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堂别集
| 观堂别集 作者：王国维 |
卷一
○以五介彰施于五色说（甲子）
《尚书·皋陶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魏三字石经“采”作“介”，《洪范五行传》郑注引经文作“采”。《尚书正义》引郑注：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谓之采，已用谓之色。是郑本《古文尚书》作“五采”，伪孔本同。此采作介，其义未闻。案：《隋书·礼仪志》，大业元年虞世基奏：近世故实，依《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以此相间，而为五采。是《今文尚书》或本作“五介”，故《大传》说以青、黄、黑、白、赤相间为说，五者相界以发其色，故曰“以五介章施于五色”。《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是缋次以相对为义，绣次以相承为义，与《大传》不同。此又一说也。郑以未用、已用分释采色，然未能得章施之说，不如石经作“五介”得之。
○书作册诗尹氏说
《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又：“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作册”二字，伪《孔传》以“王为策书”释之。《顾命》：“命作册度。”《传》以“命史为册书法度”释之。孙氏诒让《周礼正义》云：尹逸盖为内史，以其所掌职事言之，则曰“作册”。始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其说是也。案：《毕命序》：“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东郊，作《毕命》（《史记·周本纪》作“命作册毕公”，盖不知作册为官名，毕为人名，而以毕公当之也）。《汉书·律历志》引《逸书·毕命》：“王命作册丰刑。”则“作册毕”，壁中古文作“作册丰”。癸亥父己鼎“王赏作册丰贝”，盖即其人矣。古金文亦多云“作册”。睘卣：“王姜命作册睘安。”夷伯吴尊盖：“宰朏右作册吴入门。”皆以“作册”二字冠于人名上，与《书》同例，是作册为官名之证也。“作册”亦称“作册内史”。师艅敦：“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艅。”冗盉：“王在周命作册内史锡冗卤百。”亦称“作命内史”。刺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命刺。”是也。亦单称“内史”。师父鼎：“王呼内史驹册命师父。”虎敦：“王呼内史吴（即吴尊盖之“作册吴”）册命虎。”牧敦“王呼内史吴册命牧。”扬敦：“王呼内史史失册命扬。”豆闸敦：“王呼内史册命豆闸。”11衠尊：“王呼内史册命。”是也。内史之长曰“内史尹”，或曰“作册尹”。师兑敦：“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师晨鼎：“王呼作册尹册命师晨。”冗敦：“王受作册尹者（“书”字之假借）俾册命冗。”是也。亦单称“尹氏”。《诗·大雅》：“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颂鼎：“尹氏受王命书。”克鼎：“王呼尹氏册命克。”师11锧敦：“王呼尹氏册命师锧。”是也。或称“命尹”（古“命”、“令”一字，楚之令尹，名昉于此）。伊敦：“王呼命尹封册命伊。”是也。作册尹氏，皆《周礼》内史之职，而尹氏为其长。百官之长皆曰尹（《书》有庶尹、百尹），而内史尹、作册尹独单称尹氏者，以其位尊而地要也。尹氏之职，掌书王命及制禄命官，与太师同秉国政，故《小雅》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又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又曰：“尹氏太师，惟周之氐，秉国之钧。”诗人不敢斥王，故呼二执政者而告之。师尹乃二官名，与《洪范》之“师尹惟日”、《鲁语》“百官之政事师尹”同，非谓尹其氏、师其官也。《书·大诰》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曰：“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民”当为“氏”字之误也。尹氏在邦君殷侯之次，盖谓侯国之正卿，殷周之间已有此语，说《诗》者乃以《诗》之尹为太师之氏，以成周以后之尹氏当之，不亦远乎！
○诗齐风岂弟释义
《诗·齐风·岂弟》笺：此岂弟犹言发夕也。岂读当为闿。《古文尚书》以“弟”为“圛”，圛，明也。案：《书·洪范》“曰驿”，《史记·宋微子世家》用今文作“曰涕”，古文作“曰圛”。此郑君所本也。此“岂弟”，疑三家《诗》有作“闿圛”者。司马相如《封禅文》：“昆虫闿泽，回首面内。”实用其语。故郑引《今文尚书》“曰涕”古文作“曰圛”以说之，证“弟”之得为“圛”也。不然，司马、长卿生郑君前，何由用郑君之说哉。
○书毛诗故训传后
《后汉书·儒林传》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隋书·经籍志》亦云：“《毛诗》二十卷，河间太守毛苌传。”惟郑氏《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亦云：《毛诗》，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则以《故训传》为毛亨作。余谓二说皆是也。盖《故训》者，大毛公所作，而《传》则小毛公所增益也。汉初《诗》家，《故》与《传》皆别行。《汉书·艺文志》：《诗》，《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故》与《传》皆各自为书，《毛诗》独合故训传为一书，然《故训》与《传》固不必为一人所作，例以齐、鲁、韩三家之学，固可知也。然则何以知《传》为小毛公作也？曰：《毛诗》故训多本《尔雅》，而《传》之专言典制义理者，则多用《周官》。《周官》一书，得于河间，不独汉初齐、鲁诸儒皆未之见，即周、秦人著书，亦未有征引一二者。大毛公，鲁人，又亲受《诗》于荀子，是生于周、秦之间，何缘得见《周官》而引之。今案：《毛传》之用《周官》者，如《召南·行露传》曰：“昏礼，纯帛不过五两。”《摽有梅传》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前《传》直用《地官·媒氏》职文，后《传》则用《媒氏》职义也。《鄘风·定之方中传》曰：“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大雅·笃公刘传》曰：“考于日景，参之高冈。”则用《考工记·匠氏》义也。《鄘风·干旄传》曰：“鸟隼曰。”又曰：“析羽为旌。”《小雅·出车传》曰：“龟蛇曰。”又曰：“鸟隼曰。”《六月传》曰：“日月为常。”《大雅·桑柔传》曰：“鸟隼曰，龟蛇曰。”《韩奕传》曰：“交龙为旗。”则《春官·司常》职文也。《王风·大车传》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决讼。”《唐风·无衣传》曰：“侯伯之礼七命，冕服七章。”又曰：“天子之卿六命，车旗衣服，以六为节。”则《春官·典命》及《司服》职文也。《秦风·车粼传》曰：“寺人，内小臣也。内小臣者，天官之属也。”《驷传》曰：“冬献狼，夏献麋，秋冬献鹿、豕、群兽。”则《天官·兽人职》文也。《终南传》曰：“黑与青谓之黻，五色备谓之绣。”《小雅·采菽传》曰：“白与黑谓之黼。”则《考工记》画缋之事也。《无衣传》曰：“戈长六尺六寸，矛长二丈。”亦《考工记》义也。《豳风·七月传》曰：“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则《夏官·大司马》职文也。《小雅·常棣传》曰：“王与亲戚燕则尚毛。”亦《秋官·司仪》职义也。《天保传》曰：“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则《春官·大宗伯》职义也。《正月传》曰：“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则役之圜土，以为臣仆。”则《地官·司救》《秋官·司圜》义也。《大雅·绵传》曰：“鼛，大鼓，长一丈二尺。”则《考工记·韦军人》义也。《生民传》曰：“尝之日莅卜来岁之芟，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则《春官·肆师》职文也。《行苇传》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则《夏官·司弓矢》《考工记·弓人职》文也。《云汉传》曰：“国有凶荒，则索鬼神而祭之。”则《地官·大司徒职》文也。《鲁颂·传》曰：“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田马，有戎马，有弩马。”则《夏官·校人》及《马质》职文也。凡出《周官》者二十七条，盖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得见《周官》，因取以传《诗》，附诸故训之后。虽《诗序》之中，亦有为小毛公增益者。如《周南·关雎序》说《诗》有六义，语本《春官·太师》；《卫风·有狐序》云：“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昏。”语本《地官·大司徒》；《王风·大车序》云：“男女之讼。”亦本《地官·媒氏》；《齐风·东方未明序》云：“挈壶氏不能举其职。”本《夏官·挈壶氏》。《南山序》“鸟兽之行”，本《夏官·大司马》；盖均非大毛公本文。先汉人书，惟刘向所次《乐记》有《窦公》一篇，乃《春官·大司乐》职文。《大戴记》朝事义，取《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仪》四职文，《小戴记·内则》取《天官·食医》《庖人》《内饔》三职文，《玉藻》取《春官·占人》职文，燕义取《夏官·诸子》职文。此外，惟贾谊《新书·礼篇》云“拜生民之数及谷数”，与《春官·天府》《秋官·司民》说同，其馀无引《周官》一事者。虽《左传》《国语》等古文之早出者，亦无一与《周官》相发明。惟《毛诗传》言典制合于《周官》者，其多如此，固足证其出于河间，而与周、秦间之鲁人大毛公无与焉尔。
○释宥
