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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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道，苟可以安于天下，不求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后世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也。此以好异期圣人也。夫圣人之于天下，不从其所安而为之，而求异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浅邪？
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又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之人，何独疑夫禹载？今夫人之爱其子，是天下之通义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孙，人情之所皆然也。圣人以是为不可易，故从而听之，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以至于尧，尧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举天下而授之人，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后世之所不能，而圣人独为之，岂以为异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为异而震之，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尧舜之传贤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尧之丹朱，舜之商均，仅可以守天下，而尧肯传之舜，舜肯传之禹，以为异而疑天下哉？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受也。使天下复有禹，予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以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而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
昔者尝闻之：鲁人之法，赎人者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赏，夫子叹曰：“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夫赎人而不以为功，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赎。是故圣人不喜为异，以其有时而穷也。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
由此观之禹这事，传者之过也。《记》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舜禹皆有所从受天下者，其所从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尧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义也。至禹，不独废尧而且忘舜，鲧虽得罪，以父故，得祭于郊。从舜之义，则禹为忘其君；从禹之义，则舜为忘其亲。二者皆圣人之所不为也。予闻之，礼之所行，义之所许也。故礼虽先王未有也。故尧虽非父，而其德载于后世，不可以不宗；瞽虽其亲，而无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义也。至夏后氏郊鲧而宗禹，此禹之子孙之礼也，孰谓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称有虞氏郊尧而宗舜，先儒以为此虞氏子孙之礼也。以虞推禹，则禹其有不宗舜乎？虽然，夏之子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鲧也，鲧虽得罪于舜，而从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犹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孙顾可以他人废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义之所予也。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其故何也？
盖周公之治天下，务以文章繁缛之礼，和柔驯扰刚彊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尝试求之《诗》、《书》。《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盖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无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寖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之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夏商。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不宁于中。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塯，啜土铏，土阶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而其精布于万物，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谓文于前世，而后之人乃更以为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见，以为之神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祊，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后稻粱，先大羹而后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
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厘纤悉，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祭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闲，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闲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秦人居诸侯之地，而有万乘之志，侵辱六国，斩伐天下，不数十年之间，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刘季起于匹夫，斩艾豪杰，蹶秦诛楚，以有天下。而其子孙，数十世而不绝。盖秦、汉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
然刘、项奋臂于闾阎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无一成之聚，一夫之众，驱罢弊适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匹夫而图天下，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今秦拥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业，虽闭关而守之，畜威养兵，拊循士卒，而诸侯谁敢谋秦？观天下之衅，而后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谁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万乘之资，而用匹夫，所以图天下之势，疾战而不顾其后，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刘、项之势，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乱而争之，故虽驱天下之人，以争一旦之命，而民犹有待于戡定，以息肩于此。故以疾战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无背叛之志。若夫六国之际，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爱先王之遗黎，第为子孙之谋，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六国虽灭，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势，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
昔者尝闻之：周人之兴数百年，而后至于文、武。文、武之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纣之众，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贤，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溃。诚以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勤劳不懈，而后能至于此，故其发之不可轻，而用之有时也。嗟夫！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
三代圣人以道御天下，动容貌，出辞气，逡巡庙堂之上。而诸侯承德，四夷向风，何其盛哉。至其后世稍衰，桓、文迭兴而维持之，要之以盟会，齐之以征伐。既以毕矣，然春秋之后，吴越放恣，继之以田常、三晋之乱，天下遂为战国。君臣之间，非诈不言，非力不用，相与为资跖之行犹恐不胜。虽桓文、文之事且不试矣，而况于文、武、成、康之旧欤？
秦起于西陲，与西戎杂居，本以强兵富国为上。其先襄公最贤，诗人称之。然其所以为国者，亦犹是耳。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苍苍。其强劲而不适于用；至于白露戾为霜，然后坚成可施于人。今夫襄公以耕战自力，而不知以礼义终成之，岂不苍然盛哉。然而君子以为未成，故其后世狃于为利而不知义。至于商君，厉之以法，风俗日恶，鄙诈猛暴甚于六国，卒以此胜天下。秦之君臣以为非是无足以服人矣。当时时诸侯大者，连地数千里，带甲数十万，虽使齐威、晋文假仁义挟天子以令之，其势将不能行。惟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君，庶几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齐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为诈谋奇计之所不能下，长戟劲弩之所不能克，区区之仁义，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当时之弱国也，君王后，齐之一妇人也，魏文侯行仁义，礼不贤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齐四十馀年，事秦谨，与诸侯信，而齐亦未尝受兵，而况于力行仁义，中心惨怛，终身不懈而有不能胜者哉。
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简出，可以却猛兽；虚心寡欲，可以怀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为众。”诚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将繈负其子而至，而谁与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胜敌，敌胜之后，二世而亡，其数有以取之矣。
诸侯之兴，自生民始矣。至始皇灭六国，而五帝三代之诸侯扫地无复遗者，非秦能灭诸侯，而势之隆污极于此矣。昔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传商及周文武之间，止千七百馀国。夫人之必争，强弱之必相吞灭，此势之必至者也。彼非诸侯独能自存，圣贤之君时出而齐之，是以强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
盖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而得汤，自汤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当是时虽有强暴，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来，三十有三世，独一宣王能纪纲诸夏。幽平以后，诸侯放恣。春秋之际，存者百七十馀国而已。虽齐威晋文迭兴，以会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灭，盖已多矣。陵迟于六国，独有宋、卫、中山、泗上诸侯在耳。地大兵强皆务以诈力相倾。虽使威、文复生，号令将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怀之矣。是以至于荡灭无馀而后止。秦虽欲复立诸侯岂可得哉！而议者乃追咎李斯不师古，始使秦孤立无援，二世而亡，盖未之思欤？
夫商周之初，虽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维，势如犬牙，数世之后，皆为故国，不可复动。今秦已削平诸侯，荡然无复立锥之国，虽使并建子弟而君民不亲。譬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与秦之郡县何异？且独不见汉高、晋武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诸子，大者连城数十。举无根之人，寄之万民之上，十数年之间，随即散灭，不获其用，岂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也哉？
古之圣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观其势，势之所去，不可以强反。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然秦得其势，而不免于灭亡，盖治天下在德不在势。诚能因势以立法，务德以扶势，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与民休息，宽徭赋，省刑罚，黜奢淫，崇俭约，选任忠良，放远法吏，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 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 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吒，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惫矣。
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钝，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动之以劳，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处而能忧，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厉精而日坚，勤劳苦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无足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无以求胜其上。何者？天下之乱，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
夫其上之所难者，岂非死伤战斗之患，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而我不能应，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见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见，是故事有所不辞，而劳苦有所不惮。
昔者晋室之败，非天下之无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饥馑之劳苦，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清淡而当其冲，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饮酒，不习寒暑之劳，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而无益于世；虽有尽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难。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劳，贵而不能治。
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为君子。至于后世，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而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而为晋之败。夫甚劳者，固非所以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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