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
| 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 (Abraham Flexner 1866—1959) 作者：胡适 |
美国的大学教育的改造，最有大功的两个人：一位是霍布铿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一位是两个月前去世的弗勒斯纳先生(A. Flexner)。吉尔曼的大贡献是主张四年的本科学院不算是大学：一个大学必须是一个提倡独立的学术研究的研究机构。弗勒斯纳先生的大贡献是创办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自由研究所，一个“学人的乐园”，叫做"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即是1930年他在普林斯敦(Princeton)创立的“更高学术研究院”。
美国的医学教育的改造，最有大功的两个人：一位是霍布铿斯大学的第一任医学院长威而瞿(William Henry Welch，1850—1934)，一位也就是弗勒斯纳先生。威而瞿大贡献是创立了第一个以医学研究为中心的模范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就是那霍布铿斯大学的医学院。弗勒斯纳先生的大贡献是他在五十年前(1910)调查了北美洲(美国与加拿大)的一百五十五所医学院，揭穿了其中一百三十二所是“可耻的”不及格，他并且出了大力扶助一些最好的医学院，使他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
这一位非常伟大的教育改造者是值得追念，值得崇拜赞叹的。
弗勒斯纳生于1866年11月13日，死在今年9月21日。到此短文出版时，他刚满九十三岁。他死时，我正在美国，我读了纽约几家大报纸报导他的生平事迹，赞颂他的社论，我现在用我剪的报纸，加上一点参考资料，写这篇纪念短文。
他的父母是奥国的犹太人，从奥国迁移到美国南方肯突基州的路易卫儿(Louis Ville)。他父亲是个帽子商人，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家七个兄弟之中，有两位是有大名的，哥哥西门(Simon)·弗勒斯纳是病理学大家，曾主持“洛克斐勒医学研究所”多年，在脑膜炎的治疗上曾有大贡献。他死在十三年前(1946)，享年八十三岁。
亚伯拉罕·弗勒斯纳(A. Flexner)从小就很聪明，很用功。他的大哥雅各帮他的忙，使他能够进当时最有盛名的霍布铿斯大学，他在两年里习完了四年的本科功课，在1886年得文学士学位。他回到路易卫儿的一个中学去教书，但他那时候已有他自己对于教育的新见解了，所以他自己创办了一个新中学，就叫做“弗勒斯纳先生的学校”，学校里采用最低限度的管理，鼓励学生自己做学问，自己管理自己。
这个新中学很成功。弗勒斯纳办了十四年的中学，积了一点钱，他才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去，得了硕士学位，又到德国的几个大学去考察研究。
1908年，他在德国海得儿堡大学，写了一本书讨论“美国的大学”(The American College)，指出美国大学制度的许多缺点。这本书引起了“卡里奇改进教学基金"(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持人的注意。这个基金是钢铁大王卡里奇创立的，原来的目的是专为大学教授筹设退休金的，在几十年中，曾付出美国各大学教授退休金总额到美金三千五百万元之多。但最初主持人里里哲(Henry S. Pritchett)很想在其他方面促进大学的改革，所以他看中了这位大胆批评美国大学的弗勒斯纳先生，特别提出一笔款子，请他详细调查美国和加拿大现有的一切医学校的内容，给卡里奇基金作一个报告。
1910年，卡里奇基金的“专刊第四号”出版。这就是震动北美洲医学界和教育界的弗勒斯纳调查北美洲医学校的详细报告。他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现有的一百五十五个医学校，每一个各有详细的报告和批评。
他指出，一百五十五个医学校之中，只有五十个是大学的医学院，其中只有哈佛大学和霍布铿斯大学规定先有大学本科学士的学位才可以考入医学院；只有康耐儿大学医学院规定须有大学肄业三年的资格。另有二十个医学院只需要大学肄业两年的资格。其馀的一百三十二个医学校只需要中学毕业就可以入学了，甚至于有连中学毕业的资格也可以变通的！
他指出，只有那少数的进步的医学院是有研究实验室的教学的。绝大多数的医学校完全没有医学实验室的教学。他很老实的指出，绝大多数的医学校只是不负责任的文凭贩卖店，制造了许多没有学识，没有训练的医生，使得各城市乡镇医生太多而能诊断疗治的专家太少。他一一的指出，某些医学校真是可耻的，可羞的。（有一个医学校，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样的可以发文凭！）当时芝加哥一处，就有十五个医学校！弗勒斯纳先生的报告说，芝加哥成了“全国散布瘟疫的中心”了！
这个“专刊第四号”公布之后，真是震惊了整个北美洲的教育界，——同时也引起了一个有力量的医学教育彻底改革的大运动。各州的“医师开业证书委员会”首先提高了审查的标准，用弗勒斯纳报告作审查医师资格的参考资料，不敢随便发给开业证书了。今年弗勒斯纳先生去世的消息发表之后，有位医学界的朋友对我说：“一千九百十年，美国有一百五十五个医学校。弗勒斯纳的报告出来之后，几年之中，只剩五十个医学院了。一百多个‘所谓医学校’都关门了！”