《春秋左氏传》庄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王氏引之云“当作四匹”是也）。”僖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二十八年：晋侯“献楚俘于王。王飨醴，命晋侯宥。”晋语载僖二十五年事，则云：“王飨礼，命公胙侑。”韦注：胙，赐祭肉。侑，侑币。谓既食，以束帛侑公。杜注《左传》从之，谓既飨，以币帛侑助。王文简《经义述闻》始据《尔雅》“酬酢，侑报也”之训，谓王使虢公、晋侯与王相酬酢，又读《晋语》“胙侑”之“胙”为“酢”。近孙仲颂比部亦从其说，而以《小雅·肜弓》诗证之。馀案：王、孙二说是也。鄂侯𩣓方鼎“王南征，伐角舒。唯还自征在坏，噩侯𩣓方内□。于王乃之。驭方王。王休宴，乃射，驭方a4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同酓。王亲，锡驭方□五瑴、马匹、矢五□”云云，“”，即“宥”、“侑”二字。（大鼎“大以厥友王乡醴”，字又作“”）《说文》“友”之古文作“”，此其本字矣。鼎云“乃之”者，“”字虽不可识，然毛公鼎有圭与鬯相将，盖即鬯圭矣。然则鼎所云“王乃之”者，谓王祼驭方也。“驭方王”者，谓驭方酢王也。《周礼·大行人》侯伯之礼，王礼壹祼而酢，即此事也，故“侑”之义与“酢”同。《毛诗·肜弓传》曰：“右，劝也。”《楚茨传》曰：“侑，劝也。”“右”、“侑”同字。郑氏《公食大夫礼》注曰：“侑犹劝也。”《释诂》训“侑”为“报”者，探其本末而言之。《毛传》训“侑”为“劝”，则单就其事言之也。此不云“酢”而云“侑”者，以诸侯之于天子，不敢居主宾献酢之名，故虽酢天子，而其辞若曰“侑之”云尔。且侑者有配偶之义。“侑”之为言“友”也，鄂侯鼎字正作“友”。《有司彻》之宾尸也，乃议侑于宾以异姓。吉礼尸之有侑，犹嘉礼宾之有介也。《有司彻》一篇纪侑事者，无侑尸饮食之事，是侑之名义，取诸副尸而不取诸劝尸审矣。古者诸侯燕射之礼，皆宰夫为献主，故其臣不嫌有宾名。若天子飨诸侯，则不设献主，受献者嫌与天子亢礼也。若曰天子自饮酒而诸侯副之，如侑之于尸云尔。鄂侯鼎始云“驭方王”，又云“驭方a4王射”，盖祼则副王，而射则与王为耦，事亦相因也。其在《诗》曰：“锺鼓既设，一朝右之。”右之者，正《春秋传》所谓“命之宥”也。不然，酢之事乃诸侯侑王，天子之享诸侯，顾曰“一朝右之”，可乎？孙君之说《诗》，王君之说《左传》，其理皆长于旧注，而证据未详，其义亦未备，故为补之云尔。
○陆法言切韵断片跋
日本大谷伯爵（光瑞）所印行之《西域考古图谱》中，有唐写《韵书》二纸，共存十八行，移录如左：卮枝疒
（酒）（杯，似桸。又羊氏切）桸（衣架）拸糜（穄，或作┒）縻（爢爵）爢（縻□）（□□）炊（a5）
（玉名）骑（马）鵸（□首）焁（□□□者见食儿）桸羲（车上环辔所贯）皮（苻羁反）疲（鼠相衔行）摛（山梨）鹂（鹂黄）
（□广）鄑（二城名，在北海）羁（羁）右九行，字皆在《广韵》五支，存全字十九，半字二。（脂二）比（又必履婢四，扶必反）琵（琵琶）（裳）谘姿（仪姿）a6（在）
（□趄）a7（却车邸阶）茨（疾脂反□）迟（又直利反）蚳（蚁卵）岻（山名）（市支反）伊（于脂反）咿（处）楑（柊木）旞（旌）壝（埒）维隹（石玉）
（安，息遗反）虽荾（胡菜）浽（薇雨）眉（石似玉）微
右九行，字在《广韵》六脂，存全字二十一，半字一。馀以为此殆长孙讷言笺注之陆法言《切韵》也。孙愐《唐韵》，无字无注，蒋氏所藏残本二卷，足以证之。此断片中，支韵之“卮”、“枝”二字，脂韵之“谘”、“维”、“虽”三字，皆无注。又支韵之“皮”，脂韵之“比”、“茨”、“迟”、“伊”四字，但注反切。反切者，陆韵所本有，非长孙氏所加也（《净土三部经音义》引陆法言反切十二条，又陆序“支”、“脂”、“鱼”、“虞”、“先”、“仙”、“尤”、“侯”八字下，皆加反切，是陆《韵》旧有反切之证也）。是断片四十字中，无注者多至十字，则全书可推而知。此当是长孙氏注本。长孙所注《广韵》，《叙录》虽谓之笺注，而其《自序》但谓之笺。又《广韵叙录》云：前费州多田县丞郭知玄拾遗绪正，更以朱笺三百字。是因郭笺以前已有长孙氏笺，故云“更”也。笺之为言，表识也，意以绪正为注，不必字字有注。此断片有不注之字，而孙愐以下书无字不注，故知当为长孙笺本也。又此断片中，有反切者凡七字，以唐人诸韵及《广韵》反切比较之。如左表：
──────┬─────┬─────┬─────┬──────│大徐说文│小徐篆韵谱│大徐篆韵谱│
断片│所用孙愐│所用某切韵│所用李舟韵│广韵│唐韵│││
──────┼─────┼─────┼─────┼──────
（又羊氏│移尔切│移尔反│移尔反│支韵弋支切，
反，即匜字）││││又羊氏切。
││││纸韵移尔切
──────┼─────┼─────┼─────┼──────皮（符羁反）│符羁切│符羁反│符羁反│符羁切
──────┼─────┼─────┼─────┼──────
││││脂韵房脂切。
││││又七鼻、邲
比（又必││││三音，旨韵卑
履婢四，│毗二切│卑履反│卑履反│履切，至韵，
扶必反。││││毗至切。又房脂
││││必履、扶必三切。
││││质韵，毗必切，
││││又毗、妣、
││││鼻三音。
──────┼─────┼─────┼─────┼──────
│茨，疾兹切│茨，疾谘反│茨，疾谘反│茨，疾资切，
茨疾脂反│同荠，│荠同。│荠同。│薋、荠同。│疾脂切。│││
──────┼─────┼─────┼─────┼──────
迟又直利反│直尼切│直尼反│直尼反│脂韵直尼切，
││││至韵，直利切。
──────┼─────┼─────┼─────┼──────伊于脂反│于脂切│于脂反│于脂反│于脂切
──────┼─────┼─────┼─────┼──────绥息遗反│息遗切│息遗反│息遗反│息遗切
──────┴─────┴─────┴─────┴──────
由此表观之，则唐人诸家韵书反切，与此断片大略相同，其于此四十字所隶部目无出入也。惟断片“伊”字上有“市支反”三字，未知为何字之音。以行款求之，此三字上当无他注，则非此字之第二音脂韵中字，以支字切之，殊失界限，或系转写之讹。又“茨”字，此云“疾脂反”，二徐《篆韵谱》“疾谘反”，《广韵》“疾资切”，用字虽异，而声类则同。惟大徐《说文》引孙愐“茨与，皆疾兹切”，乃在七之韵中，与此大异。然《说文》训蒺藜之字作“荠”，引《诗·墙有荠》说之。此字孙愐音“疾谘切”。惟训草多貌之“”，与训以茅苇盖屋之“茨”，皆疾兹切，是孙愐于训蒺藜之“茨”，其音固与诸本不异。且孙愐于次声、资声之字，皆在脂韵，不应“茨”、“”二字独异，是“兹”字恐亦讹字也。故此断片，自其反切观之，无以别于唐人诸韵。惟有无注之字，必唐人韵书注本之最古者，视为长孙讷言所笺之陆氏《切韵》，当无大误也。
○唐韵别本考
唐人所撰《切韵》，可考者尚十馀种，已详《唐韵别考》。即孙愐一家之书，亦多别本。如魏鹤山所藏《唐韵》。自“东”至“乏”，皆注清浊，而蒋氏残本无之。又魏本上、下平不分，当为四卷，而唐、宋二《志》所著录及蒋氏残本皆五卷也。又《和名类聚钞》所引《唐韵》及孙愐《切韵》，与《净土三部经音义》所引孙愐说，以《唐韵》残本所有者校之，颇有不合。即大徐《说文》所用孙愐反切，亦与《唐韵》残本有异同。且《说文》反切皆称“切”，而魏、蒋二本皆称“反”，盖由《唐韵》一书，传钞至广，写者往往以意自为增损，即部目之间，亦恐不免。如夏英公《四声韵》所据之唐《切韵》，与《唐韵》相去尤近，即视为《唐韵》别本为后人增加者，亦无不可也（《古文四声韵》不独与《唐韵》近，其反切又与《广韵》近。《广韵》部首所用反切，与大徐《说文》所用孙愐反切及二徐《篆韵谱》反切，颇有异同，而与《古文四声韵》部首反切，一字不异。疑修《广韵》时所用《唐韵》，即《四声韵》所本之唐《切韵》也。又《广韵》反切称“切”，《四声韵》亦称“切”，亦其一证）。
○魏鹤山唐韵后序书后
鹤山魏氏《唐韵后序》，自王伯厚《困学纪闻》后，顾亭林《音论》、戴东原《声韵考》、钱晓征《十驾斋养新录》、段若膺《经韵楼集》，皆引其语。然《鹤山全集》，世惟有宋本及明代两刻，皆不经见。诸家所引，惟见《养新录》者出《困学纪闻》外，馀皆《纪闻》中语也。丁巳秋，馀方治《唐韵》，闻归安刘翰怡京卿新得宋本《鹤山全集》，亟遗书乞录此
《序》，京卿即日写寄。馀读之，则《唐韵》《宋韵》异同，若列眉目，今亟录之。《序》曰：《韵略》之得名，盖以音韵各有畛略也。“韵”字从音从员，“略”字从田从各，皆一形一声，兹其大端矣。是书号《唐韵》，与今世所谓《韵略》，皆后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于一东下注云：德红反，浊，满口声。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继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声去声亦然。则其声音之道，区分之方，隐然见于述作之表也。今之为韵者，既不载声调之清浊，而平声辄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盖从“真”字而来，学者由之而随声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书别出“栘”、“臡”二字为一部，注云：“陆与齐同，今别。”然则今韵从陆本，疑此本为是。今韵降覃、谈于侵后，升蒸、登于青后，以古语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征字叶桢，从字叶兵，疑今书为是。今书又升药、铎于麦、陌、昔之前，置职、德于锡、缉之间。方语：白为薄，宅为度，舄为鹊，石为勺。锡、缉与职、德声为最近，盖创者多阔疏，而因仍者易精审。此皆为学者之所当知，而举世不之问也。馀得此书于巴州使君王清父，相传以为吴彩鸾所书，虽无明据，然结字茂美，编次用叶子样，此为唐人所书无疑。其音韵虽与《易》《书》《诗》《左氏传》及二汉以前不尽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间而详其是否焉。若夫孙愐叔文较定今本，亦有增加“书”字处，要皆以此本为正云云。
据此《序》，知魏氏得《唐韵》后，但以行世之《礼部韵略》校其异同，未检《广韵》《集韵》，故不知《唐韵》为孙愐书，而有孙愐叔文校定今本增加“书”字之说（晁氏《郡斋读书志》：《广韵》五卷，隋陆法言撰，唐孙愐增字。魏氏盖以《礼部韵略》出于《广韵》，而又误信晁氏说，故云孙愐校定今本，增加“书”字），又可知魏氏藏本前夺孙愐《序》也。其平声不分上、下，则卷数当为四卷，而非五卷。又部叙下皆注清浊，皆与蒋氏所藏残本异。其齐后有栘韵，与《古文四声韵》同。覃、谈、蒸、登、药、铎、职、德之次，与《干禄字书》、小徐《篆韵谱》《古文四声韵》及蒋氏残本皆同。魏氏所举异同，已得大略，但不知上、去二声末，四韵之次第果何如耳？
○唐人韵书覃谈在阳唐前说
唐时诸韵，除李舟外，覃、谈二部皆在阳、唐前，此疑魏晋六朝旧弟也。古音覃、谈诸韵，与侵、东近，亦与阳、唐近。《诗·大雅·桑柔》瞻与相、臧、肠、狂韵。《商颂·殷武》监、严、滥与遑韵。《楚辞·天问》严与亡、飨、长韵。《急就篇》：谈与阳、桑、让、庄韵。《易林》“屯之离”“蛊之大壮”，均以男与阳韵。“蒙之萃”以馋与香、尝韵。是覃、谈、阳、唐声类本相近。后盐、添、咸、衔、严凡六部先分出，而变为闭口韵，而覃、谈尚未尽变，故厕于阳、唐前，而与盐、添六部异处。此当是《声类》《韵集》以来已自如此，而唐人仍之，至李舟乃改正之耳。
