，领法国执照来营口租房设行。又有啼啥国商人阿文，亦来营口，将设行，而无执照。盛京将军谘总理通商衙门，转询法公使哥士耆，亦云：“暂波里国名未经列入布国和约，不知系何国所属之国。惟本国领事并未呈请批准，滥为别国商人代发执照，自当严饬。”遂函致英国牛庄领事，请郎行阻止，将法执照掣回，两国商人遂逡巡去。

△九月，与英人续订《长江通商章程》。

长江既设洋阅，去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卜鲁士所订《长江试办章程》及纳税各款尚未画一，至是复与之续订《长江通商统共章程》七条。

○癸亥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

△浙江巡抚左宗棠禽白齐文。

初，华尔战殁，白齐文统全队，索饷敷十万。未应，遂劫饷银，潜投伪忠王李秀成，为之谋主，劝秀成尽弃江浙两省地，斩伐茶桑，焚毁庐舍，然后并合大队，转战直趋北方，据秦晋齐豫上游中原之形势，以控东南，其地为水师力所不至，乃可以逞。秀成弗听。齐文旋为大兵所擒，以条约无专治洋人之款，致之美领事。领事遣之，约毋再人中国，白齐文复由日本潜至漳州助贼。

臣案：白齐文，美之无赖子也，始助官兵，继助贼，反复无常，狼子野性，惟利是趋。衰甲三云：“外洋协同剿贼，幸而战胜，则矜功要挟，所求无厌。。可称先见之明。此时川广湘淮诸军，将皆貔虎，士尽熊罗，克复城池业已大半，岂上海贼垒不能扫除，荚法美见贼势已蹙，坚请助剿，意欲邀功。我皇上不忍拒绝过甚，恐启猜疑，转生叵测，偶尔借助，以示羁縻，乃因未遂所欲，遗投贼营，甘为效死。其不敢显与我为难者，并非因新约初定，恐失信于天朝，实见我军威大震，不敢抗衡也。孰知天道恶盈，天心悔祸，贼固殄灭，彼亦就擒。白作孽不可逭，其白齐文之谓乎！

△夏五月，与丹园立约。

丹国郎嗵马（一名艘国，一名大尼），在欧罗巴洲西北。地隘，合群岛始成国，东界波罗的海（即洲中海），南界日耳曼，西界大西海，北隔海与那威邻。北极度自五十三至五十七，英线偏东度自五至十一。国都在西兰岛。有加的牙港，扼波罗的海数千里咽喉，设关榷税。土惟产五谷、牲畜。往时民以捕鱼操舟，劫掠沿海，后有贤主修政，曾灭那威，服瑞典，明初犹强，后乃衰弱。嘉庆中，与法兰西和约同袭英吉利，英人先举兵，围其都城，乃乞盟。

其来市粤束也，以雍正时，粤人称骂黄旗国。至是，遣其使臣垃斯勒福洼地玛罗多罗福等来华，抵天津，径赴京师。署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该使并未知照，无故来京，亟函知总理衙门饬城门阻之。而英使言：“丹国来人乃敝馆宾客，请勿阻。”总理衙门以丹使此来，无非恃有奥援，傥力阻其入，则英人必起难端，遂置不问。英威妥玛复代请立约。恭亲王告以“丹使初到中华，不循中国定章，擅越天津来京议约，轻视我中国，中国不郎驱逐，已为怀柔之至，万难允其立约”。或妥玛乃言丹与英为姻妞之国，并援法使为布路斯，葡萄牙代请换约之例固请。王大臣等欲行拒绝，恐厚彼薄此，贻英人以口实，许之太易，又恐纷纷效尤，因语以“旦使如欲中国允行，必须循中国章程，仍回天津，照会三口通商大臣，恳靖据情奏明，特派大臣赴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方可立约，否则不能。刀威妥玛词屈，请嗣后外国使臣到津，应今天津领事告知中国常例，又为函致三口大臣，代为之谢。大臣等以闻，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 寻议定《丹国和约》五十五款，《通商条约》九款，《税则》一册，大略与英国同。

△秋八月，与和国立约。

和国即荷兰，康熙中曾以夹板船助剿台湾郑氏，故与中国通商最早。至是，见西洋诸国踵至，亦来天津，援例呈请立约。三口通商大臣以闻，朝议许之，即由三口通商大臣在津与其使臣订《和约》十六款，另款一条。

