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治迹论
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高祖开建大业，统辟元功，度量规矩，不可尚也。时天下初定，庶事艸创，故《韶》、《夏》之音未有闻焉。孝文皇帝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而刑罚几措，时称古典。未能悉备制度，玄雅礼乐之风阙焉，故太平之功不兴。孝武皇帝规恢万世之业，安固后嗣之基，内修文学，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灿然复存矣。然犹好其文不尽其实，发其始不要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审刑，综核名实，听断精明，事业修理，下无隐情，是以功光前世，号为中宗，然不甚用儒术。孝元皇帝从谏如流，下善齐肃，宾礼旧老，优容宽直，其仁心文德足以为贤主矣。而佞臣石显用事，隳其大业，明不照奸，决不断恶，岂不惜哉！昔齐桓公任管仲以霸，任竖刁以乱，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万事之情，常立于得失之原，治乱荣辱之机，可不惜哉！杨朱哭多岐，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远佞人”，《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显，可以痛心泣血矣，岂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谏之，劝以用儒术。宣帝不听，乃叹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论政治者，或称教化，或称刑法；或言先教而后刑，或言先刑而后教；或言教化宜详，或曰教化宜简；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重：（此处有衍文，已删去。）皆引为政之一方，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大乱无教，大治无刑。乱之无教，势不行也；治之无刑，时不用也。教初必简，刑始必略，则其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虐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繇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莫不兴行，则毫毛之善可得而劝也，然后教备；莫不避罪，则纤芥之恶可得而禁也，然后刑密。故孔子曰：“不严以莅之，则民不敬也。严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是言礼刑之并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礼》曰：“治新国，用轻典。”略其初也。《春秋》之义，贬纤芥之恶，备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馀力，则可以学文。”简于始也。“绘事后素”，成有终也。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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