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凤凰山馆论学

记凤凰山馆论学
——纪念亡友太炎先生
作者：沈瓞民
1936年

本作品收录于《制言半月刊》

原载1936年9月《制言半月刊》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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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乙未，先子回杭，葬祖考竹坪府君于邑之徐村。越半载，来上海，言杭有后进，余杭章炳麟枚叔（后改字太炎），归安崔适味琴，钱塘祝其昌风楼。此三人者，好学之士也。枚叔于学别有会心，味琴质钝殊少启发，凤楼颖悟惜多嗜欲。是为余知太炎之始。

　　余以学受知于先师侯官林君迪臣。岁丁酉，先师创求是书院，乏教师，电招往。惟时以治学未精，惧蹈“好为人师”之诫，至杭谒而辞焉。先师谓“来则吾庆得人，否则汝志于学，宜从汝也”。又谓“此有一士，可兄事之”，乃作书延之，属从者肩舆以迎，未知其为谁也。时先师将出，曰“幕中高啸桐先生，素知汝，可谒之”。乃随至虚白堂，事以丈礼，询余平素治学。逾二时，先师偕一人来。啸丈谓“此余杭章枚叔也，为学渊博。杭人轻薄，以疯子呼之，是疯于【子？】学者也”。相为之介。以地偪，至凤凰山馆，围坐而论焉。先师乃曰：“二生如家人，彼此勿谦”。俾余有所闻。

　　太炎先言治经，《易》则主费氏家法，而不喜三家之说，于《易纬》尤痛斥之。谓《说文》称孟氏，为费氏之讹。余谓《易》无今古文，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所谓同者，是未脱“无咎”、“悔”、“亡”而已。《说文》称孟氏，以孟校费，可证“无咎”、“悔”、“亡”脱夺外，诸字悉同，不若京房之窜隶入经，则称孟犹称费尔。至《易纬》，《五经异义》、孟、京亦有引之者，其言足以羽翼正经。如大小戴之《礼记》、《春秋》之《公》、《谷》，亦纬尔。后人以六经外，将小戴《礼》及《公、谷传》，列入十三经，始作俑者，为汉之博士。如《礼记》、《公》、《榖》可列入经部，则《干凿度》等何尝不可列入经部？此诸书者，实五燕六雀，无轻重之殊尔。太炎称善，然终以纬近今文为疑，未敢深信也。余又谓《易》之大用，言人事者，为开物成务，与制器尚象而已。开物成务者，尽人事之功；制器尚象，以梓匠轮舆为贱事，儒者不屑效之，致《易》学之用，终未能大明于世也。太炎然之。

　　先师谓：“枚叔治古文《尚书》，汝赞同古文否？”余谓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司马迁从安国问字，故作《本纪》，多采《尚书》。迁所据者，真孔壁古文也。许氏《说文》，《书》称孔氏，从古文也。始许从贾逵受古文，所称亦为出自孔壁之古文，非梅氏所上之伪古文也。太炎似首肯。余又谓今之所谓“统计”者，肇自《禹贡》。地志皆沿其体，如至陋之搢绅录。一府载冲繁疲难诸字，四至、地丁、钱漕、杂税、风俗、土产，犹师其意。《禹贡》治之匪易，若立表以明之，记诵自便。太炎谓能通俗，切实用，非东家丘之治书也。于是先师属余作表焉。

　　太炎治《春秋左氏传》，注崇贾、服。余谓杜注亦不可废。近年公羊之说盛行，以《左氏传》谓刘歆伪造，以塞人口。至杜注中凡传言卜筮者，出汲家〈冢〉师春之说。杜氏《后序》，谓师春所载，与《左传》同，则刘氏伪造之说，可不攻自破。太炎谓征南有此说乎？余又谓家大人前答长素书，言《公》、《榖》，条例也；《左传》，史也。君子曰，史赞也。列国之文，气息不同，左氏集诸国之史而采之，如郑至子产时，文最精密，得草创讨论修饰润色之功，岂所能伪造者耶？必欲扬公羊而抑丘明，此心之所谓伪也。学问宜从切实入手，非干禄之具，亦非趣时之物。又言《汉书·艺文志》有《左氏微》，如隐元年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似左氏微语也。杜氏增入传中，犹范宁《穀梁集解》中所谓“传例”者也。太炎谓诸语可立一说也。