○甲子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

△遣人出洋采办机器。

西洋诸国制造船炮，皆以机器为之，用力少而成功多。曾国藩因廷臣有采买外洋船炮之议，谓：“上海已设制造局，不如购其机器，自行制造，经费较省，新旧悬殊。”于是遣粤人运同街容闳出洋采办各机器。

△夏五月，优奖洋将戈登及出力各员弁，颁赏有差。

英人戈登见中国优待外人，遂投李鸿章麾下。二年春，接带当胜军，权授江葱总兵，同官军攻克福山及太仓、昆山各州县。嗣苏常省府城肃清，将常胜军遣撤，鸿章奏请加提督街，赏花翎、黄马褂，赐提督章服，四袭，并表功旗帜、功牌。其翻译、军火局、炮队兵官，及打仗随营各洋弁，由英公使、总税务司查开请奖，凡一等二十八人，阿里查等六名，各给一两四钱金宝星，摩尔安德二十二名，各给一两二钱金宝星；二等满士费满三德二十四人，各给一两金宝星；三等爱林十二人，各给银牌，由苏松太道仿造，交各领事分给佩带，陆续资遣，莫不欢忭以去。他如旦意格，德克碑投左宗棠麾下者，宗棠因材器使，厚糈以縻之，官阶以励之，故咸乐尽其力焉。

△秋九月，与日斯巴尼亚立约。

日斯巴尼亚（此从《和约》所自称，又止称日国）即西班牙，咸丰季年曾与葡萄牙求立约，不得请而去，至是，援西洋诸小国皆得立约之例，复来天津呈请。朝议许之，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同三口通商大臣，与其使臣依撤别拉嘎多利嘎玛议定《和约》五十二款，《专条》一款。（同治六年崇厚复与日使玛斯公立文凭一件。）

○乙丑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

△以两汪总督兼理南洋大臣。

南洋自五口通商，外洋庸集，换条约诸事交涉纷繁，咸丰八年，曾颁钦差大臣关防，或归两广总督，或归两江、江苏督抚兼管。是年，始定归两江总督专责，于是有‘南洋大臣’之称。每年额拨南洋经费：洋税项下，江海关二戍，粤海。山海、浙海，闽海沪尾、打狗二口（二口在台湾）各关四成；华税项下，分解一半，照四成例算；并派各省厘金项下，江苏、浙江各二十万，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各十五万，协济南洋筹办海防，及添制船炮、军械之需。

△夏五月，左宗棠再禽西洋叛将白齐文及助贼洋人克令细仔，诛之。

白齐文初为官军所擒，以和约无专治洋人之条，致之美领事。领事遣之，约毋再人中国。白齐文复由日本潜至漳州，与英人克令细仔投贼，并为左宗棠军所获。福州美领事庆乐请令归国正法，宗棠以其罪大不许，委弁自闽解苏审办。道经浙江兰谿汇头滩，舟覆，解弁及白齐文三犯皆溺死。

△秋九月，与比利时国立约。

比利时旧名弥尔尼壬（一名北义），欧罗巴小国也。北界何兰，束界普鲁社，西部、西南俱界法兰西，西北界人海。北极自四十九至五十一度，荚缓初度至三度。地温土腴，物产繁庶，制造精良。本荷兰南部，明初，荷兰王查理好兵，喜诛戮，南部叛之，附入西班牙。康熙中，归奥地利为藩属。嘉庆初，法兰西王拿破仑兼并诸国，南部及荷兰先为所夺，及法王败，荷兰复立国，南部复舆之合。然南部仍天主旧教，荷兰尚耶苏新教，轻视之。道光十一年，南部遂别立日耳曼小侯为王，称比利时国，以兵拒荷兰，而法人助之。荷兰绝其港口，乃造铁路火车，转运逢海。

其国商船国初曾来粤束，后久绝迹。道光季年，法人复马请通市，而贷舟不至。及五口通商，亦赴上海呈靖立约，巡抚孽焕以“布蜷斯使臣不遵理论，径赴天津，此时娘至之国，若再严拒，必至效尤前往。且比利时在各口通商，素称安静，此次来沪，亦无从中指使”具奏。至是，因西洋诸小国既皆得立约，遂简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董恂，会三日通商大臣崇厚酌议，与其使臣金德俄团斯德订定《和约》四十七款，《通商章程》九款，《税则》一册。共使臣实兼带法国、和国。西班牙宝星云。

