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蓝志先书

 答蓝志先书
作者：胡适
1919年4月15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

（节录论文字问题的部分）

　　先生对于拼音文字问题先提出三种普通的反对理由。

　　（一）先生说，“文化发达以后，文字不能全凭拼音，总须借重视觉的符号。不然，古来传承的许多文字就有一大半要抛弃了”。我以为先生的根本误解在于把拼音文字当作一种偏于听觉的文字。其实“拼音文字”是双方的，拼的音是听觉的，拼成的文字是视觉的。中国文字的大病就在他偏于视觉一方面，不能表示字音。我们希望——注意，我们现在不过希望——将来能有一种拼音的文字，把我们所用的国语拼成字母的语言，使全国的人只消学二三十个字母，便可读书看报。至于“古来传承的文字”尽管依旧保存，丝毫不变，正如西洋人保存埃及的象形字和巴比仑的楔形字一样。

　　（二）先生说，“传声文字也不是纯为拼音”。先生又举英、法的文字作例。我们须知英、法文字所以有无音的字母夹在里面，乃是英、法文的大短处；这种缺点是历史的遗传物偶然不曾淘汰干净，并不是传声文字必须有的。如英文的know和no同音，那首尾两个无音字母并不是故意装上去作视觉符号的，乃是因为古英文作knowen那K母和W母都有音的，更古的盎格鲁撒克逊文作Cnawan，那两个字母也是有音的，后来新英文把这两个字母的音吞没的时候，文字已渐有固定的形式，所以竟不曾把他们除去。现在英、美两国的“改良拼法”的运动，就是要把这些无用的“遗形物”一律除去。这种的运动分会现在遍于各地，我的朋友中也有几位实行这种改良拼法的。如说I know he has a knife他们拼作“I no he haz a nife”这可见传声文字应该纯为拼音。又如德文便没有这种无音的字母了；西班牙、葡萄牙文字更没有了。那几种人造的“世界语”，更不消说了。这更可证英、法文字有无音的字母，不过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传声文字必不可少的。总之，我们要不用拼音文字，也就罢了，如用拼音文字，应该是纯悴的表音符号，不该于表音之外带着无音的表意符号；拼音文字同时又是视觉的符号，因为我们见了这字如何拼合，便知如何发音，又从发音知道如何解说。

　　（三）先生说，“在方言复杂的国家，必定用一种标准的文字，——不论是文是语——才能彼此相通。这种标准的文字，自然须有能固定的字形，不能纯用听觉符号的文字”。先生这两句话，我有点不明白。标准文字，我赞成；标准文字须有固定的字形，我也赞成；但是“纯用听觉符号的文字”，难道就没有“固定的字形”吗？即如上文所举的例，Know字改为no字，便没有固定的字形了吗？

　　以上三条是泛论拼音文字。以下先生就中国情形立论，共分七条。

　　（甲）先生说，中国文字有无数单语不能凭音识义。我以为文言中“单语”很多，白话中单语就少了。凡白话中所留存的单语，一定是可以独立不会混乱的，如“嫖”字“喝”字之类。

　　（乙）先生又说“中国同音异义之字太多”。这话我已在答朱经农君的信里说过了。先生又说“两字相连，同音异义的依然还是不少”。这话恐怕未必然罢。先生试举几个“两字相连同音异义的字”。吴稚晖先生曾举“什么”和“石马”，“太阳”和“腿痒”。这是笑语。“太阳”是名词，“腿痒”是一句话，决不会混的。“什么”是疑问的口气，也不会和“石马”混乱。我曾说过，语言文字不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分子，乃是无时无地不带着一个上下文的。无论怎样容易混乱的字，连着上下文便不混乱了。譬如一个姓程的南方人，有人问他贵姓，他说姓程是不够的；人家要问他是禾旁程，还是耳东陈。但是我们说话时，“开一张路程单”的程字，决不会混作“陈年大土膏”的陈字。即如有人问先生的贵姓，先生一定须说“蓝颜色”的蓝，或是“青出于蓝”的蓝。但是我们若说“一个大姑娘穿着蓝布衫子，戴着一朵红花”，听的人一定不会误解了。语言文字全是上下文的。——这个道理若不明白，决不能讨论拼音文字的问题。即如英文里同音异义的字约有六十几个，这也不算少了。再加上同字异义的通用字七八千个，可不是等于七八千个同音异义的通用字吗？（如turn一个字可分作四十几种解说！）何以英文不觉得困难呢？这都是因为语言文字全靠上下文的作用，所以不觉得困难了。

　　先生又说，“如果新造名词全用拼音拼成，那就有许多名词，除了创造者以外，没有他人可以懂得的了”。这一层自然是大困难。但是这种困难是各国文字所同有的。无论在那一国，新造的名词必须下详细的说明，方才可使人懂得；又须有许久的传播，方才可使他流传于世。即如英文“知识论”是Epistemology，语源出于希腊文，平常的英国人有几个人能懂得？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学的一年生去看一个四年级的朋友，他的朋友说这个学期最难弄的就是蒋生教授的Epistemology一科。那一年生摆出很聪明的样子，说道：“这不是学写信的工课吗？（Epistemology的上半截有点像Epistle[信札]，故他猜错了。）那有什么烦难呢？”

　　（丙）先生说中国方言的困难，我是很赞成的。先生说，“非等到教育普及以后，标准的音读成了公用的国语的时候，讲不到拼音文字能否应用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要现在改拼音文字。我不过说“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新青年》四卷三五七页）。又说，“保存白话，用拼音代汉字，是将来总该办到的，此时决不能做到。但此种主张根本上尽可成立”（五卷一六六页）。陈独秀先生也是如此主张（四卷三五六页）。钱玄同先生更不赞成用罗马字拼汉文（四卷三五二至三五三页）。我上文同先生讨论的话，不过是要辨明“这种主张根本上尽可成立”一句话。

　　（丁）先生又说中国俗话不发达，所以离着讲拼音文字正远咧。这话我也极赞成。我们现在的要务，正如先生所说，“全在改造适用的言语”。

　　（戊）（己）（庚）三条的大旨，我已在上文各条讨论过了，可以不再提出。但是先生屡次说中国文字“一字一音”、“一字一义”、“个个单字”等话，我颇不以为然。形式上中国的字一个一个的方块，其实很少一个一个的单字。即用上文（丁）条第一句话作一个例：“先生又说中国俗话不发达”，这十一个字其实只是“先生”、“又”、“说”、“中国”、“俗话”、“不”、“发达”七个字。这一层也是讨论拼音文字的人所不可不注意的。

　　（原载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