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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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民罢言职
编辑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仍令赴馆供职。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权，归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挟干顺专横滋甚，去年虽数遣使入朝，然强臣争权，传闻多端，干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所差封册使刘奉世等及所赐金帛，愿勿遣，縁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冝屈节属羌，今戎心桀骜，宜即加兵问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枢密院奏：“舜民谓文彦博照管刘奉世，遂差充夏国封册使。勘会差奉世，非文彦博照管。”所以舜民有是责。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舜民因论边事，言文彦博照管刘奉世，失实罢言职。窃以朝廷置御史，盖虑下情壅塞，开广聪眀，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赐追还，以协《易》不远复之义。”侍御史王岩叟言：“谨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之语，非出自撰，乃是収采众论，闻之朝廷，此盖言事官常体，复有何罪……伏望特回圣意，还舜民言职，使忠臣义士得尽其心以事陛下，而众庶之情不壅于上闻，不胜幸甚。”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升言：“舜民所论彦博，得于传闻，不敢隐默，以负朝廷使令，使其言为是，陛下所宜虚心行之，其言为非，茍无邪枉附会之意，亦当察其疏直无他，以开谏诤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罢黜，臣窃恐自是言者以舜民为戒，权臣过慝，不敢复论，愿还舜民职任，以安士论。”右谏议大夫梁焘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纪纲之官，人主或有阙失，犹得直言正论，至于犯颜逆耳，无所回忌，况臣下过失，安得畏避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议，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议，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愿还舜民御史，示天下以纳諌，求助销权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谏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节，司马光贤之，荐充馆职，陛下擢置御史，士论皆以为得人。今视职才两月，正直之节，未获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闻罢职……窃为陛下惜之，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右司谏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
五月癸丑，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同举监察御史二人，尧俞、岩叟言：“臣等先凖敕同举监察御史，遂荐承议郎张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罢职，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补，被黜无名，清议沸腾，不以为允，累章论奏，乞陛下特赐优容，许归言职，上以全国体，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开纳施行，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二道，不敢祗受。”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侍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累奏不绝，庚申，诏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赴都堂宣谕曰：“朝廷选任卿等为耳目之官，正要别白是非，视听无惑，故自来章奏多所允从。今张舜民所言不当，岂止言文彦博主张刘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问罪夏国事，或从其言，岂不为国生事，今只令觧罢言职，盖恐将来更有论奏，难扵取信，若复留在言职，恐误视听。今将舜民元奏示卿等，冝详悉之。”尧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等详阅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请，不是欲兴师问罪，亦非要终了不封，只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语甚眀，别无他意，惟欲朝廷审慎而已，伏望圣慈更加省览，则舜民之过，冝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后章疏，付三省公议，早赐施行。”右仆射吕公著虑言者将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曰：“伏见陛下临政以来，开言路，登直臣，纳谏之盛，近古未有。然台谏官数人，例各供职日久，前后言事既多，不能一一尽中[1]……欲乞稍与优迁，令觧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如此则陛下于言事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骇动物听。”癸亥，御箚付吕公著：“览卿奏以台谏官供职日久，欲稍与优迁，令觧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事，详卿忠意，深用嘉叹，卿冝先具可罢言职之人，各开坐欲除拟次第，密具实封进入。”公著即依旨条上，眀日，复降手箚数条付公著问可否，且言：“不湏别作文字，只于逐条下帖出奏入。”后数日，尧俞等皆逓迁，盖用公著之言。丁卯，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挚，为尚书左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书王存，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諌议大夫；承议郎、大理少卿杜纯，为侍御史；朝请郎、殿中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朝奉郎、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并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侍御史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谏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奉议郎、右司諌王觌，为右司员外郎[2]；殿中侍御史孙升，差知济州；右谏议大夫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以谓：“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问曰：“不当。”