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欉中的破旧殿堂

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欉中的破旧殿堂
作者:张我军
1924年12月5日
1925年1月1日
作于1924年12月5日,刊载在1925年1月1日《台湾民报》。


1、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甚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后,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

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到底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一班顽固的老学究败得垂头丧气。那一座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现代人性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件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欉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

2、
我们回顾这座败草欉中的破旧殿堂,禁不住手痒了。我们因为痛感这座破旧的殿堂已不合现代的台湾人住了。倘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还不知醒过来,还要在那里贪梦,就有被其所压的危险了!我不忍望视他们的灾难,所以不自顾力微学浅,欲率先叫醒其那里头的人们,并请他们和我合力拆下这所破旧的殿堂。台湾并不是没有受了中国文学革命或其他的影响而已觉醒的人,但大多数的人,对于文学革命的意义还没有了然明白。一方面又有许多无耻之徒,欲逆天背理,呆头呆脑竖著旧文学的妖旗,在文坛上大张其声势,所以我愈觉得此事之不可或缓。

可是无学浅才如我而欲言文学革命事业,实在自衷心感著不安!只是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所以觉得责任轻松些!

3、
我在前面已提过,我是欲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的,所以后面所说的话,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怕有一部的人要嫌弃我的太旧,但这是没有法子的。

我们今日欲说文学革命,非从胡适的“八不主义”说起不可。所谓“八不主义”是什么?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我在下面要略略逐条把这八条说明: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欲知此条,非先明所谓“物”是什么不可。这里所谓物,乃指思想与情感二者,并不是古人之所谓“文以载道”之“道”。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文学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则如人之没有性命、没有血液。没有生命、没有血液的人,从根本上已失掉其做人的资格。所以说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是必然的事。

中国近世的文人(当然台湾的文人也在内),只一味的在声调字句之间弄手段,既无真挚的情感、又无高远的思想,其不能造出伟大的作品也是当然的。况台湾今日的文学,只能求押韵罢了,那里顾得到情感和思想,这种文学当痛绝之。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胡适)

常常有一种人,他明明是在得意的境遇,而他自己也很满意著,但一为诗文,便满纸“蹉跎”、“飘零”、“落魄”……等等。还有一种人,每每自负过大,自以为名士才子,实无其力,一味奢求,每不论于自己的地位。所以作为诗文,满口哀怨,好像天下无一知己似的,这都是无病呻吟之例。夫艺术最重的是诚实,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所以不说诚实话的文学,至少可以说不是好的文学。我们应当留意这点,有什么话才说什么话,切不可满口胡说,无病呻吟。

三、不用典

典有广狭二义,广义之典,不在禁用范围内。

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A)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通意义,不以时代或地方而失其效力的。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治头治脚”……之类。
(B)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最好是能另自造成语。例:“利器”、“虚怀”、“舎本逐末”……之类。
(C)引史事。引史事和今所议论之事相比较的。例:“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
(D)引古人作比。例:“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引古人来比今人,不是用典。
(E)引古人语。例:“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这是引语,不是用典。

以上五种是广义之典,用与不用可以任便。

狭义的典,才是我们所主张不用的。所谓狭义的典,是说文人词穷,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所以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这叫做用典。上面所说广义之典,除(E)条外,皆是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的。狭义之用典,则全以典代言。自己不能道说,或故意不直说,所以用典来说。用典与非用典的分别,就是在这里。

用典亦有工拙,有人主张说工的偶一用之亦不妨,但以我的意思,一概不用的好,若拙的,尤当摈绝。

四、不用套语烂调

台湾为什么诗社那么多?应之者说:因为诗人太多。为什么诗人那么多?应之者说:因为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所以会诗人满市井。什么“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等等,他们把这些套语拢合起来,便说是诗,难怪乎诗人那么多,真是令人作呕!有一种人不知道雪或柳絮之为何物,也要作雪或柳絮的诗,他们作得摇头摆尾,念来念去,不过是一大堆烂调套语,那里有什么意味?第一他们已违了作诗的原理,一味的在字纸堆里专攻抄袭的工夫,所以不会产生好诗,也是必然的事理。今日台湾的诗的出产也是一大宗的货色了。可是因为有这种理由,所以大都是似是而非,有形无骨的诗,虽多亦不值钱。

我们作诗作文,要紧是能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个个自己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文学上的技巧这就够了。大凡用套语烂调的人,都是没有创造之才,自己不会铸词状词的。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对偶若近于语言的,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没有字之多寡,或声之平仄,或词之虚实的,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特性,我们不必去拘它。然而如文中之骈,诗中之律,或被限于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或种种牵强刻削,这委实是束缚人的自由的枷锁,和八股试帖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现代的人,徒知八股之当废,却不知骈文律诗之当废,真是可痛!

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种文学,乃是文人的游技,不能算为真正的文学。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

文与诗之不讲究文法的在所皆是,骈文律诗尤其多。我们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没有一个个去指摘的工夫,况且不讲文法的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用详论。

七、不摹仿古人

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

又有人说:创造是艺术的全部,而文学是艺术的一分子,所以创造之于文学的位置,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色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欲摹仿某时代,或某人的文学,这是一定不可能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受感化与摹仿不同,须当分别)。我希望有志文学的人,务要磨练创造之力,切不可一味摹仿他人。须知文学之好坏,不是在字句之间,是在创造力之强弱。

八、不避俗话俗字

国风与楚辞,便是古文大家也无不称赞,然而里面多用里巷猥辞,土语方言。况且韵文之中,最能流传的,也大都是白话的。就是小说也是以白话作的最有留传的价值─如红楼梦,如水浒等等。我们推白话为文学的正宗,全没有什么奇怪。现在各国的国民文学,非常之昌盛,他们所用的都是白话,我们如欲普遍国民文学,则非绝对的用白话不可。若以人人必读五车书才能懂得艰涩的文言,则文学的前途,可想而知了。

以上简单地把“八不主义”说明了。此刻因为篇幅有限,所以不能多举,但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我想大概也明白了。下面再举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以为我们的结论。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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