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明申商论
太史公曰：“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用儒术显。”世多疑之。果若是，则公孙弘贤于贾生邪？宋儒者以为生上书谓“髋髀之所，非斤则斧”，以此待诸侯，为申、韩之意，吾谓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约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刭之，所以为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岂刑戮谓哉？此不足为生病。然遂谓太史公为诬贾生，则亦非也。
夫战国以来，百家并兴，虽或纯或驳，或陋且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于圣人之一端，未尝不可相为用也，顾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绤者，时也。齐甘苦酸辛咸而御之者，和也。诸葛武侯当先主之时，宽法孝直，救李邈、张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韩之书教后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贾生、诸葛，皆所谓天下之才，识时务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审名实，使吏奉法令而度数可循守；虽圣人作，岂能废其说哉？然使述此于景、武之时，则与处烈风而进翣者何以异？良医不能使锺乳、乌头之无毒，而使其毒不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贾生劝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则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长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贾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长耳。景帝之天资固薄矣，提杀吴太子于嬉戏，疏张释之而诛周亚夫，其资如此，而晁错又以申、商进之，何怪有吴、楚之难。贤者视其君之资而矫正之，不肖者则顺其欲。顺其欲，则言虽正而实与邪妄者等尔。
贾生当文帝而明申、商，汲长孺为武帝言黄、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岂如公孙弘、匡衡之流，虽号为儒者，诵说之辞，洋洋盈耳，而适以文其奸说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诘尔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张皇六师。”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岂不更重于申、商哉？惟于成、康之时，则无以复易矣。
吾尝谓观人之真伪与书之真伪，其道一而已。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为使人诵其书，莫可指摘者，必以为圣贤之言如是其当于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当于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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