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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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讫时间 起神宗熙宁三年四月尽其月
帝 号 宋神宗〈案：自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原本并阙，今仍其旧。〉
年 号 熙宁三年（庚戌，1070）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观水嬉，燕射琼林苑。旧纪书幸西池、苑，新纪不书。
乙丑，命知制诰宋敏求，看详减省银台司文字、都官员外郎王庭筠，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殿中丞宋温其，著作佐郎钱长卿、曾布，前河西县令杜纯，并为编敕删定官。庭筠尝奏疏称颂王安石所定谋杀刑名，而温其素为王安石检法，赞成其事者也。此据司马光日记。温其，介休人。布，巩弟。纯，甄城人。庭筠、长卿未详，曾布八月二十三日编中书例。
给度僧牒五百，付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言制置招纳蕃部及募敢死士，须金帛以备支费。三司乞赐银绢各五千。上批银绢必不免科散坊郭户，乃以度僧牒赐之。 丙寅，辽主遣永州观察使耶律宽、卫尉少卿程冀，其母遣怀德军节度使萧禧、太常少卿张冀来贺同天节。
丁卯，以新及第进士叶祖洽为大理评事，上官均、陆佃为两使职官，张中、程尧佐为初等职官，第六人以下为判、司、主簿或尉，第三甲并诸科同出身并守选，仍命翰林学士范镇、龙图阁直学士张掞同吏部流内铨注拟。张中，开封人。程尧佐，丹陵人。
罢全州岁贡班竹帘。
给度僧牒五百，付两浙转运司，分赐经水灾及民田薄收州军，召人纳米或钱赈济饥民。
国信所言：“贺同天节辽使至临清驿，有契丹迪列子夷离根夜刺同宿契丹，死者四人，伤者十二人，除孝赠钱绢外，馀未敢支赐。”诏：“伤死者更给对见生饩节衣、朝辞例物等，如病死者例。其迪列子夷离根亦准此给，如死，亦以孝赠赐之。”
戊辰，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兼侍读韩维权御史中丞；知太原府、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冯京为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
公著在言职，累奏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提举常平官，最后言：“祖宗承五季之乱，法度草□，固亦未尽及古，至于临下以简，御觽以宽，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则汉、唐之盛无以加也。是以有国百年，民心欣戴，虽凶年饥岁，流离至死，而无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恩厚泽足以深结之也。惟是日月既久，事或有弊，此陛下所以临朝奋然，思欲惩革。然而设施措置未得其术，才及一二末事，颇已咈戾觽心，是以内外乖离，人人危惧。窃以祖宗以来，所以深得人心者，艰难积累，固非一日，今岂可以一二末事轻失其心？人心一摇，未易复收，后虽有善政，亦难行矣。况上下危疑之际，难安易动，此臣所以为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为，务在仁厚，无致近薄，以敛觽怨，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又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制置一司，上既不关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从初置局，人心莫不疑眩，及见乎行事，物论日益腾沸。盖朝廷大事，无不出于二府，惟是制置条例，实系国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与闻。若宰相以为可，自宜与之共论；以为不可，亦不当坐观成败，但书敕尾而已。至于仓、场、库、务琐细利害，又恐不必执政大臣然后能集。臣又闻，圣人之政，贵乎显仁藏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为寓令，犹曰法成而邻国不知。今朝廷处置，实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检会臣前奏施行。”皆不听。乃求罢职，家居俟命。是月乙丑，诏复除公著旧职、同提举诸司库务，韩维为中丞[1]，李中师权知开封府。命且下，复留之。至是乃黜公著，且以冯京代中师。
