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作者：陈独秀
1926年6月4日

本作品收录于《向导》

根据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向导》第一五七期刊印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于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卷〔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曰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他，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著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于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于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曰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九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还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茍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陈独秀

六月四日