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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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务 免役 附
编辑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则。”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収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収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収买。”故降是诏。戊申[1]，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其馀合用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四月丙子[2]，先是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馀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下宽仁爱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3]。”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陈瓘论曰：“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不须立条，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此仁厚爱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孙之言非也，此事正是圣政之阙。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内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内，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词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纸铺孙家所为，何以谓之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纸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院杂卖场、杂卖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闰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収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安石曰：“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上曰：“又闻买梳朴，即梳朴贵；买脂麻，即脂麻贵。”安石曰：“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上曰：“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能检察。”安石曰：“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収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也。”上曰：“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縁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别具闻奏。”
十一月丁巳，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太繁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卖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用不同，然各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既未能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即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収息钱増此軰禄。”眀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軰増禄。”上曰：“诸殿无事，惟东门司事繁，当与増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増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又录㕓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而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
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百馀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人承揽，以便民也。”
六年正月己酉，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院、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诸宫观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校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上批：“内军器五库官物，储积多在宫禁，及收内降物，兼自有提举、提点官，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馀从之。”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给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増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有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官中湏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彦博所言遂寝不报。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今复遣杞。其后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今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
三月癸丑[4]，先是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约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祗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上曰：“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麹钱、盐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至是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缾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冯京曰：“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安石曰：“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却言闻不知先来如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且言：“提汤缾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比尧舜，实无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尔！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兴治功者。”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曽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箚赐布曰：“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増损措置，莫不与闻，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辛酉，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上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布曰：“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何如？”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上曰：“朕久己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布始得对，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谓安石曰：“曽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卒，容臣推究，陛下更加覆验，自见曲直。”上曰：“布言此何故？”安石曰[5]：“布与嘉问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书，是夜上批问安石：“恐嘉问实欺罔，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恵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不以布所言为是，故使恵卿居其间也。乙丑，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事，或为布言：“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持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遂奏乞出榜以厚赏募告者，明日〈 二十六日〉，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榜嘉问所居，又明日〈 二十七日〉，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复有异辞者，惠卿退，以继宗还官舍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縁由，再三诱胁继宗，令诬布以增加所言，继宗不从，反具以吿布，恵卿又遣弟温卿密造王安石言张榜事，且曰：“行人辞如一，不可不急治继宗。若继宗对语小差，则事必可变。”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张榜，左右白以有御宝批，乃止，是日〈 二十八日〉，恵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布亦具继宗所吿曲折以闻，并言：“恵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未报而中书建白三司：“承内降，当申中书覆奏取旨，乃擅出榜，欲按治诏使，特释罪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榜仍缴纳中书。”布论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虑无罪可放，寻有诏如布请，恵卿等愈侧目矣。
