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夷务疏
臣闻安危之计，天子所与庶民共者也。未有君忧而民乐，下荣而上辱者也。故曹沬匹夫，而代肉食之谋。臣，其人也。今日之急，皆虑夷务。臣窃观古今史籍所纪，及近岁自庚子至于庚申，二十年中，每有边境风尘之忧，群臣吏民，上书言事者，无虑万数。虽得失不同，要必有休戚与共之谊。伏见皇上即位以来，边患尤切。辇毂之下，蕃使错居。忠诚伟异之材，明哲博闻之士，宜可以发奇计，吐昌言，叩阊阖，陈经济，上以报国家养士之德，下以垂后世贞谅之声矣。然而十一年中，海内寂默，忠言切谏，不论徙戎。惟独皇上与皇太后宵衣旰食于宫庭之内，二三大臣深谋密计于岩廊之上。自余谈士，卷舌固声，以夷务为讳，以言事为耻。岂古昔好嚣而今者好静，古昔多贤而今者乏材？不然，则天下之士，审时度势，知其无益，智有馀而忠不足乎？昔者孔子教诸梁，以大戒颜渊开卫君，以三徒思不出位者，君子之守也。职思其外者，良士之心也。孟子陈道于齐王，而后知齐人之不敬。故不言者非不智，而建言者非不忠也。古之论和战者多矣，莫不抗言激词，讥其主之昏懦，深思过虑，启当事之疑惧。不惟主忧臣辱之谊，救时振弊之策。强之以所不行，责之以所不能，故君相焦劳，而处士愈横。传之后来，犹得直声。诗人之所以尽悴事国，而伤心于讽议者，良有由也。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易曰：“王假之，勿忧。”皆言危惧之时，灾变之来，必先宽大主相之心，去其忧疑，然后庶政可兴，明照天下。臣窃料夷国情势有不必论者四，不足忧者董郑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故愿陈国家磐石之基，破群臣疑难之情，发古今异同之辩。虽不足裨赞大计，诚亦愚者之款款也。臣前读钞报，见议立同文馆。大学士倭仁所陈利弊，及谕旨开慰之言，私窃感激，至于叹息。然以为不必论也，言御夷者皆欲识其文字，通其言语，得其情伪，知其山川厄塞，君臣治乱之迹，及其国内虚实之由。其最善者，取其军食以济我师，得其器械以为我利。今设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独以为无益者。夷人始入，非以其习中国之俗，据中国之地，收我图籍，诵我诗书，知我国政，而姑与之和也。以其船大炮精，驶入海口，防之不固，战而不利，而后得志也。即其船炮可骇，屡战不胜，亦非有夷船与水师纵横百战于海岛，又非有大臣宿将僵仆相望于炮丸。连兵累年，精锐并尽，而后与之和也。以其交绥而溃，敌骑长驱而不暇再整也。五口通商，四国遣使，我之文字言语，厄塞虚实，彼今固知之矣。军食器械，若强而取之，宜易为力矣。然彼乃和顺其貌，从容其词，以和为请。假令中国得其船炮，习其风俗，遂可以深入其阻，扫穴犁庭，则易地而观，天下之忧，未可量也。今日情势彰灼如此，彼犹不敢生心，而我乃汲汲焉为它日之图，故臣以为不必论者，一也。臣又观大学士曾国藩覆奏天津一事，言祅教之行善，愚民之易动。含吐其词，揣度其平，臣又以为不必也。夫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假令法国布尧舜之政，读周孔之书，分置师儒，佐我仁政，则诸臣将束手坐观，望风赞叹，以为真圣人之国乎？祅教之行，教堂之立，但当问其可行不可行，不当问其教善不善。为法国谋者，若使中土赍六艺之文，陈先圣之书，入其国都，宣我木铎，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尧之义，明国无异政之礼，守死勿听，以为其主耳。何况祅教妖异，约书鄙陋，兢兢计较，何关损益。臣所谓不必论者，二也。臣又观协办大学士李鸿章覆奏天津一事，料我强弱，策其水陆以为战，未必败。事难逆料，而臣又以为无益者。御敌之道，但当论我之欲战不欲战，不当问战之能胜不能胜。孔子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故弱女奋掌而豺虎避路，相如张目而秦王击缶，岂力能胜之哉，志以为必胜也。若如所言，必胜而战，则是洪寇鸱张之日，苏杭糜烂之时。曾国藩困踬于祁门，李鸿章寄身于上海，宜亦姑务招抚，休士息民。然且有有进无退，忘身许国。若使用兵之时，已操必胜之机，力沛然有馀，而后进战，则庸夫皆可以借手，二臣何以膺侯伯之赏哉。今不论事宜而先言胜败，故臣以为不必论者，三也。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而乃张皇。其船炮未交而已溃，机器船局效而愈拙。是则知武灵之胡服，而忘其探雀鷇。信冀北之多马，而未知其无兴国也。臣所谓不必论者，四也。今之大忧，岂非英法二夷乎？英吉利举兵内向已三十年，及入京城，然后定和。江海大镇，尽为所据。然论战者，始于林则徐，迄于僧格林沁，皆中国先举，英夷应敌，海舶初来，惟论和耳。彼无取我之情，我有防夷之势，不敌而和，又已十年。阴谋怀诈，固无其事，明矣。夫英夷之不取中土，非不能也，诚不利也。和则坐收其利，得地则劳困于窄郑以浅譬之，榷税之便，胜于官商。租赋之入，逸于公田。商贾逐末，岂知远志。虽固予之，必亟去之。广州之事，其明验也。法琅西志行祅教，本其国俗，犹法显之志宣释典，婆罗门之誓灭佛经。是非纷纭，殊不足诘。