王安石著时政记，曰：“公著数言事失实，又求见，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因涕泣论奏，以为此社稷宗庙安危存亡所系，又屡求罢言职。上察其为奸，故黜。初，上欲明言公著罪状，令曾公亮等以旨谕当制舍人。公亮谕宋敏求草制但言引义未安而已。安石曰：‘圣旨令明言罪状，若但言引义未安，非旨也。’敏求草制如公亮所教。翌日再取旨，公亮、陈升之、赵拼等皆争以为不可。上曰：‘公著有远近虚名，不明言罪状，则人安知其所以黜，必复纷纷矣。’公亮等以为，如此则四方传闻大臣有欲举甲者，非便；且于韩琦不安。上曰：‘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亦何所不便？’公亮等犹力争，至日旰，上终弗许，而面令升之改定制辞行之。”安石所记如此。后公著复召用，至哲宗即位，领实录事，上奏：“臣先任御史中丞，前后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论差官散青苗钱不当，不蒙施行，五乞责降外任差遣。亦尝入对面陈，蒙神宗曲赐敦谕，圣意温厚，初无谴怒之旨。四月五日，闻除臣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宝文阁学士、知审官院，臣于六月[2]再奏，以言事不效，乞降责，至七日，闻有指挥落两学士，黜知颍州。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至元丰中，臣再对朝廷，先帝待臣甚厚，未几，遂除柄任，及尝赐臣手诏，大略云：‘顾在廷之臣，可以托中外心腹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被诬遭逐，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议，吕惠卿兴造事端。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适以宰职总领史任，今实录若即依安石所诬编录，既因臣提举修进，则便为实事，它时直笔之士虽欲辨正，亦不可得。望以臣奏付实录院，许令纪实，以信后世。”内批：“依所奏施行。”时元佑二年也。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拼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推沮[3]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因此用为公著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4]，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且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师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公著家传云：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驳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琦朴忠，固无它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后二日甲辰，公著见上，复极论青苗事，然未尝及琦也。已而，上谓执政曰：“吕公著、孙觉皆极言青苗不便，且云驳难韩琦非是。”因面诘王安石、韩绛不当镂板，初无罪觉意也。觉既被黜，执政遂以觉语加公著。及公著黜，觉犹舣舟城东，未赴广德，乃谓人曰：“韩琦事独觉尝言及耳。”然后人知公著未尝言琦。又云：“公著兄女嫁琦子者二人，公著必不肯诬琦。”又公著自三月十三日后不复对，凡二十二日乃罢中丞。诚使公著诬琦而上以为罪，自当即日加谴，不应如是之久，又必不应先除三学士职也。家传所载如此，今但从司马光记闻，不敢用家传证国史也。然光记此事，亦与家传不殊耳。元佑实录载王安石时政记及吕公著奏，其书法甚允当。朱本乃云：先帝实录不应载元佑文字，并加删削，全用安石日录，今仍存元佑旧本，并附司马光所记云。魏泰东轩录云：熙宁初，朝廷初置条例司，诸路各置提举常平官，及俵常平钱，收二分之息。时韩魏公镇北都，上章论其事，乞罢诸路提举官，常平法依旧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于表章，其说从容详悉，无所伤忤者。皇城使沈惟恭者，辄令其门客孙棐诈作魏公表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奸。”表成，惟恭以示阁门使李评，评夺其焒以闻。上大骇，下惟恭、孙棐于理。而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便坐奏事，犹以棐言为实。上出魏公章送条例司。惟恭流海上，孙棐杖杀于市，罢公著中丞，出知颍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与对，乃厚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盖谓是也。按司马光记孙棐事亦甚详，初不云诈作魏公表，恐泰妄也[5]。旧纪书御史中丞吕公著言王安石失当，降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新纪不书，当从旧纪。
壬申，知青州、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修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佑三年著令毋过二员，后富弼以宣徽使判并州，于时已有二员，诏以边任故，权增一员。至是，郭逵、王拱辰已为宣徽使，并修为三，用弼例也。太原阙守，上初欲用滕甫，议不合，遂用修。上初疑修以病不肯往，王安石曰：“试敦谕并稍加恩礼，必肯往也。”因授宣徽使，修卒辞之。七月三日乃听修辞。五月二十一日修止俵青苗，特放罪[6]。
癸酉，大宴集英殿。
