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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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由正衙唤仗，由阁门而进，百官随而入见，谓之入阁。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御便殿也。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每日御门视事，百官常服朝参，诸司奏事。盖以朔望御殿，备朝贺之礼，而以日朝御门，为奏对之便。较之唐制善矣。

国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当时朝仪，想亦专叙品级，不分散要。世宗自甲午以后，凡三十馀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以予所见，班行其东西分立，则勋戚在西上，东面，不与百僚齿。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为第一行，三品次之，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为第三，宫坊五品六品次之，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为第五，两房中书次之，为第六，此为一段。其下，则六科为第一，吏部第二，中书舍人第三，此为一段。其下，则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级官制紊不可纪矣。右班面东侍，则锦衣在前，五军都督府次之，其后，七十二卫指挥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蓝缕，往往而是。叩头礼毕，则左班内阁，右班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台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东西向，御史立于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行礼班次，则公、侯、驸马、伯列三班于前，去文武阶次稍远，其下，则文武两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土第三，科道、中书第四。其下，则六部郎官亦颇紊乱。其同班叙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宫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宫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讲、读学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让佥都、少詹、光，学士在佥都之上。至于六部郎官，往时或叙衙门，一吏，二礼，其下则户、兵等部，故有主事立于郎中之上者。其后，户部主事贺邦泰者，以礼部在其上，尝上书争之，有诏：六部郎中并列，员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为叙。然熟视诸曹与吏部齿者，咸踆踆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当以都督为先。自世庙以来，锦衣权重，又陆、朱诸公皆三分重衔，官在都督之上，故立于首，若与内阁相视者，而都督以其贵宠，不敢与亢故也。万历戊寅，朱太傅已没，掌锦衣者，俱都指挥等官，相沿旧规，仍立前列。其后，遂有争议。部中以锦衣贵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后，稍上，鸣鞭行礼毕，则锦衣升立金台，都督方为首行矣。此迁就之方，非正礼也。

古时五等之爵，原有等级，如唐爵，国公一品，郡县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略仿其制。惟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与文武齿矣。

《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惟法从不然。今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书、侍郎，公侯勋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内阁，六卿二品避内阁，亚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与公侯抗礼，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谏议与六卿抗，抑亦过矣。《会典》所载，直为不与同品者比，非欲以新进书生与朝廷老臣分廷则坐也。近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势恃力，抗颜于大臣，安所得廉远堂高之义哉？若大臣不爱官爵，即自重不为抗，台谏不畏强御，即守礼不为诎。奈何其不然也？

国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参稽，多所谬误。往在部中，见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庙妃嫔，岁有遣祀，其谕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于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劳，此易世即当更者。又或仅隔一朝，犹称庶母，皆当世之称谓也。今已累历朝数矣，以伦辈推之，皆在高曾以上，而犹用旧文，此何理也？又国初仁、宣以来，为天潢长支，其视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王书有叔无伯，其视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书有弟无兄，此自当时伦叙言之尔。今历数世，长幼之伦，互有上下，而赐书之文，犹用旧稿，至有以伯为叔，以兄为弟，又何礼也？两房中书惟据旧稿抄誊，不核世次，诸公以为故事，不甚谘省，故谬讹至此尔。南京太庙已不设主，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谬也。

昔颜鲁公请定唐列圣之谥，以为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称武不称文，盖举其至者故也。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议者皆以为然。或谓，陵庙木主、玉册，皆已刊勒，不可轻改，其事遂寝。不知陵庙所刻，乃初谥也。人臣当国家制度，苦于不能深考，为识者所讥，此其证矣。鲁公议谥号，最为有见，然当时尊号徽称至十馀字，何不并议更之？天无上之尊，近于无名，即谥止一字，不为贬损，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称名稍溢，亦不为过，奈何身临宸极，临制万方，而徽号尊称重累不已？益无谓矣。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为过溢，惟年号不更，及主上临御，不上尊号，此唐、宋所不及也。然圣母徽称累至数字，亦觉太溢，此与人主尊号何异？尊养之至，亦岂在弥文繁称哉？

