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易书
承示图书、象数、卜筮、卦变四考，为之叹服。仆尝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谓“辅弱扶微，兼包大小之义”，而讥时人之“保残守缺，雷同相从”，以为师说，未尝不三复于其言也。昔者汉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已下，乃有博学之士会稡贯通。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颖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举条格，《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诗》主朱子集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至永乐中，纂辑《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注疏刻于万历中年，但颁行天下，藏之学官，未尝立法以劝人之诵习也。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十数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且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岂能该尽。若大著所谓此爻为天子，此爻为诸侯，此爻为相，此爻为师，盖本之崔憬解《系辞》二与四、三与五同功异位之说。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故夫子之传《易》也，于“见龙在田”，而本之以学问宽仁之功；于“鸣鹤在阴”，而拟之以言行枢机之发。此爻辞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实未有外于此者。“素以为绚”，礼后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诸姑伯姊”，尊亲之序也。夫子之说《诗》，犹夫子之传《易》也。后人之说《易》也，必以一人一事当之，此自传注之例宜然，学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且以九四或跃之爻论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摄，孔子之历聘，皆可以当之，而汤武特其一义，又不可连比四五之爻，为一时之事，而谓有“飞龙在天”之君，必无“汤武革命”之臣也。将欲广之，适以狭之，此举业以来之通弊也。是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此圣人所以立象以尽意，而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何待于三绝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该于《易》者乎？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不审高明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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