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退录/卷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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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仙传》：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馀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洁齐候于水傍，且设祠屋，果乘赤鲤出祠中，留一月馀，复入水去。今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侧，石台高一丈，曰“琴高台”。俗传琴高隐所，有庙存焉。溪中别有一种小鱼，他处所无，俗谓琴高投药滓所化，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渔者网取，渍以盐而曝之，州县须索无厌，以为苞苴土宜，其来久矣。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前辈多形之赋咏。梅圣俞、王禹玉、欧阳文忠公皆有和梅公仪《琴高鱼》诗。圣俞诗云：“大鱼人骑上天去，留得小鳞来按觞。吾物吾乡不须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诗云：“三月江南花乱开，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无踪迹，枉是渔人尚见猜。”文忠诗云：“琴高一去不复见，神仙虽有亦何为。溪鳞佳味自可爱，何必虚名务好奇。”圣俞又有《宣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小鳞随水至，三月满江边。少妇自捞漉，远人无弃捐。凭书不道薄，卖取青铜钱。”圣俞，宣人也。汪彦章尝赋长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间琴高鱼，初未到楚些。岂堪陪薨鲜，裁用当淆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传，噍嚼亦云颇。俗云琴高生，控鲤宛溪左。灵踪散如烟，遗鬛尚馀颗。向来骑鲸人，逸驾尝慕我。不应当时游，反用此幺么。得非效齐谐，怪者记之过。彭越小如钱，踪迹由汉祸。越书载王馀，变化更微琐。因知天地间，人莫穷物伙。区区于其中，臆决盖不可。伪真吾何知，且用慰颐朵。”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有云：“藉甚宣城郡，风流数贡毛。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蜀人任渊注此诗，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传》事，直云琴高鲤鱼也。误矣。公仪诗恨未见，汪诗不载集中。

吴虎臣《漫录》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𨱥为矮，䬩为斋，讼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𨱥音矮，不长也。䦷音稳，坐于门中，稳也。𡘫音稳，大坐，亦稳也。仦音袅，小儿也。奀音勒，人瘦弱也。𤯚音终，人亡绝也。𧗩音腊，不能举足也。𡚻音大，大女即姊也。𡶪音磡，山石之岩窟也。闩音𣟴，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岭外代答》于此外，又记五字：“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没入水下也。閄，和馘切，言隐身忽出以惊人之声也。𣬣，音胡，言多髭也。丼，东敢切，以石击水之声也。”余按《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论字体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儿为䨲，神虫为蚕，如斯甚众。”又《颜氏家训》载：“北朝丧乱之馀，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乃知俗字何代无之。车同轨，书同文，岂易能哉？与时昔年侍先人官赣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记忆。”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1]，长正主为圣，一忠为臣，一生为人，一人大吉为君。然尝考之，但有埊、𠡦、𢘑、𤯔四字合。证作𨨾，圣作𨲉，君作𠁈，皆与正论所言不同。今大理国文书至广右者，犹书国作圀，亦武后所改。又吴主孙休名字四子尝创𩅦〈（音湾）〉、莔〈（音迄）〉、𩃙〈（音脱）〉、？〈（音礥）〉、壾〈（音莽）〉、昷〈（音举）〉、𡨷〈（音褒）〉、㷏〈（音拥）〉八字。南汉刘岩自制䶮〈（音俨）〉字为名，盖取“飞龙在天”之意云。

《论语》：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古。”注曰：此《诗·小雅》也。祗，适也，言此行诚不足以致富，适足以为异耳，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之。《正义》曰：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谓人之不成，德不以富，亦祗以行异于野人而已。侯氏谓若其诚不富，祗以取异耳。伊川谓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杨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从之。南轩谓言其诚实之不富，祗以自取异云耳。与时按：我行其野之诗，诚作成，取义与此不类，不当迁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者也。尝闻平庵赵先生云：此特因子张之问而答之，学者之学圣人，盖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谓。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义。爱之者未免欲其生；恶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诚未可谓之至善，但亦足以异于常人而已。此说最明白。

唐张𬸦，自号浮休子，张芸叟盖袭其名。

南唐保大中赐进士谭紫霄号“金门羽客”，事见《庐山记》。祐陵赐林灵素号，用此故事。

彭器资、洪忠宣皆号《鄱阳集》，王岐公、张彦正皆号《华阳集》，杨文公、胡文定皆号《武夷集》，魏仲先、李汉老皆号《草堂集》，谢无逸、俞退翁、傅子骏皆曰《溪堂》，苏子美、张会川、张徽皆曰《沧浪》，李师中、石守道皆曰《徂徕》，晏元献、王荆公皆曰《临川》。它如钱文僖有《伊川集》，邵康节有《伊川击壤集》，而程子又号伊川，朱文公编二程文，题《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师鲁先有《河南集》。又吕居仁舍人诗曰《东莱先生诗集》，而从孙太史成公学者，亦尊之曰“东莱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数者，骤见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汉魏以来诸文人，但标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为明白洞达也。

