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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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尝言：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称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为非，此固适庶争夺之祸所从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知诸子之必争，乃属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盖至此乎。於乎，三归、六嬖之害，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无己则人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四方且犹顺之，而况于家人乎？《传》曰：“管仲病且死，桓公问谁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何如？’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何如？’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祸作。”夫世未尝无小人也，有君子以闲之，则小人不能奋其智。《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岂必人人而诛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论云尔。
高帝之入秦，一战于武关，兵不血刃，而至咸阳。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诸侯并起，争先入关。秦遣章邯出兵击之。秦虽无道，而其兵方强，诸侯虽锐，而皆乌合之众，其不敌秦明矣。然诸侯皆起于群盗，不习兵势，陵藉郡县，狃于亟胜，不知秦之未可攻也。于是章邯一出而杀周章，破陈涉，降魏咎，毙田儋，兵锋所至，如猎狐兔，皆不劳而定。后乃与项梁遇，苦战再三，然后破之。梁虽死，而秦之锐锋亦略尽矣。然邯以为楚地诸将不足复虑，乃渡河北击赵。邯既北，而秦国内空。至是秦始可击，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谓避实而击虚者。盖天命，非人谋也。项梁之死也，楚怀王遣宋义、项羽救赵。羽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栗悍祸贼，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论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关，而项羽已至河北，与章邯相持。邯虽欲还兵救秦，势不得矣。怀王之遣沛公固当，然非邯、羽相持于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谋也。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承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遗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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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风雷之变，发金滕之书，而后释然，知其非也。汉昭帝闻燕王之谮，霍光惧不敢入。帝召见光，谓之曰：“燕王言将军都郎，道上称跸，又擅调益幕府校尉。二事属尔，燕王何自知之。且将军欲为非，不待校尉。”左右闻者皆伏其明，光由是获安，而燕王与上官皆败。故议者以为昭帝之贤于成王。然成王享国四十馀年，治致刑措。及其将崩，命召公、毕公相康王，临死生之变，其言琅然不乱。昭帝享国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有见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远矣。天寿虽出于天，然人事常参焉。故吾以为成王之寿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过也。昔晋平公有蛊疾，医和视之曰：“是谓近女，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宥。”“国之大臣，受其宠禄，而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讥赵孟，赵孟受之不辞，而霍光何逃焉Ｉ王之幼也，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左右前后皆贤臣也。虽以中人之资，而起居饮食，日与之接，逮其壮且老也，志气定矣，其能安富贵易生死，盖无足怪者。今昭帝所亲信，惟一霍光。光虽忠信笃实，而不学无术。其所与国事者，惟一张安世，所与断几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经术、识义理者，光不识也。其后虽闻久阴不雨之言，而贵夏侯胜，感蒯聩之事，而贤隽不疑，然终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宫，近嬖幸，虽天资明断，而无以养之，朝夕害之者众矣，而安能及远乎。人主不幸，未尝更事而履大位，当得笃学深识之士日与之居，示之以邪正，晓之以是非，观之以治乱，使之久而安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然后听其自用而无害。此大臣之职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气已乱，然后入之以谗说，变乱是非，移易白黑，纷然无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乱天下。大臣虽欲有言，不可及矣。
《语》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后知爱身，知爱身而后知爱人，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故吾论三宗享国长久，皆学道之力。至汉昭帝，惜其有过人之明，而莫能导之以学。故重论之，以为此霍光之过也。
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故吕氏之乱，平、勃得置力焉，诛产、禄，立文帝，若反复手之易。当是时，大臣权任之盛，风流相接，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议斩晁错，而文、景不以为忤，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后，此风衰矣。大臣用舍，仅如仆隶。武帝之老也，将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权，在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异议。至于宣帝，虽明察有馀，而性本忌克，非张安世之谨畏，陈万年之顺从，鲜有能容者。恶杨恽、盖宽饶，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恻怛之意。高才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陵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养成王氏之祸。故莽以斗筲之才，济之以欺罔，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兴，虽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长以济其所不足。幸而子孙皆贤，权在人主，故其害不见。及和帝幼少，窦后擅朝。窦宪兄弟恣横，杀都乡侯畅于朝，事发，请击匈奴以自赎。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单于，以树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义力争，而不能胜，幸而宪以逆谋败。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其后汉日以衰。及其诛阎显，立顺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杀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无所与。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复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极，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东汉之祚尽矣。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势极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贤。君有不能，而属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则其成多，其败少。历观古今大臣任事而祸至于不测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灭，至以外兵继之。呜呼，殆哉！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古今之正义也。然尧废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废微子立纣，而商以亡。古之人盖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乱也。子非朱、纣，而废天下之正义，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纣，而守天下之正义，君子不为也。汉高帝始谓惠帝仁弱，欲废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则寝废立之议而用平、勃。平、勃皆贤，而权任均，故惠帝虽没，产、禄虽横，而援立文帝，汉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广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废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䃅、上官桀、桑弘羊以后事。当是时，昭帝之贤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虽欲为乱而不遂。其后复废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无事。盖人君不幸而立幼主，当如二帝属任贤臣，乃免于乱，此必然之势也。魏明帝疾笃而无子，弃远宗子而立齐王，始欲辅以曹宇、曹肇，而幸臣刘放、孙资不便宇、肇之正，劝帝易以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与仲达奸雄为对，数年之间，遂成篡弑之祸。晋武帝亲见此败矣。惠帝之不肖，群臣举知之，而牵制不忍，忌齐王攸之贤，而恃愍怀之小惠，以为可以消未然之忧。独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举社稷之重而付之杨骏，至于一败涂地，无足怪也。帝之出齐王也，王浑言于帝曰：“攸之于晋，有姬旦之亲，若预闻朝政，则腹心不贰之臣也。国家之事，若用后妃外亲，则有吕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亲，又有吴、楚七国之虑。事任轻重所在，未有不为害者也。惟当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也。若以智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亦安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国家之深患也。”浑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计，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然晋室之乱，实成于八王。吾尝筹之，如攸之亲贤，夺嫡之祸，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计，犹有赖也。如佑之计，使子弟据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御吴、楚尚可，若变从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难，此与何进、袁绍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异？古人有言，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如武帝之择祸福，可谓不审矣。
世之说者曰：司马仲达之于魏，则曹孟德之于汉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权略则同，而所处则异。汉自董卓之后，内溃外畔，献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势尽矣，独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拥而植之许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虽使终身奉献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诚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何以加之！惜其为义不终，使献帝不安于上，义士愤怨于下，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此则曹公之过矣。如司马仲达则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业固矣。虽明帝以淫虐失众，曹爽以骄纵得罪，而颠覆之形未见，天下未畔魏也。仲达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夺其成业，事与曹公异矣。汉武帝之老也，托昭帝于霍光。昭帝尚幼，燕王、盖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祸急于曹爽。霍光内毙燕、盖，外诛桀、羊，拥护昭帝。讫，无骄君之色。及昭帝早丧，国空无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屡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无一人有异议者。以仲达拟光，孰为得之邪？然光犹不足道。蜀先主将亡，召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复语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后主之暗弱，孔明之贤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异志一摇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蛮夷，内废李平、廖立，旁御魏、吴，功成业定，又付之蒋琬、费祎，奉一昏主三十馀年，而无纤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诚。苟诚忠孝，舜之于父母，伊尹之于太甲，终无间然者。自仲达之后，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其地势迫切，置而不取，则身必危，国必乱，至自比骑虎不可复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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