丁丑，韩维权知开封府，冯京权御史中丞。王安石既引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又荐维以代吕公著，欲其兄弟助己也。曾公亮等皆以为如此必致人言，绛亦言臣弟必不敢当。命既下，陈襄既言其不可，维力言：“兄绛方任枢密副使兼条例司，议论所及非一。御史中丞于朝廷阙失无所不当言，不言则废公议，言之则废私恩。且吕公著论青苗事用此罢，臣代其任，自处之地，不得无嫌，且无以屈士大夫之论。”又屡面对，引义坚切，卒与京易任。初，命李中师[7]权知开封，既而以中师不允人望，罢之。曾公亮等始建议欲召□中复为中丞。王安石曰：“中复鞫李参事，人皆以为附文彦博，恐非正人，陛下宜自察之。”乃不果召。及罢中师，又欲召中复尹京。王安石曰：“臣昨奏中复附文彦博事，无可考，恐难信。如前日不放提举官所差指使下县，若不以闻，当申条例司，此于韩琦有何关预？中复乃申琦，其枉道媚韩琦如此，亦足以知其为人也。”卒罢之。
诏秘书丞邹何令审官院与先次合入差遣。何举御史，既召对，罢之。 戊寅，秘书丞、集贤校理、同知谏院胡宗愈同判司农寺。
诏秦凤路都钤辖向宝兼提举秦州西路缘边蕃部，王韶加同事。宝旧为管勾，后命韶为提举，上以为轻重不伦，故正之；命张守约依旧专管勾东路蕃部，寻皆罢。
初，文彦博、陈升之皆以为宝宜为提举，既而王安石独进曰：“向宝素坏王韶事，韶言有两族不可招抚者，以宝沮害其事故也。今令与韶共事，又在其上，即韶事恐不可成。”陈升之曰：“宝虽带此名，然止在其城中，即亦何害？”安石曰：“宝既为官长，即所属吏皆严惮之，其势足以沮事，何谓无害？兼因边事出城，即更足以乱韶事。”时李中师有奏，言：“用韶提举，若不令宝都大提举，即失宝心，不肯尽节。”于是升之亦以其言为然。安石曰：“朝廷用一王韶，于宝有何亏损，乃不肯尽节？如汉高祖得陈平于亡虏，即令尽护诸将，诸将何尝不尽力？”上与枢密院再议，文彦博固执前说，上因令罢宝命，乃用急脚递追还。寻复罢，此诏据朱本，新本遂削去，不知果是何日。
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拼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拼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拼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拼大悔，复上言：“臣近以制置条例司遣使四十馀人，驰传天下，人情惊扰，物论喧哗，累具奏陈，并与宰臣等数尝面奏，乞罢诸路提举官属，其常平等事，一切责成监司，信赏必罚，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强辨自用，动辄忿争，以天下之公论，为流俗之浮议，顺非文过，违觽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张次山、□师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恳辞勇退，惟恐不得所请。夫要职显任，人之所欲，彼不愿就者，盖知事悉乖戾，不敢当之。昨日安石再举西川、福建提举官四员，其愎如此，而欲止人浮言，是所谓恶醉而强酒也。近臣、侍从、台谏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马光因罢枢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怪骇；李常家居待罪多日；孙觉、张戬、程颢三人，各与安石论列于中书，又悉尝上殿乞罢言职；今日吕公著、范镇俱请郡。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以言乎财利于事为轻，而天下之民心得失为重矣；以言乎提举官于体为小，而禁近与耳目之臣用舍为大矣。今夫不罢财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轻也；不罢提举官，而弃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体之大，罢其轻者小者，变祸为福，易于反掌耳。”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杭故多盗，闻拼性宽，细民益聚为盗，拼捕获情重者配他州，遂散去，境内以清。
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此语据王安石五月五日所录。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言：“窃闻已制命除韩绛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绛以才望序迁，固未为过。然朝廷所以用绛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以王安石参预大政，首为兴利之谋，先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升之用事迁为丞相，而绛又领之[8]。曾不数月，今又以绛参预政事，则是中书选任大臣，皆以利进，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罢绛参知政事。今后中书选任大臣，必求道德经术之贤以处之，而不得以利进。如陛下不欲追罢已行之命，即乞将制置条例司与青苗补助之法只归三司，及责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节矣。”