○周开国年表文王元祀。
《书·酒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案：元祀之义，《尚书》古、今文说皆不传。伪《孔传》云：“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为祭祀。”江氏声《尚书集注》、孙氏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均袭其说。馀由经文决之，知其说不然。“降命”之“命”，即谓天命。自人言之，谓之受命，自天言之，谓之降命。“惟天降命”者，犹《康诰》曰“天乃大命文王”，毛公鼎云“惟天庸集乃命矣”。下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又曰：“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降威降丧，正“降命”之反也。又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其义一也。天之降命如何？“肇我民，惟元祀”是也。“元祀”者，受命称王，配天改元之谓。《洛诰》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又曰：“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又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是为成王初平天下后之元祀。而《酒诰》之“肇我民，惟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洪范》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十有三祀”者，文王受命之十三祀，武王克殷后之二年也。自克商后计之，则为第二年，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称年不称祀者，克殷之时，未尝改元故也。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始祀于新邑。“称秩元祀”，经乃云“惟七年”，而不云惟十有八祀、惟元祀者，盖欲书文王十有八祀，则是岁已改元祀；欲书元祀，则经已两见，不烦复举，故改书“惟七年”。“七年”者，武王克商后之七年，举其近者言之。且以见成王之元祀，即克商后之七年，书法亦至密矣。周初称祀、称年之例，与其年数皆箸于经，而《尚书大传》《史记》所系事亦往往与经合，乃一乱于刘歆之《三统历》，再乱于郑玄之《尚书注》，三乱于《伪古文尚书》，遂使有周开国岁月，终古茫昧，岂不痛哉！今先揭其旨要于首，其证则俟诸后焉。
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史记·周本纪》：“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二祀。《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二年，伐于。”
《史记·周本纪》：“明年，伐大戎。”三祀。《尚书大传》：“三年，伐密须（《周本纪》同）。”四祀
《尚书大传》：“四年，伐畎夷（《周本纪》作“明年，败耆国”）。五祀
《尚书大传》：“五年，伐耆（《周本纪》作“明年，伐邘”）。”六祀《尚书大传》：“六年，伐崇（《周本纪》同）。”七祀。《尚书大传》：“七年而崩（《周本纪》同）。”
案：《孟子·公孙丑》言“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此百年，谓文王生卒之年。《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年。《大传》《史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八祀（武王即位元年）。九祀（武王二年）。
《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大传》作“惟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十祀（武王三年）。十一祀（武王四年）。
《书·多方》：“天惟五年，须夏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
《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
《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又《齐太公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又《鲁周公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
《汉书·律历志》引《武成篇》：唯一月壬辰旁死霸（《逸周书·世俘解》作“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若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案：《史记》系月与《武成》及《书序》不同。师渡盟津，《书序》系之一月，《武成》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则戊午为一月之二十八日。唯《史记》系之十二月，殊不可解，疑“十二”两字乃“一”字之误。若史公意果为十一年十二月，则下二月甲子上当书十二年或明年，以清眉目。又二月又当改作一月，以十二月有戊午，则甲子不得在二月故也。“十二”两字，明出后世传写之误。十二祀（武王五年既克商一年）。十三祀（武王六年既克商二年）。
《书·洪范》：“唯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中略）。武王既丧（下略）。”
《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
又《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案：《史记》所记武王伐纣及崩年，根据最古。《金縢》于武王之疾书年，于其丧也不书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史记》云“武王有瘳后而崩”，可谓隐括经文而得其要旨矣。其伐殷之年，本于《书序》，文王崩之年，本于《尚书大传》，皆有师说可据。然此事当先秦时已有异说。《吕氏春秋·首时篇》：武王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则以克殷为在武王十二年。《逸周书·作雒解》以武王崩在克殷之年，《管子·七主七臣篇》以为在克殷七年。刘歆《三统历》则以文王崩在受命九年，后四年克殷，后七年武王崩，与经文及《史记》皆大不合。后世说经者皆从刘歆说，原歆之所以为此说者，则由过信后世传记，而不求之于古也。歆之言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岁而崩。故《礼记·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观此数语，则知《三统历》所系年，全从《文王世子》立说。盖从《金縢》及《史记》之说，则文、武之崩相距才六年。若文王崩年九十七，武王崩年九十三，则文王崩时武王年已九十，必文王七岁生武王而后可，故于文王在位之年加二，武王在位之年加五，以求合于《文王世子》。于是文王崩年与克殷之年均后二岁，武王崩年乃后七岁，与经及《尚书》家师说均不合矣。然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八十一生成王，与《文王世子》所云武王崩年，俱为周秦以后不根之说。文王之年，据《书·无逸》及《孟子》，自当至九十馀。至武王之年，则明见于《史记》。《史记》载武王克殷，至于周，自夜不寐，告周公曰：“惟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周书·度邑解》具有其文（徐广以为亦见《随巢子》。随巢子，墨子弟子，亦战国初年书也）。此篇渊懿古奥，类宗周以前之书，与《文王世子》等秦、汉间之书，文体大异，自为实录。据此则克殷之前六十年，武王尚未生。又二年而崩，年当近六十（《路史》引真本《竹书纪年》，谓武王崩年五十四事，较近之）。以此差之，则文王生武王，武王生成王，均当在四十岁左右，与事理相合。后儒人人读《史记》，无据此以驳正《文王世子》者，殊不可解。歆之根据既破，则其所克殷及文、武崩年，皆不足信固不待论也。十四祀（既克商三年，成王元年）。十五祀（既克商四年，成王二年）。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十七祀（既克商六年，成王四年）。《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尚书大传》：“二年克殷。”
《诗·豳风》：“我徂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孟子》：“伐奄，三年讨其君。”
《尚书大传》：“三年践奄。”十九祀（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成王元祀（既克商九年）。
《书·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中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中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又：“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
又：“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
案：是年为成王元祀，见于《洛诰》。而据《洛诰》，则营成周事亦在是年。《洛诰》年月，伏生、刘歆、郑玄说各不同。今据经文，则全篇记成王、周公问答之语，自在成王至新邑之后。案：周公至洛在三月乙卯（十二日）。成王至洛，《召诰》与《洛诰》均不书。然周公告成王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乙卯不月，则成王至洛当在五月乙卯以前。周公曰：“伻来以图及献卜。”成王曰：“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伻者，俾也。伻来谓俾成王来共定宅，故又曰：“我二人共贞。”贞谓贞卜也。