焘曰：“言者论之是乎？”问曰：“当如此。”焘曰：“给事既知罢御史为非，又以言者为是，初不駮正之何也？”问曰：“自有台諌。”焘曰：“朝廷命令之出，间有失当，初则有舍人缴纳，中则有给事封駮，至成命已行，公论不以为然，諌官御史乃论之。今给事不举封駮之职，乃曰自有台諌，如此焉用给事乎？”问引咎而已，焘因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羞耻，及宰相遣吏召台諌官至都堂听诏，焘约同列曰：“必以张御史事，当继求对。”既至，宰相面出手诏，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焘同御史与宰相执政辨论久之，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曰：“台諌出入，廼是朝廷常事。”焘曰：“枢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闻天下，不谓枢密以朝廷罢直臣为常事，此言非公所冝出，固非焘所愿闻也。”门下侍郎韩维曰：“且重惜国体。”焘曰：“台諌论不当因大臣罢天子耳目之官，正谓重惜国体。使纪纲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今斥去台諌正论之臣，以紊纪纲，曰重惜国体，非所喻也。”上章请对，眀日面谕，至伏地恳諌，退即家居待罪，而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羞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光庭、觌、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补益，冝稍迁擢。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冝罢。”于是岩叟等皆逓迁，而升、焘有是命。尚书右丞刘挚言：“臣伏自罢去言职，待罪都省以来，不复以章疏论事者，盖以谓职在执政，茍有所见，自当与同列佥议，进对显奏，公言而行之，不当私有密请……乃有不得已之事，湏至一言，冀效万一。十五日，吕公著送示内降批旨，罢諌官梁焘等，或稍迁，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数人，臣窃料陛下必以近日张舜民事，言者救諌，纷纷不已……舜民轻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议者欲慰悦大臣而罢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体圣眀优礼故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从而移罢台諌，则恐不止于三失，而朝廷之失最处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徬徨，深为陛下惜之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尽乞改正，所以区区言之者，非独为数人，盖所惜者，朝廷事体尔。数内梁焘、孙升，外议以为责之太重，臣欲望圣慈详酌，宽此二人之责，还其职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气。”丁丑，手诏付吕公著曰：“岩叟不能自力为朝廷论事，而多计会已下之官，符同论列，及荐张舜民不当，欲行黜责，然以前后论事颇多，不欲深罪，亦难为授起居舍人，今因坚请外补，欲除与一直集贤院、提点刑狱差遣，于恩礼不为不优也，如中理，则持批岩叟再乞外补状，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实封进入。”公著言：“岩叟近日言张舜民事，诚为过当，但自来台谏亦多是相率论事，今若因其坚乞外补，与除直龙图阁，知藩郡。近时朱服、满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岩叟在言路日浅，虽有除命，比朱服、满中行，不曽赴职，卿相度于次龙图阁下一等职任拟定，实封进入。”竟以岩叟为直集贤院，然故事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乃除知齐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尧俞罢知陈州。王岩叟既辞起居舎人，以直集贤院、知齐州，尧俞乃言与岩叟事始末同，愿并罢中丞补外，故有是命。甲午[3]，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通判虢州。
七月乙丑，吕陶上疏论朋党。〈见韩维解机政〉
韩维解机政 〈吕陶 附〉
编辑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箚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馀件，经今多日，疑无奏牍，及令开具闻奏，却称须俟讨寻【《御集》赐韩维手箚：“卿向日延和殿奏，待与范百禄理会十数事，可只今开具进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夫辅臣奏劾臣僚，当形章疏，明论曲直，岂但口陈，意欲无迹，既无明文，何异奸谗，维为辅臣，不正如此，朕何赖焉？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谢辞。”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即上疏言：“维昨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若以为性强好胜则有之，亦未见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当有章䟽，则自来大臣造膝密论，亦未尝须有章疏。比来批语所罪，恐未足以风示四方，兼维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废弃，陛下初政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责，罪状未明，虑必有仇嫌之人飞语中伤，以惑圣听，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不曽有此降黜，中外闻之，无不惊骇，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少回圣虑，其批降指挥，见只在臣处收掌，听候圣旨。”是日晚，中批付公著曰：“览卿所奏，为罢韩维事，维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津要，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维之强横，若俟其有请而后罢，则今后朝廷何敢行事？纪纲自此不复振也！卿更详度，作文字进入。”中书侍郎吕大防亦上奏曰：“臣窃详韩维忠谠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临政，擢维于沉滞之中，委以柄用，贤士大夫莫不称颂盛徳，为之相庆，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谴责，恐非所以风示四方，开接众正之体。”中批付大防曰：“览卿所奏韩维事，维为大臣，言臣僚过恶，自当公行，岂有口陈而已者？此不为罪何耶？宜依已降指挥施行。日后果有臣僚烦言营救，必当重行贬窜。”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两具札子论列韩维不当责降事，伏蒙圣恩特降批旨，稍霁威严，仍令臣更详度作文字进入者。臣所以区区论奏，盖以韩维于兄弟中最有美誉，亦别无奸邪显状，若诏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讥议。