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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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水
编辑明道二年三月，塘水东起沧州界扼海岸黒龙港，西至干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满淀、灰淀为一水，衡广百二十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干宁军，西至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馀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五十里或六十里，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保定军[1]父母砦，合粮料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徳中，契丹[2]钞河北，以霸州信安军为归路。东南起保定军，西北至雄州，合百世淀[3]、黒羊淀[4]、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西至保州，合齐安淀、宜子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馀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尺。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花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尝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开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増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天圣已后，相承而不废，仍领于沿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甲兵将兵在，敌来何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馀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为无所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榖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地平而无险阻，贼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论者自是分为两岐，而朝廷以敌人忽荒无常，阻固终不可以废也，元年八月，忻州团练使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徳军〈 是月壬午 〉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5]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馀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皇帝朝尝有建请方田者，今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解，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载之后，必有成绩。”遂密敇平与怀敏，渐建方田，怀敏时为西路縁边巡检都监也。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敌骑也。【此叚取本志附见。刘平自雄州徙成徳，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则据《会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会要》云：明道二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徳军刘平言：“安肃、广信军并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其间平原广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渐次开展，乞专委西路沿边巡检都监杨怀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必有成绩。”诏令怀敏渐次兴置稻田，仍令刘平常切照管】
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掾口[6]导百济河水，以注縁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縁霖潦之馀，大为衍溢之患，既非䟽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其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溏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池[7]以飬兵，上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耳！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冦敌也。”上深然之。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者，并依旧外，自今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叠䟽导，非时霖潦，别至大叚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増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毌张皇，使敌有词，而杨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沈邈[8]开七级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洋淀矣。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更改水口者，重责之。
修水洛城
编辑庆历三年十月[9]甲子，陜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徳顺军生戸大王家族元宁[10]等，以水洛城来献……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十二月辛丑，陜西宣抚使韩琦言：“……请下陜西四路部署司、泾原路经略司，且并力修葺逐处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候别奏听旨……”
四年正月戊辰，诏陕西四路都部署司、泾原经略司，罢修水洛城，从宣抚使韩琦奏请也，然刘沪时已兴役，郑戬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将兵助之矣。三月甲戌，命盐鐡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徳往陜西，同都转运使程戡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奏罢之，郑戬固请终役，琦还自陜西，即罢戬四路都部署，戬既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者纷纷不决，故遣周询等行视。戬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为修城之援，及戬罢统四路，洙亟召迁还，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蕃部皆遮止，沪、士廉等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意，别生变，日增版筑趣役，洙再召之，不从，洙亟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洙怒，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徳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据尹洙乞与郑戬下狱状，刘沪、董士廉先送徳顺军狱，后有旨送邠州狱，又覆奏李京札子状，董士廉系狱二十馀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参知政事范仲淹言：“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奏：内殿崇班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械送司理院。窃縁此二人元禀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兴，及四路罢后，本路部署司抽下军马，其人即合依禀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料其情，盖本人在彼相杀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筑城寨，惧见中辍之后，本路责见其经画不当，故以死拒抗，一面兴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见，非有他意。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且湏爱惜，不可轻弃，恐狄青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冤，谓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边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械勘，盖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万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来诉于阙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紊烦圣听。虽知将帅得行军法，即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帅威，昔陈汤矫诏命以破敌、王濬违节制以下吴，皆释罪封侯，以劝将列，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徳，取勘刘沪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则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称冤致讼，倘允臣所奏，事可两全，彰陛下保庇边将之恩，使武臣效死以报圣徳。”
四月丙申，諌官孙甫言略曰：“……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馀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常战斗杀获，而终使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余靖言略曰：“……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傥有缓急，通其䇿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踈放，无使羌戎因此疑惑。”【此据余靖諌草附见，《实录》无有也】丁酉，欧阳修言：“……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中使，令周询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众，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宜自释之，后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后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如此则水洛之利可固、蕃戸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见其可也。”庚子，知永兴军郑戬言：“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趍徳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部勾当公事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永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陥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雠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始，狄青械刘沪、董士廉，送徳顺军狱，寻有诏移邠州，既而释二人，令往水洛城讫役，须勘到罪状，别听旨，丙辰，諌官欧阳修言：“近差鱼周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闻蕃族见狄青械系刘沪等[11]，因致惊骚，今周询却将沪往，以此可见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难共了此事，臣谓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12]，尚虑议者谓不可因沪而动一大将，今但移尹洙而不动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沪而屈大将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得全其功，于边防之体无不便，三者皆获其利，不则有害……”