《汉书·扬雄传》云：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韩文公《题张十六所居》诗云：“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然《传》但云学作寄字，不言问奇字，后来相承而用，盖又以韩诗为本。《传》又云：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与前学作奇字，凡隔数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载酒问字”、“载酒问奇字”之类，不知何所本也。《艺文志》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师古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则古文而异者也。”许叔重《说文解字》云：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与颜注合，其后晋卫巨山《四体书势》，元魏江式论书表皆同。然则奇字者，与科斗文字略相似，而异于小篆，六书之一体耳。今人才见书籍中难字，便谓之奇字，非也。《容斋三笔》摘《周礼》中字如𢹄、㲈、飌、鱻之类，凡数十为一则，题曰《周礼奇字》。且云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尝从杨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盖亦失于详考。学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坐闲谈论，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气逼人，恐著述搜索劳役，心气不正，何不坐禅，体此大事？”又一日，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间已就。”元大笑。事见《宗门武库》。

元魏青州刺史公孙邃卒官。高祖在邺宫为之举哀。青州佐吏疑为所服，诏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馀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则知境内之民，旧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无也。然河中蒲阪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来，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标榜门闾。史官复列之《节义传》，夸而书之，审如《邃传》所言，则文德之事不足为异矣。此又何耶

《启颜录》载：元魏太府少卿孙绍对灵太后：“臣年虽老，臣卿乃少。”于是拜正卿。按《魏书》，亦书此事。然绍自太府少卿迁右将军、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庄建义初，复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权利所在，小人之所必争，故虽父子之亲，有不恤也。晋会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杨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遂自为杨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其后又加元显录尚书事。先是谢安薨，后道子已录尚书，至是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贵，权势日相轧，轻薄者互煽摇以立门户，由是父子遂为仇敌。攸别赐第，尝诣京，京方与客语，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为切脉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疾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适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窃窥，得其事，以问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辈欲以吾疾罢我也。”居数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绦钟爱于京，数白徽宗，请杀之。徽宗曰：“太师老矣。”不许，但削绦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贻家国之祸，善乎康节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谓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欧阳文忠公著《五代史记·梁太祖本纪》，初称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至即位始称皇帝。徐无党注曰：始而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讫于汉周，诸帝纪皆然。而《新唐书·本纪》高祖之生即称高祖，太宗方四岁已书太宗，二书出一手，而书法不同如此，朱详其旨宜黄。李子经作《纬文琐语》亦云：唐、五代史书皆公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应相去如此之远，议者谓《唐书》盖不尽出公意。

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发动，喜怒乖常，遂杀弑逆。其子元明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药，不堪万机，旋致夭折。穆宗因击球暴得疾，浸淫以至于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听政未逾月，已连日为此戏，自此驰逐不已，宦者怨惧，不三年，而身罹不测之祸。所谓下愚不移者欤。

俗说愚人以八百钱买匹绢，持以染绯，工费凡千二百，而仅有钱四百，于是并举此绢足其数，以偿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将自吕梁托舟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造舟师。师曰：“凡无赍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吾不汝载也。”人曰：“姑收其半，当为挽纤至彭门，以折其半。”又《夷坚·戊志》载：汪仲嘉自言其族人之仆出干，抵暮趑趄呻吟而来。问：“何为？”曰：“恰在市桥上，有保正引绳缚二十人过，亦执我入其中，我号呼不伏，则以钱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吃县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经年佣直，不曾顿得五千钱，不可失此，遂免从之。到鄞县，与同缚者皆决杖，乃得脱。”汪曰：“所得钱何在？”曰：“以谢公吏及杖直之属，仅能给用，向使无此，将更受楚毒，岂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产可谓痴人。”仆犹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岂皆痴耶！”竟不悟。前二事盖寓言，以资笑谑，而后一事乃真有之。

吴虎臣《辨唐异闻集》所载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谓此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今云开元中，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恐是开成字，亦非也—成虽文宗时，然洞宾此时未可称翁。本朝《国史》称：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馀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若以《国史》证之，止云百馀岁，则非开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此皆吴说。萧东夫《吕公洞诗》云：“复此经过三十年，唯应岩石故依然。城南老树朽为土，檐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初扰扰，指端变化又元元。刀圭乞与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剑仙。”第五句误用吕翁事。又唐逸史、虞卿两县连接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畏闻食气，惟食黄精，日觉轻健，耐风寒，见文字及人语率不忘。母及诸妹每劝其食，不从，后以猪脂置酒中强使饮，生方固拒，已嘘吸其气，忽一黄金人长二寸许，自口出，即仆卧困惫，移时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鬓发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别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终。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吕氏乎！