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案：宋史以定除御史里行为癸未日事，未知孰是。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者。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9]，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徼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以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盖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佑新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之士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此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辛巳，祁国长公主进封卫国长公主。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髃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此安石三月十六日对上语。于是专用景温。司马光日记云，自是不复置中丞。按：此时已除冯京中丞，但未到耳，陈荐权台事。不知日记何以云耳，恐误也。
知遂州、职方郎中向宗道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初，张次山力诋新法，辞提举常平仓弗就。会广济遣运阙官，曾公亮在病告，安石摄禘祭致斋。次山与陈升之有连，升之亟言次山可用。命既下，而中旨谓次山资浅，改付宗道。其实安石恶次山异己，言于上而罢之。
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奏举。景佑初，以资任相当者少，始许举通判未满任者。去岁骤用京官，今又幕职官便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髃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
壬午，宋敏求罢知制诰，以上批敏求“文字荒疏，旷其职业，不能者止，于义可从”也。于是王安石曰：“敏求草吕公著制，臣谕圣旨，令明著罪状，反用曾公亮语，止云‘援据匪宜’而已，此是自违圣旨，已幸朝廷不问，乃更辞职。”上乃令从敏求请罢职。及呈敏求诰词，上又令因著其前者失职之罪。曾公亮以为无罪可著。上曰：“令作公著诰辞，初不依旨明言罪状，乃宣言于外，以为朝廷改诰词须当乞免知制诰。改诰词亦常事，何致如此？此乃挟奸，见朝廷前者不加罪，故今敢如此尔。”安石曰：“敏求作公著诰词，曾公亮虽云‘但言援据失宜’，而臣即谕圣旨，令明著罪状。敏求不用臣所谕旨，而从公亮之言，此岂得无罪？”公亮曰：“舍人是中书属官，止合听宰相处分。”安石曰：“舍人乃行圣旨，岂是行宰相处分？”上曰：“若止一人说与则可，缘王安石又说圣旨，既所传不同，即合覆奏，如何即草制？”公亮不肯从。上曰：“但止说‘文字荒芜，失其职守’罢之可也。”公亮曰：“若失守，即是臣致其如此。”时已日旰，安石曰：“改作‘旷其职业’亦可。”上从之。公亮因请罪，上曰：“不须尔。”公亮曰：“不敢更上章。”拜谢于上前而退。墨本云上批十六字。朱本云元无上批，止是司马记事云有此语，不可便为上批，改云舍人院草制。新本复用墨本，今从之。旧纪书宋敏求论李定以军事推官为御史非旧制，罢知制诰。新纪不书，当从旧纪。十二月十四日，敏求为修撰。
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前此，上谓执政曰：“李常终不肯分析，朕再三谕以此止是欲行遣违法官吏，常坚云体不合分析。”曾公亮曰：“台谏官自前许风闻言事，难令分析也。”上曰：“欲令说是何人言，或以所言不实罪谏官，即壅塞言路。今令说违法官吏是何人，因何却不肯？”王安石曰：“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今所令分析，止欲行遣官吏，何妨风闻？”及是，上令改常正言为博士，仍明著常罪曰：“言事反复，专为诋欺。”是日，又呈常疏，有云：“陛下一宫殿之费百馀万，一宴游之费十馀万，乃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上笑曰：“近闻人谤如此，乃是常疏中语。”安石曰：“陛下即位，未尝营缮及事外游宴，惟修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尔，而常敢于诬上如此！”
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复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很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拼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畏避[10]，颠危莫扶，及识昧知几，言乖误主，均为有罪，乞正严诛等事，并未施行。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居家待罪。”又言：“韩绛代陈升之领条例司，左右徇从安石，与为死党，遂参政柄。李定邪谄，自幕官擢台职。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得李定之比，继继其来，牙蘗渐盛，臣岂敢爱死而不言哉？”戬论韩绛、李定，据戬附传增入。按：绛除参政、定御史，皆四月十九日，戬责以二十二日。墨本云臣自今月十二日以后更不赴台供职。盖二十二日也，墨本偶脱“二”字耳。若十二日以后既不赴台供职，则不应更论绛、定，今附本月日。戬二十三日家居待罪，其日便责，亦可见当时事势云。子韶尝乞追孙觉、吕公著谪命，及言台谏方论青苗，乞罢兄子渊管勾京东常平差遣[11]。先是，上谓执政曰：“王子韶言‘青苗法实不便，但臣先与此议，不敢论列’。小人首鼠两端，当黜之。”知杂陈襄亦奏子韶回邪反复，阴荐子渊为常平使者，请罢其言职故也。朱本删陈襄论子韶，以为时政记所无，今依新史复存之。又据襄奏增荐子渊事。