　　太炎论今古文异同数则，又与啸丈论新方言数则，今虽均见著述中，然言之弥详焉。又论史学不下数十事，要皆切中之言。余以治史诸志为要，太炎答诚然。今之治史者，职官、地理二志，犹能及之，其次则艺文而已。继先师出，相与谈索虏入主中国，太炎愤愤，溢于言表。啸丈微笑而已，不以为仵也。

　　先师复入座，询浙中永嘉、金华、阳明、蕺山诸学派。太炎问余意若何。余以浙中诸学派，有功于世者，首推金华。明初刘、宋、王、章四先生守其绪，佐明祖，逐胡元。定国是，使八十馀年之膻秽，一扫而廓清之。虽曰天意，然微四先生之力不为功也。太炎谓刘则似可尔，馀子不足道也。

　　先师又询金华学派之胜人处。余谓东莱之变化气质，能使粗卤者为精密，拘泥者为通达。太炎谓余此言颇合。余叩先师闽中延平学派，犹有流风馀韵否？曰：“久绝响矣。”又叩石斋一派若何？曰：“亦无矣。”先师询《三易洞玑》若何？曰：“此野狐禅之《易》也。”太炎莞尔而笑，谓闽人洪承畴、李光地辈，无耻之尤，何一无石斋之气节耶？盖受延平一派之毒而已.

　　太炎言浙省文字之狱，如南浔庄氏、塘栖劳氏、汪查之狱、齐召华之狱，如数家珍。次询余家之狱，余曰：“与汪、查为姻娅而株连者，其事则不详。惟是案罪及全浙士子，雍正五年上谕浙人停止会试。”太炎谓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

　　太炎问余：“应㧑谦住何处？”答曰：“大方伯。”大方伯即应之先人也。“沈昀住何号？”曰：“住临平。”“杭大宗住何处？”曰：“在运司河下。”“宋咸熙家在何处？”曰““不可考。宋官桐乡教谕，有人云其后人住桐乡。丁氏八千卷楼辑《杭人里宅考》，想必有考证。”太炎谓“丁氏书，殊不易借睹也”。

　　先师询浙先正之能文者，有宗桐城者乎？太炎未对。余曰：“族曾祖椒园先生，讳廷芳，著《隐拙斋文集》，灵皋谓其文，体法具合，与畊南、冠南敌。畊南弟子姚惜抱，能传其学，遂以桐城鸣。椒园先生弟子如汪容甫辈，则文师汉魏，不就桐城轨辙。”啸丈谓：“读灵皋集，见椒园先生所作《灵皋传》，非大手笔不能为也。正欲考之，今知之矣。”乃呼侍者取书来，以示太炎。读竣，谓可为容甫之师矣，文气渊深，岂畊南辈所能抗衡哉！

　　太炎言吏治，至三时许，滔滔不绝，真雄才大略也。又言省制，督抚跋扈，似唐节度使，当废省制，而用明之分守道。余以为节去胡元行省为省，名不正也，不若用唐制分一省为数州，州直隶于枢府。如今杭州府三字，不通甚矣。州，即地之区域；府，即沿唐府兵之名。州、府二字，实不相连属。改为州，义始通。设州既多，非枢府耳目所能及，则有不能综核之弊。每州视事繁简，设同知州事数人，凡本籍人居官有政声者，及曾任大官自愿乞郡者充之。不干预州吏政务，地方重要大事，均得顾问。州官有不善者，可奏劾之。将旧日之省，沿唐制名道。道设监察使，考察州吏之贤否，得报于枢府。唐行州制，吏治称最，且人民之风俗习惯相同，则布政优优矣。太炎以州制区域过小，惟同知州事，则以为然也。

　　纵谈自日午至夜半，兴犹未尽。归次，则鸡既鸣矣。此后于上海，于日本，以至前年寓苏，虽时相过，人多宾遝，从未有抵掌雄谈，如当日者。每见太炎，回思先师、啸丈，爱士之切，必黯然伤心。今太炎又逝，问字无从。胡天不慭遗一老，既丧邦国典型，又失后进楷模，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