○丙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

△春正月，与英人、法人议定《招工章程》。

时中外和好已大定，诸色人等彼此皆得雇觅，不相限制，而尚未详定章程，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遂与英法二国公使各订定《招工章程》二十二条，又三节。

△秋九月，与义国立约。

义国郎意大里亚，欧罗巴古一统之国，纫《后漠书》大秦国。共王当欲通模，踽安息（即浓斯，今巴社，白头回国）遮遏不得通。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得一通。东晋时，分东西王。东王至明代为土耳其所灭。西王则都罗马，刘宋时峨特族灭之，立国三百馀年。法兰西取之，以都城奉天主教皇。后分合不一，诸部时寻干戈。嘉庆中，法王拿破命略定为藩部。及各国公使会议于维也纳，分其地为九，凡大部四、小部五，总为童大里亚。

至是，亦请立约。朝议许之，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及三口通商大臣与之订定《和约》五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

△冬十一月，以沈葆桢总理福建船政。

时讲求海防，力图自强，闽逝总督左宗棠因请创立船政，派重臣总理。上命沈葆桢总司其事，专折奏事，先刻木质关防印用，一切事宜及需用经费，均典英桂、吴棠、徐宗干等商办。时葆桢方丁忧在籍，以材非其任力辞，不许。

△十二月，采买外洋机器至。

容闳自前往西洋，至是采办机器百敷十种至上海，交制造局，是为织厂。曾国藩言闳往返三载，不避艰阻，请予奖励。有旨议叙。

○丁卯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

△春三月，设同文馆于京师。

天文算学中《几何》一书，原本西洋人欧几里得作，其学有传出自冉有，后中国丧失，流传泰西，彼土智士得而专精，用以推步，故国初台官参用西人。时京师有洋馆，乃议设同文馆，并招集土子学习推算及泰西文字语言，而雇西人教习。廷臣谏疏皆留中。御史张盛藻请毋庸招集正途，批谕以“朝廷设回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

大学士倭仁因上疏云：“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请为我皇上陈之。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憾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礼，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土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邪，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疏入不报。

△夏四月，筹造轮船经费。

曾国藩奏：“目今添造轮船、运河堤工，皆万不容缓之事，查江海关洋税一项，自扣款结清以后，提解四戍另款存储部库，本系奏定专拨之款，不敢动用丝毫，惟饷项万紧，仰恳逃邝俯准酌留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进军。”奉旨俞允。

△六月，沈葆桢入船政局任事。

沈葆桢既力辞船政不许，左宗棠奉命西征，复再三敦劝。葆桢犹屡辞，终莫获请。至是服阕，不得已起任事，犹举七难入告，称：“臣之材望，迥非左宗棠比，而所处之地，又各不同。洋人性善疑，非其素所信服之人，动生疑忌。日意格，德克碑久隶左宗棠麾下，其公忠果毅，亲见之而习知之，固宜为之尽力，臣于二将无一面之识，其难一也；轮船经费与别项军需不同，稍不应手，便碍大局，其难二也；绅，受治于官者也，为所治者忽然与之并列，其势必争，其难三也；官之于民，有分以相临，故威则知惩，恩则知劝，绅与土民等耳，恩威俱窒，其难四也；欲速则不成，惜费则不成，其难五也；外国可法之事无多，而制器之工，实臻神妙，其人非有聪明绝异之质，但此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见难白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师。内地工匠专以偷工减料为能，用意即已迥别。故不患洋人教导之不力，而患内地工匠向学之不殷，非峻法以驱之，重赏以诱之，不足以破除痼习，其难六也；日意格、德克碑功成之日，既获厚利，又得重名，名利所归，妒之者众，求分其利，求毁其名，皆在意料之中，稍涉游移，则前功尽弃。左宗棠威望足以镇之，非臣所能及，其难七也。具此七难，何敢轻率从事？惟念时事多艰，皇太后、皇上且旰食宵衣，焦劳中夜，若为臣子者，狃于避谤远罪之私智，何以上答君父，而自立于天地之间，是以再四踌躇，欲辞不敢，计惟有毁誉听之人，祸福听之天，竭尽愚诚，冀报高厚鸿慈于万一。臣所深恃者，谕旨谆切，知自强之道断自宸衷，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必不为浮说所摇。但愿共事者体朝廷之心以为心，勿以事属创行而生畏难之见，勿以议非己出而存隔膜之思，则大功之成，拭目可俟矣！”