○古诸侯称王说
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诗》与《周语》《楚辞》称契为玄王，其六世孙亦称王亥（《山海经》作“王亥”。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殷虚卜辞中屡见“王亥”，是《山海经》称名不误。《吕氏春秋》“王仌作服牛”，“仌”乃古文“亥”字之误），此犹可曰后世追王也。汤伐桀，誓师时已称王。《史记》又云“汤自立为武王”，此亦可云史家追纪也。然观古彝器铭识，则诸侯称王者，颇不止一二觏。徐楚之器无论已。a8王鼎云：“a8王作宝尊。”散氏盘云：“乃为图a8王于豆新宫东廷。”而伯彝则称“伯”。是以伯而称王者也。录伯敦盖云：“王若曰录伯□自乃祖考有劳于周邦。”又云：“拜手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皇考釐王宝尊敦。”此釐王者，录伯之父。录伯祖考有劳于周邦，则其父釐王，非周之僖王可知。是亦以伯而称王者也。伯敦云：“王命仲到归伯裘。王若曰：伯，朕丕显祖玟武应受大命，乃祖克□先生翼自他邦，有□于大命，我亦弗望（假为“忘”字）享邦，锡女□裘。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小□邦归夅，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武几王尊敦。”伯之祖，自文、武时已为周属，则亦非周之支庶。其父武几王，亦以伯而称王者也。而录伯、伯二器，皆纪天子锡命以为宗器，则非不臣之国。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
○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
殷虚卜辞中所见古地名，多至二百馀，其字大抵不可识。其可识者，亦罕见于古籍。其见于古籍者，如齐，如霍，如召，如噩，如刚，如向，如画，如𣶩，皆距殷颇远，未敢定为一地。其略可定者，一曰龚。古“龚”、“共”二字通用。《左氏传》：“大叔出奔共。”杜注：“今汲郡共县是也（今河南卫辉府辉县）。”二曰盂。《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徐广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于阝城。”《左传》“邘、晋、应、韩”，杜注亦云河内野王县西北有于阝城（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盂”疑即“邘”也。三曰雝。《左传》“郜、雍、曹、滕’，杜注：“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续汉志》：河内郡山阳县下有雍城（今怀庆府修武县西）。此三地皆在河北。其在河南者，曰亳（见上），曰曹（今山东兖州府定陶县），曰杞。《续汉志》“陈留郡雍邱本杞国（今河南开封府杞县）”是也。曰。此字卜辞作“”，从从a9，与虎敦之及石鼓文之略同。古文以为“载”字，殆即《春秋》隐九年伐载之“载”（此字《左传》作“戴”，《公》《谷》皆作“载”）。《汉书·地理志》：梁国甾县，故载国。今传世汉封泥有载国大行，是汉初尚名“载”也。后汉改为考城，至今仍之。其地与亳相邻，卜辞之“”，盖是地也（今河南归德府考城县）。曰雇。“雇”字古书多作“扈”。《诗·小雅·桑扈》《左传》及《尔雅》之“九扈”，皆借“雇”为“扈”。然则《春秋》庄二十三年“盟扈”之“扈”，殆本作“雇”。杜预云：“荥阳卷县北有扈亭（今怀庆府原武县）。”此八地者，皆在河南北千里之内，又周时亦有其地，殆可信为殷天子行幸之地矣。
○周时天子行幸征伐考
殷时天子行幸田猎之地，见于卜辞者，多至二百，虽周亦然。以彝器征之，其云在成周者三。盂爵云“惟王初□于成周”，趠鼎云“惟王来格于成周”，季员鼎云“王在成周，王格于楚麓”。是皆周初之器，记王由宗周至成周者也。其云在Ａ10京者五。召伯虎敦云“王在Ａ10”，静彝、静敦、小臣静彝、史懋壶皆云“王在Ａ10京”。其云在他处者六。睘卣云“王在厈？”，Ａ11敦云“王在郑”，Ａ11簠云“王在”，师酉敦云“王在吴”，虎敦云“王在杜{宀立}，曶鼎云“王在□{宀立}”是也。其言籍农者一。諆田鼎云“王大籍农于諆田”。言兽（即“狩”字）者一。宰圃卣云“王兽于豆麓”是也。其言征伐者九。禽彝云“王伐无侯”（疑即许侯），大保敦云“王伐录”，子贞敦云“贞从王伐梁”，伯彝云“伯从王伐叛荆”，无{已其}敦云“王征南夷”，唯叔鼎云“唯叔从王南征”，噩侯鼎云“王南征伐角□，惟还自征在，噩侯驭方纳□于王”，宗周锺云“南国服子敢陷虐我疆土，王伐其至伐乃都，服子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有六邦”，兮田盘云“王初格伐𤞤狁于Ａ12𫊣”是也。以上皆天子亲自行幸征伐之事，见于彝器者，其事凡二十有五，而为地凡十有九，则其馀未见纪录者，亦可知矣。
○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乙丑）
周末月氏故居，盖在中国之北。《逸周书·王会解》：伊尹献令列禺氏于正北。《穆天子传》：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亦即“禺氏”。其地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与献令合。此二书疑皆战国时作，则战国时之月氏，当在中国正北。《史记·大宛列传》始云“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则已是秦、汉间事。又云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考月氏为匈奴所败，当汉文帝四年，而其西居大夏，则在武帝之初。然则月氏既败于匈奴以后，徙居大夏以前，果居于何处乎？近日东西学者均以为在伊犁方面，其所据者，《大宛列传》中“单于言月氏在吾北”一语也。然单于之言，未必审方位，即以伊犁当之，亦在匈奴之西，不得云北也。案：《管子·国蓄篇》云：“玉起于禺氏。”《地数篇》云：“玉起于牛氏边山。”《揆度篇》云：“北用禺氏之玉。”又云：“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皆去周七千八百里。”又《轻重甲篇》云：“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又云：“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轻重乙篇》云：“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山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馀里。”皆以禺氏为产玉之地。馀疑《管子·轻重》诸篇，皆汉文、景间所作。其时月氏已去敦煌、祁连间，而西居且末、于阗间，故云“玉起于禺氏”也。盖月氏西徙，实由《汉书·西域传》之南道，其馀小众留保南山，一证也。其逾葱岭也，不臣大宛、康居而臣大夏，二证也（《西域传》南道西逾葱岭，则东为月氏、安息）。其迁徙之迹与大夏同（《大唐西域记》于阗尼壤城东行四百馀里，有睹货逻故国），三证也。则月氏东去敦煌、祁连间之后，西居大夏之前，其居必在且末、于阗间，从可知也。以前从无留意于《管子》之纪事者，故略缀数语以记之。乙丑冬日。
○西域杂考（己未）
阗池《汉书·甘延寿陈汤传》：延寿、汤讨郅支，“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案：延寿、汤所取之路，即玄奘《西域记》所取之道，亦即《唐书·地理志》所载自安西入西域第一道。《唐志》言自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国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五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西域记》至跋禄迦国（旧谓姑墨）西北行三百馀里，度石碛至凌山（即《唐志》之雪海），山行四百馀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周千馀里云云。二书所记里数不尽符合，然皆经热海。延寿、汤亦取此道，则所经之阗池，必热海也。《传》云“涉康居界，至阗池西”，则乌孙、康居殆于热海之北分界。热海者，今之特穆尔图泊。
都赖水《陈汤传》：“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案：“《长春真人西游记》有剌速没辇。原注：没辇，河也。此都赖水即剌速没辇。《西域记》之呾啰私城（《慈恩传》作“怛逻斯城”），《唐志》之怛罗斯城，《西游录》之塔剌思城，《西使记》之塔剌寺，盖本以此水得名，然则郅支城即后世之怛罗斯城矣。
蕃内《西域传》：“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自越匿至蕃内九千一百四里，失之太远。案：乌《孙传》：乌孙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而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则蕃内去长安当得万三千九百里。而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则自卑阗城至蕃内当得千六百里。又赤谷城去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则蕃内去都护治所当得六千七百二十一里。而卑阗城去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则自卑阗城至蕃内当得一千一百七十一里。此二种计里法虽不相符合，然决无九千一百四里之理，疑九千一百四里当为一千一百四里之讹也。
乐越匿地乐越匿地，又称越匿地，是即康居小王窳匿国王之地也。《传》云：康居有小王五：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六十六里。而卑阗城去都护五千五百五十里，盖在窳匿城之西，地在窳匿王界内，故云越匿地。“窳”、“越”，一声之转。