戬、子韶皆以知县资序为御史，至是，曾公亮请皆以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从安石议。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俯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黜。
诏：“累戒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司，禁止边民与西贼交市，颇闻禁令不行。自今有违者，经略司并干官吏劾罪重断；能告捕者厚赏之。委转运司觉察。” 癸未，虞部员外郎苏棁、秘书丞陈睦并为秘阁校理，秘书郎李清臣为集贤校理，江宁府推官刘挚为馆阁校勘，大理寺丞乐咸为太子中舍。棁等先朝得旨召试，至是试入等，独咸论入四等上、策四等下故也。棁、睦、挚已见治平三年十一月，咸未详。 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其第三奏曰：“陛下圣性聪明，固已晓然开悟，但以王安石执议不变，重违其意，物论喧然，不加听察。事之可者则置勿问，其不可者则无所不行。岂非条例之臣为自安之计，巧为饰说，诬罔圣聪？近者韩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钱，立定贯伯，均与等第人户，比之他路，独取利息三分，显是提举官违条抑配，而朝廷并无黜责。琦之论列，足以知其非便，而特寝不行。吕景以畿县之民逋负官物尚有五十馀万，不宜更与预支，实虑亏陷官本，而却令取勘。故臣前奏，谓‘此法一行，骚动天下。’正谓此也。陛下近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是，而悟制置司之为非。今复遽罢之者，岂又以光言为非邪？必以其辞而不受也。然则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尔。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为哉！轻进退于大臣，失孚号于天下，非所谓令出弗反之义也。李常职在谏官，既闻中外之议，不敢不言，事虽不实，诚亦得之舆论。况国朝旧制，自许风闻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将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谏臣之体，而广言路之道也。凡此数事，虽圣虑一时之失，岂非听察之误乎！礼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尔。书云‘改过不吝’，汤之德也。自陛下临政以来，事无过举，惟用安石，然后有更事之暴，而致兴利之非。圣人施为，自有法度，不合于道者去之。任天下之髃才，收天下之公议，尧、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议，以贻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条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归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赐停寝，则天下幸甚。” 襄又奏：“臣观制置司元降指挥，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贷民以取利，事体削弱，为天下讥笑。是特为管仲、商君之术，非陛下之所宜行。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义治天下，不愿其为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国，广轮万里，内无强臣悍族之患，外无侵夺凭陵之难。凡四海九州之赋入，又足以供吾之用，不为不足。陛下不于此时与庙堂之臣坐而论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为均输举贷之事，臣窃为陛下惜之！今日之弊，在于国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广。陛下但遴选主计之臣，付与利柄，取天下赋入之籍，度县官调度之数，百用为之均节，而归之艺极，则浮费省而财用足。省徭役，薄赋敛，宽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修庠序之教，劝之以忠、信、孝、悌，尊贤而使能，才者进，不肖者退。农有馀财，民服其教，吏称其治，然而国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奏：“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张法度皆以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为贷息，而谓周公太平已试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为此，然则天下之人皆知误陛下者王安石也，误安石者吕惠卿也。