俗谓婚姻之家曰亲家。唐人已有此语，见《萧嵩传》。又有以亲字为去声者，亦有所据。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有“人主人臣是亲家”之句。

《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虑妃也，此之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扌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义可知矣。即令从之，二女灵达，鉴通无方，尚能以鸟工龙裳救井廪之难，岂当不能自免于风波，而有双沦之患乎？假复如此，《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渎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灵神祇无缘，当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参伍其义，义既混错，错综其理，理无可据，斯不然矣。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其说最近理，而古今传楚词者未尝及之，书于此，以袪千载之惑。张华《博物志》多出于《山海经》，然末卷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也。

《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缺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补注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多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是。然高氏但云东周、成周今洛阳，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说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谱，似稍详矣，而亦未备。其指巩为东周，则又未免小误。今世学者但知镐京之为西周，东迁之为东周而已。若敬王之迁成周，固已漫漶。至于两周公之东、西周，则自非熟于考古者，盖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鲍氏之误，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采载籍，究极本末而论焉。周之先后稷始封于邰，不窋自窜于戎狄，公刘徙居于豳，至于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丰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时，复营镐京而居之。《诗》、《书》称宗周者，指镐京也，迄东迁之前，无所迁徙。然武成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召诰》序云：“成王在丰。”《周官》序云：“还归在丰。”《左传》亦曰：“康有酆宫之朝。”则虽改邑于镐，而丰宫元不废。盖丰在京兆鄠县，镐在长安县西北十八里，相距才二十五里，往来不为劳也。武王克商之后，尝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盖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于其地迁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其地实郏鄏，亦名河南。《洛诰》所谓：“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阳者，周公营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东。《洛诰》所谓：“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者也。”《洛诰序》云：“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虚之，下都则保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既久，遂独指以为成周矣。按《洛诰》：王祀于新邑。《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则成王固尝居之，然卒驾而西也。宣王中兴，尝一会诸侯于东都。下至幽王，为大戎所灭。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东迁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东、西周之名。谓之东者，以别于镐京之为西耳。河南、洛阳未分画也。王子朝之乱，其馀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后九十馀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惧弟揭之议己，遂以王城封之，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西周桓公。此时未有东周，公而称西周者，后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传威公，威公传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而西周惠公长子自为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国始分东、西，成周为东周，王城复为西周矣。盖自河南桓公续周公之职而秉政，三世益传。所以别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独擅河南之地，不复奉王，且王城、成周皆为东、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东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阳也，巩，班之采邑也。《世本》曰：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班秉政于洛阳，而采邑则在巩。前汉《地理志》曰：巩，东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说，非也。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王复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盖权移于下，其极乃至于尽献其邑于它人，亦不出于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国先绝，西周武公亦卒，秦迁西周公于{单心}狐，实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东周惠公之后，亦尚能一传。后七岁，秦庄襄王尽灭东、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战国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战国策》之东周，即班之东周。西周建国在东周之前，而《旧书》跻东周于西周之上，为失其次。鲍氏正之是矣，但其说曰：“西周正统也，不可以后于东周。”其注“韩使人让周”，则曰：“此时，周之命已不行于诸侯矣。”其注“周君谋主也”，则曰：“犹为天子故。”它如此类不一，又尽以西周之策，分系之安、赧二王。盖直以西周为天子，而不知实桓、威诸公之事也。余尝反复考之东、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谓，必曰小国、曰寡人，皆当世诸侯之称。其间或及周王，则直称王，或称天子，非不明白。鲍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误之由，盖亦有说。温人之辞云：“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鲍必误以为周君有天下矣。又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是时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国者，谓敬王故都也。鲍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国号既同，《史记》不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书其事于《周纪》。宋忠注：周君赧王卒。又不知周君与赧王此年俱卒。但见二者连文，遂谓赧王卒，谥西周武公。小司马张守节辈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误，虽如司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鉴》直以奔秦献邑者为赧王。《稽古录》中复误以西周桓公为东周，无责乎鲍也！《东周策》首章书秦临周求鼎事，鼎实在西不在东也。岂周王在东，故东周君犹能挟天子以制命欤不然，错简也。注家皆无发明者，因并及之。

曾文清《访戴图》诗：“小艇相从本不期，剡中雪月并明时。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近岁豫章来子仪亦赋比诗：“四山摇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过门相见了，千年风致一时休。”末句实祖文清之意。

俗谚“洗脚上船”，语见《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曰：孙权欲作濡须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执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迈同对，因论高宗谥号。孝宗圣谕云太上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徽宗尝梦吴越钱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迈又记其父皓在虏买一妾，东平人，偕其母来，母曾在明节皇后阁中，能言显仁皇后初生太上时，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寝而生太上，武肃即镠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张淏《云谷杂纪》仅载其略，且不记其语之所自得，独周必大《思陵录》备载其详如此。上所谕钱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演也，终团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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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异体字如“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