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知非集》抄本
| 跋《知非集》抄本 作者：胡适 |
我初见《知非集》的重抄本，未见原抄本，曾写了一封短信给顾颉刚先生，对于洪煨莲、赵贞信二先生的跋语稍有讨论。我请他们注意七律末首的注文与改作的两句，我问：这是谁改的呢？若是东壁自己改的，这本子就很可宝贵了。
我又请他们注意此本中的诗少于东壁癸丑自序中所举百七十首之数，我疑此本是癸丑以后的删存本。
我这封信引起了洪、赵二君的兴趣，他们又各作了一篇跋。洪先生研究原抄本的几种字迹，认其中一部分（诗十九首，词十四首）是东壁的手书，并且假定《知非集》的历史有十六步的演变，又考定原抄本为“东壁诗集过渡稿本”。
赵先生不完全承认洪先生的假定，他疑心此本是“他人抄于东壁先生五十岁时初欲编为《知非集》而还没有编成功之稿本的本子”。他假定东壁最初的稿本是纪序一篇，赋三首，诗一百四十五首，词十四首。初抄的人照此本抄了一本。以后东壁加编了十九首在稿本里，抄者又借来补抄。自序的抄写当在此时之后。
赵先生不信此本中有东壁手书的部分。他大胆的说：
无论甲乙丙丁所抄，多是破体别字很多；或为帖体，或为俗写，或为写讹；但又有很多字体人人相同。信疑抄者多是一家人，或者是一村塾师教他的学徒所抄的也未可知。
我现在见了原抄本，又细细读了洪、赵二君的考定，觉得洪先生工夫细密，赵先生论断明晰，都使我十分佩服。我也有一点小意见，写出来请洪、赵、顾三先生指教。
洪先生认纪序与诗百四十五首为“甲”所抄，自序为“乙”所抄，赋三首为“丙”所抄，诗十九首与词十四首为“丁”（即东壁先生）所抄，七律末一首注文为“戊”所抄。赵先生疑心这些人都是一家的人，而“丁”决不是东壁。其实洪先生之说确难成立。他说抄《墓志铭》的字“颇类丁，而笔力远不逮，因姑定为早年所作”。《墓志铭》作于东壁先生三十三岁以后，若“丁”是东壁，岂有把“病废”写作“痕瘵”之理？标题之下又误衍“河朔之地”四字，也不曾涂去。此等处皆可证明此篇是村塾师教学徒所抄，赵先生之说似大胆而实确切可信。
我以为此本必是塾中学徒所抄。但我们不要忘了崔东壁正是一个私塾教师。我以为此本是东壁塾中的两个学生抄的。抄赋的是一个人，抄诗词与两序的又是一个人。洪先生假定的甲，乙，丁，戊，只是一个人。此人似跟著东壁稍久，故字体逐年有进步：他抄此本的次序如下：
（1）他先抄的是
纪序 五言诗二十五首 七言诗十首 五言唐体诗三十一首 七言唐体诗三十七首 绝句四十二首
以上即是洪先生指出的百四十五首。
（2）他后来又续抄了
五言诗七首（自《观华山图》以下） 七言诗七首（自《题浮云图》以下） 五言唐体一首《夜明柴》 七言唐体末二首 绝句末二首
以上即是洪先生指出的十九首。
词十四首 《知非集》自序一篇
洪先生指出百四十五首与十九首的字迹不同，是很精确的。但这两种字之中，有许多字是一样的，如“不”字，如“艹”头，如“辶”旁，皆可证其出于一手，但时代有先后，故先抄的字都很拘谨而幼稚，后抄的字稍自由而较老练。词的抄写在稍后，而《自序》在最后。（试看《自序》中之“尝‘字皆作“□”，“窃”字皆作“□”，“壁”字皆作“□”，与《纪序》正相同，其出于一人之手无疑。）《墓志铭》或多是一个更幼稚的学生抄的，或即是抄诗词者最初学抄书时抄的。（其中“辶”旁或作一点，或作两点，不一律。）
至于七律末首的注文与改字皆出于此一人之手，尤为明显。（试看注文与添题相同的字，又看改字中有“艸”头的字。）这一首诗最可以使我们推想这本子造成的步骤。抄诗的学生抄了原编续编的律诗之后，又偶然见著两首未收的诗，他便把《夜明柴》一首试帖诗抄在五律之后，把《晚秋清流道中》一首抄在七律之后。但他后来又见著一首七律，大概是写在单页纸上的草稿，不曾写明诗题，仅在纸章节附注著“将至馆舍成句，归后易末一联”十二个字。此诗初抄时的末联已是“归后”所改的：
多恨且图今夕聚，岂知归后恨还加。
但这位抄诗学生不久又看见东壁未改的原稿，也是另纸写的，却有诗题“将至馆舍得句”，末一联为
多恨且图今夕醉，犹堪下酒菊丛花。
末句毫无意思，只是凑韵而已。抄者爱师心切，却不大懂得诗，他误认这是定稿，故又照抄上去，把原抄的异文和注文都点涂去了，又加上了诗题。
我这个假设最可以解释这首涂改的诗的哑谜。读者试想，“将至馆舍成句”在前，“归后易末一联”在后，有何为疑？他初得的句子是中间两联，
回首半生惟有泪，伤心四海更无家。
秋风满树鸣黄叶，落日长河带白沙。
落日一句真是好句，故他装上首尾，做成了一首诗。但首尾两联都配不上中间两联，故他自己也不满意。后来他回家去，见著老病的妻，想著膝下无儿无女，故把这点感伤来做原诗的结句，
多恨且图今夕聚，岂知归后恨还加！