以陛下之聪明，观天下之论议，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可知。柰何安石恃强辨以荧惑于前，惠卿画诡谋以阴助于后，加以反复比周之小人随时观望，平日公论，则举知其法之非，一挠于利，则又言其法之是。此虽陛下之至圣，不能无惑，虽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为朋党也。近者，谏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孙觉以奏对反复，落职外迁；御史中丞吕公著而下，皆以不职为言，乞从责降。而臣独区区未敢以请者，尚冀犬马之诚，一悟圣意，许以青苗之法下议百官。如臣言非，则甘从远窜，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则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贬斥，以谢天下。”
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朕见襄每引经亦粗可故也。”襄五奏，据襄集。司马光日记[12]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必当时以此议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讲，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节度判官事。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尧御觽以宽，然流共工、放驩兜。驩兜止是阿党，共工止是‘静言庸违，象共滔天’。如吕公著真所谓‘静言庸违，象共滔天’。陛下察见其如此非一事，又非一日，然都无行遣，直待公著所为熟烂，自不肯安职，复除三学士，令在经筵，又不肯留，乃始除侍读、知颍州。诰词[13]又初极称其材行，中乃用数字言其罪，后乃令带侍读学士。以此示天下，天下皆知朝廷无纲纪，小人何缘退听？陈襄、程颢专党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天下事不如理至多，人臣为奸罔至觽，襄与颢曾有一言及之否？专助吕公著言常平法，此即是驩兜之徒。而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未出，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臣愚窃恐陛下非不知陈襄辈情状，但患斥逐人多，故以言假借涵容，且使安职。此大不然，彼不谓陛下涵容，乃谓陛下尚可欺罔，故纷纷不止也。”
龙图阁直学士陈荐权发遣御史台事，西京左藏库副使、阁门通事舍人高遵裕提举秦州西路蕃部。日录与王韶相关，四月十八日、六月七日当参考。 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晏子曰：‘和与同异，水火、醯醢、盐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若羹已咸，复济以盐；已酸，复济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人之情，谁不欲顺己而恶其逆，惟圣贤知顺之损，知逆之益。譬如酒醴虽适口而醉人，药物虽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于君，刚则和之，柔则掖之，明则晦之，晦则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馀，补其不足，以就皇极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顺己者即不次拔擢，则谄谀日进，忠正日疏，非庙社之福也。”上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尽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光曰：“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逼于公议，始言其非，所谓有罪也。公著与韩琦亲，何故以险语谗之？”上曰：“非谗琦也，志在君侧之人耳。”光曰：“据诰词[14]则谗琦也。公著有罪无罪在于事实，不在诰词。诰词虽云尔，外人皆云公著坐乞罢条例司及言吕惠卿奸邪，不云坐为谗也。”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辞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髃臣谁敢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曾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议青苗之故，宁可逐臣，不可罢安石也’。既退，使人且以此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觽，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篃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觽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诏诸路州军遇正、至、寒食、端午、重阳节序，无得以酒相馈。初，知渭州蔡挺言陕西有公使钱许造酒处，每五节以酒交遗，以行经二十驿者挈负去来，道路烦苦，请禁止。许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衡复言知莫州柴贻范送别州酒至九百馀瓶，所差兵夫至二百馀人，其违法劳人可知。故并诸路禁止焉。
