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轶事

章太炎先生轶事
作者：蒋竹庄
1936年9月

本作品收录于《制言半月刊》

原载1936年9月《制言半月刊》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今用《追忆章太炎（修订本）》.陈平原；杜玲玲（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 ISBN 978-7-108-03112-9 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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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在癸卯之春，与太炎同在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此学社乃以南洋公学退学生为主体，中国教育会予以赞助而成立者。社中学生分四级，略似今之中学。太炎授三、四年级，余授一、二年级。社中教员，除供膳宿外，皆纯尽义务。太炎与余，皆卖文以自给，渠为普通学书室译《妖怪学讲义》，余则为《苏报》馆翻译东文。学社学生，皆自视为主人翁，视教职员为公仆，待遇极菲薄。余与太炎两人，合居后楼上小披屋，仅堪容膝，其下即为厨房，一日三餐时，烟焰迷目，故常携笔砚稿件，至会客室中写之。

　　教育会每周至张园，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发表，遂为清廷所忌。太炎持排满革命之论尤激烈。会蜀人邹容，留学日本，以陆军学生监督姚某，有奸私事，偕五人闯入其室，痛殴之，持利剪剪去其辫。事觉，遁至上海。与太炎会于爱国学社，一见心钦，互相期许，容称太炎为“东帝”，而自称为“西帝”。容箧中有小册《革命军》稿，太炎为之作序。宗仰出资刊行之，复将太炎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刊出。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太炎行动奇诡，剪发分梳，垂于额际，恒著长袍，外面裹以和服，不衫不履，不中不西。人见之，皆匿笑，而太炎自若也。嗜烟卷，吸不绝口。一日，余见其写一条与友人汪允中云：“今已不名一钱，乞借大洋两枚，以购纸烟。”余曰：“既已借钱，曷勿多借几元？”太炎笑曰：“与彼不过两元交情，多恐不应也。”尝谓国文文法周密者，莫过于公文，故写信札时，往往喜用“等因据此”、“须至照会者”字样。又云：“吾辈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要实行革命，甚难。文学之毒人，与鸦片无异。治朴学者，如吸大土烟；治诗古文辞者，如吸小土烟。瘾有重轻，为毒则一。”时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内部分裂，会员有从中竭力调停者。太炎甚愤愤，痛诋学社之不合，主张教育会与学社分离。社员章陶严者，行严之弟也，本学陆军，性甚暴烈，与太炎一言不合，竟当众批其颊。太炎端坐不为动，曰：“我颊可批，我舌不可断也。”事为行严所闻，急出而呵止其弟，向太炎道歉。邹容既与太炎莫逆，则亦调笑社员，谓“君等舍国学而专习英吉利语，将来不失为洋奴”。社员怒，群起欲殴之。然容性暴戾，常怀手枪，卒莫敢撄也。

　　《苏报》为爱国学社言论机关，持论过激，清廷乃有拿办上海爱国党之密谕。上海道商诸总领事，总领事已签字矣。而工部局以政治犯例应保护，不肯执行。被拿者六人：蔡元培、章炳麟、邹容、宗仰、吴稚晖、陈梦坡。工部局屡传吴、蔡前去，告以尽力保护之意，实则暗示被拿诸人，从速离开上海也。既而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蔡赴青岛，吴赴欧洲，陈梦坡赴日本，宗仰避居哈同花园，独太炎不肯去，并令邹容亦不可去，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清政府严谕魏光焘，有“上海爱国党倡言革命，该督形同聋聩”之语。魏惶恐，以工部局不肯拘人，乃问计法律顾问担文律师。担文以为只有诉诸法律，于是魏光焘代表清政府为原告，控诉章炳麟等六人于会审公堂。工部局乃于是年闰五月初六日，出票拘人。西捕至爱国学社，进客室，问谁为章炳麟？太炎正在室中，自指其鼻日：“我乃为章炳麟。”欣然随之去。邹容胆怯，则自后门逃逸。太炎自狱中作函告诫之，令自行投到。翌日，邹容乃自首。当时《申》、《新》各报，多持反对论调，《新闻报》尤讥笑太炎之不去为愚。太炎自狱作书答之，有“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休矣《新闻报》记者，请看数百年后，铜像巍巍高出云表者，为我为尔，无待预决”等语，惜余不能全忆矣。五月十四日第一次开审，原告为清政府，律师为英国人，被告章炳麟等六人，而裁判官则为会审委员、英国领事，不伦不类，至为可笑。所控罪状，则摘取《苏报》中之论说，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语句。顾此类语句，在中国视为大逆不道，译成英文，亦平淡无奇。二十七日，第二次开审后，案遂搁置。盖清政府欲用外交手段，在京与英国公使交涉，引渡二人，予以正法也。二人初系于福州路工部局，禁令尚宽，每周可容亲友前去探视一次。中国教育会在沪同人，约定以二人轮值，前往探问送食物。太炎索阅《瑜伽师地论》，是书当时上海尚无处可购，惟蒋智由寄存于会中书箧内有之，乃设法取出，送与太炎。翌年四月，此案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移禁西牢，即不许接见亲友。闻狱中所作之工，乙太炎为文人，故免其力役，令作裁缝。所缝者，类皆巡捕之制服。作工偶不力，印度巡捕辄持棍殴击。迨太炎出狱后，言及印捕，犹觉可畏。邹容年少性急，不胜压迫，未及一年，即病毙狱中。而太炎素有涵养，又研究佛学，及丙午五月初八日期满出狱时，容颜反见丰润。当太炎将出狱前，中国教育会留沪会员，已为购定船票，预备送往日本。届期，余与蔡孑民、叶浩吾等共十余人，于上午集于福州路工部局门前守候。盖自西牢释出后，仍须经工部局执行逐出租界之罪也。十一时，太炎出，诸人鼓掌欢迎，一一与之握手。即由浩吾陪乘马车，至吴淞中国公学，即晚登日本邮船赴日本。