○戊辰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

△夏四月，南洋派轮船赴天津助防。

曾国藩奏：“上海铁厂制造火轮船及广东艇船，仍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时撚匪张总愚窜扰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请派轮船赴津助防，上饬曾囡藩舆巡抚丁日昌拨上海捕盗轮船至津巡查海口，而上海两旧轮船方修整，不能远驶。适福建新造华福宝轮船购米上海，国藩添给洋炮，檄令北行。

△闰四月，武英殿大学土两江总督曾国藩阅洋炮、轮船工程。

初，国藩拟会同丁日昌履勘外海水师营伍，核议章程。是月初十日，国藩至上海，驻铁厂，查阅洋炮，轮船工程。洋人闻国藩将至，遣巡捕嗬禁行车，清道以待。既至，诸国领事皆来谒。国藩嘉其意，亦礼遇之。

△秋七月，调曾国藩补直隶总督，整顿练军。

△六月，遣使出洋，与美国增定条约。

时外洋诸国公使、领事等交错来华，周知内地虚实，而中国于外洋情事仅得传闻，未亲历目睹，有以“彼能来，我亦能往”为言者，于是特派钦差为重任大臣，二晶顶戴志刚、孙家谷均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赴大东洋，抵华盛顿（美国都城名），与美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增订条约八款。

○己巳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

△春三月，与俄国续订《陆路通商条约》。

俄人陆路通商章程，以元年所订未备，复商增改，于是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其使臣续订《陆路条约》二十二款。

△秋七月，与奥斯马加国立约。

奥斯马加（此从《和约》所自称，或止称奥国）即奥地利亚（一名欧塞特里阿），亦欧罗巴大国。东北界普鲁社、俄罗斯，东南界土耳其，抵亚得亚海及意大里，西界瑞士、日耳曼。北极自四十二度至五十一，经钱自东六度至二十四。地高燥，产金石，宜人物，气序温和。唐时法兰西取其地，号奥斯的里。元初日耳曼酋攻克之，立为王，称束国。传至阿尔麦，配匈牙利（一作寒牙里）女主，国合于奥，遂为大国。明正德时，国内乱，迎西班牙查理第五为日耳曼王，破法兰西。其弟嗣位，又臣服意大里诸部，遂称霸西土。康熙三十九年，日耳曼各部皆自立，从此束国称奥地利亚，不复称日耳曼。后又侵得波兰地，幅员日广。嘉庆中，其国君进称可汗（《和约》中称大皇上）。法兰西王拿破仑侵伐四邻，日耳曼列国皆纳款，奥独不为之下。及拿破仑丧败，欧罗巴诸国各遣公使，集议维也纳（奥国都城名），返法所侵各国地，以日耳曼散弱难自立，乃议立公会，联结为典国，以奥为盟长。日耳曼近始别自为德意志（或止称德国）。故论欧洲国势，以俄英法奥为称。

海禁开时，即互市广东，粤人以其旗识之，称双鹰国。至是，亦请立约。朝议许之，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及三口通商大臣与其使臣订定《和约》四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税则》一册。

○庚午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年）

△夏五月，天津民击杀法国领事丰大业。

初，天津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为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擒获伏诛，桃花口民团复获迷拐李所之武兰珍，送县供称受迷药于教民王三，于是民间喧传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为药料。又以义冢内尸骸暴露者皆教堂所弃，人情汹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道周家勋等，往会法国领事丰大业，带兰珍赴堂同讯鞫。兰珍语多支离，与原供不符，识弗能定，崇厚遂回署。适土民观者鹿集，偶与教堂人违言，砖石相抛击，丰大业径至崇厚署，咆哮忿詈。崇厚抚慰之，不从，以洋枪击崇厚不中，走出，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杰仆。居民见者，万眦齐裂，遂群起殴毙丰大业，鸣锣集聚，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人死者数十人。