四月已巳，翰林学士吕惠卿言：“奉诏与曽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以前，布所取状，臣恐当再行审覆，乞下开封府，暂追赴臣处供析，即更不禁系。”中书欲依惠卿所乞施行，上批：“可令布、惠卿一处取问，所贵不致互有辞说。”三司既收榜放罪，上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䟽惠卿奸欺以闻，时三月晦也。及是布对于延和殿，上慰谕久之，因曰：“惠卿诚不可更共事。”布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上惕然咨嗟曰：“此事朕与有罪！当时失于不详究，便令依奏，今已无及，惟当速释之耳。”布言：“编管人情轻，一期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还矣。”时上意犹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请审覆，盖谋独变此事也，上疑马，故仍以付两人。己卯，详定行户利害所言：“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乞降本所以凭，具析申奏。”从之。甲申[6]，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令所属知在，是日布复对，上独指糯米収虚息事曰：“此事极分明。”布因言：“前后所陈事理无不明白，圣意无不晓然，今独以此事为分明，则其他殆未明矣。”上默然[7]，布又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巳凛凛乎间架除陌之事矣。近日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息八十馀万，贴黄云：‘近差官往河南贩茶、陜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諠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而安石坚求去〈 馀见王安石事迹 下 〉。壬辰，中书奏事已，上论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有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赔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己罢，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冯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陛下但当开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则天下受赐矣。”
五月辛酉，中书户房比对市易务及曽布根究市易违法事，诏章惇、曽孝宽就军器监置司根究以闻，吕惠卿又令户房会计治平、熙宁财赋収支之数，与布所陈皆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后八日，布对于延和殿，言户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狱，朝夕窜黜，自尔必无繇复望清光。”上曰：“卿为三司，案所部违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为无罪，不知中书之意如何？况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狱，其意可见。”上曰：“有曽孝宽在，事既付狱，未必不直。”布曰：“臣与惠卿争论职事，今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虽使臣为狱官，亦未必敢以臣为直，以惠卿为曲。臣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莫如臣所陈之事，皎如日月，然而不得伸于朝廷，孤远之士，何所望于陛下？都邑之下，人情恟恟，怨嗟沸腾，达于圣听，然而不得伸于朝廷，海隅苍生，何所望于陛下？臣得罪窜谪，何所敢辞，至于去就，亦不系朝廷轻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为戒，自此议论无敢与执政不同者尔！”上慰劳之曰：“卿不须如此。”自尔不复请对，后八十馀日，乃贬。
七月乙卯，诏广州市舶司依旧存留，更不并归市易务。
八月丙寅朔，上批：“提举市易司奏市易二年收息钱九十六万馀缗，累凖朝旨已支九十五万缗，可契勘何月日指挥支往何处？”【讫无行遣，朱史削去，以为支拨息钱不合书，新本亦削去，今复存之，此亦可见市易司为欺也】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舎人、权三司使曽布，落职，以本官知饶州；都提举市易司、国子博士吕嘉问，知常州。军器监狱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餙词，理不应奏而奏，公罪杖八十；嘉问亦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公罪杖六十，而中书又言布所陈治平财赋，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豁除，布乃于支数除之，令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布所陈，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阙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徒三年，而有是命。魏继宗仍追一官，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会吕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而议者亦不直布云。周辅，双流人也。
十二月乙亥，虞部员外郎、新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籴便粮草，复理提点刑狱资序，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讼嘉问不应黜陟故也。初，王安石既有江宁之命，谔与嘉问持安石而泣，安石劳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两人收泪谢安石。【收泪谢安石，此据魏泰《东轩录》】
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三月己未[8]，上问王安石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材止如此。”安石曰：“人材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縁尽力则犯众怨，犯众怨则中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以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办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买务剰收人情愿纳息钱二贯，降小处知州，若剰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下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者苟不容，则孰肯尽力，不为因循偷惰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他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闰四月，上尝与歧王颢、嘉王𫖳击球，戏赌玉带，𫖳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十月辛卯[9]，都提举市易司言：“袁州和买䌷绢，旧以盐凖折，今乞依诸路例，每匹给钱千，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以末盐钞赴州出卖。”从之。辛亥，复置杂卖场，初，三司请废杂卖场，中书户房以为不便，下三司，而三司议与前异，乃复置，诏三司官上簿。
四月甲申，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尔。”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摧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茍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他，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婿？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选人。”上固不许。丁亥，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言：“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僣，若有糜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购以厚赏，则为禁大密，令新敕止坐以销金为饰者，则旧法已删改其糜坏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银箔出卖。”上批：“市易务箔金宜罢出卖，已成者，听于后苑作折换。”
九年五月辛酉[10]，都提举市易司言：“本司统辖抵当官钱，然检校库自隶开封府，若本库留滞差失，无缘检举，乞拨属本司统辖。”从之。
十月丙午[11]，王安石罢相，吴充代之。
十二月癸未朔，诏：“自今市易务上界官吏，岁比较酬奖，其提举官依旧二年一取旨，麻檾竹蔑之类，更不买。”
十年十一月甲寅，诏：“都提举市易司，上界本钱以七百万贯为定额，如不足，以岁所收息补满，其先借内藏库钱，岁以息钱二十万贯还之。”是岁，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详见论青苗法 下〉
元丰二年正月己卯，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帛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元丰四年五月乙巳，诏内外市易务，民户见欠，屋业等抵当并结保賖请钱物息罚钱，并等第除放，其本钱三分季输纳，息钱并出限罚钱，分为三分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钱纳足者，息罚钱并放；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卖抵当，及监勒保人填纳。所催钱物，在京于市易务下界，在外提举司封桩。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举市易司贾青言：“市易既革去结保賖请之弊，专以平凖物价及金银之类抵当，诚为良法，乞推抵当法行之畿县。”从之。
六年十一月丁巳[12]，开封府言：“据司录司抵当免行所言，熙宁十年始立年额，其赏罚条约，依三万缗以上，场务法自元丰元年至五年，并増当立新额，户部详度，欲酌中用元丰二年三万九千七百缗为新额。”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