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1935年5月5日)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几个学校的几千学生集会在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等等字样。他们整队出中华门，前面两面很大的国旗，中间夹着一副挽联，上款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泪挽’。他们沿路散了许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一张传单是这样写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他们到东交民巷西口，被使馆界巡警阻止不得通过，他们只能到美国使馆递了一个说帖，又举了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国使馆去递说帖。因为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
大队退出东交民巷，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门紧闭，大家齐喊‘卖国贼呀！’曹宅周围有一两百警察，都站着不动。有些学生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片，有几个学生爬上墙去，跳进屋去，把大门打开，大家就拥进去了。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这屋里，群众人太多了，反寻不着这两个人。他们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们打毁了不少的家具。后来他们捉到了章宗祥（驻日公使），打了他一顿，打的头破血流。这时候，有人放了火，火势大了，学生才跑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队赶到，大众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后的三十三个人。
这是‘五四’那天的经过。（那时我在上海，以上的记载是根据《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国的波动。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压迫的手段，拘捕学生，封禁《益世报》，监视《晨报》、《国民公报》，下令褒奖曹、陆、章三人的功绩。学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长保释了。北京各校的学生天天组织露天讲演队，劝买国货，宣传对日本的经济抵制。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来了几次抗议，使中国青年格外愤慨。这样闹了一个多月，到6月3日，北京政府决心作大规模的压迫，开始捉拿满街讲演的学生。6月4日，各校学生联合会也决议更大规模的爱国讲演。6月3、4两日被捉的学生约有两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马神庙的北大理科也被围作临时监狱了。5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队出发讲演，合计三千多人，分做三个大纵队：从顺治门到崇文门，从东单牌楼到西单牌楼，都有讲演队，捉也无从捉起了。政府才改变办法：只赶跑听众，不拘捕学生了。
那两天，两千多学生被关在北大法科理科两处，北河沿一带扎了二十个帐棚，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四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帐棚。我们看6月4日警察厅致北京大学的公函，可以想象当日的情状：
径启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学校学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说，当经本厅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命令，派出员警尽力制止，百般劝解，该学生等终不服从，犹复强行演说。当时地方秩序颇形扰乱，本厅商承警备总司令部，为维持公安计，不得已将各校学生分送北京大学法科及理科，酌派军警监护，另案呈请政府，听候解决。惟各该校人数众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请贵校速予筹备，以资应用。除函达教育部外，相应函达查照办理。此致北京大学。八年六月四日。
6月4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拘捕学生的电报，各地人民都很愤激，学生都罢课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罢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罢市了。上海罢市消息传到北京，政府才惊慌了，5日下午，北河沿的军队悄悄的撤退了，二十个帐棚也撤掉了。
这回学生奋斗一个月的结果，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免职，二是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不敢在断送山东的和约上签字。政府屈服了，青年胜利了（以上记载参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期的记事）。
‘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这里的：
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大家不可忘了！……这次运动里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
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这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卖国贼）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后的社会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求政府，直接惩办卖国贼，是对内自决的第一声。
这篇文章发表在‘五四运动’收到实际政治的效果之前，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
现在这个壮烈的运动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察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纤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伏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
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但单有文学礼教的争论，也许还不至于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北京各学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放了三天假，庆祝协约国的战胜。那几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用陈独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话）。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演说辞散见《新青年》五卷五号及六号。他老人家也演说了好几次。
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难道蔡先生和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蔡先生最热心，也最乐观，他在那演说大会上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先生言行录》页八四——九十），他说：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大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这几句话可以显出蔡老先生的伟大精神。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他老人家忍了两年，此时他真忍不住了！他说：
但我们的演说大会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要这样高兴？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吗？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真是世界进化的状态。……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
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
第三是武断（独裁）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
第四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
我们在十六七年后回头重读这篇伟大的演说，我们不承认蔡先生的乐观完全失败了。但我们不要忘记：第一，蔡先生当日的乐观是根据于他的哲学信仰上的乐观，他是诚意的信仰互助论必能战胜强权论的，所以他的乐观是有热力的，能感动人的。第二，他的乐观是当日（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们同心一致的乐观，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为四月底巴黎和会的恶消息传来，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完全被现实政治的妥协主义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然而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况且我们看那几千学生5月4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蔡先生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
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天安门演说之后，不多几天，我因母亲死了，奔丧南下。我走之后，独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他们就发起《每周评论》用白话来做政治的评论。《每周评论》12月22日出版，它的发刊词也可以使我们看出那个狂热的乐观时代的大影响：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的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这里固然有借题发挥的话，但独秀和蔡先生在那时候都是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他们天天渴望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奇迹的实现，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八年四月底，巴黎的电报传来，威尔逊的理想失败了，屈服了！克里蒙梭和牧野的强权主义终于战胜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东半岛的要求居然到手了！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他们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五四运动’，我们的代表团必然要签字的。签了字，我们后来就不配再说话了。三年之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我们收回山东的失败，其中的首功还得算‘五四运动’的几千个青年学生。
最后，我们要引孙中山先生评论‘五四运动’的话来做这篇纪念文字的结论。孙先生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海外同志书》）
中山先生的话是‘五四’之后七个多月写的。他的评判，我们认为很公允。他的结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是不可磨灭的名言。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
二十四，四，二十九夜
（原载1935年5月5日《独立评论》第1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