△命大学士直隶总督国藩赴津查办教案。

崇厚上疏自请议，并请饬大员来津查办。上谕：“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舆洋人指证明确，将匪徒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折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著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迥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国藩覆陈：“据天津道来禀，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谕旨饬臣前往，仍垂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一面先派道员博多宏武等迅速赴津，会同天津道府详讯办理。”

△夏六月，罢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

是月朔，曾国藩复奉上谕：“曾国藩奏所称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日内如可支持，即著前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国藩遂力疾启行，作遗书诫其二子云：“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恐致激成大变。馀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所嘱凡二千馀言。

比国藩行至任邱，函致崇厚，先将俄国误伤之三人，及英美两国之讲堂，速为料理，不与法国并议。途次，奉上谕：“此案起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总以有无确据为最要关键，必须切实根究，曲直既明，方可另筹办法。至洋人伤毙多名，若不将倡首滋事之犯惩办，此事亦难了结。”

初十日，国藩至天津。津旧有水火会，皆诸侠少矜尚意气，不畏强御，咸丰初，粤贼北窜津郡，士民倡团击退之，畿辅赖以保全。自西洋通商，民教时时相讧，当事者委曲求全，或未能持平，津人怨民气之不伸也，冀国藩至力反所为，甫下车，咸来进策。或欲藉津人义愤之众，驱除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国藩以粤撚方平，西陲不靖，海内凋瘵，方资休息，未可遽肇边衅，又接译署函，有鉴于旋战旋和之失，宜一意保全和局，遂示谕土民，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故致崇厚书则云：“祸则同当，谤则同分。”报友人书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胎忧于君父。”

及放告，投诉数百人，讯及挖眼剖心，皆无事实，惟拐匪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供词反复狡展。国藩令缓讯，以为洋人转园之地。法公使罗叔亚来见，以四事相要：日赔修教堂，曰埋葬丰大业，曰查办地方官，曰惩究凶手。罗叔亚旋照会，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国藩拒之，与崇厚会奏称： “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且时供时翻。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决之，必无是事。至涂民所以生愤，则亦有故：教堂终年扁闭，莫能窥测，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仰恳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谣传多系虚诬，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土民之惑。”已将道府县三员均撤任听候查办。

寻奉上谕：“曾国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又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

初国藩本不欲加罪府县，因叔亚要求不已，崇厚又屡以为言，国藩以其久习洋务，姑从之。及劾疏甫上，旋白悔憾。内阁钞发奏稿不全，都人士见之，谓国藩亦偏护洋人，贻书相责，国藩惟自引咎而已。崇厚犹力主府县议抵，并盛言洋人兵强炮利，不许即将发难，国藩乃漫应曰：“彼以我为无备而畏死乎，吾已密调队伍若干，粮饷若干。况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即已许国，卒荷圣祚绵长之庥，赖将帅用命之力，转战数千里，扫尽狂氛，荡平巨寇，刻下旧勋名将虽止十存四五，然如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杨岳斌辈，类皆念切时艰，心存君国，且久经战阵，其才十倍于我，我年逾花甲，有渠等共匡帝室，何死之足畏？”崇厚嘿然退，乃驰奏法国势将决裂，曾国藩病势甚重，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

国藩见罗叔亚要求罔餍，不复信崇厚言，因谕旨垂询，覆称：“焚毁教堂之日，来日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其为讹传，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臣前奏请明谕力辨洋人之诬，而于迷拐—‘节，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现在焚毁各处，已委员兴修。王三、安三，该使坚索，已经释放。查拿凶犯一节，已饬新任道府拿获九名，拷讯党羽。惟罗叔亚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所断不能允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谕旨所示弭衅仍以起衅，确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窃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埸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抑臣更有请者，时事虽极艰难，谋画必须决断。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愚民愤激生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傥从此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实天下生民之福。惟当随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刀疏上，即日奉有“张光藻、刘杰交部治罪，已属过当，若在津正法，万难允准。之谕。