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来，包容蔡确等，使自引去，独于韩维不能少忍耶……伏乞圣慈少留神虑，其元降到指挥，谨同封进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韩维于兄弟中最贤，以兄弟推之，则粗有虚名，若考实则未闻，维之欺罔，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责，止以其罢门下侍郎，与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实封进入，续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拟上邓、襄两郡及令带资政殿大学士，更乞裁酌。甲子，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然犹用前责辞，公著乃与中书侍郎吕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访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今韩维未闻别有大过，不俟封章陈请，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谮诉，上误圣聪，致陛下用贤不终，使大臣失进退之节，实恐正人失望，有亏圣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与韩维亦霑姻戚，既欲上禆圣化，难以避嫌自安，更乞圣慈遍询文彦博、吕公著已下诸大臣，则知维之邪正。”中书舎人曽肇封还韩维词头，具状曰：“臣伏思韩维所言……若百禄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则维言为当，罪在百禄；若百禄无之，则维不为无罪。伏望陛下质以公议，则是非自见，所有诰词，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辅臣奏劾臣僚，岂有案牍不具，徒口奏而已哉？盖是出于容易，谓予听览可欺也！以此罢其职，岂谓与范百禄较证是非，然后为有罪耶？宜依前降指挥，作文字施行。”肇复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韩维指陈范百禄所为不正及非理事迹，非欲令维与百禄较证是非，正欲考核维之欺君与不欺君尔。若维所陈皆中百禄之病，则是维为执政，敢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之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谓之欺哉……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以具案牍为事哉？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为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徳不为无损。”不报。先是左司谏吕陶累章论维：“怙势任情，阴窃威柄，方陛下垂帘听政，不宜使大臣如此专恣，若不早赐罢免，邪计必行，邪党必胜，非朝廷之福也。”【陶《家传》云陶五上章论维，然未见陶五章。《实录》称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盖指陶也。陶论维除用亲属亦不止一章，及维罢免，时陶已为谏官，不为御史矣，不知《实录》所称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与陶同日徙他官，或均固尝论维，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传》略存此数语，更须考详。今《徽录》均《传》亦不载尝有章劾维，《奏议》亦无】及是又言：“伏闻有旨差韩维知邓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术，耸动四海，慑伏万方，自古圣君英主无以过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曽肇敢封还词头者，盖肇向忝中书舎人，累有臣僚弹奏，维素喜肇，力主张之，今日肇以此报徳耳。臣又风闻肇与韩族议为婚姻，若果如此，圣明更赐审察。”乙丑，左司諌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先是侍御史杜纯、右司諌贾易等縁张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请补外，上䟽论朋党曰：“臣起自疏远，无左右之助，陛下擢于众人之中，付以言责之任，感慨自誓，恨无死所以报万一。然臣尝谓谏官御史当尊朝廷、肃臣下、谨名分、正纪纲、远比周，然后为称职，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牾同列亦既多矣，违戾权贵亦已甚矣。顷因程頥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为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僭，实生厉阶，乃献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以伸己也，同舎縁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眦，伺隙求报。未㡬张舜民罢职，台谏纷然共议营救，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虑短暗，始欲救之，遂诺长贰以为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后全台具疏力来强臣，臣乃详论舜民之言不可从，舜民之罢不当救，面却其请，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谕，其人各以为耻，怀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独免，遂形恶奏，上浼圣聪，仰赖陛下睿明天纵，照见邪隐，社稷神灵弗祐非道，斯人党与不攻自破，孤臣获全，复进諌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借此以悦韩维也。韩缜误神宗之政事、韩宗师忝袐阁之除命、韩宗儒秽恶之迹、郭茂恂赃贪之罪，臣累尝弹劾，则维之憾臣亦深也！彼杜纯者，与韩氏为婚姻……则纯之言臣以悦韩维，迹状亦明矣！至于贾易为程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辞以罪臣也，谓臣已尝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复之罪乎？是不许臣深思，而欲臣茍合也！谓臣见同官罢职，不出力以救之，为薄于风义乎？则事固有轻重，理固有取舎，不可执一而言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绝，必欲臣废逐而后已，臣深痛朋党之弊至于斯也……伏望陛下哀怜鉴照，罢臣言职，免使纷纭之议，烦惑天听，臣不胜幸甚。”又言：“杜纯至台已来，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台定夺，纯独持深议，意务在杀，与胡宗愈等各状论奏，近日阿袁之事是也【阿袁事当考】，此亦可见其附韩维矣。贾易既与臣异，又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论奏，文仲拒之，程頥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言臣之事，因以言诱文仲，令助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新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頥学，因杜纯荐为御史，以頥与纯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状言吕陶，其略云：“傅尧俞、王岩叟近尝弹奏陶为不曾论列张舜民事，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传闻吕陶不自引咎，尚敢毁诬忠良以为强横，逼使言事，如其果然，何陶之小人而无忌惮一至如此！