务涂谷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此即唐初之可汗浮图城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贞观三年）。《旧唐书·西域传》：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贞观十四年）。《通典》谓庭州即后汉车师后王之地。盖可汗浮图城即后王所治务涂谷，西突厥盖曹建牙于此，故加“可汗”二字。“浮图”即“务涂”之转也。唐建庭州及北庭都护府，即因其地，于是可汗浮图城之名遂不复见。然《旧书·回纥传》谓葛禄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盖即今古城与济木萨中间之小水。此水盖以浮图城得名，可知可汗浮图城之本为浮图城，亦即汉时之务涂谷也。西域名城，自汉以来无甚变更，此亦其一也。
○邸阁考
古代储峙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冶《敬斋古今黈》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馀复从《晋书》中得五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得十事，《唐书》中得一事，古印中得三事，兹并举之。《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馀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吾邸阁储峙少。”乃悉载置其营。一也。《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书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二也。《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馀万斛。”三也。又：毌丘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请速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四也。《蜀志·后主纪》：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治斜谷邸阁，五也。又《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在长安）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六也。《邓芝传》：“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七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八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九也。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十也。《周鲂传》：鲂谲曹休曰：东主遣从弟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资运粮，以为军储。十一也。以上皆李氏所举。然邸阁之名，自魏、晋至后魏皆用之。其见晋书者，如《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日之资耳。”此为十二事。又《李含传》：“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此为十三事。又《苟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此为十四事。《周玘传》：“钱至广陵，杀度支校尉，焚烧邸阁。”为十五事。《刘渊载记》：“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则为十六事。此外见于《水经注》者尚十事：一，《河水注》：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邸阁城，疑古关津都尉治也。二，《济水注》：济水又经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三，《淇水注》：清河又东北径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四，《衡漳水注》：衡漳又北径巨桥邸阁西，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状若丘墟，盖遗囷故窖处也。五，《洧水注》：洧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此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洧水之邸阁也。六，《泗水注》：泗水又径宿预城之西，又径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七，《淯水注》：清水又东南径士林东。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阁。八，《江水注》：公安县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故吴之巴邱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十，《赣水注》：赣水又历钧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此上十事，多魏、晋间事。讫于后魏，尚有邸阁。《魏书·食货志》：有司请于水运之处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此亦因古邸阁得名。传世古印，又有渭城邸阁督、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三印。并敬斋所举，共得三十八事。然其中亦有复重，如后魏之小平邸阁，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阁。《魏书序》纪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则新平与小平，疑即一邸阁。又后魏之漳崖邸阁，疑即《衡漳水注》之巨桥，济州邸阁，疑即《济水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八。而其未见纪载之邸阁，数固当倍于此也。以上邸阁，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主邸阁者谓之“督”，晋人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馀万石。古量甚小，人食日五升，三十万石粟可供十万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顿大邸阁，可足军人四十日粮，非虚语也。此盖自秦以来已然。楚汉之战，食敖仓粟者数年，虽关中转饷，频年不绝，然其初仓粟自足支数十万人一二年之食。至隋以后，邸阁之名虽废，然隋时诸仓存谷尤多，时卫州有黎阳仓，洛州有河阳仓，陕州有常平仓，华州有广通仓，通相灌注，又令诸州各立义仓。关中大旱，文帝令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馀万石以拯之。一仓之储，其富如此，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𪟝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馀。唐高祖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振饥民。承炀帝奢侈、生民凋弊之后，而储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晋六朝邸阁上矣。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伪经》来朝。
案：《二宗》，摩尼教经名，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八。拂多诞，摩尼教僧侣之一级，见摩尼教残经。是为摩尼经入中国之始。
卷二
○毛公鼎跋
唐、宋诰敕，语多沿袭，宋太祖讥陶谷所谓画壶卢样者是也。然周世命臣工之词，固已如此。如此鼎云：“肆皇天亡斁，临保我有。”周师<音勹>敦（见薛氏《款识》）则云：“肆皇帝亡斁，临保我有。”周此鼎云：“湣天疾畏。”师Ａ18敦则云：“昊天疾畏。”此云：“雍我邦小大猷。”又云：“女弗以乃辟陷于艰。”师Ａ18敦文同。此云“以乃族干王身”，师Ａ18敦则云“以乃族干<吾攴>王身”。彼敦文字，似在此鼎之后，则袭用此鼎可知。至毛公所受官及车服，又与番生敦略同。则因官职略等，故命赐亦同，非沿袭也。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新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陈氏所拓，又有四块与二块两种。初拓四块，后拓乃易为二块，故二块者尤精。皆出利津李某手，而李君已老，此鼎亦秘不出。闻又有流出海外之说，遂恐不能再拓矣。
○小盂鼎跋
此鼎与大盂鼎同出陕西郿县礼村，宣城李文瀚宰岐山，遂携以归。赭寇之乱，器亦亡佚，拓本传世甚稀。惟潍县陈氏有一本，海丰吴氏借摹入《攈古录》金文中，海内不闻有第二本。辛酉春日，上虞罗叔言参事借陈氏本景照，精印百本行世，此其一也。第三、第四、第六三行皆有“惑”字，其字从爪，或声，即“献馘”之“馘”字也。虢季子白盘、桓桓子白“献𢦞于王”，“𢦞”字从爪，或省声，亦即“馘”字。
○剌鼎跋
此鼎言“王啻用牡于太室啻邵王”，语不可解。疑“啻”乃“禘”之借字，“邵王”即“昭王”也。颂鼎“周康昭宫”作“邵宫”，宗周锺“昭格”作“邵格”可证。“啻邵王”者，犹春秋言吉禘于庄公，《左氏传》言禘于僖公耳。壬戌小除夕。
○弴父丁鼎跋
此铭中第一字作“■”，弓内之文即“𦎫”字，则此殆即“弴”字也。《说文解字》弓部：“弴，画弓也。”乃《诗》“敦弓既坚”之本字。福山王氏藏一鼎，铭曰：“父己。”“亯”、“羊”二文，一在弓外，一在弓内，又与此异体，实亦“弴”字也。乙丑六月。
○姬鼎跋
彝器中，惟编锺之铭，合数锺而成篇，他器绝无如是者。惟近出之秦公敦，其铭分刻于器盖，合之始成一篇。此鼎铭辞仅存后半，盖其前半当在盖上，与秦公敦同字句，未见有第三器也。乙丑六月。
○公违鼎跋
《诗·车攻》“驾言徂东”，《传》云：“东，洛邑也。”汪容甫据之以说《书·金縢》“周公居东”之“东”。其实《车攻》之“东”，容为洛邑，而周公所居，当即《逸书作雒》所谓“俾中旄父字于东”者，当即卫地，非洛邑也。此鼎云：“公违相自东，在新邑。”东与新邑，明是二地，不得如容甫之说也。乙丑长夏。