△命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督师入卫京畿，兵部尚书毛昶熙赴天津会办教案。

崇厚既奏称“曾国藩病势甚重，请另派重臣来津办理教案”，奉上谕：“此案关系颇大，该督抱恙甚剧，照料或有未周，已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但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惟该国兵船业已到津，意在开衅，不可不预为防范，已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秋七月，毛昶熙、李鸿章、丁日昌来天津、保定。

毛昶熙既奉命，以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郎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惮祖贻随行，是月初五日至津。适英国公使威妥玛亦至，毛昶熙约洋人会议。既集，钦按理抗辨，洋人不能诘。罗叔亚固执前说，径行回京。崇厚适奉出使法国之旨，请入都陛辞，上遂命昶熙署理三口通商大臣。国藩遂与会奏罗权亚回京缘由，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并将连日会议问答情形具报总理衙门，又请将福建船局购办京米截留二万石，储津以备李鸿章军饷。

时鸿章督办陕西军务，奉带兵防卫畿疆之命，即日率师启行，星夜兼程，至潼关驰奏：“洋人照会内称，天津府县帮同行凶，主使动手等语。所闻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据，必须将府县如何帮同主使证据交出，由中外大员会同提集，当堂质讯，乃可成信谳而服众心。”

丁日昌启行时亦奏称：“自古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又称：“百姓纷纷聚众，地方官不能认真弹压，过误似亦不轻。”奉上谕：“该使臣非礼之求，断难迁就，而于近情之请，必当赶紧办理，以示诚信。此时如将下手滋事之犯按律惩办，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再归咎于府县。”

二十五日，日昌至天津，即日悬赏勒限，缉拿凶犯。

△诏提督刘铭传来直隶统率铭军。

时刘铭传以病假在籍，曾国藩谓欲保和局而安民之道，在预备不虞，以为立国之本，因请旨檄催刘铭传赴直隶统带铭军，并陈明“江面水师舆洋面不同，彭玉麟、杨岳斌现均在籍，必思所以捍御外侮、徐图自强之法”。奉旨报可。越日又谕：“该督到津后，统筹全局，次第办理，其中委曲求全、万不得已之苦衷，在稍达事理者，自无不谅。刻下府县一层，坚持定见，当可就我范围。女口能将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严拿务获，讯取确供，按律议抵，大局似可粗定。近来内外臣工，往往遇事初起时徒事张皇，迨祸患略平，则又泄杏成风，为目前苟安之计，即使创立战守章程，而在事诸臣奉行不力，有名无实，遂使朝廷深谋远虑均属具文。似此因循成习，何时可冀自强？何时可平外患？宵旰焦忧，无时或释。”

△八月，调曾国藩补两江总督，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总理衙门奏天津一案典洋人照会往来辩论情形，奉谕：“钞寄令曾国藩迅速缉凶，详讯严办，催取府县亲供，及早结案。”适两江总督马新胎遇刺，上命国藩仍督两江，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国藩疏陈：“前在假期内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诿。臣目病甚重，江南庶政繁殷，若以病躯承乏，贻误必多。目下津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一俟奏结，郎请开缺调理。”奉上谕：“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两江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能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议。仍著俟津案奏结，即前赴两江之任，毋再固辞。”

时派陈钦、刘锡鸿、丁寿昌会讯天津府县，国藩与毛昶熙、丁日昌亲临覆讯，遂奏呈府县亲供。奉上谕：“天津教案尚未办有端倪，为日已久，若不赶紧办结，必致另生枝节。著李鸿章驰赴天津，会同曾国藩、丁日昌，督饬承审各员，认真研鞫，及早拟结。”

二十三日，国藩等会奏审明津案凶犯，分别定拟，计供证确实者十一人，无供而有确证者四人，共计可正法者十五名，拟军流者四人，拟徒者十七人，报解送府，及钞呈陈国瑞供词。奉谕：“陈国瑞既舆津案无干涉，毋庸令总理衙门、刑部核办。”惟报解府县送部附片奏称：“天津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岂肯加以重咎，过听浮议，举措失宜，遽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外间物议，纷纷不平。此次该革员等入狱，诚恐洋人执臣原奏，欲得而甘心，则臣之负疚愈深。请敕刑部细核供词，从轻定议，以平天下吏民之情，臣亦稍释隐憾。”并申陈各省民教滋事实情，筹议预杜后患之法。