五月，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预商量，琦言：“臣尝患臣僚临事多避形迹，致赏罚间或有差误，因退思之，臣任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详，今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悮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责，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益，一也。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须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弊，二也。将来修成上件城堡，计须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帯城寨，自近岁修成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并从腹内经过，逐城程有驿舍粮草，若救近，静边寨比水洛远一程，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劳费如此，又多踈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陜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帯城寨，则兵势单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馀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山堡以来出没，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不过五六千人至一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厄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城隔陇山，不能钞截，五也。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险隘，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和𢇲穣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此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隔限水洛城一帯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为篱障，只备西路三都口一帯贼马来路，今来开水洛城一帯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𢇲穣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闻官中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泾原路缘边土地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地土摽占，谓之彊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无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前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属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倡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軰，于官中未见有益，七也。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进前，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议者言修水洛城，不唯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帯蕃部，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磋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腊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帯，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川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不合动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务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冦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唯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是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致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复修，则陇城川[13]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去、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面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収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刘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久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使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陜西四路，唯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馀，杀无消息，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贼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厉逐路帅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禆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先事体未顺，十三也。”诏札与鱼周询、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韩琦十三条，据司马光《记闻》。称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陈惟信往泾原催修城，盖鱼周询、程戡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后一两日间，故朝廷虽以琦言札付周询、戡等，及周询、戡奏到，即从其请，遣惟信催修城也。《记闻》称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水洛，盖误以初六日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新知庆州尹洙，知晋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辞，乃别徙洙，于是渭州阙守，诏委狄青，谏官余靖言：“泾原在陜西最为重地，虽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麤暴所能专任？”章凡四上，寻有诏徙青权幷代部署。甲辰，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庚戍，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王素，为刑部郎中、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赐修水洛城禁军及弓箭手缗钱。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检、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刘沪，为东头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确山县董士廉，罚铜八斤。朝廷虽使沪、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沪权水洛城主，终坐违本路帅命，故责及之。
八月癸卯[14]，右正言、直集贤院、知晋州尹洙，为起居舎人、直龙图阁、知潞州。旧制：谏官、御史补外，无待阙者。洙自庆移晋，会前守未满岁，有旨令洙待阙，洙心疑郑戬譛己，因奏乞与戬俱下御史狱，辩水洛城事，且言戬交结走马承受麦知微，于是迁秩改命，而所乞竟不从。戊申，陜西都转运按察使、天章阁待制程戡言：“昨遣三司盐鐡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徳，与臣同体量修水洛城。臣等昨离永兴军日，泾原部署狄青已部领军马至徳顺军，仍令阁门祗候崔宣、指挥使谢能等，领军马就水洛城収捉刘沪、董士廉，欲诬以违节制斩之，赖沪等不敢抗对，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军监酒周颂就劾，又差平凉知县李元规代颂，面授其意，不谓朝廷遣鱼周询、周惟徳来，沪等生得出狱，自后臣虽奉旨，带刘沪、董士廉再往兴筑，臣以蕃部疑变及虑狄青、尹洙等破坏此城，无以就功，累闻朝廷续差内殿崇班陈惟信，令臣与狄青应副兴修，今幸沪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马钤辖高继元、著作郎石辂、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赞谋狄青，谓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党之人自怀疑忌，兼闻既城之后，犹欲力遂前非，石辂虽已离此，继元、仲昌多阴献计画，务在间谍。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为斗乱，虽水洛城不足惜，奈何动扇蕃部，弃去汉土，不惟为异类报怨，兼欲将微臣稔过，臣所操心，粗能知分，虽城百水洛，固非臣徼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过京师，特赐宣谕此事，庶到边不为群小所惑。其高继元、李仲昌，仍乞早移别路一差遣，不尔，沮挠边事，必起后虞。”权幷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原部署【青自泾原权幷代，当在六月十三日以后，朝廷不欲令青沮刘沪也，但《实录》不详尔。水洛既城，刘沪又责官，泾原已别命帅，则青可复还，特书此亦足见朝廷委曲任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廉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15]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监、内殿崇班、阁门祇候刘沪卒，其弟渊将䕶丧东归，居人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祠城隅，岁时祀之，经略司言熟户蕃官牛奖逋等愿得沪子弟主其城，乃复命沪弟——淳，为水洛城都监。
皇祐三年[16]正月戊寅，泾原经略司言：“自修德顺军水洛城、底石门堡，而生户蕃族多出内附，请递补职名，仍月给俸钱，使为属户以捍边。”从之。
- ↑ 原作“安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 改
- ↑ 原作“胡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 改
- ↑ 原作“一百三十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 改
- ↑ 原作“黒半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 改
- ↑ 原作“赵旷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 改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 作“石塜口”
- ↑ 原作“涸其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 改
- ↑ 原作“张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 改
- ↑ 原作“九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4 改
- ↑ 原作“挨亢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4 改
- ↑ 原作“械系鱼周询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 改
- ↑ 原作“私刘沪”，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 改
- ↑ 原作“陇州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 改
- ↑ 原作“辛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5 补
- ↑ 原作“皇祐二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0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