本朝谥法亦有参差。庙号十六字，而亲王谥止一字，此以多为贵也。亲王一字，而郡王大臣二字，此则以少为贵也。后世庙时，谥真人为四字，则又以多为贵矣。

宋高宗山陵，朝议以世祖为号，尤袤驳之，谓：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称祖无嫌；太上中兴，实继徽宗正统，以子代父，非光武比。乃称高宗。以子继父，不当称祖，诚万世断案，而嘉靖上成祖庙号，无以是告者，岂未深考与？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天下诸司，亦于国忌行香，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外州不同也。汉、唐以来，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闻有此。本朝国忌，上陵及内殿有祭，无行香宫观之礼。诸陵惟中官洒扫，不遣宫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乐设不作，回銮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读《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庙，诏以斋日不乐。至今，銮舆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乃如常仪。方知驾出不奏鼓吹，盖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费至巨万，每以国用不充，旷而不举，此未达茧栗陶匏之义也。唐每郊祀，启南门，灌其枢，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城南门亦闭不开，惟郊祀驾出方启，不过数军士推转之耳，何至用脂数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间，勋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势使然，顾于国家有益。观汉宣帝许后起微时，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俭。及霍后立，舆驾侍从日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悬绝。女子若生长富贵，不知民间苦乐，起而居天下之上，纵志奢华，无所吝惜，人主又从而悦之，奇技淫巧必从此作，天下敝矣。闾阎子女，平生所见，固少奢丽之观，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骇惧若不敢当，其于服饰器用，必有爱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间所见，朝夕陈说，使九重之上，知闾阎情苦，胜于箴诵训谏当万万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时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妇皆不答，至德宗始从礼官言：公主拜见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立受，如家人礼。此可为后世法矣。本朝公主出府仪注：三日拜见舅姑，公主东向，舅姑西向，立受二拜。较之唐制已为不侔，然尊卑之分犹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仪否。而王府郡县主君出嫁民间，乃或持居尊之体，与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规制大略相仿。自汉以来，奏事得请轧报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诏书画“诺”唐时画“闻”，即今之“知道”也，其称“奉圣旨”，则自宋然矣。

唐时废置州县，除免官爵，中书为发日敕，请御画而行，想即所请制日也。今制，诰命惟书成进览，用宝而行，不请御画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与之从容，或至燃烛。高骈子使人绐毕师铎曰：“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当时臣下奏对，谓之“从容”，机密文书，谓之“委曲”，此虚字实用也。唐时，臣下取旨，谓之“候进止”。宋时，臣下取旨，谓之“伏候指挥”。本朝谓之“请旨定夺”。此实字改用也。

唐制，降诏之外，有所访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今内降御札，犹用朱书，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准”也。自唐以来，皆用“准”字，至寇准为相，省吏避其名，遂减“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所撰，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待诏北门，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于银台门内，以处艺能技术之士，又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学，又以诏书文告悉由中书，多至壅滞，始选朝官有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俾专内命。至德以后，天下用兵，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以独当密命故也。贞元以后，为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时始未也。宋时，以中书舍人掌内制，翰林学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锁院撰草，有所不合，贴黄执奏，而宰相之选，多在其中。至于医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时翰林大略也。今之内阁，即承旨、两制之遗而权任过之。学士以下，讲读、撰述分领艺文之事，若汉之承明、金马，而书画技术之流，分置两殿，视宋之制为尽善也。

