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汪精卫)
我原籍是浙江山阴。祖父以上，坟墓都在山阴，父亲始迁至广东番禺。他虽然听得懂广东话，却不会说，仍然是浙江人。初娶卢氏，也是浙江人，生一子三女。我母亲姓吴，方才是广东人，生三女三子。我在兄弟行第四，连姊妹算第十。我生时，父亲已六十二岁了，我十三岁，母亲病殁，十四岁，父亲病殁﹔依恋父母的光阴，统共只得这些，其间还除去在襁褓中无知无识的时候，算来不过十年。我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勤学的人，七十一岁以后，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耳又重听。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诵得出方才罢休。每有和作，便令我笔记起来。我父亲是九月初七日夜半得霍乱病，初八日午时死的。死前一晚，这功课并没有间断。在我自己，因此所受的益，比在书塾里似乎多些。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家事的琐碎，以及在家庭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于我眼前。我有一卷《秋庭晨课图》，并有一段跋语，将我母亲的生平以及我幼时的光景约略写出。
我父亲在时，家祭已经贫薄，父亲直到七十岁，还要挣钱养家，至七十一岁，方才歇业。父亲殁后，并无遗产，我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
至于我的学业，因为只受过“子曰先生”的教育，当然所谓外国文算术体操等等都谈不到。十六岁以后，轮到自己做“子曰先生”了，不但谈不到，因为时间与经济的关系，连梦也梦不到。所以我的一生，缺乏普通学识，甚至连身体也呆笨不灵，这是提起来便惭愧的。幸而我幼时除了受“子曰先生”的教育以外，还受些家庭教育，我叔父更是博学，藏书数万卷，因此我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也还窥见一些，但这算得什么呢。
及至二十岁，居然得著机会，考取了留学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官费生。到了东京，速成科毕业后，自费入专门科。自费的钱，是从译书来的，只是那时的译书，只为得钱，如法规大全等等，纯是雇佣式的工作。官费的时候，每月祇得三十元，自费的时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帮朋友的忙。
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什么“君臣之义”束缚住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 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乙巳年，我二十二岁，孙先生到东京，我和朱执信等几个人前去见面，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为我献身革命之始。那时候两广总督是岑春煊，我的长兄在他幕府，和一位刘子蕃先生同事，他两人原是朋友，我的长兄曾替我订婚于他的一位令妹。这种办法，如今是不行的，但在当时，却以为天理人情之至，身为长兄，老子死了，不替兄弟定个把老婆，是要惹人议论的。所以就这样的干起来，不但不必征我同意，连通知也不必的。如此者几年了，忽然听得我做了革命党，不免惊心。《民报》上文章越做得多，风声自然越紧。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长兄将我交出来，不然就要对不住。我长兄急得没法。我得此信息，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这封信，我如今还记得，写在下面：“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以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长兄得此信后，便将驱逐逆弟，永离家门，具禀番禺县存案﹔复和刘子蕃先生商量，将两家聘物交还，婚约焚烧，作为了事。后来闻得刘氏女反对他们这种做法，只至民国元年，我已娶了，回到广州，重见家门，闻得她尚未嫁。我觉得正如古人所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未免耿耿于心，及至闻得她和一位陈先生结婚了，方才宁帖。
我从二十二岁加入同盟会，今年已五十一岁了。在这三十年中，所经过的，我不愿多说。因为就民国以前来说，从乙巳年起，我的主张和议论，都载在《民报》﹔丁未以后，奉孙先生命，奔走南洋，组织同盟会分会百馀处，在那时候，所有演讲和论说，都载在《中兴日报》﹔已酉以后，潜入北京，被人捉住，放在牢里，也还有一首《述怀》诗，载在《小休集》，狱中生活，也被《南社诗话》采录：这些都可算作我的自传。记得庚戌三月初七日，我在北京被警察捉住，在夹衣里搜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及《告别同志书》，他问我：“为什么将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我答：“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拿生平的演讲和论说，当作自传是最真实的，不必另外再做自传了。就民国以后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民国以后的事情，比民国以前，复杂得多。我的革命决心，固然始终没有改变；而我对人对事的态度，却不免时有改变。但所以改变的理由我无不讲出来，至于理由的对不对，则我愿接受现在和后人的评论。
东方杂志社要我做一篇自传，在百忙中，草此塞责。
二二、一二、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