但弗勒斯纳先生很知道，单有破坏的批评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如何培植扶助那少数可以作模范的现代化的医学院，使他们继续发扬光大，成为第一流的示范学校。问题的中心是筹画一笔巨大的款子，专作为改革医学教育的费用。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创设了一个“普通教育基金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是专为了提高教育标准的。1918年，这个基金会请弗勒斯纳做助理秘书长，不久他就做了秘书长，专负医学改革的责任。他充分倚靠石油大王父子的慈善热心和巨大财力，在十年之中(1918—1928)，劝洛克斐勒父子捐出了五千万元美金，作为改进提高全国最有成绩的几个医学院的经费。除了石油大王一家的五千万元以外，他还直接或间接的劝动了别的一些慈善家，使他们先后捐出五万万元来提高全国的医学校。这五亿五千万元的美金在几十年之中完成了北美洲医学教育与医学研究的改进与提高的事业，造成了几十个第一流的医学院。
1928年，弗勒斯纳先生六十二岁了，他退休了。在退休之后，他还活了三十年，还做了不少事。他自己最得意的一件晚年大成就，是他在普林斯敦创办的“更高学术研究院”。
他是终身研究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人，他对于美国的多数大学的教学方式，常常感觉不满意。他常学【觉？】得德国大学和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的小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是值得吸收采用的。1928年他退休之后，到牛津大学去讲学。1930年，他写了一本书，题作《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在那本书里，他发表他对于“大学”的见解，他说：在一个大学里，学者和专学门科学家应该发愿(dedicate)要做到四个目标：一是知识与思想的保存，二是知识与思想的解释发挥，三是寻求真理，四是训练青年学人为将来继起的工作者。他理想中的“大学”是一个小小的学术研究中心，没有课程表，没有上课时间，只有一些有天才又有学问的第一流学人在那儿独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论辩，把他们的全副精神用在纯粹学术的思考上。
这时候，纽约的梅栖(Macy)百货公司的两位大股东，班保葛(Louis Bamberge)和他的妹子伏尔德太太(Mrs. Felix Fuld)，他们愿意捐出八百万元来给弗勒斯纳先生试办他梦想的小小的自由讲学的研究中心。这就是普林斯敦的“更高学术研究院”开办经费。
这个研究院是今日所谓“博士以上的(Postdoctorate)更高研究所”的第一个模型，弗勒斯纳先生担任了创办第一期的院长，九年之后才退休。在这九年之中，他给这个研究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一面先借用普林斯敦大学的种种便利，一面买得四百英亩的地，造起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的中心是一群第一流的学人。弗勒斯纳请来的第一位大师就是爱因斯坦先生(Albert Einstein)。爱因斯坦听他说起这个自由研究中心，他很高兴，不过他说，他若离开德国，每年必须有三千美金才够生活。弗勒斯纳对他说：“一切都好办。”等到爱因斯坦先生到了美国，他接到的聘书是每年年俸一万六千元的聘约。
这个研究院成立了还不到二十年，全院至今只有两个部门：一是数学研究所，一是人文研究所。人文的研究是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有惊人的成绩的。但数学研究所在短短十几年之中已成为世界学人公认的一个数学与理论物理学的最高研究中心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杨振宁先生是数学研究所的常任教授之一，其他院士，如李政道、陈省身、吴大猷、林家翘诸先生都曾在那儿作过一个时期的研究员)。
这个研究所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原子炉，连一个电脑也没有（当年曾有过电脑，近年赠送给别的研究机构了）。那儿有的只是第一流的大师，第一流的研究人才。那儿有的是自由思考，自由论辩，自由谈话的空气和机会。
这是弗勒斯纳先生晚年一个梦想的实现。我们对于这位肯梦想而能够努力使他的梦想成为事功的伟人，能不表示我们的赞叹与羡慕吗？
纽约时报今年九月廿二日特写一篇纪念弗勒斯纳先生的社论，此文的第一段说：
前几年弗勒斯纳回忆他的一生，曾说卡莱儿（Carlyle）的藏书图记上面画一支点燃著的蜡烛，下面题字是：“我燃烧才可以有用。”弗勒斯纳说，这就是他一生的箴言。他活了九十二岁，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这句箴言。他总是燃烧著，要于人有用。
纽约前锋论坛报记载他的生平，有这一段很值得我们想念的报导：
弗勒斯纳八十岁时，决定到哥仑比亚大学去做两年学生。在那两年里，他上了厄布约翰教授（Upjohn）的几种美术史的功课，又上了纳文斯教授（Nevins）的美国史学文献的功课。他自己说：“一个退休了的人的好工作，莫如教育。”可是厄布约翰教授对人说：“我的课堂上有了弗勒斯纳先生这样一个学生，常使我感觉得像一匹马的马鞍底下压著一颗有刺的栗苞！”
1959年11月9日
（原载1959年11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第21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