假令包藏祸心，图结党与，则当卑词厚礼，以招轻侠；伪貌深情，以悦民心。而乃好为人师，忘自尊大；严绝搢绅，暗诱愚贱；闭门守关，猜备万端。夫自古阴谋取国，权诈之家，惟恐良臣杰士不为己用也。得一士人如得一国。以彼之骄倨猜疑如此，含识之伦望而去之，尚安肯从其师教，愿为弟子乎？同文之兴，亦欲授徒，才智之人，闻而匿笑。就使夷酋有长久之算，怀要结之心，自立堂馆，事已败矣。故其横恣凭陵之状，适足以招愤怒致驱除耳。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英法蹈取死之地，有自败之时。故臣以为二者不足忧也。臣闻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中国而外夷狄。外之云者，言略不深责而先自咎也，非屏之海外而不与同也。汉唐之礼，单于来朝，位王侯之上，天子迎送，或结弟昆。自赵宋以来，徒事夸大，诏谕夏人，卒自臣金。及我圣祖大闳帝道，远结俄国，让地约盟，迄今百年，神教犹赫。道光咸丰，议政诸臣未能远瞩，始则绝之太严，待之太倨；继则让之太甚，讳之太深。宣宗文宗为朝臣众议所持，犹圣人不能违众也，非欲陛下踵而行之也。臣谓执政之失计，莫过于许入香港，而拒之天津，为夷患所自始。何以明其然也？诗曰：“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又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言以礼自防，虽至浅弱，人不敢犯也。华元乘堙以告子反，邾娄登陴以谢却克。大国于小，义犹弗克，况以天朝之命，告海外之商。躬布大信，何所不翻郑今香港之在海岛，比于琼台，犹内地也。天津虽近京师，亦内地也。京师虽至尊，亦内地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入则皆可耳，不可皆不可耳。而论通商者，惟以广东、天津、京师相推校，一国之中自分畛域，远人寒心，外夷知衅，而天津之师至矣。若使当日坦然下诏，许夷使驻京之请，其不为患与今日同。而恩威震叠，彼无所挟，知我不畏之故也。知京师广东之同为内地，而入京无益也。而乃始禁停泊，继开海口，初以兵拒，后以礼迎，皆行之于败溃之后，从之于方张之日。又且广州失守而未遑问大沽，一至而已陈师。彼知我之不能而始自以为得计也。和约之颁，自此兴矣。虽然，犹宜廓然相与始终仗信。议者嚣然又陈危疑，于是京师岌岌，有日日被寇之势，议战不能，议守无地。陛下以为密备诸夷之策，夷人亦知之乎？果不知之乎？与和不足以为德，议战适足以示弱耳。彼虽与我接居，而知我未尝一日忘战也。族类虽异，人情不远，忖度其心，岂能驯狎。是则教之狙伺，弃我大信，积久横溃，终必败盟。而海内臣民，徒见和约，大臣戒谕，左袒在夷。天津之事，至今私议。虽皇上亦未能正告天下，以祅教当行。曾国藩一请宣示，而声名顿尽矣。夫国家行政，四方瞻仰。岂有显立教堂，而曰非朝廷之意。既已建立，而曰终必毁除。明与夷和，而暗实欲战。兵不厌诈，岂此之谓乎？《论语》曰：“忠信笃敬，行于蛮貊”。然则战和无两是，而诚诈无两行也。今宜明告民士，以朝廷力弱之故，下哀痛之诏，求贤能之臣，奉行诏书，先除祅教，正告诸夷，改立和约。若诸臣民无制敌之能，惮祅教之威，官吏儒士，宜先受戒。督抚从教，是教行也；如不肯从，则毁堂无罪也。行教与否，专在督抚。其有归过于上，要誉于下，妄生轻举，以诒国忧。比之乱民，杀则无赦。不宜依违首尾，以劝善之说姑欺天下。使无赖奸民，借口义愤，惊动朝廷。此殆最先宜革者也。夫敌来犯我，则可论战矣。攻我则可论守矣。战守既罢，可论和矣。今之诸夷，本求互市，和且不必，何必言战。诚宜先绝互市，待其举兵，而后击之。不宜先陈兵旅，以威凌之。臣尝读孟子“至横逆三自反”之言，终比人于禽兽，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曰：“此特儒者一时寄情之言耳，何其与自侮自伐之言相刺谬乎？”以横逆为禽兽者，伤君子闳远之怀；以夷狄为犬羊者，损圣王谦抑之德。使中国惟恃强以自立，则秦皇长城，过于文王城朔方也。悠悠之论，千古相习。一与夷接，则以为辱。故召兵致乱，常在其时。及夫外敌深侵，割地增币，犹不知我之失政，而但恨夷之无礼也。若小夷来朝，仍守虚文，倨傲而待之。畏强凌弱，何以为国。故不可不审思也。语曰：“庖人不治，尸祝不代。”谋国者，非臣民所代谋也。皇上注意战，则坚言战；注意和，则坚守和。得其道，和战俱利；失其机，和战俱败。不甘和者，挟于众议也。不敢战者，夺于浮言也。假使我欲和而彼不听，未知诸臣何以策之？而曰战无万全，和可万全，则又何为而密谋战也？战和皆无万全，又何为而甘与和也？谋定而持一说，布告中外，何忧何惧！故臣以夷务可昌言也。且国家政令多矣，夷务非急，愿无以为先也。臣幼习春秋，感君国一体之谊，久居田亩，天阙九重，常恨终军请缨之谬，而有汪锜执戈之志。怀仲连蹈海之义，而慕子贡对吴之敏。特以矻矻耕读，无客游从宦之暇，恐不复挽辂九衢，饭牛国门。诚不自意复随贡举中，心徬徨不能自抑。谨释所闻，以佐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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