唐之选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议可否，以制敕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铨才奏拟，诏于告身上画闻，而无所可否。其后，宰相权日起，拾、补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本朝卿贰开府、五军都督及各边大将，吏、兵二部会九卿推补；方面及将领，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诏用其一；守令以下，则径拟一人，诏旨报可，无所可否矣。法与唐略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与会议，无所从违，视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汉、晋以来，朝官乘车犹有古制。唐将相王公皆乘马，至无和中，宰相张弘靖出为幽州节度，雍容骄贵，肩舆造太极殿。又昭宗讨李茂贞，长安市邀宰相肩舆诉其无罪。即此数事，唐已有肩舆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马，三品以上，方用绒座，以别等威。及建炎南迁，以江南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檐子，亦肩舆之制也。承平日久，渐习安佚，自古然矣。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三品文臣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他不许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枢密，皆䙆衿侍从。僖宗之世，始具襕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圜丘，又命以冕服剑佩侍祠，盖杨复恭恃援立之功，威棱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马周上言，请加襕绸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为缺胯袗，庶人服之，想即所谓襈衫也。衣裙分，谓之䙆，如今边将箭衣之制袍。施横幅于下，谓之襕，今之襕衫。本朝中官，贵极于四品，其后多赐蟒玉，为一品之服，而朝服则不以服，此亦䙆衫之遗也。惟司礼之长，遣祭中溜，则有祭服，其徒多图之画像以为荣观。可见冠冕服法不施𥊍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执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本朝自永、宣以后，大小除拜，止于题疏报可，不给诰敕，即内阁、六卿，亦止片纸书名，传宣所司，边镇大将，捧制敕而出，如遣一使，视古宣麻推毂之礼，抑何远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给告身。其人先输朱胶绫绸价钱，方请书给，即今之诰敕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诞告锁院演纶词头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国初，拜官之初，亦给诰敕。其后，除授升迁，止奉成命，吏部备云旨意，移以谘札，以为凭据，至考满覃恩，方给诰敕，以奖其成。是虚者反重，实者反轻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为重轻，而不知大体，故训词累牍之褒，视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报，宠若丘山，非累牍轻而片言重也，劝诫者虚而黜陟者实尔。夫君父之命，如纶如糸孛，恩则雨露，威则风霆，奈何以进用为荣而因以重其言，以奖成为虚而因以轻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观矣。

唐时，致仕官朝参之班在本品见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时，大臣虽隆贵显赫，其考终书衔，以有致仕为荣，故当时致仕大臣，相知为诗贺，其重如此。本朝致仕官居乡，礼体与现任同，而无朝请之文，然犹有古意也。乃迩来世俗薄恶，日趋顽敝，大臣悬车，至不见礼于小吏，而士大夫贪逐名宠，往往以致仕为讳，而有得罢去者，辄曹聚而唁之，何论贺矣！嗟夫！此所关系甚大，非浅见者所知，即语之亦不解也。

唐庄宗时，吴越求以金印玉册封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曲从镠请，予之。今制，两宫徽号用玉册，亲王金册，郡王镀金银册，印如其册，而国王之号，亦惟施于四夷，宇内不封也。

宋理宗谕群臣曰：“近来早朝，多奏臣下辞免小事，而事件大者，乃从缴进，甚非临朝听政之意。今后宜就早期面奏。”此与本朝制度大略相同。总之，承平之体，相袭而然，皆非开创之规也。

元时，宰相拜住言：“朝廷虽没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可见起居之废，肇自胜国，上下之隔久矣。观《通鉴续编》所记元人事实，与今《实录》规格不甚相远，以此知本朝《实录》，乃国初馆阁诸公沿袭元人之法而成，所以远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叶，经筵之制大备，以勋旧大臣知经筵，次至同知讲、读以下，大略如今日之法。宋时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学士曹元等纂辑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颁行天下。天历元年，又命儒臣采辑本朝故事，准唐、宋《会要》，名曰《经世大典》，即今《会典》体也。

宋、元封赠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赠父母，降本身一等，盖推恩近重而远轻也。然子孙之心终有不忍。本朝封赠三代，一如见爵，教孝之典，可谓大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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