且尧俞、岩叟亮直一心，求以报国，天地鬼神固亦鉴其诚意，缙绅大夫茍有知者，孰不称其贤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诡谲奸人，安然履位，按陶习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险于山川，托朋附以自安，怀机阱而难保。”及是陶与均罢言职，陶外补而均内徙。【两人俱罢言职，均内徙而陶外补，盖易攻陶特甚，或由此除命不同，均曲折当考。赵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戊辰辽使辞，吕公著于便殿复论责韩维事，是日内批付公著曰：“卿适奏改韩维词头，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诏中书省韩维诰词宜作均劳逸意，舎人苏辙实为之。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新旧《录》并书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故罢，独不载御史姓名。按论维多除用亲属，有吕陶章疏可考，然当时罢维乃専坐口陈范百禄过恶而不具文字，《吕公著家传》载吕大防家所藏御札并曽肇奏议载其事甚详，不知《旧录》何故都不取，而《新录》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邓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知汝州。维解机政出守，而其兄绛言其病悴，请汝州以便医，故有是命。
王觌罢御史
编辑元祐三年五月癸亥[4]，初胡宗愈除尚书右丞，右谏议大夫王觌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如此岂可以执政？”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仍不得带职。”其日戊午也。【十三日也[5]，觌奏当求全本増入。觌有章疏，乃独无此当考】翌日，吕公著言：“臣与王觌旧不相识，在前朝及陛下临政之初并不曽举荐，但见觌自任言责以来，凡所言事最为穏当，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未必协众情，其内降指挥，臣与吕大防、范纯仁等商量，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与包容，更加圣虑裁酌。”后二日，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与司马丞相皆亲尝荐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诚有直声，然自任中执法，颇为浮议所惑，所言事多不协众望。”刘挚进说甚力，太皇太后厉声曰：“若有以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挚顿首谢曰：“陛下审察毁誉毎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当顾大体，胡宗愈进用自有公议，必致陛下贬谏官而后进用，恐[6]宗愈亦非所愿。”文彦博曰：“刘挚言是，愿赐采纳。”太皇太后意犹未解，是日公著又与文彦博及大防、纯仁等面论，纯仁退而上疏曰：“臣昨与吕公著等并今日与文彦博等两次帘前奏陈，乞宽王觌之罪，盖欲假借台谏，使人人敢言……其心止于如此，更无他意。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之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以臣等不避违忤，缕缕开陈，罄竭愚诚，冀回天意，臣若面从顺旨，则是茍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简求？何面目处群臣之右？又况彦博、公著等皆是累朝旧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辅翊皇猷，未尝有阙，今日岂有雷同罔上，庇䕶党人？盖其爱君之心与臣无异，惟在陛下深加采纳。所有先降贬谪王觌文字，臣未敢签书，更乞圣心熟虑。”又奏：“臣曲谢日已曽奏闻，昔先臣与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用为执政，三人各举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进者，遂构造谤语，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皆得补外，所用之人，类遭贬逐，当时造谤之人皆欣快相贺曰：‘且得一网打尽！’此事未远，众人犹知，亦可以为朝廷深戒。”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此据曽肇《墓志》】中书舎人曽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词头：‘五月十三日，奉内降指挥，王觌言事不当，与一外职合入差遣，不得帯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差知润州’者。臣承乏近侍，职在训辞，理有未安，合具敷奏。臣伏见陛下临政以来，开广聪明，大辟言路，拂意逆耳，诋讦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者，莫不虚心克己，温辞降色以受之……故如觌者身任言责，有所闻见，不得不为陛下尽言而无隐也，陛下未以其言为然，犹当宽大含容，未宜遽弃……觌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为重轻，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举，此臣不得不为陛下虑也……伏望陛下……以觌所论，质之公议，茍其言可取，固当行之，如无足采，亦愿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终始如一……所有制词，未敢修撰。”庚午，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罢政事，除闲慢差遣，诏答曰：“朕开奨言路，通达下情，虽许风闻，犹当核实，岂以无根之语，轻揺辅政之臣，朕方驭众以宽，退人以礼，加之美职，付以大邦，朕既无负于听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祗服乃事，毋自为疑。”苏轼之词也。监察御史赵挺之奏：“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贺，伏愿追改责觌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独责觌，外论尤以为疑。”【《编类章疏》五月二十五日并三十日事，今附此】监察御史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优假言路，去年逐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縁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望追寝罢觌之命。”
邓温伯再入翰苑
编辑元祐二年八月甲辰，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䘮去位。