○杞伯鼎跋
《郑语》云“曹姓邾、莒”，而《春秋左氏传》所记莒女皆己姓，《世本》以莒为嬴姓，此鼎及他彝器记邾国之女皆为Ａ22姓，并与《国语》不同，或“曹”字乃Ａ22之讹欤？乙丑六月。
○鄂侯Ａ23皞方鼎跋
此鼎第二行有“a3”字，与秦公敦“十有二公，在帝之”之“a3”同。而此系地名，其字从土下加丿，不可识。曩见日本住友氏所藏一卣云：“隹伯⒔父以成Ａ24即东，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Ａ25。”唯小篆从土之字，古文多从Ａ26。如“城”字，城虢中敦作“Ａ27”。“埤”，史颂敦作“Ａ28”。“堵”，郘锺作“Ａ29”，“垣”，《说文·籀文》作“Ａ30”。a3、Ａ25同为南征所经之地，则“a3”即“Ａ25”字，亦即“坏”字。《说文》：“坏，丘再成者也。”则大伾之山，以再成得名。此a3殆即大伾欤。自成Ａ24而东过大伾。此敦记王还在坏，而鄂侯、驭方觐王，则鄂之国境，亦可推测矣。乙丑十月。
○般作父己甗跋
丁己尊云：“隹王来正人方。”殷虚卜辞亦有此语。案：乙亥鼎云“隹王正井方”，与丁己尊及卜辞文例相同。井方、人方，并是国名。“正”当读为“征”。此甗云“王Ａ31人方”。“Ａ31”乃“俎”之古文，当读为“徂”。昔人释“Ａ31”为“宜”，并名此甗为王宜人甗，失之矣。乙丑六月。
○羌伯敦跋（甲子）
吴县潘氏藏一敦，其文曰“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寇。公至，告一月眉寇至见，献帛。王命仲到归伯Ａ32裘。王若曰：“伯，朕不显祖玟武，膺受大命，乃祖克未先王，异自它邦，有于大命，我亦弗望享邦，锡女Ａ32裘。”伯拜稽首，天子休弗望小□邦归，{夂正}敢对扬，天子不<不不>鲁休用，作朕皇考武几王尊敦”云云。余谓“”即“羌”字。小篆”羌”字从羊从几，乃从羊从丨丨之变。又《说文》“羌”之古文作“”，尤与字相似，其上乃之讹，其下亦丨丨之讹也。铭中又述其祖有功于文武，当指羌髳从武王伐商之事，“伯”，当为“羌伯”无疑。此敦未知出土之地，而形制文字，与中原礼器无异，知宗周文物所被远矣。
○公违敦跋
此与公违鼎皆臣卿所作。卿所作器，除鼎敦外，尚有尊一、卣二、觚一，均归澂秋馆。而愙斋著录潘文勤所藏一敦，铭曰“卿作厥考尊彝”，与卣文正同，殆亦同时所出也。乙丑六月。
○史颂敦跋
古文“稣”字作“𩵦，从木。观𩵦卫妃鼎、𩵦甫人匜，其女皆己姓。《郑语》云：己姓昆吾、苏、顾、温、董。则“𩵦”之为“苏”，信矣。小篆讹“木”作“禾”。《说文》乃释为“把取禾若”，未免望文生训矣。乙丑季夏。
○王子申簠跋
上虞罗氏藏，铭云：“王子申作嘉尔，其眉寿期，永保用。”“尔”下夺“簠”字，“寿”下夺“无”字。十馀字中乃夺两字，古人制器草率有如是者。尔，《类篇》云：“姊也。”阮太傅跋王子申盏盖引《广雅》云：“尔，母也。”又引《广韵》云：“尔，楚人呼母也。”余谓尔者楚姓，即“芊”之正字。《考古图》载楚工卩中尔锺，铭曰“楚王剩工卩中尔南和锺”。“工卩中尔”者，犹云“宋伯姬”、“纪叔姬”耳。此与王子申盏盖亦皆为嘉尔作媵器者。王子申盖即楚令尹子西也。古文凡姓皆从女作，则“尔”为“芊”字无疑。
○<鬲口>从簋跋
此簋与浭阳端氏所藏鬲攸从鼎，铭中并有“皇祖丁公”、“皇考䡌公”语，自是一人所作。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辟大室，鬲从以攸卫牧造于王，曰：女□我田牧，弗□许鬲从，王命相史南以即虢旅，乃使攸卫牧誓曰：□弗具付鬲从，其先祖射分田邑则誓，攸卫牧则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考䡌公尊鼎，鬲攸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今以此簋与鼎铭比观之，则此簋作于王廿五年，鼎作于王卅一年。簋自署“鬲从”，鼎则前书“鬲从”，末书“鬲攸从”。盖“鬲”本地名，从以为氏。逮卅一年，复得攸卫牧地，乃兼氏“鬲攸”，犹晋之瑕吕饴孙，吴之延州来季子矣。
此簋旧释“鬲比簋”，误也。第一字，此器作“<鬲口>”，鬲攸从鼎作“”、“”诸形，盖非“鬲”字，乃从鬲从之字也。“”字古文未见。唯殷虚卜辞中“我”字作“”，或作“■”，从戈从，而《说文解字》“我”从戈从Ａ33，“Ａ33”或说古“垂”字，是“■”、“■”亦一字。“■”字所从之，正与同。如或说当为古“垂”字，或竟为“我”字之省，“垂”、“我”二字，古音同部，然则“”当是从鬲垂声。以声类求之，当即“Ａ34”字，且《说文》“Ａ34”字或即此字之讹也。散氏盘作“Ａ35从鬲，<口口>声。《说文》<口口>读若讙，古音歌、元二部阴阳对转，故“Ａ34”字亦得以<口口>为声。此簋作“<鬲口>”，则又“Ａ35”之省也。又古人“从”、“比”二字，本无区别。散氏盘之“焂从Ａ35”，即鼎文之“攸从”而“Ａ35”字误书在下，知此簋及鼎文之“”，并当读从散氏盘称“Ａ35焂从”为克（盘作<克攴>）之有司。而此鼎簋第十行亦有“善夫克”语，又足知此器出土之地，去克鼎、散盘相近矣。乙丑季夏。
○虢仲簋跋
此为宗周时器，文云：“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是王平日居宗周，不居成周也。器出陕右，乃西虢之物。宗周中叶，虢国有三：《汉书·地理志》所谓“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荧阳，西虢在雍”是也。“西虢”又谓之“小虢”。《史记·秦本纪》：“武公十一年，灭小虢。”裴骃《集解》即以西虢当之。又谓之“Ａ27虢”。吴清卿中丞所藏Ａ27虢中敦，出于凤翔古西虢之地。彼敦之“Ａ27虢中”，即此簋之“虢中”。或谓之“Ａ27虢”者，所以自别于“大阳”、“荧阳”之虢也。
此器假“友”为“有”。“有无”之“有”，古本无正字，所用“又”、“友”、“有”三字，皆假借也。“又”、“双”之为假借，人皆知之。“有”字古文，从又持肉，盂鼎、毛公鼎皆然。其本谊当为“侑食”之“侑”，后世讹“肉”为“月”。《说文》乃以《春秋》“日月有食之，不宜有”之说解之，非其朔矣。“又”、“双”、“有”三字皆假借，故古人随意用之耳。己未孟秋。
簋者，陈黍稷之器，故其数必偶。《易·损》卦辞：“二簋可用享。”二簋者，黍一稷一也。此殆士礼。稍进则为四簋。《诗》云“于我乎每食四簋”，此大夫之礼也。《聘礼》：“归上介饔饩，则堂上六簋，西夹六簋。”《公食大夫礼》亦用六簋。此于聘宾礼有加，故增四为六也。又进则用八簋。《诗》云：“陈馈八簋。”《聘礼》：“归宾饔饩，则堂上八簋，西夹六簋。”是八簋者，卿之礼也。《周礼·掌客》职：“上公侯伯及其上介，鼎、簋皆十有二。”是十二者，诸侯之礼也。此器云：“Ａ36簋友十又二。”虢中以畿内诸侯，为天子三公，正宜用上公及侯伯之礼也。又记。
○召尊跋
此周初器，而形制似后世所谓奁，铭中又不著器名。案：三代礼器，除木制之俎外，今殆皆见之。独《礼经》盛羹之钅刑，于古器中绝未之见，疑此是也。器小而深，与酒器及黍、稷器皆不类，而于盛羹为宜。古人用钅刑数，不下于鼎、敦诸器，而传世之少如此，何耶？乙丑六月。
○颂壶跋
此器传世者有二：一，国初在钱唐王太仆益朋家，后归仁和赵次闲，再归金山钱锡之。其二，仅存残盖，藏嘉兴张氏。第一器虽器盖俱全，然传世拓本皆有盖无器，即阮、吴二家著录之本亦然缘。器铭在腹内，当时不能拓墨故也。此一器乃《西清古鉴》中物，亦器盖俱全，人间从未有拓本。此拓虽有器无盖，亦足珍矣。癸亥夏中伏。
颂器传世者最多，有壶三、鼎二、敦五。以各器文互校之，则壶与鼎铭“命女官辞成周贮”下并有“廿家”二字，而敦铭无之。按“贮”、“予”古同部字。“贮廿家”，犹云“锡廿家”也。“贮用宫御”，犹云“锡用宫御”也。敦铭无“廿家”二字，则语不可通，当系阙夺。如国差<缶詹>、以子禾、子釜例之，“Ａ37”字下亦当夺“月”字也。又记。
○齐侯壶跋
齐侯二壶，字极草率，颇有不可识之字。又以二壶相校，文多衍脱，然为一时所作，固不待言。晋江陈颂南跋此，乃谓一为飨礼所用，一为食礼所用，满纸呓语，令人无从索解。道光以后，学术渐微，士大夫乃不惮为欺人之语，此士风之变，非细故也。己未正月。
○秉中丁卣跋
乌程周君孟坡藏一卣，其铭曰：“”弟一字从又持禾，当是“秉”字。“”字之中乃“中”（伯仲之仲）字，其外从□。殷时祖父之名，颇有于人名外加□或Ａ38匚，如“上甲”之“甲”，于“甲”外加□作“”，报乙、报丙、报丁，于“乙”、“丙”、“丁”外加Ａ38作“■”、“■”、“Ａ39”。□Ａ38■，或即郊宗石室之制。此“中”、“丁”二字连文，而于中外加□，或与“■”、“■”、“■”、“Ａ39”诸字同义欤。
《复斋款识》有秉中鼎（《博古图》王、薛均著录），其文作“”，与此卣上二字绝相似。彼“中”作“中”，与古文“中”字不类。此卣弟二字在□中者，实“中”字也。
○父乙卣跋
酒器中，罍最大，尊则有大有小，卣常在大小之间，故《尔雅》云：“卣，中尊也。”“卣”字盂鼎作“”，他器或作“”，或作“”。《说文》“a40”、“a41”分为二，其“a41”字注云：“从a40，乃声。”然殷虚卜辞“卣”作“”，其辞云“鬯五”，则知“”从作者，乃从之省。“”即古文“皿”字，《说文》以为从乃，失之矣。据卜辞“”字观之，其字盖从皿，Ａ40声，或竟是象形字，象器形，或，其承槃耳。壬戌冬十二月岁除。
○<象攴>卣跋
铭中首一字从攴从象，不可识。古文“为”字亦从爪象，其谊均不易晓。古者中国产象，殷虚所出象骨颇多，曩颇疑其来自南方，然卜辞中有“获象”之文，田狩所获，决非豢养物矣。《孟子》谓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云“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则象，中国固有之，春秋以后，乃不复见，故《楚语》云：“巴浦之犀犛兕象。”盖中原已无此物矣，为从爪象，或以服象为谊，“象攴”字或亦以攴象为谊欤。
○爵跋
凡爵柱皆由爵腹直上，此爵独附于腹外。古鼎耳有如此者，《尔雅》所谓“附耳外，谓之𬬩”也。《史记·楚世家》“吞三翮六翼”，小司马以“九鼎”说之，谓“翼”即《尔雅》之“𬬩”。今传世古鼎，鼎、？参半。爵之附耳外者，平生所见，仅此器而已。甲子岁朝春后一日。
作此爵之人名“”。“”字始见于《诗》《礼》《尔雅》《周礼》。《春官·司常》鸟隼为。”又《考工记》：“鸟七斿，以象鹑火也。”《尔雅》：“错革鸟曰。”郑康成说《周礼》以画革疾之鸟隼，孙炎从之。合之交龙为旗，熊虎为旗，龟蛇为，则九旗之面，实为分画东、西、南、北七宿。此爵为殷、周间物，已有“”字，知九旗之制盖不始于周，且知四方七宿之名象亦不始于周矣。此区区五字，有裨于考古如此。
○弓父丁角跋
此角盖作兽形，其兽有鼻甚长，盖象也。古酒器多作鸟兽形，如觥作兕形、尊作牺象形是也。浭阳端氏有飞燕角，其盖作燕张翅之状。阮文达公所藏子燮兕觥，其器今不可见。文达谓如爵而高大，又谓其制无双柱、无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故以《毛传》释为角爵之兕觥当之，不知兕觥即今估人所谓虎头匜。阮氏之器，则宋以后所谓角也。阮氏角盖作牺形，此角盖作象形，盖古酒器多状牺、象，不独酒尊为然矣。壬戌岁不尽四日。