乙酉，条例司言：“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15]，使仓储不空，以备非常。然今诸路农时早晚，夏秋所获多少，及民间所须缓急，所在不同，恐不可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缓急，量入为出，各随其时，不拘以数。”诏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常平仓司，约定岁散青苗钱可以实散若干数目闻奏。
诏馆阁校勘刘攽与外任。攽初考试开封，与王介争言，为台谏所劾，既赎铜，又罢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并逐攽。此据司马光日记。汪应辰云：恐只是御史劾攽。
丙戌，特支修大河东流堤埽[16]及浚御河役兵缗钱有差。
丁亥，秘书丞、集贤校理孙洙，兼史馆检讨。
大理寺丞、鄜延经略司勾当公事嶭昌朝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言昌朝可用也。安石欲用昌朝，此据日录。
知涪州乐温县锺浚为著作佐郎。以考课院言浚治状入优等故也。
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此据日记。 陈升之以母老乞退，上不许。此据日录。
戊子，中书言：“宗室令晏等状，袒免以下亲当出官及外居，奏荐并接宾客，并已有法。其文移表奏欲乞亦如外官例[17]。”上批：“令晏虽系袒免，止是法许外居，非换官出官人数，不可一用外官例。可再详度，令诸事相称，毋使亲疏轻重不等。”于是中书再定：“袒免将军以下愿出官，委尊属同教授保明，宗正司审察以闻。见任外官奏子孙，依外官法。若祖宗袒免以下已有官，而父祖俱亡，不愿出官，愿出外居者，许置田宅产业；愿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法。”从之。
韩琦乞徐州养疾。上曰：“琦必缘吕公著事也。”曾公亮曰：“琦当乞相州，今乃乞徐州，意或在此。”上曰：“何故？”公亮曰：“相州实屯重兵处。”王安石曰：“琦意未必然。”上曰：“须开谕令无自疑。”安石曰：“彼初无此意，何用开谕，但如常批答可也。候琦以人言为辞，开谕未晚。”上从之。琦章四上，上卒遣内侍李舜举开谕，琦乃止。
校勘记
编辑- ↑ 韩维为中丞“韩维”原作“韩绛”。按宋史卷一五神宗纪、卷二一一宰辅表均载韩绛于熙宁三年四月参知政事而卷三一五韩绛传亦无熙宁时为中丞之记载；上文“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兼侍读韩维权御史中丞”，下文丁丑条载王安石荐韩维代吕公著，维以兄绛在枢府力辞之，均与宋史卷三一五韩维传所载合。此处“绛”字当为“维”字之误，因据改。
- ↑ 六月阁本、活字本均同。据上下文疑为“六日”之误。
- ↑ 推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九青苗法下、续通鉴卷六七均作“摧沮”。
- ↑ 敷陈失实“敷”原作“数”，据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九青苗法下、编年纲目卷一八改。
- ↑ 恐泰妄也“泰”原作“太”，据阁本改。
- ↑ 特放罪“罪”原作“罢”，据阁本及本书卷二一一本年五月庚戌条改。
- ↑ 李中师原作“李师中”，据阁本、活字本及上下文乙正。下同。
- ↑ 未几升之用事迁为丞相而绛又领之活字本同，阁本“事”作“是”。续通鉴卷六七作“未几，升之用为相而绛继之”。疑阁本是。
- ↑ 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就”字原脱，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九青苗法下补。
- ↑ 观望畏避“畏”原作“思”，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三王安石毁去正臣、治迹统类卷一四神宗朝臣议论新法改。
- ↑ 京东常平差遣“平”字原脱，据宋会要食货五之六、编年纲目卷一八补。
- ↑ 司马光日记“日”字原脱，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九青苗法下补。
- ↑ 诰词原作“告词”，据前后文及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一、六二、六九有关记载改。
- ↑ 诰词原作“语词”，据上下文改。
- ↑ 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二“料”字原均作“科”，据阁本及宋会要食货五之六、职官五之四改。
- ↑ 堤埽“埽”原作“扫”，据文义改。
- ↑ 其文移表奏欲乞亦如外官例“其”原作“具”，据阁本、活字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