五年三月[7]己卯，知亳州、龙图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言：“温伯赋性憸柔，巧于傅会，元丰之末，已在翰苑，交结蔡确，求固宠禄，及陛下践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时王珪，实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则曰：‘预定议于禁涂’，及为确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轻重之间，包蓄奸意，阴受邪说，以攘王珪之美，徼幸异日，操心不忠，莫大于此。及确之败，罪状方露，适在忧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尝有天官之命，门下封駮，就改亳州，搢绅之间，已有疑论，今方累月，遽复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实恐赏罚之差忒，伏乞収还除命，别择贤才，庶远奸人，以隆圣徳。”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御史中丞梁焘等相继论列，亦不听。岩叟又言：“臣近封还温伯词头，蒙指挥令以次舍人撰词，縁其日亦是臣当直，退而自省，茍非臣踈缪，无此处分，若犹冒处，义实难安，伏望圣慈矜察，特许罢职，以适愚分。”诏不允，岩叟又言：“今温伯之用，以邪乱正，有害治体，臣所以辄敢封还，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徒改词臣，则是臣滥居职分，无补盛眀，莫伸守官之义，有愧代言之责，伏望圣慈检会臣前奏，早赐俞允。”居两月，岩叟竟徙他官。
四月丁酉，诏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兼侍读，提举醴泉观，其新除翰林学士承旨告缴纳。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论駮不已，故有是诏。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曰：“臣昨封还温伯除翰林承旨词头，伏奉指挥，令以次舍人撰词，臣以所言无取，两乞罢职，未蒙俞允。今日别承温伯改除侍读词头，臣不敢辄行，縁臣本论人才之邪正，不争名职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方以进学为急，正当慎择正人，日侍经帷，以辅养圣徳之时，而进邪佞以置左右，臣窃惧焉……伏望収还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徳，获允至公之论。”诏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复从初命。辛丑，诏邓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学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举醴泉兼侍读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谕执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记取便与迁。”及退，尚书右丞许将谓同列曰：“帘中语殊未婉顺，盍再将上？”中书侍郎傅尧俞和之，吕大防以为然，时郑雍闻王岩叟再封还词头，亦上䟽乞辨邪正曰：“朝廷顷除温伯为学士承旨，而众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纳说，臣不知以温伯为邪而退之，或以为无过而用之也？”于是执政并雍䟽进呈，卒从初命而有是诏，雍前所撰承旨告犹在阁门，乃促温伯拜受。左諌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见朝廷除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则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继又给事中两次封駮，臣窃谓至公之朝，必无遂非之理，迁延累日，未敢论列。比闻传报，前命复下，搢绅相顾，莫不失色……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说，及观告词，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宠，臣独疑其不然，须至辩正 —— 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攀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宫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䕶之效，谓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遑出阁，诞膺天命，遽登宸极，中间温伯惟曽暂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实，显为非据。”又言：“温伯资禀奸邪，贪附权利，熙宁中，王安石、吕惠卿势均力敌，更相倾陷，温伯始终反复，出入两党，巧斗侧媚，情态万状。元丰间，蔡确用事，悉心附托，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极，褒赏辅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则曰：‘预定议于禁涂’，为确命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臣闻太皇太后之立孙，神宗皇帝之与子，上当天意，下符人望，圣心先定，不假外谋，考经稽古，无一不合，确实何力，敢贪天功？”
五月[8]庚寅[9]，御史中丞梁焘，权戸部尚书；左諌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诏遣中使谕焘，促令受告，仍押赴省供职。焘既称谢，即言过坤成节上寿讫，当请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讫辞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阴附蔡确，不顾传制命以欺惑后世……温伯有负国欺天下之罪，中外共知。”己酉，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諌议，皆力言其不可，议论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是以公议皆谓朝廷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
七月丁亥，侍御史孙升言：“凡命制词者，比其臣为稷契伊周，则其君为尧舜汤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确为周勃，诛诸吕，定刘氏，则未审以何后比方圣上也？岂不知有所嫌哉？”又曰：“‘及在受遗之列，尤嘉定议之功，安辑庶邦，有若召公之老，可属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确受遗事也，此皆叙事之词，事不可无实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论，宣付大臣，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无以借口。”
八月[10]癸卯，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言：“自三两月以来，士大夫汹汹于下，造作语言，更相窥伺，人心不安，皆将温伯及焘等去住，阴卜朝廷意旨，才见温伯就职，便为朝廷有意动揺政事，邪佞之党无不欣然得意，见焘等罢言职，便谓踈薄谏诤，从来忧国之臣，莫不疑惧……去留之际，中外便生观望，动揺事机，无甚于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先是温伯撰兴龙节祝寿词，用“负黼、扆凭、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温伯非所当用以祝寿，适象求差入别试所，侍御史孙升继论之，章三上，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舎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太皇太后谕执政令兼承旨，于是温伯有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