○兮甲盘跋
此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所谓伯吉父盘是也。元时在鲜于伯几家，今藏潍县陈氏。彝器中纪伐𤞤狁事者三：一，合肥刘氏所藏虢季子白盘；一，上虞罗氏所藏不Ａ42敦；一，即此盘也。云“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此宣王五年三月廿六日。馀曩作《生霸死霸考》，考定古者分一月之日为四分：自朔至上弦为初吉，自上弦至望为既生霸，自望至下弦为既望，自下弦至晦为既死霸。据《长术》：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廿六日得庚寅，与此盘云“既死霸”合。云“王初各伐<厂敢><来允>于Ａ12”者，“<厂敢><来允>”，虢盘与不Ａ42敦并作“<厂敢>允”，即“𤞤狁”之本字。Ａ12𫊣，地名。“Ａ12”字虽不可识，然必为从冈Ａ12声之字，“𫊣”则古文“鱼”字。以声类求之，“Ａ12𫊣”疑即春秋之“彭衙”矣。《周礼·天官人》，释文本或作“鱼攵”。“”、“鱼攵”同字，知“𫊣”、“鱼”亦同字矣。古“鱼”、“吾”同音，故往往假“𫊣”、“a21为“吾”。齐子仲姜璟云“保𫊣兄弟”、“保𫊣子姓”，即“保吾兄弟”、“保吾子姓”也。沇儿锺云“以晏以喜”，即“吾以晏以喜”也。敦煌唐写本《商书》“鱼家旄孙于荒”，日本古写本《周书》“鱼有民有命”，皆假“鱼”为“吾”。《史记·河渠书》“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亦即“鱼山”也。古“鱼”、“吾”同音，“衙”从吾声，亦读如“吾”。“Ａ12𫊣”与《春秋》之“彭衙”为对音，“Ａ12”、“彭”音相近，“𫊣”、“衙”则同音字也。《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正义》曰：“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𫊣”、“戏”二字形相近，“彭戏”盖“彭𫊣”之伪矣。彭衙一地，在汉为左冯翊衙县，正在洛水东北。𤞤狁寇周，恒自洛向泾，周人御之，亦在此间。虢季子白盘云：“博伐<厂敢>允，于洛之阳。”此盘云：“王初各伐<厂敢><来允>于Ａ12𫊣。”其用兵之地，正相合矣。“兮田”者，人名。“田”字中纵横二笔，不与其边相接，与“田”字迥殊。殷虚卜辞有此字，馀定为“甲”字（见馀《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生考》）。此亦“甲”字也。甲者月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义，古人名月朔为“吉月”，以月之首八日为“初吉”，是其证也。甲字吉父，上云“兮甲从王”，下云“兮伯吉父作般”，前对王言，故称名，后纪自己作器，故称字也。此兮伯父，疑即《诗·小雅·六月》之吉甫。《诗》云“文武吉甫”、“吉甫宴喜”，《大雅》两云“吉甫作诵”，而不举其氏，毛公始加“尹”字。盖“尹”其官，“兮”其氏也。今本《竹书纪年》系《六月》尹吉甫伐𤞤狁事于宣王五年，不知何据。此盘所纪，亦宣王五年三月事，而云“王初各伐”，盖用兵之始，未能得志。下云“王命甲政Ａ44成周四方{У贝}，至于南淮夷”，“{У贝}”读为“委积”之“积”。盖命甲征成周及东诸侯之委积，正为六月大举计也。此盘当作于三月之后，六月之前，吉甫奉使成周之时。其“淮夷旧我{白贝}亩人”以下，乃告淮夷及东方诸侯百姓之辞，字虽不可尽识，而大意可知。其文法亦与《周书·费誓》相同。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馀既考其事入《𤞤狁考》中，更录旧文，并补旧考所未备者，书于此拓之下。辛酉季冬除夕前五日。
○齐国差<缶詹>跋
此《西清古鉴》中物，今从奉天移藏武英殿，已非复天府所掌。旧无拓本，此从归安金巩伯乞得，人间不过数纸也。
此器，阮文达据上海赵谦士太常家拓本著录，铭后尚有“文官十斗一钧三斤”八字，谓系汉人凿款。今拓无此八字，而七斗一钧三斤，却与此器容积轻重相似，当告巩伯，再就器上觅之。
阮书“文官十斗”，乃“大官七斗”之讹。《汉表》无文官，十斗亦当作一石。汉人书“七”字与“十”字无殊，但中直略短耳。
第九行首一字，此拓不全，阮摹作“Ａ46”，《攈古录》摹作“Ａ47”，吴侃叔释“镇”，吴子释“贮”，许印林释“{冖鼎}”，皆失之。馀见金氏所拓全形本，此字“贝”上实是“”字，即古文“凡”字。殷虚文字“凤”字从此，散氏盘“凡十有五夫”、“凡散有司十夫”，皆如此作，秦新郪虎符尚有此字。从贝凡声之字，《说文》所无，以声类求之，当是“贬”字，但不知此器假为何字耳。
○鱼匕跋（癸亥）
右鱼匕铭，柄端折去寸许。其铭自匕面中间一行读起，左行，转至匕阴，又转至匕阳弟二行止，如古锺铭自“钲”读起，由右鼓转至背面后转至左鼓边也。匕面柄上折处，当阙一字，匕背当阙二字。匕背所阙，或是“中有”二字。其铭四字为句，唯一句五字。铭义虽不可知，约以匕形似虫，故以虫为喻。《尔雅·释鱼》：“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说文》“虫”字下即引以为解。案：博三寸首大如擘，则为细首大身之虫。然古“虫”字皆如此器作，或作，与郭璞所注大头细颈之反鼻形同，而与《尔雅》之蝮虺不合，恐《尔雅》有误字也。“□”字从从又，疑即许书“蛔”字，“□”当是“螝”字。蛔、螝同类物，故《说文》此二字相次也。参之蛔螝，谓虫与二物性本不同，下民以此三者为相似也。“Ａ48”即籀文“顶”字。《说文》：<鼎页>，籀文顶。此借为鼎。上虞罗氏藏一鼎，曰“Ａ49□作宝Ａ48”，与此略同。
○印子金跋
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以故都金作币耶。○Ａ50侯戈跋
“Ａ50”字，馀曩跋Ａ50虎敦，始释为“滕薛”之“滕”。知然者，缘敦铭云“Ａ50虎作厥皇考公命中宝尊彝”，是Ａ50虎之父曾为公。而《礼记·檀弓上》称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则虎为滕伯文叔父，其父本是滕君，与Ａ50虎敦合。今观此戈与Ａ50侯昃戟，并有侯，益足证馀说矣。乙丑荷花生日。
○梁伯戈跋
此戈，潍县陈氏旧藏，今归上虞罗氏。其铭一面曰“梁伯作宫行元用”，一面曰“抑<鬼攴>方Ａ51□般□”，共十四字，语不尽可解，盖梁伯伐鬼方时所作戈也。案：鬼方，经传皆无异文。盂鼎作“<戈鬼>”，从鬼从戈，此戈从鬼从攴，实皆古文“畏”字也。大盂鼎“畏”作“”，毛公鼎作“”，皆从鬼从卜，此作“”则从鬼从攴，诸尚盘作“”，则从由（鬼头）从攴，实皆一字。卜者，攴之省也。其或从戈者，古从攴从戈之字，义多相近。如《毛诗》“铺敦淮𣸣”，《韩诗》作“敷敦”，从攴。不鬫敦“女及戎大[B16W]<戈>”，“[B16W]<戈>”即“敷敦”之倒，其字又从戈。盖无论从卜从攴从戈，皆有击意，故“”、“<鬼攴>”、“<戈鬼>”三字，实一字也。至王孙遣诸锺之“畏忌11衠衠”，字又作“”既从卜，又从攴，则稍赘矣。自汉以后，鬼头虎爪讹别之字行，人乃不识古文“”字。张衡《西京赋》“况<鬼攴>Ａ53与毕方”，此本《诗·小雅》“为鬼为蜮”，乃以“<鬼攴>”为“鬼”。《庄子·天地篇》之“门无畏（司马彪本）”，郭象本作“门无鬼”，然则《杂篇》之“徐无鬼”，古本亦当作“徐无畏”。然自汉以后，人多误读古“畏”字为“鬼”字，故经“畏方”字皆作“鬼方”。案：《毛诗·荡传》云：“鬼，远也。”“畏”、“远”双声，又于阴阳对转最近，故以之相训。然则毛公之时，经文或尚未讹矣。
又案：古者牙、喉二音，不甚分晰，故“畏”、“鬼”二字，读亦略同。“畏方”之名，见于书器者为最早。其音对转而为“混”，又为“昆”、为“畎（工卷反，亦读若衮）”，又转而为“荤粥”、为“獯鬻”，又转而为“只允”、为“休浑”（《史记·赵世家》：“奄有河宗，至于休浑诸貉。”），又转而为“匈奴”，又急言之为“胡”。然其最初之名则为“畏方”，经典作“鬼方”者，亦或后世以恶名加之，如“昆夷”、“畎夷”之作“犬夷”，“獯鬻”、“𤞤狁”诸名之加“犬”旁，均非其朔矣。
此器拓本多不精，字往往不易辨。《攈古录》著录之本亦然。今雪堂参事特为精拓此本，殆字字清晰。癸亥夏日携至京师，特装此幅，与虢季子白盘、兮甲盘、不Ａ42敦合为𤞤狁四器。古器之纪北狄事者，尽于此矣。六月十九日。
○古磬跋
梦郼草堂藏古磬一，股长建初尺七寸二分，博四寸六分半，厚一寸强。鼓长一尺一寸六分强，博三寸四分，厚一寸。穿在股、鼓之间，而股、鼓倨句之度，侈于一矩有半，其下面作一弧线，不能分股、鼓之界（殷虚二大磬，则径作弦线），与《考工记·磬氏》制度不尽合。以绳县之，则鼓向外，与殷虚二大磬，孟津所出周大、小二磬及长安所出汉四时嘉至磬并同，与程易畴先生《磬折古义》中所创古磬直县之说不合。此磬，癸亥仲秋得于郑州。虽未知出于何所及为何代物，然与孟津周磬及汉嘉至磬形制正同，知亦为周、汉间物矣。案：程君磬折节之解，诚妙悟绝人，磬氏、车人二职，至是始得确解。然由人之磬折以推磬之直县，则《经》并无此说。欧阳公《集古录跋尾》谓古锺皆侧县，今传世古锺有甬及旋虫者，县之其鼓皆外向也。锺磬之鼓外向，于击者为便，此商、周、汉三代之磬无不然。然则程君之说，固不尽可据也。至此磬倨句之度，与《凫氏》不合，亦犹传世古锺合于《凫氏》制度者鲜。此不得执古器以疑《考工》，亦不得据《考工》以议古器，盖《考工》但言其制度之大略，至作器时仍应以音律定之。《磬氏》经文言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耑，则其所定长广厚薄之度，固不能无出入矣。癸亥季秋，薄游津门，摩挲此磬者久之，雪堂先生因出此拓属题，爰记其与磬氏及旧说异同如右。
○汉南吕编磬跋
此磬厚建初尺一寸，股博四寸，长六寸二分，下鼓已断，博如股博，与《考工记·磬氏》“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及“博为一股为二”之说不合。股、鼓间倨句之度，亦侈于一矩有半。其下鼓折处，馀用《磬氏》“股二鼓三”之比补之，试作一木磬县之，则其鼓向外，不能直县，与程易畴先生《磬折古义》不合。余谓程君“磬折”之说，诚妙悟绝人，磬氏、车人之制，至是始得确解。至由人之磬折以推磬之直县，则恐不然。盖锺磬受击之处，须略向外，此理势之自然。欧阳公《集古录跋尾》谓古锺皆侧县，罗氏所藏殷虚三大磬，馀曾以木仿制，县而氏之，其鼓无不向外者。此磬亦然。必如是，方于击者为便。古锺侧县，理亦如是也。