时大学士倭仁亦抗疏称：“我列祖列宗开国以来，未尝有枉罪臣子之事。况天津一案，公论昭彰，守令之办理不善，势必处于无可如何，并非指使。张守贤声素著，皆久在我皇太后、皇上洞鉴之中。往者林则徐、姚莹、达洪阿之狱，事情重大十倍于兹，我宣宗成皇帝曾为息事安民，稍施薄谴，旋以民望所归，复职大用。我文宗显皇帝登极，朱谕犹谓忠臣尽忠宣力，深责当时宰相不能扶持。今我皇上亦欲息事安民，亦断无不思祖制，罔顾宪章之理。”又云：“自古朝有忠臣，仇敌所忌，善谋国者，断不肯丧国家忠臣之气，以遂仇敌忮害之心。汉杀晁错以悦吴楚，究不能止吴楚之叛，而徒贻景帝以刻薄之名。宋杀岳飞以悦金，究不能禁金人之欺，而徒贻高宗以忘仇之罪。我皇上自必上法祖宗，岂肯袭汉宋之误，今日重罪守令以谢夷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惟有仰恳逃邝，施格外之仁，以存正气而培国脉，于一时权宜之中，仍为百世不拔之计。”上深纳之。

△九月，安置张光藻、刘杰于黑龙江。

初，按察使钱鼎铭奉谕：“仍将府县解赴天津。”时府县已请假他出，奉上谕：“军机大臣呈递直隶按察使钱鼎铭禀函，不胜诧异。张光藻、刘杰以奉旨治罪人员，即使患病属实，亦应在天津听候查办，乃该革员等一赴顺德，一赴密云，捏病远避，尚复成何事体，朝廷令该革员赴津，实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体会，置身事外。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国藩因飞檄催光藻、杰来津，先后赴案，遂奏：“该员自六月十六日撤任，即行请假。臣见其本无大过，故允所请。后奉到谕旨，即飞檄催提，目下均已到案。惟法圆照会总理衙门，指称该府县主使证据，应按照所指情节，逐一质讯，再取具亲供，录送核办。至查拿凶犯，现已获三十七名，仍饬尽数弋获，从严惩办，以杜外患。”后续获犯八十馀名。国藩委员质讯，株累者分别开释，具奏并以办理迟廷自请严议，将府县交刑部。

于是识词毕具刑部，奏狱上，初六日遂奉谕：“前因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于民教启衅一案，事前既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迅速获犯，当经降旨革职，交刑部治罪。嗣经曾国藩等取具亲供，并将该革员等押解到部。兹据刑部奏，请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弹压抚绥革职例，从重发往军台效力，并以案情重大，应如何从重改发之处，请旨等语。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戕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属藐玩。张光藻、刘杰均著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至津民因怀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弹压，辄敢逞凶杀害，至二十馀命之多，且将其仁慈堂内贞女杀害，尤为凶残。现经曾国藩等拿获滋事人犯审明，分别情节轻重，将冯瘸子等十五犯拟以正法，小锥王五等二十一犯拟以军徒，既属情真罪重，即照所拟，将冯瘸子等即行处决，小锥王五等分别发配安置。经此次严办之后，各省地方官务当晓谕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生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条约持平妥办，务使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案始结。

△冬十月，罢三口通商大臣。

毛昶熙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自以为虚糜朝廷之禄，徒挠督臣之权，郎欲奏请裁撤，因津案未结，难于入告。至是，始奏裁通商大臣，并归直隶总督办理，以一事权。奉旨：“交李鸿章议覆。”鸿章覆上，请裁并后增设海关道一员，管理各国交涉事，并议上新章十馀条，均报可。译署又议，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必近驻天津，方资镇定。于是总督定于每年冰泮开河后驻天津，以冰合封河后回保定。

△闰十月，以直隶总督兼理北洋大臣。

自咸丰十年专设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于天津，至是裁归直隶总督兼管，因有北洋大臣之称，颁发关防。

△十一月，以陈钦为天津海关道。

陈钦以部郎在总理衙门有年，洞悉中西交涉情形，以会议津案，曾国藩曾奏：“钦辩才足以折服强悍，诚心足以感动彼族。”请署理天津知府。至是，总督李鸿章请准增设天津海关道，钦以记名道与选用道沈保靖同拟进。奉旨以钦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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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柔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