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篆

太古结绳而治，缘绳不胜结，而刻竹木以为契，契不胜记，而托之笔墨以为书。书制有六：以象形为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会意，意不可会而谐声，声不可谐而又有转注、假借，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文字必归六书，六书设而文字之道备矣。

历代所祖，则仓颉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隶书，王次仲之八分。锺繇、王羲之变体为今隶，推秦为古隶，其后变益新巧为楷法；史游损隶规矩，存字梗概，本草创而名草，谓之章草；刘德升以真几于拘，草流于放，介两者之间而为书，谓之行书；蔡伯喈之飞白，张伯英之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汉人遂以名家，崔瑗、杜度、锺繇、张芝飞飏俊逸，其圆转得于篆籀。大抵高文典册，则宜篆籀，著之金石，至常行简牍则一草隶足矣。

欲法诸书，先求执笔，执笔为法书之关键也。曰虚圆紧正，令其圆转，勿使拘挛，当虚腕悬笔，只须两指夹，却伸中指在下衬之，点画波撇，皆进一身之力而送之。故古人书无渴笔，因力在腕中，不尽用笔力，必须笔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于自然，以尽字之真态，妙合天趣，则方圆平直，无不如意矣。褚河南曰：“用笔如印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著；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之。”草书是变体者，皆博雅之士所宜究心也。

唐太宗言：“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不正，字则欹斜；气不和，书必颠扑。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正则平允。”若兹，则技与道岂有二哉！

夫篆势有转无折，隶笔有折无转，八分则兼有之。杜甫尝称“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犹杂篆体。汉孔安国以隶写籀，谓之古隶。古隶出于篆，今隶依乎真。今多有取隶法而作真者。分隶之波折，真书变而为曲直；分隶之起伏，真书变而为撇拂。郑樵谓篆通隶僻，篆巧隶拙，真书则尤其流之愈深也。草书者，起于外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又刘有定论书法云：“篆直分侧，直笔圆，侧笔方，直下则锋常在中，欲侧笔则微倒其锋，而书体自然方矣。古人皆用直笔，后王次仲造八分，始有侧法，执笔之法既明，然后可以刻印。

夫刻印之道，有文法、章法、笔法、刀法。文须考订一体，不可秦篆杂汉唐，如各朝之印，当宗各朝之体，不可混杂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杂厕，即不成文；异笔杂厕，即不成字。章法者，布置成文，务准古印，一字有一字之章法，全章有全章之章法，如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画之稀密，挪让取巧，当本乎正，使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每作一章，必属意构思，观印之大小，夫白文，以汉为主，朱文以小篆为主。朱文不可逼边，白文当逼边。朱文不可太粗，粗则俗，不可多曲叠，多则板而无神。若以此刻白文，则太流动，不古朴矣。凡竖宜细，画宜粗，勾连处宜断，交搭处宜白，圈周合须起刀过笔，忌牵连，不宜深细，深则文不自然，细则体夺娇媚。纵极工巧，不入赏鉴。惟浅、显、典三字，刻印之妙诀也。

增减之法，当有所本，不碍字文，不失篆体，庶见者不訾为异。挪移之法，有意无意，自然而然，必令字字分明，人人易识。凡作一印，先将印文配合，章法毫发无憾，写过数十，方择而用之，自然血脉流通，舒展自如。至笔法有轻重、有屈伸、有俯仰、有疏密，此数者，各得其宜，毋涉于俗，则得矣。然笔法之害有三：闻见不博，笔无渊源，一害也；边旁点画，凑成一字，二害也；经营位置，疏密不称，三害也。其文已不杂，章法、笔法皆已全美，然后用刀。

夫用刀有十三法：正入正刀法（以中锋入石，竖刀略直，其势雄，有奇气）；单入正刀法（以一面侧入，把刀略卧，其势平，臻于大雅）；双入正刀法（两面侧入石也，卧刀，势平，不可轻滑）；冲刀法（以中锋抢上，无旋刀，宜刻细白文）；涩刀法（欲行不行，不可轻滑潦草，宜用摹古）；迟刀法（徘徊审顾，不可率意轻滑）；留刀法（停蓄顿挫，留后地步，与涩、迟二法略异）；复刀法（一刀不到，再复之也，看病在何处，复刀救之）；轻刀法（轻举而不痴重，非浅率之谓）；埋刀法（笔锋藏而不露，刀法著而不浮）；切刀法（直下而不转旋，急就、切玉，皆用此法）；舞刀法（迹外传神，熟极生巧）；平刀法（平起其脚，用刻朱文，白文亦间用）。以上刀法，全在用刀之时，心手相应，各得其妙。

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疏密，画有曲直，不可一概率意。当审去住浮沉，宛转高下，以运刀之利钝。如大则腕力宜重，小则指力宜轻，粗则宜沉，细则宜浮，曲则宛转而不筋脉，直则刚健而有精神。如一刀不到，则用复刀救之。墨、意则宜两尽，失墨而任意，虽更修饰，如失刀法何哉？然刀法之害有六：心手相乖，有形无意，一害也；轻运紧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便就简，颠倒苟完，三害也；锋力全无，专求工致，四害也；意骨虽具，终未脱落，五害也；或作或辍，自成两截，六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