　　太炎既至日本，留东学生，在神田锦辉馆，开大会以欢迎之。太炎有极长演说，且云：“人谓我有神经病，我是疯癫，我不以为异而反觉欣幸。……大凡非常可怪之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敢说。遇艰难困苦时，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事业者，必有神经病，方能做到。……故我承认有神经病，并愿传染诸位同志，俾皆有一两分神经病”云云。太炎在日本，即偕汪精卫、胡汉民共主《民报》笔政，与梁启超之《新民丛报》笔战。一主立宪，一主革命，连篇累牍，文皆犀利，令读者兴奋。然太炎后与同盟会宗旨，亦有微异，遂别创光复会。会中健将，即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龚薇生诸人。徐志在实行，得许诵清钜资捐纳为道员，成章知府，薇生同知，其馀知府、同知者若干人。锡麟在安徽办员警，刺死满抚恩铭，徐亦遇害。秋瑾亦在浙见杀。于是陶成章改变方针，以为运动军队，当假一种麻醉手段，遂在日本学习催眠术，思利用之。乙巳，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办通学所，陶亦来沪，传授此术。辛亥革命，太炎返国，陶亦先后返，与太炎集光复会会员，组织中华民国统一会。及陶在广慈医院，被人暗杀，而光复会亦无形消灭。

　　民国元年，南北统一后，正式政府成立于北京，太炎应袁世凯之招而往。余适自天津赴北京，在火车中遇之，则衣服甚都，面部及指甲亦清洁，不若十馀年前之垢腻，嗣知乃经汤夫人之训练使然。袁氏初以东三省筹边使羁縻之，不过虚名，并无实权。太炎则时至总统府，索巨额开办费，必欲实行筹边之事。始而语言不逊，既而大事哄争。袁氏憾之，遂软禁之于龙泉寺。太炎愤甚，而无可如何，不能如昔日在西牢之致命遂志。盖受屈于袁氏个人之淫威，不若革命流血之大义凛然也。太炎既被软禁，积思成幻。某日入睡，梦中有差官及舆马，迎之前去，至则仿佛一大衙署。太炎升公座，即有判官持公文一叠，置其前，请太炎署名犊尾。公文之内容如何，可勿问，与世间官吏之画黑稿无异。事毕，仍由舆马送归，则霍然而醒，已天明矣。自后每夕皆然。太炎在梦中，询问之，则知是阴间请去代理阎罗王职也。日久，太炎厌恶，决定不去，然一入梦，则又无自主之权，必为差官挟去。此事在科学家闻之，必断为幻觉、错觉。然何以日日入梦，且至半年之久，及太炎恢复自由南下之后，方无此梦，则诚不可解者。太炎固未与余亲口说及，但曾函告宗仰，言其故，请宗仰以佛理判断。余闻诸宗仰，故知之。

　　太炎被禁时，袁氏所以不敢置之死地者，一则不愿居杀士之名；一则以其文人，非有枪阶级，究不足畏；而副总统黎元洪之维持调护，亦至有力。故太炎终身感激黎氏。昔年黎氏国葬，尚拟亲赴湖北吊祭，且以明太祖比黎氏，而自居于刘青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