这样的真感伤，才结得住全诗。但诗题却不容易定了。顾得“将至馆舍”，便顾不得“归后”。所以他只把做诗的两截历史注在诗尾，暂时不定诗题。却不料那位不懂诗的学生却偏要一首有题目的诗，便把初稿写作定稿了。
此外一些涂改，更不成问题。这个抄诗学生虽不大懂诗，却已通文理。凡通文理的人抄书最多“有理的错误”。如“一川红树”误作“一川红叶”（七绝《游羊城山》）；如“回头”误作“回首”，“颠倒”误作“倾倒”（七古《题浮云图》）；如“满径”误作“满地”（七律《纱窗》）；“苍山满眼”误作“江山满眼”（七律《晚秋清流道中》），这都是通文理的人的错误。五古《登儒山》一题，登字涉下登字而误，绝字涉下纪字而误，皆为无心之误，与《观华山图》一题涉下文《太华山》而误衍太字同理。只有七古末首“黄华谷，名何噪”实胜于改本“黄华黄华名何噪”。此一处似是抄者妄改的。
初抄的百四十五首诗之中，有很早的诗，但也有最晚的《戊申除夕明晨五十》一诗，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初抄已在己酉（1789）年东壁五十岁时。《知非集》之名已定，诗正在进行中，序也未作。他的学馆中一个学生见了一本旧诗稿，便借去抄了一本。这部旧稿是有纪序的《弱弄集》而加上了一些后来的近体诗的。近体诗每首至多不过几十个字，故东壁先生即在这旧本上随时添加进去。五七言古诗篇幅较长，故须别有抄本。东壁删诗重抄之后，这个旧抄本已没有用处了，故留给这个学生去抄写练字。
后来抄者又见著一个零本上有七首五古，七首七古，他又补抄上去。他又见著一首五言六韵的试帖诗，——《夜明柴》，大概是东壁先生早年的作品。他不知道这诗应另列一类，也就抄在五言律诗之后。他又随时见著东壁先生的几首近体诗的零稿，也都抄在七律与绝句之后。这些共是十九首，抄写约在百四十五首之后一年之内。其时东壁先生的《知非集》已删成赋三首，诗二百首。但他自己还不很满意，《自序》也没有写成。（《自序》的前一大半，也许作于此时。）所以抄诗的人不曾得抄他的五十岁“重删而再录”的《知非集》。
不久他又见著《桂窗乐府选》，有词十四首，他也抄了一本，附在诗后。他又偶然寻著“将至馆舍得句”一首诗的未改稿，他误认为定稿，就照样涂改了先抄的改稿（说见上文）。
到了乾隆癸丑（1792）十一月，东壁先生把《知非集》又删定一次，分三类编次。他的《自序》也写成了。抄诗的学生这时候才知道《知非集》的定本是个什么样子。但他已抄成了的本子是不容易照样重编的了。他只好把新撰的序文抄了一篇，装在抄本之前，使人知道这本子不是《知非集》的定本。此序抄在最后，距己酉（1789）初抄诗的时候已有四年多了，故序的字迹最工整。
此人是否还另外抄有《知非集》三卷定本，我们不能推知了。以情理想来，他应该抄有定本。但定本的《知非集》至今还不曾出现，倒是他早年借抄书作馆课的时代抄的一部杂凑本首先出现，就使我们得见东壁先生的诗一百六十四首，词十四首，自序一篇，这也可算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了。
顾颉刚先生指出此本中无东壁最得意的《雾树》诗（崔夫人《二馀集》中有和作），可证此本决非《知非集》定本。《畿辅诗传》所收《知非集》的诗，有《西安》，《卜居》二首不在此本之内，这也可证此本决不和陶梁所得的《知非集》相同。洪先生指出陶梁引用书目中把《知非集》列在不分卷的集子里，可见他所得的《知非集》似是五十岁删定的二百首本子。赵先生也指出陶梁在崔述小传下引刘大绅《考信录序》，而不引《知非集自序》，这也可证陶梁所见本子是己酉二百首本，其时本没有癸丑自序。
我们现在可以确知东壁先生的诗集有三个本子：
（一）无名氏抄的杂凑本，即此本，有诗百六十四首，词十四首，赋三首。此本虽题为《知非集》，又有癸丑《自序》，其实是一部杂凑很不完全的本子。此本的抄写原来不过是一个学生的习字工课，正和敦煌僧寺的小和尚抄写韦庄《秦妇吟》及《王梵志诗集》一样。目的不在写《知非集》副本，故东壁先生不曾审查过，由他随时补凑涂抹。他那能料到韦庄、王梵志竟靠敦煌小和尚的习字本子保存到九百年后忽然流通于世呢？
（二）陶梁所见的《知非集》不分卷本，大概有赋三首，诗二百首，词若干首，无《自序》。
（三）陈履和带去的《知非集》三卷本，大概有赋三首，诗百七十首，附词若干首，有《自序》。
在那两个本子出现之前，这个杂凑本是很可宝贵的。凡作者自己删定诗文集，以严为贵；但后世史家搜集传记材料，却以多为贵。故未删的原料比删剩的作品更可宝贵。此本保存的诗词，必有许多不见于后来定本的。定本可以见东壁先生五十以后的文学见解，而这个学生习字本却可以表现他五十以前“忧乐之情，离合之变，居游之所”，将来定本出现之后，此本仍是有传记资料的大价值的。
二十，二，廿二
（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