股端铭云：“四时嘉至磬南吕午堵左桎。”“嘉至”者，汉宗庙乐名。《汉书·礼乐志》：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太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干豆上，奏《登歌》。其次尚有《休成》之乐、《永安》之乐。锺磬独以“嘉至”名者，以其为庙乐之首也。云“午堵”者，以地支记数，则当有十二堵。郘锺云：“大锺八肆，其灶（假为“簉”字）四堵。”《周礼·小胥》：“凡锺磬半为堵，全为肆。”郘叔以诸侯、大夫作锺二十堵，则汉天子用十二堵，不为多矣。锺十二堵，磬十二堵，合为二十四堵，故此磬在午堵，而锺亦有未堵（见罗《跋》）也。至每堵锺磬之数，郑注《周礼》云：八十有六枚而在一县。服注《左传》（《周礼·小胥疏》引）云：凫氏为锺以律（谓七音）自倍半。一县十九锺，锺七律，十二县二百二十八锺，为八十四律。二说不同，似皆失之太多。案：“堵”之名出于垣墙。墙制高、广各一丈谓之堵。锺磬虡之高以击者为度，高、广亦不能逾丈。一丈之广，不能容锺磬十六枚或十九枚，此亦事理也。此磬但记“午堵左桎”，“桎”义虽不可解，殆谓左侧第一枚，而不记午堵中第几，则一堵之磬不能有十六枚或十九枚可知。辛酉季冬，展阅此拓，漫记所见如此。
○新莽一斤十二两铜权跋
新莽铜权铭十八字，曰：“律一斤十二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权为瑗形，径建初尺四寸六分，肉广六分，好径三寸五分，与秦权、汉权形制殊异。案：《汉书·律历志》引刘歆《锺律书》曰：“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馀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此权为环形，周旋无端，与歆语合，而肉仅得好之六分一，与所云“肉倍好者”不同，平生所见莽权皆略如是。盖《锺律书》成于元始之末，而此权铸于始建国元年，故又改其制也。
○古瓦灶跋
武林陈氏藏瓦灶一，前有甑，后有突。容甑之口，左有阳识隶书三行，曰：“用此灶葬者，后世子孙富贵，长乐未央，□□万岁毋凶。”又有阴识一行，曰：“死人不知用瓦阤灶。”右绘一器，陈鸡、凫、羊、鱼等物。又其前绘用器，有义、有锥、有刀、有匕、有钩，皆治馔器也。后有大鱼一，守宫一，则又陶者刻画以为戏也。此鬻以送葬之物，故为此语，犹汉马槽上刻“买曹者后无复有（句）大吉（句）”是也。平生所见汉瓦灶，唯上虞罗氏所藏四神灶，刻画最工，然无文字。此灶文字多至二十馀，可宝也。甲子二月。
○杨绍莂跋（庚申）
此莂瓦为之，状如半筒，面有两箹盖，象剖竹之形。郑康成注《周礼·小宰》云：“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今所见古器如汉虎符脊文，所谓“中字别之”者也。如秦阳陵虎符脊文，所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者也。此莂文字完具，与康成所谓“质剂”同。然则莂者，乃两书同而别之，非谓一书中字别之，与康成所谓“傅别”异也。文中“东极阚泽”，泽，即《吴志立传》之“阚德润”。德润，山阴人，此莂出于山阴，必谓其葬地也。又云：“南极山背，北极于湖。”山，谓会稽南山，湖，谓鉴湖，区域甚广，与浩宗券之“南邸丙丁，北邸壬癸”略同。盖非实缘买地券，本施之鬼神，故不嫌其夸也。
○古画砖跋
人物画砖四，定海方氏所藏，乃六朝以前物，较汉武梁祠孝堂山诸画象人物，尤为工丽。女子高髻，前、后高而中低，其本以缯束之，疑古所谓缬子髻者。《太平御览》（三百七十三）引干宝《晋纪》：初，贾后造首紒，以缯缚其髻，天下化之，名缬子紒也。古韬发用纚，束发用笄。此以缯束发，疑晋时物也。
○沈司马石阙朱鸟象跋（癸亥）
罗参事《跋》以朱鸟为鹑，以鹑为《小雅》“非鷻非鸢”之鷻，其说是也。《周礼·司常》职：“鸟隼为。”《考工记》：“鸟七旒，以象鹑火也。”鸟隼与鹑为一，固自明白。《诗·四月·毛传》：“鹑，隼也。”即据《周礼》为说。《尔雅·释天疏》引郑志答张逸，亦云“画急疾之鸟隼”。夫急疾之鸟隼，非鷻而何孙炎注《释天》“错革鸟曰”云：错，置也。革，急也。画急疾之鸟于縿也。全本毛、郑说。《诗·鄘风》与《左僖五年传》“鹑之贲贲”，毛、郑无说，杜注以为“鹑火”，而陆元朗于《诗音义》乃以为“[A205]鹑鸟”，沈存中辈遂承其误。今观此画象与汉朱鸟诸瓦，知汉人皆以鹑为鷻，非康成之创说矣。
○梁虞思美造象跋（壬戌）
阮文达公作《南北书派论》，世人推为创见。然世所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萧凉草书札》，与羲、献规摹亦不甚远。南朝碑板，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劲，《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此造象若不著年号地名，又谁能知为梁朝物耶？不知文达见此，又将何说也？
○魏曹望憘造象跋
北魏正光六年柏人令曹望憘造象，旧藏潍县陈氏。佛象下一面为曹望憘象，旁二侍者。右一人执博山炉，后二人持扇盖从。又后二人：一执杖，末如华未放，殆唐宋人所谓“球杖”、宋人所谓“骨朵”也。一执杖，上曲似节而无旄。又一圉人持策牵马随其后。一面为曹妻象，旁二女侍。左一人执博山炉，后一人执盖。又后二人所执球与节，与执盖者相雁行。后一人牵牛车从，其车乃古之辎軿也。《释名》：“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牛车也。辎軿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軿。《宋书·礼志》引《字林》曰：軿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此车前有二辕，辕木之一本直出车后，此即《释名》所谓“邸”、《字林》所谓“后辕”，其为辎车信矣。车箱以木为之，前有两扉，可推向左右，此古之所谓“戾”。《说文》：“戾，辎车旁推户也。”右侧有两窗，一启一闭，亦可旁推，古之所谓“葱”也。车顶及前后，皆以衣蔽之。车前衣，用两木掌之，使与顶平而稍仰其前，此古之所谓“宪”。宪者，轩也。其两木古谓之棠。棠在车旁，设而不用，车后不可见。馀于唐人明器中见一陶制牛车，与此大同。其后有一户在旁，盖亦旁推者。合此二者，可识古辎軿之制矣。庚申八月。
○宋韶州木造象刻字跋
宋庆历丁亥，韶州南华寺造五百罗汉木象，背有款识，木刻字皆阳文。此独阴文为异耳。辛酉醉司命日装成，嗬冻记。○元次山砚跋
此砚，癸亥季夏，雪堂先生得之天津。形制古朴，背有“聱叟”二字，似褚登善书，盖元次山遗砚也。次山初居商馀山，号元子。兵兴逃难猗玕洞，称“猗玕子”（至德元载）。后家滨，自称“浪士（乾元元年）”，及有官人呼为“漫郎”（乾元二年）。既以侍亲客樊上，樊左右皆渔者，少长相戏，更曰“聱叟”，而酒人称为“漫叟”（并宝应元年），并见于次山自释（载《唐书·本传》及颜太师所撰《墓表》）。而次山宝应以后，多自称“漫叟”，不称“聱叟”，其诗、文可证也。然则“聱叟”之号，但用于初居樊上时。此砚乃在樊口时所作也。其后二年，乃出知道州，而《舂陵行》《中兴颂》诸诗、文，皆知道州后所作，盖用此砚所草可知也。此砚流传千馀年，世无知者。一旦忽入先生之手，先生老于文学，天其将使再草浯谿之铭，而举以畀之耶？又何其巧也。小除夕前二日。
颜公《次山墓表》，次山卒于大历七年夏四月庚午，春秋五十。然据次山《别王佐卿序》云：癸卯岁，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结次山年四十五。案：癸卯为代宗广德元年，则下讫大历七年壬子，次山之卒得年五十有四，非五十也。以此推之，次山实生于开元七年己未。《新唐书·本传》亦仍颜《表》之误，附正于此。又记。
○明拓石鼓文跋（辛酉）
石鼓文，范氏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不可复见矣。金、元间拓本，存字已校今本无多。馀见宗室沈庵侍郎所藏一本，唯乙鼓“氐、鲜、尃、又、之”五字、丙鼓“Ａ55”字未泐，乙鼓“汧、医殳、Ａ56、鲤”明画，较今本为异耳。上虞罗氏一本有朱卧庵藏印者，与此相同。此拓乙鼓“氐、鲜、尃、又、之”五字虽俱未损，而丁鼓“Ａ55”字已泐，是明拓也。金文中文字与石鼓体势相同者，唯合肥刘氏所藏之虢季子白盘及新出之秦公敦耳。虢盘出于郿县礼村，乃西虢之器，班《志》所谓“西虢在雍”者也。秦公敦有“十有二公”语，亦德公都雍以后所作，与在陈仓之石鼓，为一地之器，故字迹相同。余谓石鼓当亦虢公所作。是时宗周以西虢为最大，天子巡狩、渔猎于此，乃刻石以纪事。鼓中“Ａ57”字当即“雍”之古文。其字从邑Ａ58声，“Ａ58”字虽不可识，“男”即“勇”之古字也。戊鼓云“□□自Ａ59”，是“Ａ59”为地名之证。又壬鼓有“公谓大□”句，盖虢公所作之证也。周既东迁，小虢遂为秦灭，然秦之文字尚沿用之。《诅楚文》及新出之新郪虎符，均以“医殳”为“也”，与石鼓以“医殳”为“池”同。故古文中与小篆体势最近者，唯石鼓及虢、秦诸器而已。笺释石鼓文者，古今毋虑数十家，近惟上虞罗叔言参事《石鼓文笺释》最为精审。其释戊鼓“西”字、壬鼓“昱”字，均用馀说。然其书于解字为详，诂训为略。其尚未详者，如甲鼓“我驱其时”、“我驱其朴”。案：《说文》“特”字注：“朴特，牛父也。”盖“朴”与“特”皆牡牛之名，因之凡牡兽亦谓之“朴特”。鼓云“我驱其时”，即“我驱其特”，“我驱其■”，即“我驱其朴”也。丁鼓“<У次>”字，案：《周礼·春官·巾车》：“駹车蔽，然衤冥髤饰。”注：故书髤为次。杜子春云：“■”读为“[B11H]垸”之“[B11H]”。此<У次>正是车饰，即《周礼》“故书次字”也。己鼓“亚箬其华”，“亚箬”即“猗傩”、“沃若”之转。《卫风》云“桑之未落，其桑沃若”，犹《小雅》云“隰桑有阿，其叶有傩”也。此鼓云“亚箬其华”，犹《桧风》云“猗傩其华”也。《小雅》云“六辔沃若”，“沃若”亦状其柔，与“亚箬”均为“阿傩”之转矣。此三者皆前人所未言，罗君引馀亚箬说而未详，并记于此。
○与友人论石鼓书（庚申）
某君据虢公鼓字石父，以证石鼓为宣王时作，此殊误也。鼓与石皆量名，名鼓字石，当如王文简《春秋名字解诂》之说，不能复有他说。且石鼓之名，不见于古文，乃后世所加之名。其名始见于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而韦苏州、韩昌黎仍之。然唐时如窦蒙述《书赋》、苏勖《会要》，犹谓之“猎碣”，可见石鼓之名，乃后人之所加，万不能据虢石父名字，以定古石刻之年代也。
○甘陵相碑跋
此碑额署“甘陵相”，其人必在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国为甘陵之后，而立碑又在其后，当在后汉末矣。隶法健拔恣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
前人研精书法，精诚之至，乃与古人不谋而合。如完白山人篆书，一生学汉碑额，所得乃与新出之汉太仆残碑同。吴让之、赵悲庵以北朝楷法入隶，所得乃与此碑同。邓、吴、赵均未见此二碑，而千载吻合如此，所谓鬼神通之者非耶。癸亥九月，叔平先生以此属为考证。碑中姓氏不具，又鲜事实，久之无以报命，因就其书法略记数语。甲子花朝后一日。
○唐贤力伽公主墓志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